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政道：紅了櫻桃，綠了芭蕉
編者按：著名物理學家、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李政道教授，因病醫治無效，于美國時間8月4日在舊金山逝世，享年98歲。作家葉梅曾在李政道先生九十華誕前夕撰寫文章表達敬意，今天，我們再次發布此文，以示紀念。
紅了櫻桃，綠了芭蕉
□葉梅
一
丙申春天來得很早，北京的櫻桃花剛到四月就開了，小小的蓓蕾在一夜春雨之間，綴滿了樹枝，去往西郊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路上便能隱約聞到花兒的芬芳。在芳香的氣息里，我走進那座全國一流物理學家匯集的大院，迎面見到一座奇異的雕塑。
接待我的，是高能所幾位賢淑的女子，她們告訴我說，這雕塑名為“物之道”。這兩級螺旋式鋼管象征的是陰陽兩極，向著的不同方向旋轉，由此產生巨大力量，表明天地萬物均系對立物的統一。雕塑正面刻著一排排清秀的手跡：“物之道：道生物，物生道，道為物之行，物為道之成，天地之藝物之道。李政道，二OO一年四月十日”。
“物之道”雕塑
這座引人注目和遐想的雕塑正是來自著名物理學家李政道先生的創意。
他熱愛書法繪畫，用中國的筆墨寫下了那些富有中國哲學意味的文字，同時也是用藝術的語言闡釋了正負電子的對撞。
在這個對我來說具有挑戰性的春天，我走進了陌生的科學殿堂，準備撰寫關于高能加速器——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建造始末的報告文學，而隨著采訪的逐漸深入，李政道先生對此項工程的貢獻及個人魅力越來越鮮明地凸現出來。
早在1956年代，中國科學家們就開始建議建造一臺高能加速器，但幾經曲折，直到1980年代以后，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和北京譜儀的建造（被稱為“BEPC”工程），才得到正式批準，前后經歷了“七下八上”。李政道先生后來對此了如指掌，曾有過清晰的歸納。
李先生曾經判斷：“基礎科學清如水，應用科學生游魚，產品科學魚市場，三者不可缺其一。”北京電子對撞機就像一條從雪山發源的河流，延伸、牽引著無數涓涓小河，促進了一系列科研成果的誕生，涉及高功率微波、高性能磁鐵、高穩定電源、高精密機械、超高真空、束流測量、自動控制、粒子探測、快電子學、數據在線獲取和離線處理等高技術，其設計指標幾乎都達到了當時國際技術的極限。中國工業界在“BEPC”工程基礎上制造出了一系列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高科技產品，應用于航天、醫學及人民生活等各個領域，造福于中國也造福于人類。
事實證明，清如水的基礎科學，造就了豐沛的水源，滋養鮮活的游魚和市場，有力促動了中國現代化的迅猛發展。它的創造者們——中國科技人艱苦奮斗，數十年卓越努力，其間有許多激動人心的歷史時刻和難忘的故事。但我采訪到的那些優秀的科學家無一不提到李政道先生。他們都是當年電子對撞機建設以及二期改造的親歷者，從方守賢、葉銘漢、鄭志鵬、張闖、徐紹旺、柳懷祖，其中好幾位都曾擔任過高能物理研究所的所長，到風華正茂、現任所長王貽芳等諸位，他們從不同的角度回憶當年，說著說著，就說到李先生這兒來了。
方守賢先生在百忙之中，跟我談了一個上午，中間好幾遍強調：“李政道先生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采訪年過九旬的葉銘漢先生那天，我提前準備了好幾個話題，老人謙遜有禮，嘴里一個勁地嗯嗯著，但待剛剛坐定，三句話之后就不由說到：“有一個人的功勞不能忘記，那就是李政道。”
曾經擔任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工程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和中國高等科學技術中心秘書長的柳懷祖與李政道相處甚多，李先生每次回國，他都少不了忙前忙后，協助李先生處理很多事情，他感嘆道：“李先生這個人啊，為了祖國的科學，不惜力。”
一個很家常的說法，不惜力！大家都把李政道先生當成了家人，而李先生為了中華大家庭，把自己當成了該盡責任的一員，殫精竭力。
二
上海出生的少年李政道，經歷了戰亂流浪，四處求學，1946年7月從上海坐船離開了中國。輪船在海上航行了整整三個星期，波濤起伏的大海就像他的心潮，難以平復。那時他不會想到，這一去再回來竟是在26年之后，去時他還未滿20歲，只是一個滿懷求知渴望的年輕人，回來卻已是譽滿全球、世界頂尖的科學家。
他帶回了一個傳奇，之后又創造了一個個傳奇。
1972年的9月，他回到了闊別的祖國，第一站是上海，從這里走的，又回到這里。他帶著美麗的妻子秦惠?，先是參觀了工業展覽館、江底隧道、少年宮，汽輪機廠、人民公社，還觀看了一出現代京劇《龍江頌》，芭蕾舞劇《白毛女》。看著看著，李先生開始皺起了眉頭，細心的妻子問他怎么回事？
李先生說，你注意到了嗎？中國的科學家都干“革命”去了，大學生們都勞動去了。科研的話題沒人敢涉及。妻子深有同感。
他與夫人又來到北京，京城一批科學家聽說他要來，興奮極了，早就望眼欲穿。在他下榻的北京飯店，張文裕、朱光亞、何祚庥等紛紛前來拜望，李先生與他們徹夜交談。他談到他的憂慮，說他察覺到中國關于基礎科學研究和培養年輕科學人才方面存在嚴重的失誤，與國際相比已經形成斷層，他要把這些問題提出來，找到解開這些難題的答案。
是啊！張文裕他們迫不及待地說，在此之前，他們剛剛將一封18名科技工作者的聯名信送到了中央領導那里，信中他們建議要盡快建造高能加速器，加強基礎科學的研究。
在那個極“左”年代里，誰諫言誰就可能遭遇想象不到的惡劣后果。建造高能加速器（就是后來的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的報告打了好多次，但一直沒有得到批復，張文裕和一批科學家左思右想，冒著挨整的風險，理直氣壯地給周恩來總理寫了一封信。讓他們驚喜萬分的是，身心始終處于極度疲憊的周恩來竟很快給他們回了信，批復道：“這件事再也不能延遲了。”
李政道聽了這一切，感慨萬千，他與國內的這些科學家一拍即合，同時意識到對祖國的一份責任歷史性地落在了自己的肩上，他毫不猶豫地說，我支持你們。
張文裕興奮地告訴他，周總理還讓他們來向他請教。李政道當即表示回到美國后，要請一批高能加速器的專家幫助，還要給國內的科學家創造出國交流的機會。從此，李政道與祖國有了密切來往，夫人秦惠?感覺出他的變化，李先生除了一如既往的認真教學和研究工作之外，花費了大量時間和精力來為祖國的科技教育奔忙。
他出了各種主意，拿出一系列詳盡的方案，一次次找時間親自回到國內，只要有機會見到中國領導人，他都會直言不諱地提出一些建議。
三
但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李政道與國內一些科學家們的想法遲遲并沒有得施，上馬，又下馬，經歷了好幾個回合。他苦苦陳告，既然芭蕾舞演員做到了從小培養，科學人才為什么不能從小培養呢？高能加速器為什么上了馬又下馬呢？方案是可以調整的，但決心不能變。
有一位叫伯恩斯坦的科學家寫過一篇《宇稱問題側記》，開篇便說道：“自從第一顆原子彈的巨響震動人寰以后，物理學在人們的心目中就變了樣子。物理學作為幾乎是純科學由學者們在大學和研究所里進行研究的時代已經過去，而且很可能永遠也不會再返回。”
伯恩斯坦的預言在日后不斷得到了應驗。他寫這篇文章與李政道有關，李政道當然更為真切地懂得這一切，隨著國際科學界的科研成果日新月異，他的祖國不能再遲遲徘徊。
他每次回國都會給國內的同行們帶去一些寶貴的資料，第一次回來時特地在美國買了一臺最新技術的計算器和兩塊集成電路，甚至動員妻子將岳父秦夢九遺留下的22件珍貴文物全都捐贈給了國家，其中那座遼代宣刻花魚瓶精美絕倫，為希世珍寶。
只要祖國需要，他愿意傾其所能，傾其所有，貢獻出自己最為寶貴的智慧和時光。他經歷了有些人的質疑，有些人的肯定，但他有幸的是，終于迎來了中國科學的春天。周恩來未能完成的事情，最后由鄧小平一錘定音，1981年12日22日，鄧小平在中國科學院關于建造2.2GeV正負電子對撞機建議報告上批示：“這項工程進行到這個程度不宜中斷，他們所提方案比較切實可行，我贊成加以批準，不再猶豫。”
接下來，又有一些小插曲，李政道擔心再次反復，趁著這年年底鄧小平接見之時，他直接陳述了選擇正負電子對撞機方案的理由，鄧小平果斷干脆地說，“方案已經定了，我說過了，不要再猶豫，要干！”
春風化雨，根據鄧小平1979年訪美時和卡特總統親自主持下簽署的中美兩國在高能物理研究領域合作的協議，高能加速器工程派出幾十人次的科技人員赴美參加有關國家實驗室學習、考察，并邀請美國專家來北京高能加速器工程現場解決設計和研制中的問題，派人長駐美國采購所需的器材。不言而喻，李政道在其中穿針引線，鋪路搭橋，是最為忙碌的人。
經他建議，工程領導小組聘請了著名的高能加速器和高能物理實驗學家潘諾夫斯基教授為正負電子對撞機工程領導小組的科學顧問。李政道、潘諾夫斯基和美國五個高能物理國家實驗室在技術上對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的建設給予了很大幫助，世界其他高能物理研究中心，特別是歐洲核子研究中心、德國同步加速器中心和日本高能物理研究所的同行們也給予了支持，海外炎黃子孫中的物理學家更是踴躍呼應。
中國的改革開放帶動了科學大踏步前進的步伐。難忘的歲月。
1984年10月7日，BEPC破土動工。鄧小平與黨和國家領導來到高能所參加奠基典禮，鄧小平彎下腰為奠基石鏟了第一锨土，他直起腰來，對著大家說：“我相信這件事不會錯。”
李政道與錢三強、盧嘉錫、王淦昌、周培源、 潘諾夫斯基、林宗棠、張文裕等人并肩站在一起，他們也鏟下了一鏟鏟土，張文裕喜悅地逢人就說：“我多年的心愿終于實現了。”李政道深深地點頭，他懂得，張文裕的話里含有多少復雜的情感。那年從北京飯店見面不久，中科院就正式成立了高能物理研究所，張文裕成為第一任所長，而這十多年里，幾經風雨幾多坎坷，眼見這奠基石深深地埋進土里，他們心里的石頭也才算是終于落了地。
四
柳懷祖先生多次親眼目睹過李政道先生與人交談工作的場合，有一次，與當時國內一位重要領導會見，談到中國博士后的待遇問題。那位領導說博士后每人每年補貼8000元，但李政道給他算了一筆帳，認為起碼要保證那些學子的基本費用，說最好是一萬二。
那位領導沉吟了片刻，說還是8000吧。
可李先生卻不看臉色，再次重復道：“我計算過了，他們確實需要這么多補貼，還是一萬二為好。”
領導臉上閃過一絲不快，說現在國內經濟還不發達，財政緊張，8000已經不錯了。
沒想到，在聚餐的席間，李先生再次提出博士后補貼還是一萬二。
會見結束，領導將李先生夫婦送到門外，按事先預定的方案，還有一個合影。柳樹下，領導將李先生請到了身邊，然后再請李太太，秦惠?一大步走過去，腳下一滑，竟一個膝蓋著地，差點整個人倒在地上，還好沒有受傷。
事情并沒有結束，時隔不久鄧小平接見李政道時，李先生在原來談話內容之外又提到了博士后的補貼，他說八千對那些博士后來說是不夠的，還是一萬二為好。
到底是鄧小平，李先生的話剛落音，他二話不說當即拍板：“一萬二就一萬二，就這么定了。”
李政道好生歡喜。但真正得到實惠的是那些學子們。人們從這些事情上看出李先生的性格，他平時為人謙和，彬彬有禮；工作起來一絲不茍，十分嚴格；而對既定目標更是堅定執著，絲毫也不含糊。他憑著一片赤子之心，給祖國的科技教育發展提出了一連串金點子，因他最早的提議，中國才有了博士后制度、中美聯合招考物理研究生（CUSPEA）、建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中國高等科技中心等等，這些重大的舉措給21世紀的中國造就了大批人才，在今天，所取得的良好效果，人們有目共賭。
為了對李政道先生有更多了解，我專程來到上海交大李政道圖書館參觀。在交大美麗的校園里，所有的大道名稱都有值得紀念的歷史，都有說不完的故事。陽光下，李政道圖書館莊嚴雅致，風格獨特。走進館內，我驚訝地看到有關李先生如此豐富的藏品，光來往書信就有好幾萬封。那些不同顏色不同大小的信箋上，流淌著李先生的筆跡，那是當年他給世界各國一些一流大學的校長、教授所寫的一封封推薦信，情之深，意之切，他以自己的信譽為中國的學子們打開了一扇扇通往世界的大門。
許多年里，他像一位親切的長者關心著中國留學生的成長，在國外，他不僅親自帶學生、傳授知識，還以自己的作為教他們不要忘了祖國，學生之中有人生病、遇到困難，他也會找出時間親自過問，幫忙解決。留學生們都叫他“總家長”。
種瓜得瓜，多年之后，中國有了一批批“海歸”，他們活躍在中國科技教育、政治經濟各個不同領域里，成為富有實力的領導或骨干。好比是紅了櫻桃，綠了芭蕉，一派錦繡風光啊！
五
“紅了櫻桃，綠了芭蕉”一語來自于國畫大師吳冠中的畫作《流光》上的題詞，也來自于李政道與吳冠中的交往和切磋。
李先生酷愛藝術，1972年他第一次回國時，身邊就攜帶著一份早就想要會晤的國內藝術家名單。在國外的一些博物館里，他曾經欣賞過他們的作品，如吳作人，黃胄、吳冠中，李可染等，十分喜愛，心儀已久。但回到國內，陪同人員卻一時不知他們一個個身居何方。幸好在拜訪冰心老人時，他提到此事，冰心老人說她知道，當下就告訴了他好幾位藝術家的住址。
就是從那時起，李先生與國內一批藝術家有了十分有意思的交流，后來在他提議創辦的中國高等科學技術中心開展的一系列活動中，他都常常把藝術家請進來，給每次不同的會議創作“主題畫”。他會向藝術家們介紹他對科學與藝術的理解，介紹某一個科學主題的含義，然后請他們放開想象的翅膀。
1989年5月，中國高等科學技術中心召開《場、弦和量子引力》國際學術研討會，李政道邀請到了李可染作主題畫，李可染畫出了一幅《超弦生萬象》，后來在1989年6月，又為《相對論性重離子碰撞》國際學術研討會，畫出了一幅《核子重如牛，對撞生新態》，畫的是兩頭壯實的公牛肌肉緊繃，拼出了所有力氣，低頭對撞。李可染先生曾經畫遍了層林盡染，滿山紅遍，表現出無限風光盡收眼底的瀟灑與展括，但在畫完這幅雙牛對撞之后，卻是氣喘吁吁，連說太累了，太累了。他是在牛的對撞之間，感受到巨大而又猛烈的風馳電掣千鈞之力。正負電子就像兩匹高速奔跑的牛，死命地撞向對方，二者相遇的一剎那，如電閃雷鳴，火花四濺，就在這些像焰火一般四射的碎片中，科學家從中捕捉到可能從未發現過的物質。
這畫作，一時傳為佳話。
核子重如牛，對撞生新態
1988年在舉辦《二維強關聯電子系統》國際學術研討會時，李政道請來了吳作人先生，大師心領神會，運用中國古代哲學的觀念，認為所有的復雜性都是從簡單性產生的，正如李政道先生特別喜愛的老子《道德經》中所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但是，如何從簡單到復雜的呢？通過科學實驗人們得知，正負電的粒子之間的相互作用，形成了原子分子以至世界萬物。正負兩極的對偶結構，在中國古代哲學里稱之為“陰陽”，太極符號表現的就是陰陽之間的關系。吳作人就此畫了一幅變形太極圖《無盡無極》，他揮灑筆墨，心連天宇，兩道反向交織又指向無邊境界的力與光，浩浩淼淼，飄然而又無所不及。
這幅畫后來被選作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的標識，又被選作高能物理研究所的標識。
無盡無極
而在1996年舉辦的《復雜性對簡單性》國際學術研討會時，李政道請來了吳冠中，這位中西兼容，古今皆通的國畫家與李政道品茶論道，相談甚歡，他以靜為動，動中含靜，創作出一幅《流光》，并題了一首詩，經與李政道的切磋，定為：
點、線、面，
黑、白、灰，
紅、黃、綠，
最簡單的元素，
營造極復雜的繪畫，
它們結合在一起
光也不能留時間。
流光——流光，
流光容易把人拋，
紅了櫻桃，綠了芭蕉。
詩里蘊藏著深刻的科學原理，按照相對論，時間的改變和觀察者的運動速度有關，速度快，時間的改變則慢。光速為一切速度之最，如觀察者以光速運動，相對的時間則完全停留。但藝術家的想象則可以超越時間的定義，光留不住的，人的創造卻可以留存。
又是一段科學與藝術的互動。
這樣的故事還有很多。李政道將科學與藝術融合在一起，而他本人，就是一位兩者合一的化身。
在我采訪院士方守賢先生時，他拿出一些珍藏多年的賀年卡，圖片上或是盛開的花朵，或是亭亭玉立的綠樹，或是丹麥式的小屋，還有十二生肖。方院士是在談話的空隙，一轉身就從辦公室的柜子里拿出來的，這些賀年卡顯然離院士很近。
那是一份友誼一份寄托，都出自李政道先生親手所繪。
后來聽王貽芳先生說，李先生也給他寄了好些親手畫的賀年卡，每年春節將至，李先生都會用這種方式給很多朋友送上一份份祝福。
還是在上海交大李政道圖書館里，我見到了李先生更多的畫作，它們色彩斑爛，飽含深意，卻又帶著歲月抹不去的純真和新穎，能從中感知風云全球而又不失初心的李政道君子之風。
六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李政道先生對老子的《道德經》深思熟慮，深得其味，將古老的哲學與科學融為一體，“細推物理日復日，疑難得解樂上樂。”他承認，這是他一生最大的、唯一的追求。
然而，人們對李先生的愛戴卻是多方面的，有人贊譽他為“近代中國科學的推手”（吳茂昆），“影響了一代人思維的發現”（何祚庥），有人說：“對于很多中國人，李政道是一個傳奇”（徐洪杰）。
是的，他是一個傳奇，而且又幫助祖國創造了一個個傳奇。
當年，人們對中國建造對撞機曾幾度充滿疑惑，因為技術難度極大，許多方面在國內都是空白。中國加速器的的水平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落后國際水平至少30年。必須要在短時間內建造出一臺國際水平的高能加速器，才具有一定的競爭力和重要的科學意義。
有人比喻說好比站在鐵路月臺上，想要跳上一輛疾馳而來的特別快車，跳上去了就飛馳向前，而如果沒有抓住，便會摔得粉身碎骨。
結果是，中國人不僅抓住機遇跳上了火車，而且一路領先。1988年，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完成了一個奇跡，它不僅在短短四年間建成，投入使用，而且又在短時間內取得了最好的效果，并轟動了世界，得到國際科學界普遍認同和贊揚，被稱作是中國繼原子彈、氫彈、導彈、人造衛星之后，所取得的又一偉大成果；“是中國科學發展的偉大進步，是中國高能物理發展的里程碑。”
世界因此對中國科技再一次重新評估。
1988 年10 月24 日，金秋時節，鄧小平一行來到北京西郊，興致勃勃地觀看了正在運行的正負電子對撞機，然后來到一座大廳里，接見了幾百位參加BEPC 的建設者和出席中美高能物理領域第八次合作會議的代表。在聽取了關于對撞機建設情況的匯報后，老人啜了一口茶，面帶微笑地說：“過去也好，今天也好，將來也好，中國必須發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領域占有一席之地”。
他轉過頭來，朝著所有的人粲然一笑，面若秋菊。
非常奇妙的是，粲然一詞出自古漢語，詩經《唐風。綢繆》“今夕今夕，見此粲者”，在高能物理的術語中，竟然也運用了這個詞，粲夸克，它來自英語的音譯，卻是恰切地表現了對撞機所產生的物質燦爛如焰火的狀態，給人以非常自然奇幻的聯想。
李政道先生也是粲然一笑。
我想象著這位我從未見過的科學偉人，而對他燦爛的笑容卻并不陌生，在許多地方都能見到李先生那開懷大笑的照片，那或許也是他自己最喜愛的，代表了他真實的內心，陽光般透徹和明亮，讓人感受到溫暖和力量。
人類因為有了這樣一些杰出的代表，才得以生生不息。
在李政道先生九十華誕來臨之際，我以我的寫作表達對他的崇敬，對科學及科學家們由衷的敬意！
（轉載自“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