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繁華：文學史更是一個實踐的領域
江蘇是中國的文學大省，也是強省。無論是文學創作還是文學研究、評論，均居國內前列。江蘇文脈源遠流長，有豐富的文學資源和積累，特別是百年來，江蘇文學大家、名家輩出，為中國百年文學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貢獻。在這樣的背景下，江蘇的文學研究者們在丁帆教授的帶領下，撰寫了《江蘇新文學史》。這是一套皇皇巨作。這部文學史不僅系統地總結、描繪了江蘇新文學的發展歷程，呈現了江蘇的重要作家作品，同時也為其他地域和中國文學史的寫作提供了重要經驗、奠定了基礎。
我們知道，關于中國當代文學史的寫作，一直存有巨大爭議。特別是1985年，對于中國當代文學寫作來說是重要的年份。“現代派”文學業已落潮，相繼興起的“尋根文學”“先鋒文學”，為中國當代文學的發展提供了更加廣闊的路徑。這些現象的出現，表明中國文學走向“現代”的堅定信念和大致路向，稍稍滯后的文學史寫作也基本完成了對這個時代的塑造。于是，文學史家在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了關于中國當代文學史寫作的一些看法，“文學史觀的搏斗”在這一年相繼展開。1985年10月29日，唐弢發表了《當代文學不宜寫史》一文，他認為，“當代文學是不宜寫史的。現在出版了許多《當代文學史》，實在是對概念的一種嘲弄……現在那些《當代文學史》里寫的許多事情是不夠穩定的，比較穩定的部分則又往往不屬于當代文學的范圍”，“歷史需要穩定。有些屬于開始探索的問題，有些尚在劇烈變化的東西，只有經過時間的沉淀，經過生活的篩洗，也經過它本身內在的斗爭和演變，才能將雜質汰除出去，事物本來面目逐漸清晰，理清線索，找出規律，寫文學史的條件也便成熟了”。因此，他主張用“《當代文學述評》代替《當代文學史》”，這樣做“對于正在探索的問題，對于尚未成熟的想法，對于不斷演變著的當代文學本身的發展過程，都會產生催化或者推動的作用”。
當年我們不大理解唐弢先生的說法。比如王瑤先生的《中國新文學史稿》，這是一部標志著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和教學基本格局的巨著。他寫作這部巨作的年代，“現代”剛剛成為過去，從某種意義上說，王瑤先生的文學史就是一部“中國當代文學史”。王瑤先生可以這樣書寫文學史，中國當代文學為什么不可寫史？多年后我們才理解了唐弢先生的良苦用心。這就是，當代文學史涉及或牽扯的因素太多。即便在本學科范圍內，對當代文學史寫作的爭議或詬病也一直存在。這一現象從另一個方面表明，任何文學史的寫作都是一個建構的過程，它的不確定性使它永遠都是一個“未竟的方案”。
但是，時至今日，據不完全統計，已經出版的各種當代文學史著作已經100余部，而且還有出版社在組織編寫。這種情況業已表明，中國當代文學史已經不是可以或不可以寫的問題，而是怎樣寫的問題。它的爭論已經過渡到了實踐階段?！督K新文學史》的出版，就是文學史寫作具體實踐之一種。該書序言說：“在中國新文學誕生100周年之際，組織編撰一部具有全面性、系統性、學術性、權威性的《江蘇新文學史》，科學梳理江蘇新文學百年來的發展脈絡，系統回顧總結江蘇新文學取得的輝煌成就和歷史經驗，為江蘇百年新文學的研究留下一部具有寶貴學術價值、歷史價值和應用價值的地域文學史，同時也為中國新文學史提供更為完整豐富的史料，彰顯出江蘇文學在中國新文學史上的重要地位和突出貢獻，不僅具有重要的文學史意義，而且具有重要的文化史意義?！?/p>
《江蘇新文學史》上起1892年，下訖2019年。全書凡12編30卷900多萬字，共涉及作家3419位、作品13107篇（部）。其中，文學思潮與批評編2卷、小說編6卷、通俗文學編2卷、詩歌編3卷、散文編3卷、報告文學編2卷、傳記文學編2卷、戲劇影視編4卷、兒童文學編3卷、世界華文文學編1卷、網絡文學編1卷、文學報刊編1卷。同時，還配套編輯了《江蘇新文學史史料選》40卷1300多萬字。我曾參加過《江蘇新文學史》項目的評估?！督K新文學史》以晚清至民初的江蘇文學為起點，對“五四”江蘇文學展開論述，更加凸顯了文學史的連續性和必然性，具有非凡的歷史眼光。《江蘇新文學史》“厚古不薄今”，增設電影電視劇卷、網絡文學卷、世界華文文學卷和兒童文學卷等，極大地豐富了江蘇地方文學史，同時也為中國百年文學的架構提供了重要參考。書中還提出，文學的發生與來源不盡相同，例如世界華文文學，如何在統一的框架下，將龐雜的文學支脈放入文學史這一整體當中，也是一項挑戰。
還值得注意的，是這部文學史中的“大江蘇”的概念。地方文學有一個問題必須要處理，那就是：“本地作家”都包括誰？《江蘇新文學史》的處理方式是，以“籍貫”為重要參考。只要籍貫是江蘇的，就是江蘇作家。比如汪曾祺，1920年3月5日生于江蘇省高郵市，1935年秋，汪曾祺初中畢業考入江陰縣南菁中學讀高中。1939年夏，汪曾祺從上海經香港、越南到昆明，以第一志愿考入西南聯大中國文學系。1950年，汪曾祺任北京市文聯主辦的《北京文藝》編輯部“輯稿人”，大約是今天的“編輯部主任”?；蛘哒f，汪曾祺19歲以后，基本就沒在江蘇工作過。但《江蘇新文學史》把汪曾祺作為最重要的江蘇作家和研究對象。再比如格非，江蘇鎮江人，但他沒有在江蘇的工作經歷，還有年輕作家魏微，除了在南京大學作家班學習過，幾乎也沒有在江蘇工作過，但她也是江蘇籍重要的文學力量。
第二點，是《江蘇新文學史》對“事件”與“本體”的處理。對文學史已有的成果，有的學者提出文學史的“史學化”問題，認為文學史過多地關注了歷史、輕視了文學。這種看法還認為，在文學史中不宜過多地書寫歷史事件，而要更多地講述文學史的“本體”，也就是作家和作品。這種情況比較極端的例子是鮑鵬山的《中國人的心靈》，這是一本非常感性化的中國文學史，通過上自《詩經》下至《紅樓夢》的數千年中國文學名家、名作的再解讀和詩意感懷，試圖深入中華民族的內在心靈與思想，展示這個民族三千年的理智與情感所系。因此，這是一部特別有探索性的文學史。但是，任何文學都不可能脫離時代而獨立存在，如果離開具體的歷史環境，對讀者接受和理解文學作品必然會產生一定的障礙。那么，如何處理文學史的“事件”與“本體”關系，對文學史家就是一個重大的考驗。我覺得《江蘇新文學史》在這方面處理得恰到好處。這也是因為總主編丁帆先生和各卷主編以及所有參加編寫的學者都有非常好的文學史寫作訓練，有豐富的文學史寫作實踐經驗。我非常感佩江蘇的學者能生活在江蘇的土地上，這是一塊有悠久歷史文化的土地，這塊土地上必然要綻放出絢麗的文學之花。作為全國的文學大省、強省，江蘇還會為中國文學作出更多的貢獻，給我們更多的驚喜。
（作者系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監事長、沈陽師范大學特聘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