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紙上還鄉》讀札：“詩性敘述”與汗漫的突圍
李敬澤在《“散文”的侏羅紀末期》中提到，如果對此時的散文作一個調查，結果恐怕“最多的是回憶，回憶中最多的是回憶童年，而童年八成是在鄉村。”同質化的故鄉書寫，在長久以來的散文實踐中幾成一種固定的“象征”邏輯，亟待“寓意”層面的開拓。讀罷汗漫的《紙上還鄉》，我更愿將這種跨界的綜合性寫作稱為一種“詩性的敘述”，以多義而間接的審美寓意抵達了故鄉的“退離”，實現了一次精彩的“突圍”。
從《紙上故鄉》中，我首先感受到詩“興”式表達的力量——游觀式的散點結構、萬物賦魅的美感。面對歷史資源如此豐饒的南陽盆地，作者本可以輕松地以主題先行的方式選取最具代表性的符號來建構自己的散文結構，但他卻毅然地踏上了充滿未知的“漁人之路”。勇敢者也得到了繆斯的獎賞：合目的的“興”，相較于合規律的“比”更能曲徑通幽。
散文集的三卷雖然大致按照歷史、人物、自然劃分，但具體篇目卻不是心在物先的列舉，而是物在心先，是作者遵循記憶的心路，沿途“遇”到的。具體篇章的結構也自然而然、文氣流暢，如《村莊和世界》一篇，既然此刻映入眼簾的第一個鄉親是稻草人，不妨就從它寫起，借它更具洞察力的眼睛得以看見。此外，汗漫塑造的諸多“興象”也令人驚喜，在靈韻逝去的時代重新為萬物賦魅。一棵平凡的槐樹，在作者筆下重新成為眉眼妖嬈的女鬼，老鴰是她綠發間神秘的黑寶石；普通不過的狗與雞又怎樣寫出新意？它們分別勾連著童年的“低矮狀態”以及大自然的時間節律；在《燈歌》中，你可讀出“興”之群體性上舉歡舞的玄妙境界了嗎？記憶因逝去獲得了詩性，成為暖色的燈火“夢核”。“興”是一種感動沖動的能力，是人心相通的地方，也是文學、藝術自由游曳的窄門。故鄉以“興”的方式呈現，成為一種波德萊爾式的、古典風味與現代韻味并存的意義空間，所以即便作者多次提及自己的“暮年”和記憶的迫切，但讀者感受到的不是暮靄沉沉，而是故鄉的重新激活。
其次，我感受到了充盈的、鮮活的、在場的肉身。面對人與物的斷裂，埃斯波西托給出的答案就是“充滿身體的公共空間”，作為“為大地文身的人”，作者也在審美中押上了自身。如何令伏牛山敞開它的秘密？首先需要寫作者赤誠地向它敞開自己的情感與感官：讓藤條的綠色染在手足上；用雙腳感受覆滿草木的沼澤的戰栗；赤胸裸背，化作松鼠依賴一棵松樹，如此，才能觸摸到伏牛山最柔軟的部分。如此，故鄉就不只在博物館的鐵柵欄和玻璃柜里，不只在地方志與電視講稿的莊嚴和冰冷中，它還存在于作者的身體里。這也是這些文字能超越一隅之地，和每位讀者的生命產生共振的原因。放眼望去，《紙上還鄉》還有不少精彩的身體比喻與想象：膚色之土黃一如黃山之沉郁；就連鉛筆，它也有步履和心跳，它的肉身最后化成了故鄉的文身。作者說：“我看見什么，我就是什么”，這讓我感受到了人與鄉土的深度共生關系，想到了《莊子》中目擊即道存的境界。令人印象深刻的還有稻粒在樸實的農人身上發芽……滯重的肉身中，包含中國人相似的靈魂，讓中華兒女成為一個肉身在場的情感共同體——是身體架起了過去與現在、人與物的橋梁，宅茲中國的南陽盆地，也成為一種中國性的表達，有了超越性的精神意義。
文章如同音樂，主題有雷同的可能，但語言表達卻是一個作家的“音色”，是最能見出獨特性的地方。祝勇說，我們要走到“公共詞匯的人跡罕至之處”。汗漫也提到，要像先賢那樣，擁有“創造新言辭”的能力。散文中的詞與意象，雖然不必如同詩歌一樣反復推敲、充滿象征和多義，但修辭的陌生感、簡潔的語句無疑能增添文章的美感。正如一塊石頭，從天地間得到了至簡的形態與大道的紋路，就用減法和隱喻表達。試看：“液體廣場”用于形容池塘水珠飛濺的狀態、“春天咽喉中的一枚魚刺”用來形容在老界嶺拋錨的心境，這種表達充滿新意，卻是那樣熨帖。
另外，新的時代語境，也召喚著能體現當代人復雜情感與思想力的語言，汗漫對語詞、意象的深掘就體現出這種駕馭語言的能力。譬如《盆地農作物六種》寫到麥子，并沒有停留于對這個意象表面形態的平面描摹，而是將麥子意象變形為饅頭、啤酒，穿梭于不同的時空與價值觀；而是通過燒麥秸垛報復的鄉俗，深入到南陽盆地的道德倫理結構中。對意象和語詞的時空向度深掘，就是對故鄉的再發現。在汗漫的語言世界中，故鄉是如同一個“阿萊夫”，它包含了無數人的青春和暮年，包含了充沛的元氣，包含了無數的“我”的物象，也成為了作者源源不斷的文思。
近年來，“非物”時代的碎片也時常飛濺到散文文體中，不少散文在瑣屑與破體的路上出走得太遠。汗漫的詩性敘述做到了從心所欲不逾矩，貢獻了真實的藝術感動，和一個“中國性”的精神故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