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數字時代的文藝批評是否還能如“林中的響箭”，展現這個時代“運動著的美學”，呈現文藝現場、思想現實和精神狀況？

一

今年是現代文學研究大家王瑤先生誕辰110周年、錢谷融先生誕辰105周年。兩位先生生前被尊稱為“北王南錢”，王瑤先生以文學史家名世，《中古文學史論》和《中國新文學史稿》兩本名著展現了一種學貫古今的大歷史、大視野的文學史寫作傳統；錢谷融先生以文藝批評家蜚聲文壇，《論“文學是人學”》雖是“各方面的一再動員和敦促下”的產物，但在關鍵時刻擎起人性論“大旗”，不僅針砭時弊，也建構起了“人學”批評范式，《〈雷雨〉人物談》則延續了一種性靈或者趣味批評的傳統。

在《風雨讀師》中陳平原教授披露，王瑤先生晚年全力以赴投入《中國文學研究現代化進程》的編撰工作，私下里“最想探討的是，為何百年來中國的文學研究格局越做越小，水平越來越低，以致讓人有‘一代不如一代’的感嘆”。今日學界迷戀于專精之學，王瑤先生所“感嘆”的境況非但無好轉跡象，恐怕還將延續下去。倒是作為文學史家的王瑤先生，對自己早年傾心投入的文藝批評有深切的體悟：“批評家自然需要成熟的文學教養和理論經驗等，但更重要的是實踐過程中怎樣得到豐富的認識能力。”由此可見，他提倡的不是一種書齋式或者沙龍式的批評，而是一種將個體的批評實踐與對廣闊現實的關切連帶起來的批評樣式。這是一種介入式的在場批評，是批評家在個體與時代回環往復的應答中，尋找“自己在現實及歷史中的位置和使命”。

錢谷融先生則代表了另一種批評路向。雖然《論“文學是人學”》起初是為了響應向科學進軍的號召，但他的文學批評更多是出于本心和“歡喜”。他撰寫《〈雷雨〉人物談》前后持續了20多年，是與《雷雨》中的人物蘩漪、周沖等心與心的交相呼應，是靈魂碰撞后的顫音，是“情志所寄，心靈所托”中的“歡喜”。今天重讀《〈雷雨〉人物談》，這種直面批評對象、立足于審美價值的“為人”的批評，不僅代表了《雷雨》研究的最高水平，其批評品格亦非常可貴。

然而，對于“北王南錢”這一現代文學研究和批評的路標及其映照下的光影，時下的學界似乎正在自覺或者不自覺地遠離。王瑤先生代表的打通古今的文學史書寫傳統，這種鳥瞰式的、長河式的、總體性的建構，關聯著歷史和時代，彰顯了史家風范和現實關懷。在這一路標的激勵下，涌現出了為數眾多的中國現代、當代文學史著作。不過，今天的年輕一代學者，似乎不再像前輩們那樣熱衷于文學史的寫作，他們意識到這樣的寫作連同背后的知識生產方式終究不過是一個“文學史的神話”。實際情況也是這樣，不僅編撰者所執著的“堅硬的、無可辯駁的事實描述”可能只是一種被建構出來的事實，而且編撰者追求的那種整體性、貫通式的闡釋意圖也可能是一種敘述的“暴力”，以深刻的洞見遮蔽了太多的盲區。以致最近有學者撰文呼吁解散闡釋體系，放下對整體性闡釋體系的執念。錢谷融先生所代表的趣味批評傳統，如今已成遠去的風景。他那種“與其眼往屬萬形，不如萬形來入眼”的批評風范，今日幾乎成為絕響。文學批評的制度化和職業化，一方面使得批評活動空前踴躍，另一方面也產生了大量虛情假意的批評。當批評淪為規范的自動化寫作和炫技的表演時，有幾人能像錢谷融先生那樣按捺不住對批評對象發自內心的愛，奮筆為他們辯護？又有幾人能如王瑤先生所提倡的，要“留意此時此地的時勢”，把自己的生命實感與對時代的關切緊密結合在一起呢？

二

“北王南錢”代表了文學批評和研究的兩種極致狀態，也許只能作為一種理想來追慕，因為今天的文藝批評正面臨著新的社會現實——數字時代的到來。正如90年前，世界進入機械時代，施蟄存先生認為現代文明塑造了都市新感覺，他評價《現代》中的詩，是“現代人在現代生活中所感受的現代的情緒，用現代的辭藻排列成的現代的詩形”。時代的鐘擺從機械時代轉向數字時代，今天的生活樣態已經從機械時代的大船舶的港灣、轟響著噪音的工廠、深入地下的礦坑、奏著Jazz樂的舞場、摩天樓的百貨店，轉換成數字時代的元宇宙、虛擬體驗、人形機器人、短視頻、三體世界……正如20世紀的復雜現實孕育了20世紀的現代小說，21世紀的數字化生存也催生了新的文藝樣態，如網絡文學、短視頻、網絡游戲等。這些新的文藝樣態塑造著新的詩形和感興，蘊含了新的情感結構，鍛造了新的時代精神。

正如蘇珊·桑塔格在坎普藝術中發現了現代生活的奧秘，詹姆斯·伍德在當代小說中發現了“歇斯底里現實主義”，王德威在賈平凹、畢飛宇、格非等作家的作品中發現了“幽暗之光”，誰若能發現并揭示隱藏在數字時代文藝作品中的秘密，誰就能擊中時代的靶心。完成這樣的批評任務無疑是艱難的，畢竟不僅社會現實發生了變化，人們對世界的感知方式也發生了巨變。數字技術模糊了真實世界和虛擬世界的界限，圖像技術強化了復制品的逼真性，“為你讀書”等應用場景加劇了經驗的二手化、碎片化……有人把人工制品的世界錯當成真實世界，對鏡像世界的喜愛超過了對真實世界的熱愛。例如，更愿意在微信朋友圈里流連忘返，卻不愿向現實世界投去一瞥。更為致命的是，某些程式化的、千篇一律的都市生活，以及以創新之名招搖過市的偽創新，鈍化了批評家的藝術感受力——“我們失去了現實感”。當我們在一個虛實相生的世界中來思考何謂現實時，我們比任何時候更難進入思想現場——事實、批評與思想之間布滿了鮮花和荊棘交織的畏途，文藝批評比任何時代都更接近文藝現場，卻又比任何時代都更遠離思想現場。

與上述復雜的文藝現實和感知退化相比，批評趣味和知識結構的滯后也制約了新的文藝批評的發展。一方面，文藝批評仍固執地堅守精英文化所培養的審美趣味，多多少少對網絡文學、短視頻、微短劇等新形態不屑一顧。另一方面，以內容批評為中心的傳統文藝批評范式難以適應新的文藝形態，忽略了新的藝術樣態作為一個自足體系的生成方式、運作邏輯，結果要么雞同鴨講，要么不得要領。雖然近年來批評家們嘗試借用數據庫、消費、擬像、游戲性、遠讀等理論來切入數字文藝批評現場，但總體而言，具有中國本土性的、原創概念的數字文藝批評范式尚未真正建立。此外，一個不容忽視的境況是，理論的復興在為文藝批評更貼近思想現場提供便利的同時，也可能束縛乃至削弱文藝批評的活力。人們往往習慣于用理論來裁剪作品，而不是從生命實感出發，在與現實的對話中提煉熨帖的理論。更糟糕的是，一旦離開了理論這一拐杖，文藝批評可能陷入不會走路的境地。兩頭不著地，這大概就是數字時代文藝批評的真實寫照。

三

數字時代的文藝批評是否還能如“林中的響箭”，展現這個時代“運動著的美學”，呈現文藝現場、思想現實和精神狀況？今天，我們呼喚有力量的文藝批評，但前景似乎并不樂觀。筆者以為，重返“北王南錢”所代表的兩個傳統，萃取其精要并作有機結合與創造性轉化，在數字時代提倡一種有實感的文藝批評，也許可提供某種抵達文藝現場和思想現場的可能性。

首先，數字時代有實感的文藝批評，是呼喚新感受力的批評。文藝批評的本質之一在于求真，如何在一個技術與藝術高度融合、虛擬與現實交相輝映的時代，敞開并解放真實的感覺，開啟一種更為開放的感知世界的方式？桑塔格認為，我們應提倡一種新感受力，技術時代的批評“重要的是恢復我們的感覺。我們必須學會去更多地看，更多地聽，更多地感覺”。“批評的功能應該是顯示它如何是這樣，甚至是它本來就是這樣，而不是顯示它意味著什么。”“本來就是這樣”，正是桑塔格所珍視的、思想和理論籠罩之前的天真狀態。桑塔格的這一看法與錢谷融先生所提倡的批評觀有異曲同工之妙，比如錢先生就認為，文學不僅是以人為中心，還要把怎么寫人作為評價文學價值的根本標準。桑塔格明確提出反對闡釋的宰制，認為藝術不同于思想，更不同于文化，對內容的過度強調會削弱藝術感受力。在一封回信中，錢先生“承認”來信者對自己的判斷，“對現代生活中占主導地位的崇尚‘本質’、迷信‘規律’、推重‘概念’的理性主義專斷深表懷疑”。在當時的語境下，這不僅是卓爾不群的識見，更是一種孤往的勇氣。在二手經驗主宰的數字時代，“透明”是批評的最高價值，求真求美是稀缺的批評品質。只有澄懷靜慮，暫時懸置思想及其附帶的本質、規律和概念，才能最大限度接近批評對象本真的狀態，最大限度釋放想象力，尋找到被重重文本掩蓋的“我思”。新感受力注重的是批評家的新感覺，是作為常人的能力，批評家要做一個重常識、識常理的人，“用至純至真的心靈”去開展批評。錢先生就曾告誡學生：“一切只要用平常心來對待，按常情常理來待人接物。”這既是做人的道理，也是文藝批評應堅持的法則。錢先生提倡文藝批評追求真情實感，新感受力當然是有情的，它要求批評家具備與批評對象共情的能力，凝視、對話并感同身受。

其次，數字時代有實感的文藝批評，是有新歷史感的批評。如果說新感受力的獲得，是依靠批評家投入全部的生命體驗和激情與批評對象近身搏擊，那么在獲得近身體驗后，批評家還需要從現場抽身而出，在歷史長鏡頭中將自己的感受重新陌生化。正如“幻覺不能用幻覺來治療”，歷史長鏡頭的采用，正是為了避免數字時代個體經驗的碎片化、細微化。讓人們在獲取生命質感的同時，找到歷史的方向感。這不是對思想的執念，而是接近思想現場的一個路徑。將俘獲的感覺淬火冷卻，抽絲剝繭，穿針引線，裁剪成華服，既尊重審美，又注重歷史；既關注文學性，又兼顧思想性。在歷史的探照燈下開展對文藝現場的批評和勘測，將個人與時代、歷史“連帶”，形成明晰的判斷力和方向感，這正是王瑤先生留給我們的啟示。有新歷史感的批評，當然不是止步于對歷史現場枝枝蔓蔓的爬犁，或者仿寫一部文學史或者批評史，而是在當下語境的現實觀照中重新溫習王錢兩位先生打量世界和文藝的眼光和方法。無論是王瑤先生主張的“應該在表現時代的過程中尋找藝術”，還是錢谷融先生為保持藝術感覺的純正而選擇與時代保持適當距離，兩者在某種程度上可謂殊途同歸。而所謂新歷史感，是指這種歷史感既是歷史的，又是當代的，是現實感與歷史感的辯證統一。正如王瑤先生的“師朱法魯”，錢谷融先生的“師伍法阮”，有新歷史感的文藝批評，將有效融合基于生命本真的藝術實感和基于現實關懷的歷史感。這是文藝批評傳統在當下的回響。將王錢兩位先生從歷史中迎回當代，在不同主體之間的交互對話中，在“時時珠璣”的燈影互照中，真正融匯成既新又舊的屬于我們這個時代的批評。

最后，數字時代有實感的文藝批評，是圍繞數字時代精神狀況展開討論的批評。如王瑤先生所提醒的，成熟的批評家要有現實感，在對“此時此地的時勢”把握中提升自己對時代和自我關系的認知能力。從文藝批評生發出對時代思想和精神狀況的診斷，在診斷后獲得真實的方位感和方向感。在與批評對象的平等對話中，表達自己的價值判斷和自我主張，唯有平等的、獨立的、求真的、求實感的文藝批評，才能抵達文藝現場，也才是有尊嚴、有理想、有品格的文藝批評。批評家雷蒙·威廉斯在對批評進行知識考古后指出，文藝批評是一種評斷，甚至是一種挑剔。正如哲學家韓炳哲發現了非物、倦怠社會、情緒資本主義、透明社會，有實感的文藝批評理應從世界和現實出發，對數字時代的“詩形”所表征的情感癥候和精神狀況做出一針見血的、切實的診斷。此類批評具有強烈的問題意識并不做居高臨下的裁斷，提供深刻的思想洞見并對自己的“不見”保持清醒的認知，在“冬末的萌芽”中窺探春的消息，在眾聲喧嘩中力避流俗的紛擾，在歷史、時代與未來的脈絡中做出如其所是的判斷。

（作者系《探索與爭鳴》主編、編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