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進入新世紀以后，尤其是近幾年來，“東北文藝復興”作為一個橫空出世的口號得到娛樂界、文化界、學術界的廣泛關注。更有學者將“東北文藝復興”視為一個特殊事件或社會現象，借對雙雪濤、班宇、鄭執等人文學創作的分析，梳理其背后的話語資源（1）。在社會文化語境中，“東北文藝復興”作為一個專有短語出現，應追溯到2019年11月30日。這一天，來自東北的說唱歌手董寶石通過綜藝節目《吐槽大會》首次提出“東北文藝復興”的口號，將其帶入大眾視野。隨后，在網絡媒體的炒作下，“東北文藝復興雙杰”“東北文藝復興三杰”“東北文藝復興四杰”“東北野生文藝”“東北民間哲學家”等概念也由之衍化而來。除董寶石外，現在為我們所熟知的演員李雪琴、“二手玫瑰”樂隊主唱梁龍、網紅博主老四等在“東北文藝復興”光環的加持下，一躍成為繼東北二人轉、趙本山小品及影視劇之后受人關注的“東北文藝”代表人物。此時的“東北文藝復興”還僅僅作為一個口號，在娛樂領域中“狂歡”“自嗨”，有幾多調侃與戲謔成分。

將“東北文藝復興”從虛空高蹈的口號落到實處的，應該是以雙雪濤、班宇、鄭執、賈行家、楊知寒等人為代表的東北青年作家在中國當代文學場域的廣受關注。上述作家大多出生于20世紀八九十年代，在“東北文藝復興”口號提出之前，已在默默地通過小說呈現東北落寞的時代特征。在《“新東北作家群”論綱》中，黃平將年齡與成長環境相仿、寫作內容相近、美學追求類似的雙雪濤、班宇、鄭執三人歸入“新東北作家群”（2）。黃平的這一歸納命名，促使“新東北作家群”成為與“東北文藝復興”相伴隨的關鍵話語，也使“東北文藝復興”的影響范圍進一步擴大。換言之，學術界對“新東北作家群”的關注，意味著“東北文藝復興”側重點的暗中轉移，即從大眾流行文化聚焦到嚴肅的純文學場域。相較而言，“董寶石口中的‘東北文藝復興’寄托了更多大眾文化的內容，而‘新東北作家群’則意味著文學史家的蓄意提純”（3）。

一

在場卻失語的“非虛構東北文藝”

非虛構以真實為核心原則，強調行動與在場的重要性，是時代轉型期的一種特殊思潮。2010年初，《人民文學》開設“非虛構”專欄，并大力推進“人民大地·行動者”非虛構創作計劃，預示著新世紀中國非虛構浪潮的到來。繼而，在期刊和網絡媒介的多方助推下，非虛構浪潮席卷全國，職業作家和素人寫作者紛紛借助文字、圖片、影音等不同介質，在文學、歷史、社會、新聞等多領域進行積極探索。

在這場堪稱全民運動的新世紀中國非虛構浪潮中，雖然“非虛構東北文藝”起初并沒有占得上風，但其一直在場，表現得始終可圈可點。“東北文藝”與“非虛構”的融合既有文字上的，又有影像上的，具體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一是以孫惠芬的《生死十日談》、伊險峰和楊櫻合著的《張醫生與王醫生》、邁克爾·麥爾的《東北游記》、徐前進的《現代精神之花：一個東北工業城市的具體與抽象》、魏玲的《大興安嶺殺人事件》、遲秋怡的《漫長的爆炸：這幢東北樓里，33年沒人照鏡子》、齊邦媛的《巨流河》、姜淑梅的《苦菜花，甘蔗芽》為代表的非虛構東北書寫；二是以季紅真的《蕭紅大傳》、于建青的《尋路關東：長白山區移民口述實錄》、李敏的《東北地區抗日戰爭史料：親歷東北抗戰》、張錦的《長春大業：東北電影人口述歷史》、張蘭閣的《東北二人轉口述史》、國家圖書館中國記憶項目中心編寫的《我的抗聯歲月：東北抗日聯軍戰士口述史》、戴軍等人合著的《燃燒：撫順龍鳳礦口述歷史》、齊紅深的《流亡：抗戰時期東北流亡學生口述》為代表的人物傳記和口述史；三是以《白山黑水鑄英魂》、《長白山》、《鐵西區》三部曲為代表的東北紀錄片；四是以“東北雨姐”“八零徐姥姥”“張同學”為代表的著重描述東北鄉村生活的自媒體紀實短視頻。嚴格來講，前兩個部分可納入東北紀實書寫的領域，后兩個部分可歸為東北紀實影像的范疇。上述四個部分所代表的“非虛構東北文藝”，是“東北文藝復興”的關鍵組成部分和重要補充。

以非虛構為核心的當代東北文藝，不管在體裁方面還是內容方面都非常豐富。就體裁而言，既包括非虛構小說（《生死十日談》）、紀實特稿（《大興安嶺殺人事件》）、文學傳記（《蕭紅大傳》）和口述實錄（《我的抗聯歲月：東北抗日聯軍戰士口述史》），也包括紀錄片（《鐵西區》三部曲）和紀實短視頻（“東北雨姐”）。就內容來講，涉及多個維度，不僅有關注遼南鄉村農民自殺事件的《生死十日談》，還有聚焦普通民眾階層躍遷的《張醫生與王醫生》，亦有著眼東北鐵西區衰落的《鐵西區》三部曲，更有立足當今東北鄉村生活的“東北雨姐”“八零徐姥姥”等自媒體短視頻。這些作品數量可觀，它們所帶來的社會影響值得學界關注。其中，《生死十日談》《張醫生與王醫生》《東北游記》《現代精神之花：一個東北工業城市的具體與抽象》等眾多文本爆發式的出版發行，開啟了非虛構東北書寫的新格局。《蕭紅大傳》以女性視角切入蕭紅的心靈世界，為讀者呈現一代才女真實、立體、鮮活的流離悲苦人生，在眾多海內外蕭紅傳記中占據重要地位。《尋路關東：長白山區移民口述實錄》《長春大業：東北電影人口述歷史》《東北二人轉口述史》《我的抗聯歲月：東北抗日聯軍戰士口述史》等作品，通過親歷者口述回憶了有關東北移民、電影發展、民間文藝二人轉、抗日戰爭的諸多寶貴細節，在新世紀非虛構浪潮中占有一席之地。《鐵西區》重點圍繞“工廠”“艷粉街”和“鐵路”，講述輝煌一時的工業重鎮鐵西區衰落的整個過程，無論時長還是題材在當時中國紀錄片歷史上都前所未有，被稱為“中國紀錄片的新標桿”（4）。而以“東北雨姐”為代表的東北鄉村自媒體短視頻，則依憑“鮮明而富有感染力的民俗特色在短視頻領域嶄露頭角”，迅速風靡各大短視頻平臺，促使“東北鄉村短視頻成為面向大眾輸出東北鄉村文化的生力軍”（5）。

隨著“鐵西三劍客”在文壇的“走紅”，以及“東北文藝復興”口號的高調提出，以“東北文藝復興”為中心的論題逐漸受到學界關注。國內重要期刊依次開設與之相關的研究欄目，如《當代文壇》2020年的“東北文學研究”和2024年的“東北作家群研究”專欄、《當代作家評論》2022年和2023年的“‘東北文藝復興’研究專輯”、《揚子江文學評論》2022年的“文學地理·當代東北敘事研究”欄目、《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20年的“文學東北專題”和2022年的“學術東北專題”等。值得一提的是，2024年初，《當代作家評論》與《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評論》南北聯動，“共同搭建平臺，討論‘東北文藝復興’中的‘新東北文學’與‘新南方寫作’中的‘新南方文學’，使話題向更廣闊縱深處拓展”（6）。此外，2019年11月中旬，國內外研究者齊聚大連，召開了“東北文學與文化國際研討會”，學者王德威提出了“東北學”概念。由此觀之，“東北文藝復興”研究并不冷清，反而異常熱鬧。具體而言，當下關于“東北文藝復興”的研究成果主要可分以下幾個層面。其一，從文學或文化角度對當代東北敘事的學術研究。“鐵西三劍客”的出現，很大程度上是對現代文學史上以蕭紅、蕭軍、端木蕻良為核心的“東北作家群”的繼承與發展。這方面的研究相對來說較為充足，王德威、韓春燕、黃平、劉大先、叢治辰等人先后撰文從作品內容、敘事、美學等角度進行分析，為“新東北作家群”搖旗吶喊（7）。其二，宏觀上將“東北文藝復興”放置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中，從歷史發展視角勘察“東北文藝復興”的背景、命名、路徑、爭議與價值（8）。這方面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當代作家評論》的“‘東北文藝復興’研究專輯”，青年學者楊丹丹、李丹、趙坤、胡哲等人對此發表看法，成果的集約式刊發形成合力，在學界產生了較大影響，成為當前研究“東北文藝復興”必讀的基礎文獻。其三，從大眾通俗文化、互聯網、自媒體等角度，窺探“東北文藝復興”中涌現的說唱與搖滾音樂、電影和短視頻等（9）。上文看似煩瑣的分析是為了說明，雖然當今“東北文藝復興”研究成果較為豐碩，但始終以虛構創作的東北文藝為重點。這一研究現狀的疏漏與錯位，令人感到遺憾。

大量可觀的“非虛構東北文藝”作品暗示著一個不容忽視的現實，在“東北文藝復興”中“非虛構東北文藝”并未缺席，甚至可稱之為“繁榮”發展，卻長期處于失語的尷尬窘境。換句話說，“東北文藝復興”中“非虛構東北文藝”的重要性被有意無意地忽視了，尚未得到研究者的充分關注和深入探討。值得慶幸的是，部分學者注意到“非虛構東北文藝”研究的必要性和緊迫性，率先對其中的非虛構東北書寫或東北敘事予以關注。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有：劉巖、金鑫、毛旭對《張醫生與王醫生》敘事話語和價值意義的討論（10），李蕾、沈閃對《東北游記》寫作視角和地方書寫的考察（11），周景雷、葉君、申霞艷對《生死十日談》中鄉村敘事和自我救贖的挖掘（12）。盡管如此，當前學界對“非虛構東北文藝”的研究依舊普遍滯后，遠遠不能對持續出現的“非虛構東北文藝”展開及時探析。當前“非虛構東北文藝”研究最大的問題是研究對象單一，僅僅圍繞少數幾部非虛構東北文學作品展開，紀實特稿、文學傳記、紀錄片和紀實短視頻始終未得到足夠重視，相關研究較少。而且，“東北文藝復興”與“非虛構東北文藝”之間的內在關聯，當下幾乎無人觸及，致使“東北文藝復興”好像只包括以虛構創作為核心的東北文學藝術。此種研究現狀與始終在場的“非虛構東北文藝”現實嚴重不符，無形中導致“東北文藝復興”缺少重要組成部分，大大限制了東北文藝的健康發展。因此，本文將“非虛構東北文藝”放置在“東北文藝復興”這一大的時代場域下，著重探討包括非虛構小說、紀實特稿、文學傳記、口述實錄、紀錄片和紀實短視頻等在內的“非虛構東北文藝”，從整體上把握“非虛構東北文藝”的內容、敘事、審美、經驗與價值，進而探察“東北文藝復興”與“非虛構東北文藝”的內在關系，以及“非虛構東北文藝”發展的新的可能性。

二

日常圖景建構與歷史現場打撈

在新世紀中國非虛構浪潮中，寫作者主要朝兩個維度進行挖掘：一是“置身復雜的現實生活內部，對人們關注的一些重要社會現象進行現場式的呈現與思考”，二是“沉入歷史記憶的深處，通過史料的重新發掘、梳理和辨析，揭示各種史海往事的內在真相，或反思某些重要的人物與事件”（13）。“非虛構東北文藝”大致亦可分為日常圖景建構和打撈歷史現場兩個方向。

在日常圖景建構的過程中，涌現出一批既叫好又叫座的非虛構東北敘事作品。《生死十日談》是孫惠芬近年來社會反響較強烈的非虛構作品。作為遼寧作家，孫惠芬的創作一直離不開東北大地。與“歇馬山莊”系列、“上塘書”系列等文本類似，《生死十日談》同樣鐘情于呈現東北鄉土。但《生死十日談》圍繞農民自殺事件，著重關注中國農民的精神現狀和自我救贖。該小說最初發表于《人民文學》2012年第11期“非虛構”欄目，但2013年出版的單行本卻被歸入長篇小說行列。前后相悖的分類標準，似乎預示著潛在的問題。孫惠芬在接受《文學報》采訪時很好地回應了這個問題：“運用訪談這樣一個線索，營造訪談的現場，都是為了造成一個非虛構的閱讀場，讓讀者更貼近一種感受。這是我的故意。而實際上這里許多故事和人物都是虛構，比如姜立生、楊柱、呂有萬，很多很多。把看到的和聽到的故事進行整合，對人物進行塑造，在建立一個現實世界時，我其實企圖將讀者帶到另一個我的世界，我要表達的世界。”（14）準確來講，《生死十日談》應該屬于非虛構小說。杜魯門·卡波特的《冷血》宣告了非虛構小說的誕生，他“把記錄下來的對話、內心心理活動和小說形式與他所謂的‘新聞報道的真實性’巧妙地結合”（15）。孫惠芬借助非虛構小說的形式，聚焦東北鄉村的貧困與疾病問題、傳統道德倫理失范和城鄉差距所帶來的精神困境與心理危機問題。此處不得不提和死亡相關的另一部東北非虛構敘事作品，即魏玲的《大興安嶺殺人事件》。這是一個發生在阿龍山林業采伐區的兇殺案，故事背景是大興安嶺林區即將全面停止商業采伐。這起兇殺案在當時并沒有引起社會各界的足夠重視，卻揭示了當地原住族群與林區從業人員之間的矛盾，也深度勾連起東北的森林資源、林業經濟和林業采伐歷史。《大興安嶺殺人事件》的可貴之處在于從小處著眼，“將時代背景下的大問題從微觀角度進行剖析，注重新聞的題材與時代背景的結合”（16）。《大興安嶺殺人事件》與《生死十日談》一道聚焦東北鄉土親緣世界背后的非正常死亡事件，為“東北文藝復興”提供了兩個截然不同的非虛構文學樣本。

與重點關注東北鄉村的非虛構書寫不同，《張醫生與王醫生》和《現代精神之花：一個東北工業城市的具體與抽象》更側重于表達中國社會變革與現代化進程中普通工人子弟的身份認同和東北城市空間文化景觀的變遷。將這兩本書放在一起論述，源于它們共同的東北工業背景。《張醫生與王醫生》是近年來關于東北書寫不可多得的長篇非虛構作品，它通過兩位工人后代的成長奮斗和階層躍遷經歷與“跨場域的‘東北文化復興’話語不期而遇”（17），借助豐富的日常生活敘事反映兩代人的生存狀態和精神追求。《現代精神之花：一個東北工業城市的具體與抽象》則將東北作為一種方法，把視線由人轉向東北的城市日常景觀。該書作者通過實踐性的非虛構寫作，關注“日常生活中那些無所不在、轉瞬即逝的物質、空間與人物狀況”，“將流動的日常生活變成可追溯的敘事，向當下的人和未來的人展示這些被忽視的意義”（18）。在“東北文藝復興”話題中，東北工業敘事始終處于話語中心，“新東北作家群”就此提供了足夠多的文學樣本。但無論是雙雪濤的成名作《平原上的摩西》，還是班宇的代表作《逍遙游》《冬泳》，抑或鄭執頗有影響的《生吞》和《仙癥》，都始終面向新舊世紀之交的東北發言，在悲傷蕭瑟的敘述基調中向東北工業的輝煌時代致敬。這些作品背后，更多展現的是東北工人群體對東北區域地方性的集體記憶。伊險峰、楊櫻和徐前進在“鐵西三劍客”的東北工業敘事之外，以日常圖景建構為核心，書寫豐富的日常生活，拓寬了東北書寫的邊界，打開了東北書寫新的空間。《張醫生與王醫生》《現代精神之花：一個東北工業城市的具體與抽象》并非單純的文學、新聞寫作或社會學寫作，而是深具文體雜糅屬性的跨界非虛構寫作。這不僅因為作品中有扎實嚴謹的實地調研，還因為它最大程度地匯聚了訪談實錄、報刊舊聞和社科著作引文等多種資料。因此，就文體而言，《張醫生與王醫生》《現代精神之花：一個東北工業城市的具體與抽象》也呈現了一種有別于“新東北作家群”東北敘事的全新的寫作嘗試。

在非虛構東北書寫中，與東北日常圖景建構同等重要的是對東北歷史現場的追溯和打撈。人物傳記寫作和回憶錄構成了當前非虛構東北書寫最主要的兩種表現樣式。非虛構浪潮的繁榮再次助推了人物傳記的興盛，特別是為普通小人物立傳。但非虛構東北書寫中的人物傳記有其鮮明的地域特色，主要以東北現代作家傳記為主。自20世紀40年代末期駱賓基《蕭紅小傳》問世到今天，為東北現代作家作傳一直經久不衰。蕭紅傳記數量尤其多，導致東北現代作家傳記“整體比例和結構上的不平衡”（19）。如何在國內外數量繁多且各具特色的蕭紅傳記中出新出彩，著實是一件非常困難和極具挑戰的事情。2021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季紅真《蕭紅大傳》，無疑給出了一個可供探討的個案。實際上，在《蕭紅大傳》之前，已有《蕭紅傳》《呼蘭河的女兒：蕭紅傳》《蕭紅全傳》《蕭紅全傳：呼蘭河的女兒》等多個版本（20）。季紅真作為蕭紅研究專家筆耕不輟，積數十年之功在上述多個版本的基礎上修訂完成《蕭紅大傳》，力圖再現一個真實、立體、鮮活的蕭紅。季紅真通過自身的成長經歷及對女性自身的體悟，去呈現蕭紅、塑造蕭紅、理解蕭紅，使蕭紅形象盡可能地掙脫來自男性視域的凝視。在撰寫過程中，“保留存疑與開放的敘事結構，同時也保留了研究和考辨的學理邏輯”（21），顯示出作者對史料處理和運用的獨到之處。在前有駱賓基、葛浩文、肖鳳、平石淑子和葉君等人多個經典版本蕭紅傳的背景下，《蕭紅大傳》還能夠以其審美藝術性與傳記史實性而贏得不同年齡段讀者的喜愛，實屬不易。這也恰恰說明，《蕭紅大傳》既保有厚重的歷史文化底蘊，又呈現了傳記人物的靈動逼真，拓寬了認知蕭紅形象的維度，可謂蕭紅傳記的集大成者。

除人物傳記外，非虛構東北書寫中的回憶錄也值得關注。這方面的非虛構文本大多以人物口述的形式出現，按照內容可分為以下三個類別。其一，聚焦東北民眾抗日戰爭時期的英勇事跡。伴隨著歷史檔案的逐步解密、民眾接觸一手史料的相對便捷，以及政府、社會機構和相關領域的研究者爭相尋找戰爭親歷者以搶救寶貴史料的現狀，此類文本數量不斷增多。中國國家圖書館中國記憶項目就及時做了這樣的工作，其于2012年組織“東北抗日聯軍專題”數據庫建設，實地走訪多個城市，通過訪談60多位東北抗聯老戰士及其后代、專家學者，搜集到原始手稿、日記、照片、非正式出版物等多種一手史料，最終匯聚成《我的抗聯歲月：東北抗日聯軍戰士口述史》一書。類似的文本還有沈陽市檔案館編纂的《黑土地上的紅色記憶：東北抗日義勇軍、抗日聯軍親歷者口述檔案匯編》。其二，呈現東北豐富的文化藝術。代表性文本有張錦的《長春大業：東北電影人口述歷史》、張蘭閣的《東北二人轉口述史》和郝赫的《遼寧曲藝名家風采錄：郝赫回憶錄》。東北三省歷來是中國的重工業基地，也擁有歷史悠久而璀璨奪目的藝術文化，其中，電影、二人轉等藝術形式都是東北傳統文化藝術的杰出代表。張錦和張蘭閣作為研究人員，長期跟蹤采訪東北電影和二人轉從業人員。郝赫則以親歷者身份，動情回憶自己多年的曲藝生涯，同時也兼顧中國曲藝的發展演變史。其三，書寫發生在東北的重大社會事件。1987年3月15日，哈爾濱亞麻廠發生駭人聽聞的大爆炸，死傷慘重。如此人禍，多年來卻少有寫作者觸及。遲秋怡的《漫長的爆炸：這幢東北樓里，33年沒人照鏡子》填補了這一空白，她借助王騰龍的視角聚焦爆炸幸存者的生存狀態，表達社會發展中普通個體命運的沉浮。于建青同樣關注時代變遷中的小人物，《尋路關東：長白山區移民口述實錄》通過全景式結構呈現淘金工、拓荒者、獵戶等普通民眾為了生存而勇闖關東的歷史選擇和生存境遇。此外，齊邦媛的《巨流河》、姜淑梅的《亂時候，窮時候》中，也有部分回憶內容與東北相關。

值得一提的還有邁克爾·麥爾的《東北游記》。它的特殊性不僅在于其文本內容介乎日常圖景建構與史事打撈之間，更在于其獨特的域外寫作視角，這也是《東北游記》與前面眾多非虛構文本的最大差異。新世紀以來，以彼得·海斯勒（何偉）、邁克爾·麥爾（梅英東）為代表的異邦人，長期在中國居住，用“第三只眼”觀察中國并建構中國形象，是書寫中國的一支力量。邁克爾·麥爾作為其中的佼佼者，目前已出版“非虛構中國三部曲”——《再會，老北京》《東北游記》《中國變奏曲：一個旅行作家的中國二十年》（22），在中國頗有影響力。而作為東北女婿的邁克爾·麥爾，自然對東北多了一份親近感，這都表現在《東北游記》中。邁爾克·麥爾通過“參與觀察式的非虛構寫作”（23），將吉林省荒地村的農民作為主角，如實記錄東北鄉村在時代轉型中的興衰變遷。與此同時，作者還不忘沿著哈爾濱、清原、滿洲里、長春、舒蘭等地尋訪東北的歷史，勾勒現代中國沉浮的縮影。他者視角的非虛構東北書寫便在鄉村日常圖景與過往歷史回溯的交織中緩緩展開，“日常場景的拼貼和并置生動展現了塞北地域的異質性和豐富性，同時以普通角色的回憶、評述和憧憬等微觀敘事串聯起來，個人史和地域史交織聯結，形成了一張粘貼滿日常圖景的歷史網格”（24）。在歷史與現實的交疊中，邁克爾·麥爾用外視角塑造了與中國作家內視角完全不同的異質性東北形象，是對傳統東北書寫的補充和豐富。

三

東北紀錄的影像表達與鄉村短視頻的集體敘事

“紀錄片是以影像媒介的紀實方式，在多視野的文化價值坐標中尋求立足點，對社會環境、自然環境與人的生存關系進行觀察和描述，以實現對人的生存意義的探尋和關懷的文體形式。”（25）紀錄片中的東北影像表達，主要有以下三種類型。

其一，歷史文獻紀錄片，大多由電視臺等官方媒體拍攝。這方面的紀錄片數量繁多，以表現東北區域抗戰中的人和事為主，內容稍顯同質化和單一化。這主要因為“紀錄片的素材是一種具有物理屬性的客觀對象，它源自于現實世界中的客體，它的形態是相對固定的、不會改變的”（26）。此處需提及兩部社會反響強烈、國內外知名度較高的東北抗戰紀錄片，即由吉林電視臺主導拍攝的《東北抗聯》和中國教育電視臺策劃制作的《白山黑水鑄英魂》。這兩部紀錄片都與東北抗聯軍民的英勇事跡密切相關，但拍攝重點和表現手法截然不同。《東北抗聯》由動畫影像、一手史料、情景再現、人物訪談等組成，“全景式展示東北抗聯可歌可泣、英勇無畏的犧牲精神”（27），同時還將東北抗聯活動置于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史中來定位。如果說《東北抗聯》側重于全方位地表現人物群像，那么《白山黑水鑄英魂》則致力于為代表性抗戰將領作傳。它“以‘人’為敘事主體，以‘故事’為敘事文本”（28）進行多維度的形象建構，將被社會神化的人還原為血肉飽滿、既有高度又有溫度的時代真人，是對傳統英雄群像式紀錄片創作模式的一次突破。此類歷史紀錄片大多在電視臺循環播放，傳遞著主流價值觀和國家意志，是社會歷史記憶的重要構成，具有一定的宣傳教育功能。

其二，東北民俗紀錄片。與東北民俗相關的紀錄片一直都有，但扎堆出現應該是新世紀之后的事情，尤其是中國非虛構浪潮的到來催生出很多質量上乘的東北民俗紀錄片。“民俗，不只是研究對象的集合性概念，還指明了民俗學研究的一個根本視角，這就是要求通過民俗來觀察一定地域和人群的生活，考察他們在那里一代代傳承的文化。”（29）東北民俗紀錄片以表現東北特有的民俗文化為主，具有強烈的地方性和民族特色。《長白山》《舌尖上的中國》《關東老號》等紀錄片就不同程度地展現了東北特有的物質生活民俗。大型系列人文紀錄片《長白山》，分6集依次呈現《天鑄神山》《王朝圣地》《生靈之源》《山海相望》《生生不息》和《大美長白》，不僅展現了長白山大氣磅礴的自然風光，還向觀眾介紹了由東北特殊地理環境所致的伐木放排、山野采集等生產民俗。《舌尖上的中國》（第1季）將視線集中在吉林查干湖的冬季捕魚活動，重點介紹中國北方少數民族在江河漁獵上的生產方式與悠久文化。《人參》《本草中國》這兩部紀錄片同樣與長白山相關，但強調古老的采參行幫文化。《過年》《小村走席人》則詳細介紹了東北地區的幼兒出生禮、成年禮、花甲禮、婚喪嫁娶等不同年齡階段的重要禮俗，呈現出東北特有的婚俗傳統和特色飲食文化。還有一些紀錄片關注到東北民眾的精神生活民俗和游藝娛樂民俗，如《最后的山神》《尋找聲音的故事》，關注東北原住少數民族古老而神秘的薩滿文化信仰和滿語故事。

其三，后工業時代紀錄片。由王兵獨立拍攝完成的《鐵西區》（30）是談論“東北文藝復興”時必定會提到的一部紀錄片。“2000年，紀錄片創作領域開始兩極分化。體制內的紀錄片人熱衷于策劃重大題材，拉投資、搞大片，走‘精品戰略’路線；體制外的紀錄片人借助于DV技術和新媒體，用普通人的生活解構了主流話語，并塑造出一部小人物演義的歷史。”（31）紀錄片《鐵西區》拍攝于2000年前后，王兵手持DV，耗時4年，全身心捕捉沈陽重工業廠區的衰落過程，以及大量工廠倒閉給工人帶來的生活與心理變化，探討人與社會現實的關系。關于東北后工業時代的影片，除《鐵西區》外，還有張猛的《鋼的琴》、刁亦男的《白日焰火》、賈樟柯的《二十四城記》。不過，后幾部屬于借助虛構劇情創作的電影，并不屬于嚴格意義上的紀錄片，但它們所表現的都是東北后工業時代。正是在這一實一虛的藝術表達中，東北后工業時代的多元面貌才被不斷塑造出來。

進入新世紀后，一個不容置疑的事實是，東北鄉村紀實短視頻已逐步替代傳統紀錄片，成為面向普羅大眾傳播東北特色文化的一支強勁新生力量。移動互聯網技術的大范圍下沉、智能手機在中國城鄉的普及，以及抖音、快手、西瓜視頻、火山小視頻等短視頻應用軟件飛速占領民間市場，都為普通民眾自主拍攝紀實短視頻提供了良好的客觀條件。以展現東北鄉村生活為主的紀實短視頻正是在上述時代背景下崛起的，并且很快“在抖音、快手等頭部短視頻平臺上形成獨樹一幟的風格”（32）。借助非虛構影像記錄東北民眾生活的博主，主要以東北本地城鎮居民為主，如“東北雨姐”“張同學”和“八零徐姥姥”等。“草根小民”作為東北特色鄉村文化傳播的“先行者”和“代言人”，自發拿起手機，以如實展示東北鄉村生活為己任。他們所創作的非虛構短視頻多以東北鄉村日常趣事為核心，下地干農活、東北美食制作、風土民俗展示和鄉村自然人文景觀等都是常見的拍攝內容。與此同時，還有少量外地自媒體創作者因東北的巨大流量而特地前來。盡管因特定目的而創作的紀實短視頻多少有點刻意，容易被觀眾貼上“蹭熱點”的標簽，但無疑也對東北的形象塑造和對外宣傳起到一定催化作用。東北民眾與外地博主聯合行動，促使東北在短時間內爆火出圈，成為“東北文藝復興”浪潮中的一大社會奇觀。在互聯網短視頻平臺的助推下，非虛構東北影像的創作和傳播進入新階段，東北鄉村文化的發展方向也時刻在更新。

與紀錄片中的東北影像相比，“草根”的鄉村紀實短視頻凸顯出四個鮮明特征。首先，在內容素材上，更加生活化、接地氣。這主要因為東北鄉村紀實短視頻能夠更加自如地將鏡頭對準平民百姓的鄉村日常生活。其次，在拍攝視角上，以第一人稱敘事為主，強調“我為自己代言”。過去的紀錄片大多以觀察者和旁觀者的第三人稱視角介入整個拍攝過程，由團隊協作完成，且受制于某個單位，多屬于集體敘事。而東北鄉村紀實短視頻的拍攝則取決于當事人意愿，個性化突出，自我意識強烈。再次，在傳播上，速度更快、效率更高，受眾范圍更廣。傳播速度與傳播手段密切相關。隨著互聯網時代的到來，電視作為傳統媒介逐漸被閑置，手機成為紀實短視頻播放和傳播的主要媒介，確保了拍攝、剪輯和制作隨時隨地都能進行。視頻上傳和投放所受時間與空間的限制逐漸變弱，能最大限度地接觸到受眾。這不僅增加了受眾黏性，也保證了觀看者的忠誠度。最后，在表現形式上，東北素材的紀錄片主要以獨立形式出現，而東北鄉村紀實短視頻則傾向于集體扎堆的爆發式涌現。因此，就社會影響力而言，東北鄉村紀實短視頻的受關注度更高，產生的社會反響自然更為強烈。

在“東北文藝復興”中，以音頻圖畫為介質的非虛構東北影像，主要有紀錄片和鄉村紀實短視頻兩種形式。它們既為東北文化跨地域傳播提供了新路徑，也開辟了東北形象塑造的新思路。但作為兩種不同的非虛構文藝樣式，紀錄片和鄉村紀實短視頻對東北文藝表現的側重點各有不同。前者相對歷史久遠、品類豐富，注重呈現主流媒體對東北民眾抗戰歷史、東北民俗及后工業時代的敘事表達，帶有一定的宣傳意味；后者作為移動互聯網時代的“新寵”，為東北鄉村民眾提供自由發聲的途徑和機會，借此來表現東北鄉村民俗文化、自然物產及人文景觀。盡管鄉村紀實短視頻在新世紀后才逐漸在民間普及，但大有后來居上之勢，準入門檻低、手機操作方便快捷、視頻內容的娛樂性強等多種因素，使其迅速俘獲受眾的芳心。隨著自媒體短視頻受歡迎度的提高，非虛構東北影像日益顯露出從傳統紀錄片的宏大敘事轉向鄉村短視頻小我敘事的發展趨勢。總體而言，在非虛構東北影像發展的整個過程中，紀錄片和鄉村短視頻互為補充、相互配合，多方位、立體式地傳播東北文化，塑造東北形象，共同構成非虛構東北影像的重要部分。

四

地方性與世界性：“非虛構東北文藝”新的可能

“東北文藝復興”最先肇始于互聯網，后迅速被文學創作者和研究者借用、化用。在此過程中，“東北文藝”具體以小說、音樂、影視作品、短視頻等形式呈現，不同體裁的“東北文藝”爭奇斗艷的繁榮態勢，似乎證明了其正在走向或已經實現了“復興”。目前獲得社會各界關注的“東北文藝”大多偏向于虛構創作，如“新東北作家群”的小說創作、董寶石的說唱音樂、“二手玫瑰”的搖滾樂，還有“老四”的搞笑劇情片。而“東北文藝復興”的重要組成部分“非虛構東北文藝”——非虛構東北書寫和非虛構東北影像——卻被有意或無意地忽視了。論及“東北文藝復興”，理論界也對“非虛構東北文藝”少有提及。

但“東北文藝復興”并非只存在于虛構文藝的創作和表達上，更有“非虛構東北文藝”在多個領域的探索與嘗試。無論在數量還是質量上，“非虛構東北文藝”都值得研究者為之駐足。從歷史發展的角度看，孫惠芬、齊邦媛、伊險峰、邁克爾·麥爾、徐前進、王兵等人的“非虛構東北文藝”創作，繼承并賡續了“東北作家群”、遲子建和“新東北作家群”的東北敘事傳統，又在新的歷史階段帶來全新思考，激發民眾的創作潛能，并促進創作理念上的更新，催生了眾多充滿藝術審美新質的作品。“非虛構東北文藝”與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中的傳統東北敘事構成互文和持續對話關系，成為“東北文藝復興”必不可少的結構性組成部分和全新的藝術表達樣態。本文對“非虛構東北文藝”的系統歸納和探討，挖掘了“東北文藝復興”被遮蔽的一個不可或缺的面向，彌補了“東北文藝復興”在非虛構研究層面的不足。

在對“非虛構東北文藝”的梳理中，可以發現其與往常東北文藝顯著不同的特征。一方面，以最大程度地趨向真實、接近真相為第一要務，通過現場直擊、在場見證和實地調查等方式進行創作。《人民文學》“非虛構”欄目在策劃之初，便極力強調“行動”的重要性，有意引導“活生生的、與當下生活有關的非虛構文學寫作”（33）。這一核心宗旨也較為充分地表現在“非虛構東北文藝”的創作實踐中。無論是傳統職業作家、新聞媒體記者，還是社會文化學者，抑或紀錄片導演和鄉村素人短視頻拍攝者，都不約而同地通過非虛構敘事展開對東北地方性場域的表現和塑造。孫惠芬撰寫《生死十日談》前，只跟蹤采訪了不到5天，卻閉門在家把鄉村自殺事件采訪調研的錄像帶扎扎實實“看了二十多天”（34）。邁克爾·麥爾為搞清楚東北的歷史與現實狀況，多次往返于博物館、檔案館之間，《東北游記》最后長達40頁的中文注釋和20頁的英文參考資料是最強有力的說明。伊險峰、楊櫻和魏玲有長期做記者的經歷，實地調研和采訪等扎實的基本功有效保證了《張醫生與王醫生》和《大興安嶺殺人事件》的真實性。而作為歷史文化學者的徐前進，以在地實踐性的寫作為我們貢獻了一本非虛構佳作——《現代精神之花：一個東北工業城市的具體與抽象》。

另一方面，在文本內容、體裁樣式與創作視角方面更加多元。“非虛構東北文藝”作品在內容題材上大大延展了“東北文藝復興”的邊界，不僅面向社會現實發言，還積極與歷史進行對話，而且側重于以口述實錄和紀實短視頻的形式表達來自民間小人物的心聲。就體裁樣式而言，既有非虛構小說、深度報道，又有文學傳記和回憶錄，還有紀錄片與短視頻等。“非虛構東北文藝”體裁樣式的豐富，預示著“東北文藝復興”未來的無限可能。而在創作視角方面，既有中國寫作者的內部視角，又有外國寫作者的外部視角。目前常為讀者所津津樂道的東北形象，一是現代“東北作家群”筆下探索救亡圖存道路的東北，二是遲子建筆下帶有神話色彩的異域風情東北，三是“鐵西三劍客”筆下沒落的工業時代東北。而包括孫惠芬、邁克爾·麥爾、徐前進、伊險峰、遲秋怡、張錦等在內的眾多非虛構創作者，以切實的非虛構書寫和影像實踐，貢獻了一批內容豐富、影響深遠的“非虛構東北文藝”作品，試圖以最真實的姿態呈現多維度的“非虛構”東北形象。這大大豐富了既有的東北形象，賦予東北形象更多的立體感和歷史感。質言之，“非虛構東北文藝”通過不同類型的非虛構創作，完成了對東北地域的個性化和體系化描述，表現了“東北文藝復興”對歷史與現實的多重指向，挖掘并保證了其自身鮮活的多樣性。

東北不只作為地方性區域而存在，亦是地方性與世界性的統一。“如果從行政區劃的角度來說，近代以來中國東北地區是行政區劃變動最頻繁復雜的地區，但是同時與其他區域相比，東北、東北文化和東北人作為一種地域概念、文化概念和身份概念，更成為被集中標識和指認的概念。”（35）王德威在《文學東北與中國現代性——“東北學”研究芻議》一文中，強調東北的動態特征，將東北文藝研究置于國際視域下，考察“東北的人與事如何勾連成跨時間、文化、政治的網絡，如何影響中國與世界，也如何形成獨特的歷史地位”（36）。這預示著東北不應該只是一個地方或區域，更代表著中國。在相關研究中，東北自身的復雜性和世界性尚未被充分發掘出來。有鑒于此，應將東北放置在全球文化視野中來定位、塑造。而邁克爾·麥爾《東北游記》的誕生和熱銷，顯示了東北正在被世界“看見”。“非虛構東北文藝”將中國本土和域外來者的非虛構東北創作全部納入東北敘事譜系中來考量，為世界中的東北提供了一種新的可能與方向。這既可以豐富民眾對作為地方的東北的了解，也有利于我們在整體上認知中國。

注釋：

（1）見叢治辰：《何謂“東北”？何種“文藝”？何以“復興”？——雙雪濤、班宇、鄭執與當前審美趣味的復雜結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0年第4期。

（2）黃平：《“新東北作家群”論綱》，《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20年第1期。

（3）李丹：《“東北文藝復興”：歷史的生產與回響》，《當代作家評論》2023年第4期。

（4）貓兜：《〈鐵西區〉：紀錄電影的新標桿》，《電影藝術》2006年第2期。

（5）（32）蘭夢：《短視頻中的東北鄉村記憶書寫及地域形象塑造》，《當代電視》2023年第5期。

（6）韓春燕：《作為現象的“新東北文學”與“新南方寫作”》，《當代作家評論》2024年第1期。

（7）見王德威：《艷粉街啟示錄——雙雪濤〈平原上的摩西〉》，《文藝爭鳴》2019年第7期；韓春燕：《拆解或者還原：〈北方化為烏有〉的敘事策略》，《揚子江評論》2019年第5期；黃平：《“新東北作家群”論綱》，《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20年第1期；劉大先：《東北書寫的歷史化與當代化——以“鐵西三劍客”為中心》，《揚子江文學評論》2020年第4期；叢治辰：《何謂“東北”？何種“文藝”？何以“復興”？——雙雪濤、班宇、鄭執與當前審美趣味的復雜結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0年第4期。

（8）見王德威：《文學東北與中國現代性——“東北學”研究芻議》，《小說評論》2021年第1期；楊丹丹：《“東北文藝復興”的偽命題、真問題和唯“新”主義》，《當代作家評論》2022年第5期；李丹：《“東北文藝復興”：歷史的生產與回響》，《當代作家評論》2023年第4期；趙坤：《普遍性懷舊與新東北文藝的發生》，《當代作家評論》2023年第1期；胡哲：《誤讀的“復興”與“繁榮”的困境——“東北文藝復興”的話語解讀》，《當代作家評論》2023年第3期。

（9）見白楊：《歷史經驗表達與東北區域形象建構——多重文化場域中的新世紀東北敘事》，《當代作家評論》2023年第1期；劉詩宇：《是“東北”，還是一種曾經黯淡的“階層趣味”——論互聯網文化與“東北文藝復興”》，《當代作家評論》2023年第3期；張維陽、汪奕蒙：《大眾文化與文藝的互滲——關于“東北文藝復興”》，《當代作家評論》2023年第4期；李莎、黃敏：《東北文藝復興視域下新東北電影突圍的三重路徑》，《電影新作》2023年第3期。

（10）見劉巖：《〈張醫生與王醫生〉與跨域文化生產脈絡中的“東北文藝復興”話語》，《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2年第5期；金鑫、毛敏：《“議題牽引”與“向內開掘”——論〈張醫生與王醫生〉對于新世紀非虛構寫作的意義》，《寫作》2023年第5期；毛旭：《素人傳的崛起及其特征——以2021年中外兩部傳記作品為例》，《外國文學動態研究》2023年第1期。

（11）見李蕾、鐘櫟娜：《域外視角、邊緣敘事與地方性書寫——美國非虛構作家梅英東的東北敘事》，《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22年第11期；沈閃、〔美〕邁克爾·麥爾：《多重世界經驗下的“非虛構”中國——邁克爾·麥爾訪談》，《寫作》2020年第3期。

（12）見周景雷：《不可探查的“關系”與“壞鄉村”的秘密——關于孫惠芬的〈生死十日談〉》，《當代作家評論》2013年第2期；葉君：《鄉村致死之疾——論〈生死十日談〉》，《天津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6期；申霞艷：《當我們談論生死，我們在談什么——論〈生死十日談〉》，《當代作家評論》2014年第3期。

（13）洪治綱：《論非虛構寫作》，《文學評論》2016年第3期。

（14）（34）何晶：《孫惠芬：我想展現當代鄉下人的自我救贖》，《文學報》2013年1月24日。

（15）〔美〕約翰·霍洛韋爾：《非虛構小說的寫作》，第102頁，仲大軍、周友皋譯，沈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88。

（16）高越：《特稿〈大興安嶺殺人事件〉寫作分析》，《新聞研究導刊》2016年第1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