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建智： 一株“老梅”喻金庸 ——為紀念金庸百年誕辰而寫
一
五年半前，當我聽到金庸（1924年3月10日—2018年10月30日）離別了大家時，即刻在我眼前，浮現(xiàn)了一個中等身材、高額方正,笑容不多的臉面，更令我想起了二十世紀末，那個美妙秋天里，我與他相見時的情景。而那一刻不知怎的，會情不自禁想起“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那兩句詩來。同時浮現(xiàn)在眼前的是我陪金庸行走于太湖流域的一些往事回憶。
金庸這個名字，因曾被當代文學(xué)家王蒙評價：“在以后一百年中，于武俠小說天地中，再無人可超越過他了！”此說一出，金庸在新武俠小說創(chuàng)建的群體里，似乎成為一個超人。加上各大報刊以及電視媒體等加入，金庸這名字，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后，為大眾無條件地所崇拜，且有高達二十多億人讀過乃或看過由他的小說改編的電視。他被塑造成所謂“天降大任于斯人”有點“先知先覺”具有特殊“魅力”的“天才”型人物了。
其實，金庸在香港開始寫武俠小說，于當時是個很偶然的機緣，而且打響中國新武俠小說的第一人，還應(yīng)是梁羽生。當梁的新武俠小說《龍虎斗京華》問世，自此開創(chuàng)新派武俠小說的風潮。從數(shù)量上梁寫的也比金庸多。當時，如沒有《大公報》資深報人羅孚繼續(xù)把這接力棒交給金庸，讓他也試寫武俠小說，那也可能就沒有金庸這個名字的出現(xiàn)。所以羅孚這個名字，也是不能不記著他的。金庸發(fā)表了第一部新武俠小說《書劍恩仇錄》（1955年），作為推手的羅孚，還在香港《新晚報》寫了一篇雜文，說“金庸小說，構(gòu)思奇巧，布局多變”。從此，金庸新武俠小說便橫空出世，連載不斷。金庸的十五部小說一直寫了近十八年，“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是他自編的一副以自己作品名首字組成的對聯(lián)（另加一部《越女劍》）。
當年，鄧小平除了熟讀史書，對武俠小說也非常著迷，他尤其愛讀金庸的作品。鄧小平喜歡《射雕英雄傳》《神雕俠侶》等作品，還能在聊天時引用其中的情節(jié)，可以說，鄧小平是內(nèi)地最早的一批“金庸粉”之一。一九八一年七月十八日，金庸在北京參加活動，拜見鄧小平的愿望終于實現(xiàn)。確實，于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后，金庸以挾風帶雨的勢頭，橫掃大江南北，以此為契機，金庸的小說也隨時代，走向了世界！
二
金庸生辰，是三月十日，百年一瞬眼過去了，然春天一如往常，和他出世的那天一樣，山青了水綠了，柳樹吐芽，梅花盛開的時節(jié)，我把他比作一枝“老梅”！我選了宋元版本中的《梅花神譜》與《梅花百詠》中的二首古詩，以“梅”作為對有緣與金庸夫婦結(jié)識的紀念：
老梅
種花年少負幽期，歷遍風霜不計晨。
顧我今計丈人行，愿遺清白在人間。
友梅
三益堂前世外人，歲寒才知真友人。
知心千古惟松竹，冷淡相交始見真。
（三益：孔子有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聞。對應(yīng)梅、松、竹）
我曾陪金庸去南潯、長興、湖州等地，主要還是在杭嘉湖、太湖流域一帶。我與金庸相敘一段時間，他與我談了他的生命之旅。在他百年誕辰之日，我每閱讀他的小說、隨筆、時評時，無不懷念在二十五年前的那些個日日夜夜的生活聚談，且那段時間內(nèi)無人打擾，只有我與他們夫婦。我讀過許多寫與金庸交往的文章，乃或許多本寫金庸的書，似均無如此的情景。在只有三人談話的氛圍中，談的那些家事、為國為民的國事，今日重溫，讓我格外溫暖。
三
當年因金庸已成了大名人，在接上級通知與金庸有緣相遇之前，也做好了些文獻卡片，有所準備。我們相處時，除了談他的一些鮮為人知的生活上的事外，有一次我們自然就談到了他的封筆之作《鹿鼎記》。他問我對歷史上的“莊氏史案”發(fā)生原因、地點、地方志所載文章，但我們一邊聊一邊走時，我見了他真如別人以前所說的怒而不威的神情，時而出現(xiàn)在他的眼神中。他即對我說：“湖州比我們海寧富庶，有太湖，有莫干山，生長在這一帶的富商，又是達官世家，人杰地靈，形成了悠久的人文傳統(tǒng)。但也有凄慘的可怕的事發(fā)生，那就在清代康熙二年（1663）發(fā)生了莊廷史案，是由已被罷免了的歸安知縣吳之榮，為了索取錢財，發(fā)動了歷史上的‘開清代之首案’，僅此一案，便使數(shù)百條人命橫死刀下，我們查氏也被卷入。這位湖州士子，同時也為那個時代歷史上，留下了一個幾百年來的噩夢。”
當聊到這段歷史，我也問他道：“查先生這次為《鹿鼎記》尋根，是否以前是據(jù)文史資料而虛構(gòu)了這部小說？”他的回答很干脆：“是如此，我寫此小說寫了三年（1969—1972），從未到過湖州以及江南這名鎮(zhèn)南潯，當我被任命為浙大文學(xué)院院長時，才有機會和時間來。而韋小寶這個小說中的主角，當然是我小說中的一個藝術(shù)形象了！”金庸還加了一句：“小說中的什么眾多女友，包括建寧公主，全是為此小說之需要取其名而已！”講到此，查太太林樂怡也笑起來了。當我陪他夫婦用餐時，林樂怡還拿了她隨身帶的一個東西為我們算起命來，說看看誰能坐上韋小寶高位，令大家都樂起來，也讓金庸笑個不停。當時我想，這查太太對《鹿鼎記》熟悉，書中有韋小寶擲骰子來占卦情節(jié)，也有為打吳三桂，有一節(jié)寫到測算命運的事。
當談起大眾喜讀的《笑傲江湖》時，我問金庸：“作為作者你究竟喜歡哪個由你塑造的武俠人物？”金庸很爽快地回答我說：“那當然是令狐沖！”他還補充說：“我性格有些像他，但有些做不到！”“當然，陳家洛、郭靖等我都喜歡，但因我身上有令狐沖身上的東西，他在我筆下經(jīng)歷了多少磨難，幾多傷痛，可謂九死一生，但他不屈不撓、樂觀豁達，我也有此種人生經(jīng)歷。我描寫他，有時就想到自己，一個小說家寫出的作品，不可能置身度外，曹雪芹的《紅樓夢》不也如此嗎？其實讀者不知，我寫作動作慢，是活到老學(xué)到老。”金庸說話時，人家說他有點結(jié)巴，但他與我的對話中，近乎沒有。
當然，從我與金庸接觸時，他天生有霸氣的一面。我陪著他到過許多風景美妙之處，有一次與我一起照相留作紀念處，恰選中在宣統(tǒng)親筆“承先睦族”的鑲金九龍大匾下，此時他腦中是否重現(xiàn)了查氏家族隆盛時代？祖先查升在湖州道場山行走的那首名詩，是否在他心中蕩漾？
當然，金庸因經(jīng)歷了婚變、喪子之痛，在林樂怡那里顯得格外有耐心而柔順，如那天一個下午為查太太吃臭豆干，在一很小的石橋旁，我陪金庸等她近一小時，且在天氣大熱的露天之下。金庸性子特好，當然對我來說是大好事，可與他兩人找個遮陽處，多聽他談些家庭細節(jié)，那是公務(wù)層面曾接觸過他的人難得聽到的。我于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后讀了許多金庸的新武俠小說，其中《天龍八部》《笑傲江湖》《鹿鼎記》讀得最為仔細，《天龍八部》，談佛學(xué)；《笑傲江湖》俠義江湖世途險惡；《鹿鼎記》一反傳統(tǒng)，中國文壇罕見反諷杰作，具有博大精深的含義。故他特地要我陪他去南潯尋根，當然其中有些深層原因。
四
今年的春夏之際，中國出版集團的華文出版社，以《儒俠金庸傳》作為主題，在網(wǎng)絡(luò)進行單人直播，出乎意料，聽眾達到兩萬六千人次，平時單人直播，觀眾人數(shù)大都在一萬人次以內(nèi)的。這無不令作者欣慰。華文出版社緊接著又以團隊之力，將《儒俠金庸傳》重新修訂，以全新的書裝設(shè)計、加入有文獻意義的插圖，重印發(fā)行第六版。此書自出版以來，受讀者喜愛，因此與眾多讀者結(jié)緣同樂而樂。
這也使我總在思考，金庸的武俠小說，如此受大眾喜歡，究竟為何？我想，最有代表性的是著名作家、書評家、華東師范大學(xué)教授毛尖的評價，她在《我們這一代的愛和愛——三人對談文學(xué)和電影》里曾說了這樣的話：“對我們這一代來說，閱讀金庸不光是閱讀，而且是用身體閱讀，不舍晝夜地讀，讀到把家里所有的人，甚至老師都變成金庸迷。我們這一代人大多通過看金庸（的書）變成了近視眼。沒有一個作家在幾代人身上留下這么深的身體印記！金庸總是通過文學(xué)書寫，給人關(guān)于夢想的東西，他締造了江湖，把幾代人從青春期與父母的沖突中釋放了出來！”她還認為，“金庸是中國最后一個‘百科全書式’的作家”。我想，她以上幾段話，是當年那些讀金庸作品的青年學(xué)子們最真實的心里話。
也有人說，凡有華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擁躉。其實，不是華人也喜讀金庸的文字，如《書劍恩仇錄》就是早有英譯版的武俠小說之一。這部小說內(nèi)容豐富，武功招式多樣，還涉及中醫(yī)文化、宗教術(shù)語，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其譯者宴格文（Graham Earnshaw）是一位外籍人士，他很早期便來了中國，對中國文化有一定的了解，當金庸小說一刊出，他即開展《書劍恩仇錄》英譯本的研究。
這無不說明了新武俠小說在海外也為無數(shù)人所喜歡，其深層原因是金庸的武俠小說蘊含了中國特有的傳統(tǒng)人文思想，從表面看是大眾喜愛的江湖群交、宮廷廟堂、刀光劍影、仇情愛恨，以及儒釋道思想，又以推理、情愛、虛幻等文學(xué)類型注入其中，體現(xiàn)了近現(xiàn)代文化的精神，支撐了金庸小說的文學(xué)性和思想性。
“俠之大者，為國為民”是對中華民族文化精神的一種深刻理解。我們只有懷有此精神狀態(tài)，才能為世界人類、中國文化精神走向世界，架起一座橋梁。
今年的三月三十日，由中國出版集團華文出版社牽頭，北京、嘉興、湖州三地的來賓相聚在金庸的家鄉(xiāng)，進行了一場專為紀念金庸百年生辰的講座與文化交流活動。
此刻，又令我想起幾年前，香港鳳凰電視臺為了做一電視專播，專為金庸小說訪問了我，問金庸的武俠小說究竟好在哪里。我的回答是：“從金庸自己讀過的書、所走過的人生曲折道路，特別是抗戰(zhàn)十四年的經(jīng)歷，他把一部《中國通史》融入了他想象的維度中去。可以說金庸的小說，便是武俠版的中國通史。”
如曹雪芹以自身經(jīng)歷寫了一部《石頭記》，金庸筆下的歷史與情愛世界更豐富，場面更廣，延伸更長。金庸的小說世界，是將絕望與希望交織在一起。他筆下的人物，無論是俠客郭靖、楊過、蕭峰，還是復(fù)雜多變的黃藥師、成吉思汗，他們都具有鮮明的個性特點和生動的形象，使讀者們恍然置身于他們的世界，如癡如醉。我深感自己讀了金庸幾部小說后，不說放不下書卷，更感覺在心靈里滋生出一種難于言說的旺盛的生命力。
二十五年前，我陪金庸夫婦《鹿鼎記》尋根后，心中一直戀戀不舍。當時恰有一家出版社的編輯來我家鼓勵我，邀我寫一部金庸的傳記，可以有機會把與金庸面對面之細節(jié)寫出來，包括與金庸夫人在一起聊天的生活情景。
于是，便開始整理當時留下的札記，并大量收集與金庸一生有關(guān)的報紙、雜志、文獻資料。又重溫“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中的部分小說。這一次重溫和細讀，更讓我深刻領(lǐng)略到金庸把武俠融進歷史的魅力。因同時寫他的生平，我還發(fā)現(xiàn)金庸的武俠小說似乎都有他親歷的影子。金庸開創(chuàng)了一個“俠之大者”的新武俠小說的時代，他的小說成了無數(shù)人的精神家園，亦成了家喻戶曉的“熒幕江湖”，撐起了那個年代里影視劇和娛樂圈的半壁江山。欲寫出一個真正的金庸，自會受到書迷與影迷的關(guān)注，下筆實不太輕松，《儒俠金庸傳》出版以來，我做了多次的修訂，以讓其更完善。
如今金庸雖然已經(jīng)離我們遠去，但他所堅持并身體力行的“為國為民，俠之大者”的理想、家國情懷和深沉的大愛，永遠值得我們珍惜和發(fā)揚光大。他是一枝永遠綻放出梅香的老梅，又是中華文化走向世界的一面鏡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