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編者按 在海外出版的外文版中國圖書最常遇到的是翻譯和審讀問題，如何讓走出國門的好內容既忠實于原文，又符合當地讀者文化和閱讀習慣？尋找譯者團隊有哪些經驗？審讀材料應包括哪些內容才更能打動外方？在作標注、起書名、使用AI等方面如何取得更好效果？本報邀請國內外多位出版機構代表分享經驗，共同探討其中的門道。

好的翻譯作品，國外讀者怎能錯過？

■趙雅妮（中信出版社版權輸出業務主管）

高質量的翻譯對中文圖書成功“走出去”至關重要，中信出版社（以下簡稱“中信社”）在尋找譯者時，會針對每本書的具體題材與適配的譯者合作。如主題圖書中涉及“中國式現代化”“雙循環”“新質生產力”等中國特有的專有名詞，這些詞匯譯法要使用官方發布文件、政府工作報告及重要會議內容總結海外版的譯法，這就需要有相關翻譯經驗的譯者把握；如果是社科歷史類圖書，會選擇學術圈或國內高校譯者，確保譯者對圖書內容涉及領域有較深刻見解，然后配合母語專家通讀語言；如果是文學類圖書，譯者基本都是海外漢學家。

這幾年從事版權輸出我們有幸結識了很多優秀譯者，其中印象較深的是首都師范大學外語學院教授、從事大歷史研究的孫岳老師，他翻譯了梁漱溟的《中國文化的命運》英文版。此前他為中信社翻譯過不少英文書，這是第一次中譯英。此書翻譯難度大，文白摻雜且理論性很強。孫老師不僅出色完成了翻譯任務，還聯絡到美國弗吉尼亞大學歷史系教授Allan Megill通讀，并與美國漢學家、梁漱溟研究第一人艾愷教授就文中若干翻譯問題進行了討論，最終使這本書無論是語言還是內容都達到非常高的水準。

直譯和意譯主要取決于圖書類型。在翻譯林毅夫的《論中國經濟》時有個短語“三套馬車”，這是個經濟學名詞，是對投資、消費、出口的比喻。?初翻時譯者直譯，但在母語審讀時我們改成了直接的“推進經濟增長的三種方式”，在形象和準確兩者之間選擇了后者，因為這是一部偏學術的著作，我們希望它傳遞的信息準確明白。

在翻譯中還會遇到是采取西方慣用譯法還是堅持有中國特色譯法的問題。在翻譯《故宮紋樣》時遇到如何解釋“龍紋”一詞的問題，譯者譯為Chinese Dragon，而沒有直譯為Dragon。因為“Dragon”在西方文化中的意像和中國不同，西方的龍是有翅膀、常會噴火且邪惡的，而中國的龍通常沒有翅膀，且是祥瑞的象征，因此不應直譯為dragon。如果譯成“Long”，容易和“長的”一詞混淆，Long Motif可能被理解為“長紋”，不妥；也有用“Loong”表示中國龍的，但在英文中的發音是“LuuuN”，和普通話不相似，也不是很理想。因此，譯者決定參照現在國際廣泛接受的“仙鶴”的譯法Japanese crane，在已直接借用的dragon前，加上定義Chinese，變成Chinese Dragon，這樣既容易理解，又區別于西方的dragon，利于中國文化的有效輸出。另一個案例是，譯者Helen在翻譯曹文軒的《誰在深夜敲鼓》《青銅葵花》時把“爺爺”“奶奶”譯為“yeye”“nainai”。她認為，采用拼音直譯既符合語境，英語讀者也沒有閱讀困難。可見，在翻譯時原原本本直譯，并保留中文語境，甚至直接使用拼音，也是可以的。

多年版權輸出中我們摸索出一些寶貴經驗，有助于提升版權輸出成功率。為了能讓外方快速了解我們推薦的圖書內容，我們推薦時會給中文圖書找到外方熟悉的、可類比的對象。比如把《草原動物園》類比作中國版《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因為兩本書的內容同樣是有關人和動物，同樣是關于冒險、希望、奇跡、生存和信心。再比如，把《月下》的主人公余文真類比作中國的包法利夫人。雖然這種類比不一定準確，但是可以快速精準地讓外方知道這本書或這位作家的情況。

審讀資料是否充分、是否到位對一本書能否通過外方選題至關重要，我們常常要花費很長時間和精力認真準備。除必須提供的圖書基本信息外，我們還會提供10頁左右的英文樣章，更重要的是，我們會盡可能多提供這本書在市場推廣方面的有用信息，如賣點提煉、目標讀者、獲獎信息、其它語種授權信息等，這些信息對外方通過選題也有推動作用。如《水下之人》是青年學者呂曉宇的世界性長篇小說，我們會在圖書介紹中特別提及“對于一個想為英語圖書市場的多樣性作出貢獻、關注全球對話的出版商來說，《水下之人》提供了前所未見的、來自中國小說的視角和風格”。

談到外文版圖書該如何作標注及添加注釋，《中國人的音樂》是音樂大師田青寫給大眾的音樂科普書，書里提到很多中國傳統樂器和音樂的歷史，大部分名詞在英文中沒有對應表述。譯者會使用拼音和漢字再加上括號內作解釋，如“guqin古琴（a Chinese plucked seven-stringed musical instrument）”。但這類文中標注的解釋不宜過長，以不影響流暢閱讀為前提。還有一類要解釋的內容較多，或重要概念在文中反復出現，譯者會使用腳注單獨標出。

談到給圖書起書名，有三個有意思的例子。最近亞洲志怪小說和故事呼聲很高，張云的志怪故事集《貓怪》版權輸出俄羅斯后，俄方出版社更名為Six names of the demon cat（《貓怪的六個名字》），以數字命名的方式巧妙提煉了圖書內容，讓人一目了然。手繪本家居書《小家，越住越大》已在海外出版近10個語種，譯者翻譯的書名是Room to Breath，這個書名非常貼切，Room表現出這本書的主題和家、房子有關，可以自由呼吸的空間必定是收納合理、井井有條的空間。我們出版的實用勵志書《長大就是邊走邊選：高價值4年，成就高勢能一生》版權輸出到中國臺灣后，擅長書名營銷的臺灣同行，起了新書名《高收入的能力學校沒教》，這個書名精彩之處有兩點，首先，“高收入”這個詞大家都會關注，書中提到的一些技能、方法、能力可以轉變成一份高收入職業；其次，“學校沒教”表達出學校沒教的在這本書里可以學到，看到這樣的書名年輕讀者怎么可能錯過？

目前我們使用AI主要是翻譯非文學書內容簡介和作者介紹，簡單的科普類童書也會使用AI翻譯片段，提升了翻譯速度，加快了給外方出版社的反饋速度。但需要給AI提要求，讓它不斷修正和潤色翻譯結果。對于文學圖書來說，任何翻譯工具都很難在文學性上達到要求，目前只能是人工來翻譯。

中外譯者合作及充分準備審讀資料并重

■童潔萍（浙江文藝出版社版貿主管）

浙江文藝出版社（以下簡稱“浙文社”）輸出圖書中很重要的一個品種是文學作品。相較于一般作品，文學類作品的翻譯不僅要求譯者具備高超的語言技巧，更需要深刻的文化理解和情感共鳴。因此，在挑選譯者時，我們優先考慮曾榮獲中華圖書特殊貢獻獎、人民文學獎翻譯獎等殊榮的杰出漢學家。他們不僅在學術界享有盛譽，更在文學翻譯領域經驗豐富成就卓越。

在挑選試譯者時，我們通常會與外方出版社共同挑選具有深厚文化底蘊和內涵的試譯片段供其翻譯，這些內容往往需要譯者深刻領會和把握全文的思想內涵，以準確傳達其內容精髓。除了考慮譯者的知名度，我們還需統籌考慮項目的完成時間。優秀的譯者往往日程繁忙、手頭項目眾多，因此，在項目安排上，我們也會充分考慮譯者的時間安排和工作負荷。

通過多年的實踐和探索，我們發現，由外國漢學家和精通外語的中國譯者聯合翻譯，再由外國專家進行通讀和校對，往往能取得最佳效果。以《南方有嘉木》英文版為例，為確保翻譯的“信、達、雅”，我們與人民文學獎翻譯獎獲得者魏友敦（Jim Weldon）教授、海外漢學家白亞仁（Allan H.Barr）教授以及國內翻譯領域資深教授專家進行了深入溝通和討論，陸續花了2年左右時間，最終確定了由魏友敦、余衛華、錢志富教授3人組成的中外翻譯團隊。確定譯者后，我們還邀請《南方有嘉木》作者王旭烽作為團隊顧問，與譯者深入交流，確保翻譯過程中能夠準確傳達作品的文化和歷史背景。

在文學翻譯領域，我們經常會遇到由合作方自行選擇譯者的情況。如我們與英國查思出版（亞洲）有限公司（ACA Publishing）共同推出了《露天電影——蘇童散文》英文版。在查思出版公司推薦下，組成了包括英國漢學家、翻譯家、韓國首爾國立大學教授米歐敏（Olivia Milburn），英國著名翻譯家韓斌（Nicky Harman），以及英國漢學家蒲華杰（James Trapp）在內的強大譯者陣容。這些譯者不僅在漢學界享有盛譽，也在翻譯界著稱。他們的作品不僅確保了翻譯的準確性和流暢性，更在傳遞原作的文化內涵和藝術魅力方面作出了巨大貢獻。通過與這些杰出譯者的合作，我們得以將中國文學的精髓更廣泛地傳播至英語讀者群體，進一步促進了中外文化交流與理解。

在翻譯過程中，我們經常面臨將作品本土化的挑戰，尤其是在宗教信仰和文化習俗方面。當翻譯圖書中涉及美食時，如果目標國家的讀者對某些食材有禁忌，我們就需要將這些食材巧妙替換為當地文化能接受的替代品。同樣，幽默和雙關語往往根植于特定的語言和文化背景中，翻譯時需尋找能夠激發相似情感反應的表達方式，以保持原作的風趣和智慧。此外，數字和度量單位在不同國家有著不同的使用習慣。在翻譯過程中，我們必須對這些細節進行適當轉換，以確保文本在目標語言中自然流暢和準確。

對大部分文本而言，我們建議直譯，這樣能更好保留原文特點，而在翻譯過程中，由于譯者的知識結構和文化背景的限制，可能會遇到一些難題，比如對古漢語、古詩文的理解。為幫助譯者克服這些障礙，我們通常會請作者或編輯提供這些文本的白話文解釋或翻譯，以便譯者能更準確把握原文精髓和內涵，這些文字就可以考慮意譯，以保證國外讀者有更好的閱讀體驗。

為外方出版社準備審讀材料是版權推介過程中的關鍵一步，其目的在于協助外方編輯、市場團隊及潛在讀者深入理解圖書內容，從而提高圖書被選題會采納的可能性。浙文社通常會準備以下幾類材料：一是新書征訂信息。包括作者詳細介紹、書籍概要描述、目錄頁等基礎信息，以及名人推薦等宣傳材料。這些信息有助于展現圖書的吸引力和市場潛力。二是審讀樣章。提供部分章節樣章，以供外方評估圖書內容質量。如果存在英文版樣章，也會一并提供，以方便非中文讀者審閱。三是圖書封面。封面是圖書的第一印象，我們會選擇設計精良、能夠吸引讀者注意的封面。

近年來，隨著外方對影視改編的重視日益增加，我們也會提供相關的影視版權信息。例如，如果騰訊或愛奇藝等平臺已購買影視改編權，或者同名電影、電視劇即將上映，這些信息將被重點介紹給外方編輯，以增加圖書的吸引力。

在介紹作者時，我們會特別強調其獲得的重要文學獎項，如諾貝爾文學獎、茅盾文學獎等，這些榮譽不僅證明了作者的文學成就，也是對圖書潛在價值的有力證明。同時，我們會突出介紹作品在其他海外市場的版權輸出情況，以及其在海外的影響力，來展示作品的國際認可度和市場潛力。

通過這些材料準備和介紹，能為外方出版社提供全面、深入的視角，幫助他們更好評估和理解圖書的價值。

譯者在翻譯過程中標注和添加注釋，是為了幫助讀者更好理解原文的意圖、文化背景或特定術語。常用的有腳注、尾注、夾注、邊注等。一般而言，用于解釋文化特定元素或難以翻譯的術語建議加腳注，腳注不應過多，以免打斷讀者的閱讀流暢性。適當的增加標注，可以在保持文本流暢性的同時，為讀者提供必要信息，幫助他們更好地理解和欣賞原作。

做書過程中當個有心人

■賀文平、耿月杰（蒲公英童書館）

每家出版社機構都會有一定的譯者資源積累，編輯會先了解一本書的作者背景、寫作風格、文本內容、獲獎情況等，綜合考慮后為每本書尋找合適的譯者。每本書的題材和氣質都不一樣，做引進版兒童文學時，我們采用過楊靜遠、任溶溶、馬愛農、吳剛、舒杭麗等老師的譯文；做引進版圖畫書時，我們采用過彭懿、周龍梅、余治瑩、宋佩、阿甲、常立、朱墨等老師的譯文；做引進版科普圖書時，我們通常會邀請具有科學背景的專業老師來翻譯，遇到一些小語種，也會通過請專業翻譯加科學專家把關的方式保證圖書質量。好的譯者常常也有好的行業口碑和讀者口碑，在做書過程中當個有心人，就不難發現這些譯者。還有一些毛遂自薦或前輩推薦的譯者，有時也會帶來驚喜。

我們出版的童書中，對有些譯文中的人名作了本土化改造，有些國外諺語或俚語不太好理解，也會根據原文意思轉換成對應的中文表達。比較難的是詩歌類作品，這樣的轉化特別考驗譯者，需要兼顧文學性和節奏感。直譯或意譯也是根據文本的具體情況而定，科普類童書中較多直譯的情況，我們需要客觀準確地向孩子傳達知識，兒童文學和圖畫書有時會有意譯的情況，書中難免會有中外文化差異，不便于讀者理解，主要是根據孩子的生理和心理發展水平，綜合考慮圖書本身的兒童性、趣味性、文學性和審美性，作出適當處理。與譯者的溝通，尊重是前提，同時也要督促他們按時交稿，遇到任何難解的問題，都可以與之商量，共同解決。

在為外方準備審讀材料時，要選擇具有代表性和吸引力的章節進行翻譯，以展示圖書的特點、內容、趣味性和語言表達能力。我們會考量外方出版社的性質和風格及讀者群體的喜好，為作者及作品準備簡介材料時須把握受眾需求，突出圖書的亮點和特色，同時考慮目標市場的文化差異，確保簡介能夠引起外方編輯、市場和讀者的興趣。此外，我們還會準備以下審讀資料，以幫助圖書獲得選題會通過：除了翻譯樣章和作者簡介，還可以準備含有圖書內容和主題的詳細介紹、市場分析、競品分析、銷售預測等資料，可以做一個PPT進行展示，以幫助外方全面了解圖書的價值和市場潛力，從而提升圖書獲得外方出版社選題會通過的機會。

翻譯的最大挑戰是表達“幽默”

■白麗雅（Patrizia van Daalen，美國群星出版社資深編輯、資深出版人）

群星出版社（Astra House）是新經典文化公司2020年在美國設立的全資子公司，出版過申賦漁的《匠人》、李娟的《冬牧場》，以及王小波的《黃金時代》英文版。2023年底我去北京時，在書店買到了胡安焉的《我在北京送快遞》（中文版由浦睿文化策劃，湖南文藝出版社出版）。因為曾在中國媒體上讀過這本書的相關文章，也有朋友推薦過，我在回國的飛機上讀了，然后冒險就開始了。很高興國際編輯也認為這本書適合他們的出版計劃并買下了全球版權，從今年倫敦書展至今這本書售出了十多個國家和地區版權。中國的故事很少能這么快引起這么多國家出版商的興趣。我們的目標是出版能引起共鳴的真實故事，胡安焉的這個故事非常適合我們。在向不同國家的出版商推薦時，為編輯挑選合適的故事非常重要。每個人都在尋找不同的東西，你必須了解他們的品位和興趣，并努力做到最佳匹配。作為編輯，我愿意傾聽其他編輯的意見，有相似看法的編輯向我推薦一本書時，我會更認真地傾聽他們的意見。推薦時提供的信息必須完整，要有好的內容簡介、翻譯樣章，以及關于作者的背景資料，也要有能引起共鳴的圖片，以及相似的國際圖書作比較。群星出版社將于2025年秋季出版重點新書《我在北京送快遞》英文版，譯者是沈如風（Jack Hargreaves）。我們與他有過合作，企鵝蘭登想在英國出版這本書，希望請一位在英國生活的譯者，就找到了他。整理一本非母語的書籍，翻譯可能是最難的部分，尤其是翻譯中文這種不同語言時，其中的微妙之處之多，以至于翻譯可能是真正的障礙。其中沒有什么神奇的秘方，需要大量的工作，需要作者、譯者和編輯之間相互信任才能順利完成。

翻譯最大的挑戰之一就是如何表達“幽默”。翻譯文學作品中的幽默時需更加謹慎，因為“幽默”往往帶有諷刺甚至嘲諷意味，這些細微的差別真的很難把握。在國外會說中文或能閱讀中文的國際編輯并不多，因此要讓他們對來自中國的圖書充滿熱情，需要很多人從不同角度介紹作品。當然，譯者在保持中立以及幫助編輯作翻譯出版決定方面起著關鍵作用，這還涉及到投入的時間問題。同時，通過參加書展增加相互了解、分享彼此的閱讀經驗和故事，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

在準備審讀材料時，信息越完整越好。樣本章節越有代表性越好。有時，書評、報刊文章或作者訪談也應翻譯出來，這些對了解作品對讀者的影響有很大幫助。

想找到愿意為圖書作背書和推薦的外方編輯、專家或出版社高層，最好的辦法就是走出去，去旅行，參加國際書展，與人交談并跟進，傾聽他們的需求，只推薦真正適合他們的書。

對于作標注的問題，如果文本確實需要背景知識，而腳注又不足以解釋，那么詞匯表、導言或一些附帶文字可能會有用。但我認為，現在有不少優秀的中譯外譯者，在翻譯語境和語言方面有很多經驗。

對于新書名，編輯和出版商會與市場營銷、宣傳和銷售部門的同事一起選擇最適合他們市場的書名。作者最好相信他們的判斷，同意他們的建議。

在國際市場上，對AI應用仍非常禁忌，已經有很多合同規定不能使用AI進行翻譯，這是合同義務。我希望AI能成為避免錯誤的有用工具，但目前還看不出機器如何能很好地翻譯人類表達的所有微妙之處。 例如，我認為AI無法選擇最合適的章節作為翻譯樣章。

在美國，引進一本書版權后翻譯出版的周期非常長，主要取決于書籍的長度和復雜程度。從完成翻譯到出版，我們通常需要一整年時間，因此至少要在出版前6個月開始設計封面，通常會更早。我們也會在出版前6~10個月與銷售人員溝通，在排版之前，編輯有幾個月時間對文本進行細致的加工。（下轉第47版） （上接第46版）

發現寶藏譯者的意外之喜

■王玉強（譯林出版社對外合作部主管）

譯林出版社對外出版的圖書大多由外方出版社選擇譯者，然后把譯者簡歷發給我們和作者確認，翻譯完成后我們請國內相關語種專家審讀把關譯文質量；有些情況下我們自己邀請譯者翻譯。在尋找譯者時，我們會全面調研要推廣作家已輸出語種的譯者和譯本的接受情況，優先選擇與已譯過該作家作品且口碑較好的譯者合作；對于尚沒有作品輸出外國版權的作家和作品，我們會根據作家和作品的情況選擇擅長該領域的資深譯者。我們合作的譯者多是資深翻譯家、漢學家，如英國翻譯家、第十四屆中華圖書特殊貢獻獎得主韓斌（Nicky Harman）， 英國翻譯家、“陳伯吹國際兒童文學獎”特殊貢獻獎得主汪海嵐（Helen Wang），美國翻譯家艾瑞克（Eric Abrahamsen）、徐穆實（Bruce Humes），新加坡翻譯家、小說家程異（Jeremy Tiang）。挑選好譯者可通過知名譯者推薦、紙托邦（Paper Republic）等平臺聯系，以及主動嘗試等方式。我印象最深且效果最好的譯者組合是外國漢學家初譯加母語漢語且熟悉外語的譯者通讀。如譯林社“五個一工程”獎獲獎圖書《我心歸處是敦煌：樊錦詩自傳》英文版由美國翻譯家徐穆實翻譯，敦煌研究院熟悉英語的專家通讀并配合作者解答譯者問題，翻譯家和審讀者都是非常嚴謹敬業的專家，合作中既有翻譯方面的交流又有思想學術方面的火花碰撞，配合得高效愉快，譯文質量得到國外出版社和業內專家一致好評。能夠發現寶藏譯者徐穆實，是考慮到他的專業資歷，他曾翻譯過敦煌文化類圖書，并長期關注和研究中國多民族文學和文化；簽約合作后，我們發現他不僅工作上專業、敬業、精業、嚴謹，守時守信，而且為人謙和熱心，在英文版編輯、出版環節也積極幫忙、無私貢獻自己的智慧，令人感佩。

在翻譯過程中，我們常遇到涉及文化差異和語言表達習慣等問題，如文化習慣、社會背景、不同文化中特定的習慣用語和俗語、文化象征、宗教信仰等，需要作本土化改造。通常，目標語中有直接對應源語的詞語或短語，且不會導致歧義時，可選擇直譯。當目標語中沒有直接對應源語的表達，或直譯會導致歧義或不符合文化習慣和語言習慣時，可選擇意譯，以幫助目標讀者理解和接受。翻譯家通常會綜合考慮作品的語言特點、文化背景以及目標語讀者的接受習慣等因素，靈活運用直譯和意譯，以達到最佳翻譯效果。

以徐穆實和劉浚翻譯茅獎作家劉亮程的《鑿空》為例，中文：驢師傅阿赫姆說，每聲驢叫都是一個拔地而起的樁子，樁子上拴著人住的房子、驢圈羊圈、莊稼、雞狗和人。譯文：Every hee-haw is a pole that rises out of the earth, says Ahemu the Donkey Master. To this pole are tethered human dwellings, donkey stalls, sheep pens, crops, chickens, dogs, and humans.雖然是直譯，但譯者調整了語序。前半部分把“驢師傅阿赫姆說”放在了后面，后半句用了倒裝句，都是為了強調“驢叫”是一個“樁子”，這是《鑿空》里面很獨特的一個形象，不僅通過翻譯忠實表達出來，還能引起讀者重視。

另有一個例子，中文：驢叫是紅色的。譯文：Donkeys bray crimson.這里譯者采用意譯，用crimson來修飾動詞bray（驢鳴）是一種很罕見的用法，但是很生動，作為《鑿空》開篇第一句非常吸引人。之后書中的“狗吠是黑色的”“羊咩是綠色的”“雞鳴是白色的”就順理成章地譯為“Dogs bark black”“Sheep baa green”“Roosters crow white”。譯文生動傳神地體現了這一連串奇特而生動的聲音與色彩的比喻，也牢牢抓住讀者的好奇與關注。

在為外方準備推介材料時，對于重點書，在準備階段就請母語譯者參與，通讀書稿后，撰寫英文介紹，同作者和編輯一起根據國外市場及讀者需求選取最合適的樣章進行翻譯，提交給國外出版社評估；有些譯者還會幫忙推薦給合適的國外編輯或出版社，通常有譯者推薦加持的話，更容易幫助圖書獲得國外出版社選題會通過。推薦資料要盡量做得豐富，如摘錄國外已出版的圖書或作者的權威媒體書評、入選國外圖書榜單或獎項等信息，圖文書的樣章則要排好版式，以有助于選題獲得通過。

談到作標注，為幫助讀者更好理解譯文內容，尤其是涉及文化背景或特定術語的內容，譯者需要通過不同方式標注和添加注釋，如括號內注釋、尾注、腳注、關鍵術語表等。這些方法的選擇取決于翻譯作品的類型、受眾和出版市場需求。《金色河流》塞爾維亞文版譯者保陽為塞文版加了近200處關于文化背景和特定術語的注釋，以幫助讀者理解。如翻譯“清明節”時，他用塞爾維亞讀者非常熟悉的詞“追思節”，同時添加注釋解釋中國的清明節，這種方式使讀者更容易理解譯文內容和目標語文化，也更適應讀者的閱讀習慣。

談到起書名，外文版圖書書名主要由譯者和外方編輯商定，個別項目我們也會參與討論。成功案例有《捎話》阿拉伯文版書名，翻譯家葉海亞譯作AL—MIRSAL，意為“使者、傳信者、送信人”，既保留中文書名的“原汁原味”，又傳達出作品內容的精髓和神韻，鮮活生動。

《瞻對》請了中西合璧翻譯組合

■劉芳念（四川文藝出版社版權部主任）

四川文藝出版社（以下簡稱“川文社”）根據圖書題材不同，與外方出版社溝通并尋找合適的譯者。特別是涉及特定題材的作品，如阿來的非虛構作品《瞻對》，糅合清史檔案、漢藏知識分子的記錄和民間口頭傳說，再現真實的藏地，2015年我們與奧地利知名出版社巴可帕出版社（Bacopa Verlag）達成該書德文版出版協議。達成協議后，我們與外方共同尋找譯者。因為該作品涉及較多歷史、宗教、地理等背景知識，又有對清史檔案的大量引用，其翻譯難度非同尋常。加之涉藏內容的敏感性，譯者本身的立場與背景也極為重要。經過多方尋訪，定下兩位譯者，一位是德國歷史學家、漢學家裴高德（Cord Ebersp?cher），他主要研究中國近代史、全球史、中國與西方、中德關系史等領域，曾在德國杜塞爾多夫大學擔任孔子學院院長。另一位是生于北京的翻譯家和建筑師孟北蒂，她多年來一直從事文學作品和歷史資料的雙語翻譯。兩位譯者以其專業的翻譯素養和對相關知識的豐富儲備，將書中關于中國歷史、藏族文化、文學性描述、艱澀的文言文做了準確、得當的翻譯，并提供了專業的詞匯注釋，較好地完成了中文與德文的跨文化轉換，讓原本有一定閱讀和理解難度的作品譯成德文后，緊密貼合德語讀者的閱讀和思維習慣。我們認為，較好的譯者組合是由外國漢學家初譯，外國母語專家潤色提升文本質量，再找母語漢語且熟悉外語的譯者通讀。

原文較難懂的部分，譯者會與編輯溝通，或與作者溝通，以了解原意，來幫助翻譯表達出來，此時的表達是經過更多一層詮釋的意譯。選擇意譯和本土化改造主要是為了更清晰準確地向當地讀者傳達原作的本意。外方編輯也會對譯文提出疑問并溝通了解，增加一些背景注釋，以幫助當地讀者理解。

在為外方準備審讀材料時，我們主要提供基本的內容介紹、作者介紹、目錄及樣章。國內市場的銷售成績、讀者評論等方面也被看重，如果有這方面的亮點，一定要放進審讀材料中。

找對譯者實現精準翻譯

■楊 雪（五洲傳播出版社國際合作部主任）

五洲傳播出版社（以下簡稱“五洲社”）在尋找譯者時，先評估圖書的類型（是文學、文化類，還是社科、主題類），同時考慮譯者特定的翻譯偏好，來確定譯者的選擇范圍；其次，會優先選擇有過類似合作經驗、有過很多優秀作品的譯者，詢問他們的時間安排是否契合。挑選試譯者時，一般會選2000字以內的樣章，讓外方出版社在合作過的譯者中尋找適合的幾位譯者完成試譯文本，收集到試譯稿后，再由國內的外語專家對試譯稿進行評估，圍繞翻譯質量、流暢度、準確性、風格一致性等因素，針對主題類圖書，尤其要關注譯文的政治方向，保證沒有意識形態方面的問題；最后根據評估結果，確定最終人選。挑選譯者主要是通過與高校和相關研究機構建立合作關系，邀請具備深厚學術背景與豐富語言知識的高校教師、學者翻譯書籍，或行業內推薦新譯者。

我印象最深的譯者是與我們合作多年的伊朗漢學家艾森·杜斯特穆罕默迪，他翻譯了《孟子》《黃帝內經》等多部中國文化類圖書波斯文版。合作過程中，他對中醫文化的了解令人驚嘆，針對很多中醫藥材的譯名，波斯語體系中還沒有對應的標準化名稱，他在翻譯時查找了許多資料，參考了不同譯者和專家的解讀，也與我們反復探討，謹慎考慮后選擇了最合適的譯法，精準表述了相關含義。

翻譯中會出現文化方面的專有詞匯，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詞匯、成語、諺語等有獨特文化內涵和象征意義的情況，這時需要將這些元素進行適當調整和解釋，以符合目標語言的文化特點。在輸出圖書時，我們會針對目標國家的受眾群體對原文本進行相應改寫。我社對阿業務較多，阿拉伯國家多為伊斯蘭國家，伊斯蘭教在阿拉伯社會中占據重要地位。因此，中國圖書中涉及宗教的內容，尤其是與伊斯蘭教教義相悖或可能引起誤解的內容，都需要進行改寫或調整，避免使用可能引起宗教沖突或誤解的表述，或采取更加中立和包容的立場進行闡述。

無論是采用直譯還是意譯，翻譯的前提是確保翻譯質量和效率，我們和譯者溝通中會強調，有關國家政策、政治色彩濃厚的相關譯文以直譯為主，當直譯可能引起歧義或讓譯文晦澀難懂時，會與譯者溝通，盡量選擇意譯。

為外方準備審讀材料時，會同時提供雙語版材料，并附加背景材料，以便外方更好理解圖書內容。對于樣章，一般會選擇最具代表性、翻譯難度適中、2000字左右的章節，因為太長會拉長試譯時間，太短則無法評估譯者的翻譯水平。在撰寫作者及作品簡介時，關鍵在于融合作者的專業背景與書籍的獨特價值，同時要結合外方出版社編輯、市場及讀者的需求。我們會深入闡述作者本人的學術造詣、創作成果及在特定領域的特殊貢獻，也會清晰闡述書籍的核心主題、創新點，讓編輯看到圖書的學術價值，讓市場部門了解其市場潛力。審讀材料方面，我們會詳細概述書籍內容，附帶作者簡介、市場調研情況等。

想找到愿意為圖書作背書的國外書業人士，首先要明確圖書的定位、目標的讀者群，以及期望獲得的背書和推薦類型，其次了解外方編輯、專家或出版社高層的專業領域、影響力及過往推薦案例，根據圖書內容和定位，篩選出最有可能對圖書感興趣并愿意提供推薦的潛在人選。為他們提供詳盡的圖書資料，包括書稿、樣章、作者介紹、市場分析報告等，以便他們更好地了解圖書內容和價值。如五洲社輸出的《國際發展援助的中國方案》意大利文版，由中國駐米蘭總領事宋雪峰作序，他對圖書內容質量給予了認可和肯定。

談到作標注，一般當原文中的專有名詞、文化背景、歷史事件等對目標讀者較為陌生、表述方式或修辭手法在目標語言中難以直接傳達或譯者發現原文中的錯誤或疑點，且這些錯誤或疑點可能對讀者的理解產生影響的時候，我們會要求譯者加注或在編校過程中加編注，以便讀者更好地理解。同時，我們會確保注解準確無誤、簡潔明了，不會增加閱讀難度。還會根據不同的內文排版與圖書內容，選擇不同的注釋方式。

對于起書名，我們根據當地市場調研情況，與外方編輯共同探討對書名的想法與建議，尤其是確保書名能精準傳達書籍內容，有一定創新，也符合對方國家文化背景下的語言習慣、價值觀，不會引起誤解或者冒犯目標讀者。

在初審環節前，AI工具能幫助我們檢查文本中的語法錯誤和拼寫問題，提高審讀效率，也能幫助建立和管理術語庫，確保翻譯過程中術語的一致性和準確性。在準備審讀材料過程中，AI能協助對書稿內容進行初步分析，提取關鍵信息，有助于我們整理相關材料。此外，AI可以幫助分析大量的市場數據，讓我們了解到當前的熱門書名和讀者偏好，為確定書名提供參考。不過大多數時候AI給出的答案沒有創造力，這也更體現出編輯的重要性。

所有圖書要經過匿名同行評審和內審兩大關

■李 琰（施普林格·自然集團中國區圖書總監）

施普林格·自然集團目前與中國近百家出版機構建立了合作關系。我們的合作內容之一是通過集團旗下兩個圖書出版品牌——施普林格和帕爾格雷夫·麥克米倫，以版權輸出形式在海外出版與國內出版社合作出版的圖書，挑選和評審譯者的工作通常由國內出版社完成。

我們出版的圖書多為專業領域的研究著作，其學術和科學研究的專業性特點決定了學術圖書的譯者往往需要具備相關領域的知識和研究背景，才能準確翻譯研究著作內容。在與國內出版社溝通翻譯選題時，我們通常會建議他們選擇具有相關研究背景的母語人士承擔翻譯或譯文審校工作。學術圖書最理想的譯者是同領域的，與作者有研究合作關系的其他學者。也有很多情況是由作者本人的學生來翻譯。施普林格·自然通常在與國內出版社簽署合作出版協議前，會審閱著作的試譯樣章，從而對翻譯質量進行評估。考察的主要方面，首先是對學術內容和概念的翻譯準確性，同樣重要的還有譯文是否符合國際科研出版的倫理管理和科學語言體例，譯文還應盡量符合英語讀者的閱讀習慣，閱讀體驗應盡量順暢，易于理解等。

2023年，帕爾格雷夫·麥克米倫出版了加拿大蒙特利爾大學歷史學教授、東亞研究中心主任大衛·奧恩比（David Ownby）翻譯的項飆教授的著作Self as Method: Thinking Through China and the World。這本書出版后一年內，電子版全球下載量超過32萬次，在國際市場上取得了巨大成功。書稿翻譯過程中，奧恩比與項飆教授一直保持頻繁密切的探討，從而保證英語譯文的準確性和可讀性。這在學術著作的翻譯中是至關重要的。

書稿在翻譯環節主要是作者與譯者之間的不斷溝通和交流。文史領域出版物不可直譯的情況很多。例如對一些不復存在的古代文化、文字或社會現實的描述，通常不太容易進行英文的本土化，這種情況我們傾向于建議作者參考英語世界已有的翻譯慣例，或者采取拼音加注釋的方式幫助讀者理解。現當代社會科學和經濟學研究中，對一些中文特有的概念或表達方式，尤其是四字成語的翻譯，往往需要盡量貼合英語或任何輸出語言的實際表述習慣進行轉譯。

施普林格·自然所有圖書均執行全球統一的評審和編輯出版流程。我們的圖書選題策劃編輯通常直接與作者和合作出版社對接，與作者溝通初步的寫作構思，協助作者填寫并提交著作選題表（book proposal form），并準備相應的英語樣章和其他文字材料。所有圖書選題均須經過外部匿名同行評審和內審兩個評審流程。同行評審流程邀請全球同領域研究學者對圖書選題的內容原創性，學術價值和寫作結構等提出科學專業的評審意見，內審則由施普林格·自然的全球編輯管理團隊結合外審意見，對圖書選題進行立項評估并作出編輯決策。內審和外審均在全球范圍內進行，因此我們需要作者或國內合作出版社用英語提交圖書選題表和所有輔助材料。中文版的評審意見及市場反饋也可為英文版的評估提供進一步支持。海外出版社比較關注著作內容和選題與國際學術研究議題的關聯和對話。

學術出版的評估流程中，最為重要的參考意見是匿名同行評審的科學意見。推薦背書和其他高層推薦通常會在圖書出版后的發行和市場推廣環節起到更大作用。

每個科學研究領域都有嚴格和細致的參考文獻及注釋規范，我們非常希望作者和譯者在開始寫作書稿前，就和出版社溝通清楚需要使用的參考文獻和引文規范，并在寫作和翻譯過程中嚴格遵守。

學術出版對書名的要求首先是準確、清晰，最好可以用最精練的方式概括該書最核心的科學概念或學術觀點。尤其是在電子圖書的使用情境中，大量讀者用搜索引擎尋找圖書文獻內容，此時，書的標題中所包含的搜索關鍵詞越多，圖書被搜索到的可能性就越大。

高質量翻譯助推中國學術著作“走出去”

■趙 欣（北京大學出版社版權經理）

北京大學出版社（以下簡稱“北大社”）的版權輸出圖書以學術著作為主，在學術著作“走出去”的過程中，翻譯是關鍵性環節。翻譯質量的高低直接決定了學術著作能否真正走入國際學界及被海外學術同行接受。

學術著作的翻譯難度高，其內容的高度專業化不僅要求譯者有扎實的語言基礎，還要有專業化的學術背景，能準確表達作者的學術觀點和思想。同時學術著作翻譯成本較高，高難度直接決定了較高的經濟和時間成本。

以《中華文明史》（四卷本）為例，這是北大社代表性學術著作，至今已被翻譯成7種文字在海外出版發行。對于這樣一部篇幅巨大、多學科交叉融合的高水平學術著作，北大社堅持首選目標語言國精通中國國情與文化的漢學家主持翻譯工作。英文版譯者康達維（David R. Knechtges）教授是美國人文與科學院院士、著名漢學家，他秉持一貫的“詳考精譯”的做法，力求保持譯文“原汁原味”，提供了許多過去未翻譯成英文的典籍篇章，糾正了過去篇章中存在的誤譯。在這樣的努力下，《中華文明史》英文版首次向西方全面系統展示了中華文明的博大精深，以及中國人文學者的研究成果。《中華文明史》日文版由日本早稻田大學稻畑耕一郎教授主持完成；俄文版由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所長伊莉娜·波波娃（Irina Fedorovna Popova）女士組織并主持；印地文版由曾翻譯過《道德經》的印度文化理事會講席教授舒明經（Shubhra Tripathi）女士主持；韓文版、塞爾維亞文版、匈牙利文版譯者均為該國中青年漢學家。學術著作外譯是集中、外、編、譯、學為一體的有機過程，北大社積極維護并不斷加深與學術界的聯系，充分調動優秀學者及其學界資源，密切交流，深度合作，共同推動學術著作“走出去”。

為進一步保證譯文的準確性與可讀性，我們會邀請學科專家對譯稿進行審讀，提升學術著作的海外傳播效果。學科專家的最優選擇是原著作者，如北大社出版的《絲綢之路與東西文化交流》邀請英國李約瑟研究所研究員、劍橋文明交流中心主任程思麗（Sally K. Church）女士擔任英譯本譯者，其學術背景與研究水平與這本書非常契合，翻譯期間還找到作者榮新江教授為她作了細致的解釋與答復，最后榮新江教授通讀英譯稿，對參考文獻等內容提出了修改意見。譯者和作者的密切互動與合作促成了出色的英文版譯著。

對于英文版以外的小語種譯本，我們會積極挖掘作者身邊的資源以及翻譯機構的資源，完成專家審讀工作。如林毅夫教授的《解讀中國經濟》西班牙文版，經由林先生推薦，我們邀請北京外國語大學的李紫瑩教授和哥斯達黎加前經濟部副部長維利亞·戈瓦萊（Velia Govaere）教授共同完成譯稿審校；洪子誠教授的《中國當代文學史》西班牙文版由作者的兩位學生——西班牙語文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汪天艾女士和華南師范大學滕威教授合作進行審校。優質的翻譯機構通常配備高水平的專家庫，我們也會與這樣的翻譯機構密切合作，聚合優質資源服務翻譯工作。

學術著作翻譯難度大、耗時長、成本高，北大社通過參與我國國家社科基金中華學術外譯項目解決翻譯、出版、宣傳等費用問題，在申報及執行項目過程中，還與國內很多語言能力及專業背景俱佳的高校教師（即潛在的優秀譯者）建立了密切聯系，不斷吸納優秀的譯者充實翻譯隊伍，為學術著作的“走出去”提供可持續發展的源動力。

AI翻譯與我們的工作直接相關。但學術著作的翻譯不僅要求語言的準確性，還要求對專業術語和文化背景的深刻理解與闡釋，目前看來AI還無法勝任，我們應謹慎對待。在日常工作中，AI工具可以幫助我們快速處理圖書簡介、作者簡介、目錄、序言以及樣章等，供國外出版社進行選題評估所需材料的翻譯工作。作為一種輔助工具，AI等新技術的合理利用可以有效提高效率，降低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