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建“反景觀化”的“想象共同體”——關于東北的非虛構寫作
在東北全面振興和“東北文藝復興”的時代文化語境下，眾多優秀的作家傾注了自我情感集中書寫東北。以雙雪濤、班宇、鄭執為代表的“鐵西三劍客”的小說創作以各自的方式參與了“東北文藝復興”的進程。值得重視的是，還有一批作者以自己的真實經歷和生活觀察為對象，以非虛構的姿態創作出一批有別于上述內容的有關東北的作品，如賈行家的《塵土》、孫且的《有一個地方叫“偏臉子”》、張瑞的《圣地工人村》、小杜的《人間漂流》、梅英東（1）的《東北游記》、伊險峰和楊櫻的《張醫生與王醫生》等。這些非虛構作品在文化傳播、思想價值和審美表達層面都呈現出共同性：對抗大眾刻板印象的“反景觀化”、構建新的“想象共同體”訴求、富有真實地域風格的審美語言。關于東北的非虛構寫作呈現出有別于一般東北書寫的獨特之處，它以真實為根基，為大眾認知東北提供了新的路徑，豐富了東北主題的文藝創作。
一
現實主義關懷和“反景觀化”書寫
從大眾文化傳播的發展歷程來看，東北一直都是重要的消費對象，長久以來各類包含東北元素的文藝作品，給大眾呈現出的是一種相對刻板化與模式化的“東北”。進入21世紀后，“新東北作家群”的作品逐漸受到讀者的青睞。然而，他們的寫作某種意義上依然附和著前人所構筑的東北“景觀”。
“景觀”是法國思想家德波新社會批判理論的關鍵詞，指的是“一種被展現出來的可視的客觀景色、景象，也指一種主體性的、有意識的表演和作秀”（2）。德波認為一旦某種事物或文化思潮形成“景觀”，便成為權力話語統治的工具，固化成意識形態屬性的消費品。借用“景觀”概念來表述過往的東北文藝創作，意指通過蓄意的方法制造出并非真實的東北以迎合市場受眾，進而導致被書寫、被表現的東北，呈現出刻板化與模式化特征。德波認為“景觀并非一個圖像集合，而是人與人之間的一種社會關系，通過圖像的中介而建立的關系”（3）。當今媒介傳播的豐富性已大大超越德波所處的時代，但其批判理論仍然適用，“圖像集合”這一范疇也隨時代變化而拓展延伸成符號。在符號和影像主宰的時代，“超現實替代了真正的真實而成為真實所在”（4）。長期同質化的東北敘事使“景觀化”的東北被制造出來，人們在這種權力話語中，將對東北的認知固化：鋼鐵、銹跡、衰敗、暴力、死亡、窮困、愚昧、寒冷、自嘲、搞笑、無知、魯莽……這些東北書寫使人們易于接受非現實的、被建構的“景觀”。尤其是各類文本塑造出明顯的“扁形人物”（5），都促使受眾對東北“景觀”形成穩定的誤解。事實上，不僅東北被“景觀化”，甚至東北敘事本身也呈現出“景觀化”傾向：人們會輕易地認為關于東北的影視、文學新作，依舊是《馬大帥》《白日焰火》《鋼的琴》《平原上的摩西》《冬泳》《仙癥》《漫長的季節》中東北的延續，依舊是衰敗冰冷的鋼廠或其他國企，依舊是殘酷卑微的下崗工人和陳年未解的兇殺案。
打破人們對東北模式化偏見的“反景觀化”實踐是東北非虛構寫作的重要特點。非虛構作者們立足自身經驗，以親歷親見和調查走訪為主要取材方式，同時融入創作主體的情感體驗與價值觀念，結合對歷史與現實的高度尊重，踐行了非虛構創作“事真、情真、理真的有機統一”（6），進而完成以主觀真實和客觀真實相融合，杜絕憑空臆想與先驗虛構的東北寫作。
《塵土》收集了賈行家網絡專欄的文章，將30余篇文章分為“人”“世”“游”三部分：“人”描寫祖輩、父母、朋友、鄰居的命運；“世”陳述作者所經歷與所思考的事情；“游”則描繪了時代背景下東北的失落。作者目睹了東北鄉土與城市的變遷，講述涉身其中的人與往事，“我”的在場表明了內容的主觀真實性，非宏觀主題的敘事打破了以“沖突感”為核心的常規東北書寫。看似虛無主義者的賈行家實際上有著深沉的歷史情懷，和很多非虛構作者一樣，渴望為“不能言說”的故人樹碑立傳，正如作者在作品中借談信仰所表達的：“在亂世里不甘沉淪，苦熬中仍有堅持和盼望，才守住看似風平浪靜的福祚。”（7）
孫且的《有一個地方叫“偏臉子”》中60個章節各自獨立成篇。作品通過“偏臉子”這一縮影關注哈爾濱歷史，展示了街道建筑、城市變遷、市井人物、民間風物，呈現了哈爾濱作為“沒有城墻的城市”的強大包容性，三教九流各色人等在“偏臉子”融為一體又彼此對抗，野蠻生長的無序恰恰反映的是人情社會的自然有序。“就是這樣表面看起來齷齪的人群也有他們偉大的品格，他們以一種無聲的語言在一個扭曲的時代抗衡邪惡、播撒自己耀眼的光輝！”（8）作品描寫了哈爾濱真實的歷史景物：安字片、板障子街、小教堂、卡馬襠街、顧鄉屯等，作品中更有指揮家尹升山、藝術家李默然、作家王阿成等真實的東北籍人物。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以充滿俄羅斯異域風情的哈爾濱作為書寫對象，孫且筆下也不乏對俄國僑民的描寫，如《巴揚》一篇記述了喜歡彈奏手風琴的“老毛子”老庫頭，《二毛子》表達了對曾經在“偏臉子”教小孩滑冰的俄羅斯混血后代保羅的懷念。總之，貫穿文本的是人們的愛與恨、生與死、茍活與掙扎，作品以憂傷的情緒訴說著東北一個時代的滄桑與哀愁，充滿對過去人情社會的懷戀。
如果說賈行家通過以土地為根本的傳統農村社會變遷，透視中國農村改革得失、城鄉二元對立的弊端與千年農耕文明的現代化進程；那么，孫且則在看似緬懷“美好的舊時光”的同時，對那一時代城市人的愚昧混沌做出平和的批判，為衰退的市井生活和人間煙火氣感到惋惜。他們的非虛構作品幾乎沒有故事的散文化書寫，同既往“強沖突”的東北表達有極大不同，沒有植入到宏大社會語境的虛構故事，也沒有錯綜的人物關系與反轉。他們以“自我”為中心，只寫“我”看到、知道的，不為迎合大眾獵奇心理而杜撰虛構，表現出現實主義關懷和“反景觀化”思考，進而在文藝大眾化進程中表現出獨特的價值。
賈行家、孫且是以土生土長的東北人的視角寫東北，美國人梅英東則是以跨文化視角看東北。他沉潛在妻子的故鄉吉林省吉林市荒地村，以該村莊為基點完成對東北的游歷和觀察，結合走訪聽聞與史志材料，以“荒地村農業的過去、現在、未來”和“東北滿洲歷史”為兩條并行的主線，完成對東北的歷史與現實書寫。作者在開篇寫道：“東北盡管在地緣上不再炙手可熱，但卻依然是一片獨樹一幟的土地。”（9）寥寥數語，表明了作者關注東北的意圖，也表達了對曾經無限榮耀，而今卻落入邊緣而顯困頓黯淡的東北的惋惜，以及進行歷史復現與價值挖掘的努力。梅英東以“局外人”的跨文化眼光打量被遺忘的東北農村，見證了人們的生活圖景和中國農業體制改革，見證了當地農民的文化傳承與城鎮化進程中的守與變。他游走在吉林與黑龍江各地，試圖打撈起現實與歷史的勾連，“柳條邊”“四家房”和各類大小博物館所背負的是日本“拓荒團”、俄羅斯流民、偽滿洲國的久遠故事。作者表示：“我相信所實踐的那種參與觀察式的非虛構寫作會引出一個真相，這就是寫作的真理。”（10）在《東北游記》的結尾，有64頁之多的注釋和參考資料，表明了作者對真實的格外重視。正如作家馮驥才所言：“真實是至高無上的，事實勝于任何虛構。……非虛構的力量就是生活的力量。”（11）各種史志、文獻、著作的運用，加上作者在雙線敘事中“我”的當下生活這條線所呈現出的東北農村風貌，一個全新視角下更復雜有趣的東北躍然紙上。梅英東久居并熱愛東北這片土地，觀照著東北農村的歷史和現在。他的非虛構寫作，不僅為西方讀者了解東北甚至中國提供了路徑，也為中國讀者全方位審視東北提供了極具參考價值的文本。
相比之下，《張醫生與王醫生》是作為媒體人的楊櫻和伊險峰典型的中國非虛構寫作，強調議程設置和作者的介入性，重視田野調查和材料的使用。作者表示：“我們其實就是想回答這樣的問題。我們經歷了什么？我們做了什么？……后者是真正的問題，這潮流這舞臺這浩大的四十年，我們不是潮流制造者，而是潮流本身。”（12）他們利用訪談實錄、資料引文、故紙舊報等素材，拼湊成具有紀實藝術美感的文本，融合了新聞傳播學、社會學、歷史學的方法展開調查走訪，最終表達出一種幾近絕對真實的東北。《張醫生與王醫生》用記錄的方式追蹤了兩位與中國改革開放同齡醫生的生活，以此折射東北在轉折年代的社會圖景，并描繪了社會轉型期間平民階層的躍遷史。兩位作者認為：“《張醫生與王醫生》是我們自己的一次實踐，它驗證了……任何人都可以成為你的寫作對象，只要他身處這個社會／歷史之中，他與外界的任何互動都可以成為我們所觀察所研究的對象。”（13）
非虛構寫作不只證明了“什么都可以寫”，還證實了“什么人都可以寫”。張瑞《圣地工人村》中的文章肇始于微信公眾號，由中共沈陽市委黨校一教授轉發后被沈陽出版社編輯看到，并促成了原本屬于“個人化寫作”的文章結集成書。之所以要寫工人村，張瑞認為：“作為那個時代的親歷者，工人村如同我的標簽，刻在我的骨子里，我覺得我有一種使命和責任，把工人村的事記錄下來,告訴給后人。”（14）張瑞對工人村的書寫，讓人們有機會管窺新中國成立初期沈陽的工業發展和工人生活面貌，具有切實的史學價值。留學并定居美國的小杜參加“網易人間”非虛構專欄寫作，其作品最終成書出版。《人間漂流》的上篇“失落東北”以具有普遍性的童年記憶講述東北20世紀八九十年代小縣城的生活場景，紅白機、賣豆腐、人民影院等同時期在東北乃至整個中國都是符號的內容，在作者筆下代表的是成長過程中不得不面對的“淘汰缺憾”，即新的事物蜂擁而至，而人們尚未準備好告別舊的事物所產生的遺憾與失落。小杜的童年生活書寫是對“工業”“改革”“下崗”等社會標志敘事與史學敘事的有效補充。
作為全媒體時代的主要特征之一，全員參與、全員書寫恰恰標志著文藝創作權力時代的結束，而多元化正是打破一元論或二元對立最有效的途徑，這些“反景觀化”的非虛構寫作，給固化的東北想象賦予多種內涵，依托真實讓人們閱讀和了解東北。可以說，“景觀化”的東北表達吸引了受眾對東北的關注，而“反景觀化”的東北書寫則賡續了東北文藝的內核，將東北敘事從模式化與偏見化中解脫出來，這既是歷史現實發展的必然選擇，也是越發難以滿足于虛構想象，追求多樣化消費的大眾文化需求的必然選擇。
二
“想象共同體”重構與民族文化反思
關于東北的非虛構寫作，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東北的固化書寫，使當下和未來的東北敘事有了更廣闊的空間。究其根本，“反景觀化”的目的不僅是“破”，更在于“立”。“破”的是刻板偏見的敘事，也是舊的“想象共同體”；“立”的是多元化的書寫，更是對新的“想象共同體”的構建。東北作為新中國最早解放和工業化、城鎮化程度最高的區域，在幾十年間經歷的發展、輝煌、轉型，具有很強的先鋒性，也承擔著中國現代化進程的重要任務。較早關注東北主題寫作的王德威指出：“‘東北學’里的東北從地緣坐標的指認開始，卻必須訴諸‘感覺結構’的描繪與解析。……東北不只是地理區域的代名詞，而有了群體文化的象征性，也引導我們省思其中的政治和倫理、心理動機。”（15）東北之所以成為熱點，一方面與當下文化景觀中東北元素的頻繁出現有關，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東北一直指認著國人的“民族情緒”。東北文化隨著東北人的遷徙而遍布全國，乃至世界，離開故鄉的東北人無論承認與否，內心都會對東北存在這樣或那樣的情感記憶。隨著時間的推移，關于東北的歷史記憶越發變成一種“想象共同體”，人們需要在一種文化認同中確立自己曾經存在的意義，或者確認自己“離開”東北的價值。“想象共同體”“不是虛構的共同體，不是政客操縱人民的幻影，而是一種與歷史文化變遷相關，根植于人類深層意識的心理的建構”（16）。可以說，“想象共同體”是社會急速發展變化過程中，人們思想與心理未能與現實變化及時同步而產生的“集體性懷舊”與“集體無意識”。
20世紀90年代的東北，“下崗潮”使原本穩定的社會結構、階層劃分被打破。一部分人或是在浪潮中“下海”實現階層躍升，或是依靠知識改變命運，成為遠離東北的東北人；另一部分人或是因循守舊于集體經濟按部就班的生活，或是被體制淘汰成為社會邊緣人。這一階段以春晚小品和影視劇為代表的東北文藝，充分展示了東北的社會矛盾，也讓曾經“同質”的東北人在“想象共同體”中共同指認過去的東北。無論是《牛大叔提干》《紅高粱模特隊》，還是《馬大帥》《劉老根》，都用錯位的荒誕感講述一部分東北人跟不上現代化步子的故事，這是“小人物”懷揣著“大夢想”卻在現實中處處碰壁的喜劇故事，這些人物在特定的歷史社會背景下，是改革開放進程中每個人自身或周圍都存在的案例。這一時期東北文藝的功能之一，是“讓參加賀歲儀式的個人暫時忘記現實中的分化與區隔，想象性地體驗同質時間的快感”（17）。應該說，21世紀到來前，東北改革所造成的新的階層分化尚未固化，進程中的一代仍無法擺脫“共同體”的東北所帶來的心靈沖擊。這一時期的“想象共同體”對東北文化傳播和文藝創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在國家計劃經濟體制打造的東北，城市是圍繞工人階層組織和建設的，社會分工是圍繞工廠和單位完成的。當工廠的存在弱化，甚至消失，人們長期賴以生存的社會依托和背景隨即不再，“想象共同體”的現實基礎自然瓦解。在進入21世紀后，東北小品的影響力逐漸式微，多樣化的中國敘事逐步崛起，這樣的變化證實了隨著改革不斷深入，進程中的一代逐步完成新的階層分化，而差異化的“子一代”并沒有共同的“東北記憶”作為消費基礎，“想象共同體”的心理基礎也走向解體。
然而，東北并未因此消失在大眾文化視野里，而是跟隨中國現代化進程的腳步，借助全媒體時代的傳播特質，慢慢尋得更豐富的表達形式和敘述內核。2010年后，結合了現代主義創作技法的“新東北文藝”創作嶄露頭角，雙雪濤、班宇、鄭執的小說直接引發了“新東北作家群”的文學熱潮。緊隨其后，非虛構寫作引發新一輪東北敘事熱潮。包含電視劇、電視綜藝、網絡綜藝、音樂選秀綜藝在內的多種文藝形態，與上述東北敘事共同承擔起新的東北“想象共同體”的構建。新的“想象共同體”并非與過去的“想象共同體”對立，也不是全新的顛覆或創新，而是基于新的時代特點，在舊的“想象共同體”的文化基礎上重構。關于東北，舊的共時性集體記憶分解消散，人們轉而從更深遠的歷史與更真實的現實中尋找共鳴。東北也以其在中國現代化脈絡中的獨特性重新引發關注。由此也推動東北書寫以多樣性和跨界性實現“東北性”向“民族性”的邁進，更加貼近時代需求，推動新的“想象共同體”逐漸形成。
東北的非虛構寫作注重跨界性和多樣性，作者身份跨領域、傳播手段跨學科、創作手法跨文體等，無不體現了與全媒體時代相耦合的特征。這種耦合實現了新的“想象共同體”的普及深入，帶領受眾進入更為復雜和立體的“東北宇宙”，乃至現代中國。賈行家組過樂隊，在互聯網寫作出道，參與了關于“東北文藝復興”“喜劇脫口秀”等主題的訪談綜藝，主持了“得到”App上的音頻欄目《文化參考》，參加過網站“一席”組織的演講等；美國人梅英東不僅書寫東北，還旅居書寫過北京和四川，在歐洲大學任職講授創意寫作；寫作《張醫生與王醫生》的伊險峰、楊櫻主業是財經媒體記者，創辦過《第一財經周刊》《好奇心日報》；旅居美國的小杜并非專業作家，其利用門戶網站的非虛構寫作專欄實現跨界。作者們身份的跨界，實際上是全媒體時代中國社會文化多元化的縮影。身份的轉換，讓他們能夠以多種形式參加各種文化活動，增加曝光率，也更能適應全媒體時代“碎片化”閱讀與觀看的需求。他們的跨界是新的東北“想象共同體”的建構因子，為關注東北的受眾呈現出更加真實和藝術化的東北。
關于東北的非虛構創作，是深深依托在中國社會文化變革的時間線中的：《有一個地方叫“偏臉子”》對哈爾濱開埠至20世紀70年代的跳躍性敘述，《張醫生與王醫生》講述沈陽光復到21世紀幾代人的選擇與奮斗；《圣地工人村》再現沈陽1952年工人村施工到2014年工人村被列為文物保護單位期間的繁榮與蕭條；《人間漂流》表達東北“80后”一代在飛速發展的社會語境中獨特的童年記憶；《東北游記》評估東北文化歷史和中國農業社會變革。這些關于東北的非虛構寫作無不敘述著個體作為社會發展中的因子所經歷的變革之痛，以及高速的社會變革造成的故土家園的失落、精神信仰的迷失與遙望原鄉的傷懷,從場景設置到語言風格，再到人物個性，這些作品不僅體現了常規東北特質，更具備典型的東北性，即表達了一種文化精神。東北的文化精神是什么呢？如果從“景觀化”時期的文藝作品來看，似乎是欠缺理性和民主精神，是僵化的計劃經濟思維和盲從精神，這顯然是一種片面化的誤讀，是“景觀化”時期作品內涵的單一性與虛構性所造成的錯位接受，最終導致“東北文藝也不可避免地出現被過度消費、被娛樂、被庸俗化的現象”（18）。實際上，東北作為中國最具認同感的區域，之所以不斷被大眾文化消費，是因為東北人與生俱來的堅忍豁達和豪爽樂觀，是因為東北在中國歷史中長期處于中原文化之外，缺少中原地區千年傳統文化的熏染，但在近百年的“闖關東”及革命斗爭和建設史中，形成了自身獨有的文化精神：“闖關東”時期團結互助的幫扶精神，抗日戰爭時期奮勇殺敵的無畏精神，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鐵人精神，北大荒精神，等等。在《有一個地方叫“偏臉子”》《圣地工人村》《東北游記》中，東北的文化精神得到充分描繪，這類非虛構寫作比任何一種文藝形式都要真切地引起人們的共情，因為，東北文化精神也是中華民族文化精神的分支與縮影。
關于東北的非虛構寫作對“想象共同體”的重構，根植在中國本土文化背景下，具有濃厚的意識形態特征。東北非虛構寫作者們或生于東北或久居于東北，或在洪流中離開東北或回歸東北，都以切身經驗為切入點。這種“把自己作為方法”的方法，其真實意義是“個人經驗的問題化”，可以更好地體現問題的“公共性”（19）。作為“想象共同體”視域下的東北非虛構寫作，無論是敘述城市還是農村，都在指涉著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復雜性，體現出強烈的文化使命感。無論是書寫日本侵占時期的偽滿洲國，還是市井一隅的哈爾濱“偏臉子”，無論是沈陽的工人村，還是吉林的荒地村，無論是東北“80后”的成長心靈史，還是階層躍遷的工人后代回憶錄，都共同指向“中國”這一既具體又抽象的名詞。正如有人所說，此中的東北已不僅僅是東北人的東北，更是當代中國的東北。東北非虛構寫作在“想象共同體”的重構歷程中貢獻著力量，一方面以個體命運的沉浮勾連時代發展與轉折，讓過去、現在與未來的讀者都能體會歷史與現實的厚重；另一方面以史料和素材為根本，依托個人化敘事表達大國小民的家國情懷。閱讀這些非虛構作品，讀者可以進入新的“想象共同體”，不是依靠消費“共同的過去”獲得暫時性的心理慰藉和賀歲狂歡，而是在復雜的歷史與現實敘述中尋求想象性認同，在中國社會分化已相對固化的階段，在面對新的未知的社會變革時，能夠形成強大的信任合力，以民族歸屬感和自豪感應對來自各方話語權力的影響。從這一角度看，關于東北的非虛構寫作，與全媒體時代的意識形態要求是相互推進和影響的。新的“想象共同體”的構建訴求，既是東北寫作與東北敘事的時代性演進，也是中國新時代政治與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
三
富有地域特色的語言與充滿張力的敘事
實現對過去東北書寫刻板印象的抵制、構建新的“想象共同體”，一方面是社會發展與文藝創作深化的必然，另一方面依靠的是東北非虛構寫作獨具特色的審美表達。關于東北的非虛構寫作之所以被文化消費市場認可，很大程度上歸功于其寫實的地域化語言風格，既不同于影視小品中夸張變形的舞臺化語言，又有別于文學化處置后的功能性語言，而是表征著東北區域人文性格的寫實的日常生活語言。從地域文化生產的角度看，東北的方言土語、人文性格的確更具戲劇性，故而成為文藝創作的重要素材來源。作為文藝語言的東北方言有著其他地域語言所少見的“諧謔感”。這種詼諧與戲謔，一方面表現為極具生活表現力和對話感，另一方面則體現為對苦痛創傷的自嘲和諷刺，體現出東北性格中樂觀的一面。例如，賈行家在回憶母親的死時寫道：
她病了不到兩年的時間，垂危持續了四五十日，這讓她有時間對身后的每件事作出安排，直到她的同事送了份感人的悼詞來，請她看是否滿意，她望著那昔日的小伙子苦笑：“你覺得我堅強，也不該給我看這個啊。”（20）
寫因積疾不能正常生活的李晚黎：
我見過一次他被搶救的樣子，他的臉呈現出一種死人的灰色，他爸木然而麻利地把氧氣插到他的鼻子里，在他身上動了一些我看不懂的手腳。半個小時以后，他又重新坐起來和我閑聊。（21）
用如此調侃的筆墨描寫親朋的病亡故事，是東北性格中典型的“苦中作樂”，也讓悲劇意蘊凝聚在喜劇性語言中，給人以獨特的審美體驗。在孫且的《有一個地方叫“偏臉子”》中，作者用地方話語塑造了諸多作者生活經歷中的真實人物。他寫井老婆子時永遠是“我家對面屋的”，這個人“在偏臉子有很多個身份，神匠，巫醫，媒婆，白事主持，說瞎話的。她的話，人們的耳朵要擇著去聽”（22）。寫“盲流”二狗時說：
有一個缺了小手指頭的彪形大漢，還友善地送給二狗一把漂亮的水果刀。二狗經常拿出來向我們顯擺，大家以為他終究會成為一個赫赫有名的殺人犯。可很久以后，二狗跟別人打架，掏出這把水果刀，卻被對方奪下來，將他攮死了。這很讓我們，他小時候的耍伴兒，感到無比的失望。（23）
寫傻大華時這樣描述：
傻大華轉到安寧街的小市場活動，手里的零錢大不如從前，她在八雜市最輝煌的時候，兩個手各舉著一支大串的糖葫蘆。（24）
這些語句使每一個人物都鮮活和充滿個性，并雜糅在一起共同呈現“偏臉子”這一區域的融合性與生活化。
小杜的《人間漂流》從語言到敘事，喜歡用夸張的細節放大真實體驗，達到強化所指的目的。他講述童年時到老房太太家玩紅白機的經歷：
老房太太家那土炕總燒得賊熱。我們穿著棉褲盤腿兒坐她那炕上搓紅白機，時間長了難免燙屁股，就改成蹲。蹲久了腿又麻，再改成坐。坐坐蹲蹲沒個停歇，像一群抓耳撓腮的小猴兒。（25）
在講人民影院時，作者著重解釋了地方話語中的“黃”字：
在我們縣，誰和誰談戀愛沒談成，就說“他倆談對象談黃了”。誰和誰婚外戀沒婚外明白，就說“他倆搞破鞋搞黃了”……誰家單位快倒閉了，就說“開不出工資，肯定他媽的黃了”。總之這“黃”字一到我們縣人嘴里，就變得氣象萬千，吞含了一切的負面、一切的不如意、一切的哀傷。人民影院，就這么黃了。（26）
針對“黃”這一頗具代表性的東北方言，伊險峰和楊櫻在《張醫生與王醫生》中也多次巧妙使用，在回顧初中階段的語文教育實驗時，作者這樣敘述：
這場實驗之所以失敗，并非因為工人階級過于粗線條而喪失了提高人文精神水準的機會，也并非因為王老師的拖延癥。最直接的原因只有一個：這學校黃了。（27）
在講述主人公張曉剛父母的愛情時寫道：
張榮的說法是這位人精一樣的大嫂看中了大戶人家，更主動。楊淑霞則說這家老太太“人奸”——奸，不一定是貶義詞，是說人聰明，跟“精”同義——“才認識一個禮拜，就上我們家來。倆多月，就給我買一個圍脖，還有一雙鞋。我說這黃了也不好吧。上班跟我們一個老太太說，她說丫頭啊，你不知道啊，這有講究。給你鞋，就是跑不了；給你圍脖，就是常（長）來常（長）往”。（28）
東北方言的詼諧幽默屬性加上作者的巧妙運用，諧謔的語言融合在充滿感傷、沉痛、緬懷和思念的主旨語句中，形成強烈的反差感和戲劇張力，不僅讓作者對親歷生活或田野調查的內容敘述更加從容，更能體現文中人物性格和作品的思想。
東北語言不僅被本土作者們嫻熟使用，也讓域外視角的作者如獲至寶，成為其理解東北的切入點。梅英東在《東北游記》中寫妻子三舅接電話的橋段時，記錄下了東北農民的語言：
固定電話響了。三舅拿起聽筒，我聽到的話如下：
（電話鈴）啊！
啊？
啊啊啊啊。
啊。（掛電話）（29）
“啊”的聲調變化，在美國人梅英東看來新鮮又富于生活氣息。不同人物的語言喜劇性地表達了人物性格：三舅是本分的，三姨是牢騷的，關老師是熱心腸的，公共汽車上的孩子和鄉里的陌生人是自來熟和好奇的。作者也在長期的東北鄉野生活中，學會了東北式的幽默和浪漫，不用人問起就會主動接茬說“我是美國人，我屬鼠”“早點生孩子，多吃蘋果”，在季節變化時會發出感慨：
秋天真的到了，卻好像是荒地第二春：天空碧藍如洗，蚱蜢上躥下跳，蟋蟀器樂和鳴，而我腳下生風，一路經過盛開的野花，輕盈的蒲公英。田野里的顏色還是那么和諧：綠色的莖稈，金黃的稻穗。田里的水被抽了以后，泥地逐漸干涸，青蛙在上面曬著太陽，夏天吃了一整季的大蟲子，個個肥不溜秋的。（30）
可以說，富有地域風格的語言運用，是東北非虛構寫作的重要質素。他們充分運用了東北方言簡短、干練和冷幽默的特點，講述別開生面的東北故事。貼近真實生活的地域語言，也是非虛構寫作在中國近些年蓬勃發展的要素之一，從阿來、葉兆言、李娟、邱華棟、李燕燕等眾多作家的非虛構作品中不難發現，立足作者生活場域和調查區域的語言，是充滿地域人文性格和真實的人日常表達的語言，其生動性和傳播性尤其適用于新的媒介傳播時代。從“文藝大眾化”與“文藝人民性”的精神指導和人們對文藝作品的需求等多個維度考察，文學必須也只能通過不斷迭變才能適應民眾和時代的需求。非虛構寫作旨在強調，在文藝娛樂化功能凸顯的當下，文學應重新煥發鐵肩擔道義的職責，要真正介入社會現實，以糾偏文學形式的虛浮，乃至思想的貧乏。
貼近日常生活的寫實語言，不僅能夠生動反映現實，更能杜絕某些作品因重視語言形式和敘述本身而帶來的閱讀疲憊，因而可以更好地與大眾文化需求相結合，實現“作者—讀者”這一“生產—消費”鏈條的閉合。非虛構寫作作為“一種新的文史哲融合”（31），以其跨界性、融合性和無邊界感，豐富了文藝創作的樣態，補充了嚴肅文學和大眾文藝所不具備的一些特質。
談及此，有必要將關于東北的非虛構寫作與“新東北作家群”的創作相比較。二者在文學審美方面既有共同點，又有鮮明的相異之處。共同點在于，他們都采用了東北方言，并在此話語結構基礎上描寫歷史與現實處境中人的命運；相異之處在于，相比于虛構寫作注重文學的形式和故事性，關于東北的非虛構寫作更加去文學化，注重個體體驗和材料真實。
黃平認為，以“鐵西三劍客”為代表的“新東北作家群”的創作，是超越了現代主義文學的“一種新穎的現實主義寫作”（32）。這種論述是有道理的，雙雪濤、班宇、鄭執等作家立足“子一代”視角對歷史創痛的理解和觀察，借助荒誕、魔幻等現代主義文學創作技法，表達出對東北的現實關切和對中國時代性變革的領悟。正如班宇所言：“我渴望書寫人在歷史中的巨大隱喻，想把人的行為的復雜度以及背后涉及的當時的社會環境、精神狀態背景結合。”（33）在實踐中，“鐵西三劍客”等作家創作的文本為了追求“文學性”，采用了諸如“‘橘瓣式’‘連鎖式’和‘拼圖式’結構，將東北故事雜糅在草蛇灰線的元素中”（34）。多線的敘事、人稱的變換、豐富的意象，以及炫酷的寫作技法，的確服務于作者描寫時代變革帶來的癲狂的焦慮、悲情的溫暖、迷失的故園，但某種程度上虛構文學難以兼顧對歷史與現實的寫實和寫真。
關于東北的非虛構寫作放棄了各種繁復的修辭和寫作技法，以通俗質樸的個人化話語建構起特有的東北書寫。比如張瑞在《圣地工人村》中的敘事，“我”忽而在場忽而不在場，時間在過去與現在間穿梭，沈陽工業建設與工人村的大歷史和“我”的童年經驗小歷史相融合，毫無章法的技巧，甚至連文本結構都無從談起，但這種看似雜亂無序的敘事，和穿插在書中的各類老照片等影像資料一道，形成了個體記憶與公共記憶的融匯，勾連整體的線索是作者強烈的自我情感表達。張瑞認為，無論故鄉留下了多少酸楚的回憶，在他的心中，工人村就是“圣地”，書中數不勝數的小場景、小故事，構成了一代工人生活的“氤氳煙火”（35）。這種在設定的空間里放飛思緒，以內在情感結合歷史真實的非線性敘事，連接了歷史與當下，同時也將人們的思緒與目光引向未來。
縱觀21世紀以來的東北敘事，從春晚小品到影視劇，從流行歌曲到網絡博客，從遲子建、老藤、津子圍、黑鶴到“鐵西三劍客”、楊知寒等，無不從各自的視野出發，構筑關于東北城市和鄉村的創傷和記憶，貢獻了讓人們注視、了解東北的諸多作品。關于東北的非虛構寫作，除前文所述作品外，還有素素《獨語東北》的詩性東北山川文化志、曲子清《濕地繁花》的美麗鄉村脫貧振興紀實、劉雨佳《微光漸暗》的邊疆生態主題影像非虛構創作等，都從不同視角解讀東北，從個體經驗入手，充分運用社會學、新聞學、統計學等領域知識，為全媒體時代的受眾全面了解復雜真實的東北提供了可信的文本依據。究其根本，關于東北的非虛構寫作是中國非虛構寫作的組成部分，與各類型非虛構寫作一道，追溯微觀歷史，關注個體命運，揀拾時代遺珠，懷揣悲憫的同時，充滿對當下和未來的關注。這種關注，是對民族未來的希冀，也是對時代發展的關切。
注釋：
（1）梅英東（Michael Meyer)，美國非虛構作家，著有《再會，老北京》《東北游記》《中國變奏曲：一個旅行作家的中國二十年》等。
（2）張一兵：《顛倒再顛倒的景觀世界——德波<景觀社會>的文本學解讀》，《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1期。
（3）〔法〕居伊·德波：《景觀社會》，第4頁，張新木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7。
（4）于文秀：《“文化研究”思潮導論》，第19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5）英國作家福斯特提出的理論，將敘述對象人物分為“扁形人物”和“圓形人物”兩種，其中“扁形人物”只有一種或很少幾種特性，性格簡單突出，易于創造和傳播；“圓形人物”具有多種特性，性格復雜但更豐滿立體。見〔英〕E.M.福斯特：《小說面面觀》，第61頁，馮濤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6。
（6）洪治綱：《論非虛構寫作中的“理真”》，《浙江社會科學》2023年第10期。
（7）賈行家：《塵土》，第54頁，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
（8）張景超：《論孫且的小說創作》，《文藝評論》2018年第5期。
（9）〔美〕邁克爾·麥爾：《東北游記》，第6頁，何雨珈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7。
（10）沈閃、〔美〕邁克爾·麥爾：《多重世界經驗下的“非虛構”中國——邁克爾·麥爾訪談》，《寫作》2020年第6期。
（11）馮莉：《非虛構的力量——訪文化名家馮驥才》，《中國文藝評論》2018年第8期。
（12）（13）伊險峰：《“兩個醫生”之外——<張醫生與王醫生>創后記》，《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2年第5期。
（14）王波、張瑞、秋泥：《沈陽“鐵西村”:新中國工人的光輝豐碑》，《新華書目報》2023年8月3日。
（15）王德威：《文學東北與中國現代性——“東北學”研究芻議》，《小說評論》2021年第1期。
（16）吳叡人：《認同的重量：<想象的共同體>導讀》，〔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第17頁，吳叡人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17）劉巖：《歷史·記憶·生產：東北老工業基地文化研究》，第41頁，北京，中國言實出版社，2016。
（18）孟繁華主編：《東北文化與東北文藝》，第307頁，北京，科學出版社，2019。
（19）郭建斌、姚靜：《“把自己作為方法”——兼談民族志文本中作者的“主體性”》，《南京社會科學》2021年第1期。
（20）（21）賈行家：《塵土》，第49、81頁，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
（22）（23）（24）孫且：《有一個地方叫“偏臉子”》，第12、5、21頁，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18。
（25）（26）小杜：《人間漂流》，第4、13頁，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22。
（27）（28）伊險峰、楊櫻：《張醫生與王醫生》，第20、45頁，上海，文匯出版社，2021。
（29）（30）〔美〕邁克爾·麥爾：《東北游記》,第14-15、258頁，何雨珈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7。
（31）王堯：《跨界、跨文體與文學性重建》，《文藝爭鳴》2021年第10期。
（32）黃平：《出東北記：從東北書寫到算法時代的文學》，第19-20頁，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21。
（33）曾璇：《班宇：小說要勇于嘗試 抵達語言和事物的最深處》,《羊城晚報》2019年4月15日。
（34）陳佳冀、李艷青：《“鐵西三劍客”筆下的東北敘事》，《寫作》2023年第3期。
（35）張瑞：《圣地工人村》，第245頁，沈陽，沈陽出版社，2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