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你好運》：拒絕把大拇指伸進小說的秤盤
沒想到《祝你好運》這個中篇，最后是一個“羅生門”的結尾。倘若黃世哲給“那小子”的電話始終打不通，這則故事就成了一個騙局。如果打通了，又存在兩種情況。一種情況是，“那小子”已經向人事局提出申請，小說的全部敘述就落腳到“金錢”對“規則”的挑戰上；另一種情況是，“那小子”本來就是借“公考”行騙，那么這篇小說就在講述一個徹頭徹尾的詐騙案。
敘述者的高明之處恰恰在于，不給出任何一種結局，只給出“電話一直沒有人接”，里面老是響著《祝你好運》的音樂。“祝你好運”雖是一個善良的愿望，卻是建立在十分偶然的“運氣”的基礎上，這使小說主人公的命運以及故事的結局變得撲朔迷離，小說的結尾實際上被“不確定”懸置了。這種不確定顛覆了小說成為前述三種故事的可能，最大限度地打開了小說的闡釋空間，擴展了一個中篇小說的意義含量。
敘述者有無邊的權力，他完全知道故事的結局，但他為何扣留了這個最為關鍵的信息，有意讓小說“爛尾”？《祝你好運》本來是扣人心弦的，一開始就有一個懸念牽引你欲罷不能：“那小子”究竟會開出怎樣的底價，這樁特殊的生意能否成交？眼看謎底就要揭開，“那小子”卻因電話無人接聽退出時空，小說敘述戛然而止，讀者的閱讀期待瞬間落空，不得不在四顧茫然中嘗試尋找故事的出路。文本結束了，讀者卻意猶未盡。
任何敘述，都關涉倫理判斷，何況小說。而一個敘述如何結尾，更是關系到做出怎樣的倫理判斷。中國白話小說，比如“三言兩拍”大都以“大團圓”結局，以“卒章顯其志”的套路，彰顯儒生德行，宣示儒家倫理。魯迅的《阿Q正傳》雖以“大團圓”的名義終篇，卻是以反諷“大團圓”的方式結束，隱含的是現代啟蒙理性。說明白，小說的結尾就是一次敘述的“倫理總結”，是對小說做出的“道義回應”。
小說不給出確定性結尾，往往有三種可能。一是，故事太過復雜，敘述者無法做出合一的倫理判斷，比如《紅樓夢》。二是，敘述者有意不結尾，對整個敘事的道德意涵做“延遲審判”，或者把這種道德審判的權力完全交給讀者，比如馬原的《虛構》、格非的《褐色鳥群》。三是，結尾已經有了，但不是在小說的“結尾”處做出的，而是在敘述過程中已經通過人物的行動和情節本身顯露出來了，小說佯裝爛尾，別有緣故，另有深意。
《祝你好運》當屬第三種。母親曾慧，在“鴻牛館”設“鴻門宴”，擺出一副舉行“成人儀式”的架勢，勸說兒子楊小凡識破黃叔叔“骨子里是什么貨色”，憑自己的“刻苦努力”“本分樸實”，獲取“一份正當的工作”。并告訴楊小凡，她已花光“買斷工齡”所得的全部積蓄，為他“報了一個省城金口岸 VIP培訓班”，準備下一次“公考”。而楊小凡自己，也在這個突如其來的“空缺遞補”事件中倍受煎熬，父親因過度焦慮神志恍惚發生“車禍”，更是讓他感到“深深的愧疚”，體味到生活的艱難和自主自立的重要，情感、精神和人格都得到了成長。母親的勸說和破釜沉舟的舉動，無疑一記“棒喝”，使他徹底清醒過來，決心不再參與這場并不正當的游戲。他決定給父親發一條短信，表明自己的態度。這時，敘述者借他給黃世哲發短信征求意見的機會，一箭多雕，以公布短信內容的方式，實際上為小說結尾：“關于有人讓出職位一事”，楊小凡“考慮再三，決定放棄”，不愿通過這種“不光彩”的行為“得到這個職位”，“為自己做一回主”。
《祝你好運》以這種方式“提前”結尾，可謂把握住了小說敘述的一個核心秘密。這個核心秘密就是D.H.勞倫斯一再告誡小說家的，“不能把大拇指伸進小說倫理的秤盤，而使天平向自己偏愛的一邊傾斜”。也就是說，小說家不能用外在于小說的主觀意志去干預小說內部的倫理關系，表明自己的倫理指向。相反，要讓這種倫理指向在小說自己的時空場域內，在人物和事件所展現的各種微妙關系之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來，這樣的敘述才是真實的，也才是道德的。小說家李美樺做到了這一點，楊小凡所做出的人生選擇及其所體現的價值取向，不只是他自己內心掙扎的結果，而且完全基于故事的水到渠成和人物關系的自然發展，符合小說文本內部的橫向真實。
“空缺遞補”對于楊小凡一家來說，是個“例外情形”，突然打破了生活的平衡。不過，幾乎所有的小說敘事，都源于這樣一種“意外”。莫泊桑《項鏈》中項鏈的“意外”丟失，“意外”是假的，使其獲得了“意外”的成功。楊小凡考了三年公務員，三年都沒考上，這次考了第二名，比第一名少了0.11分，離考上只有咫尺之遙，的確非常遺憾，但如果沒有接到第一名那個神秘的電話，花二十八萬即可空缺遞補，獲得一個體制內的職位，楊小凡一家盡管會有痛苦，但依然會認命，生活照常會在平靜中繼續。可就是這個電話，打開了潘多拉魔盒，一家人瞬間陷入心靈的動蕩之中，每個人的“性情”都受到這一事件的嚴峻考驗，被推向極端，也被作家徹底打開，小說雖然不長，人物的性格和形象卻一個個鮮明起來。
父親楊勝祥，望子成龍心切，想拼命抓住這個“救命草”一般難得的機會，“砸鍋賣鐵”也要湊足對方的“要價”，為兒子做主，買下這個公務員的職位。但作為社會底層一個老實巴交的小職員，生活窘迫，每月還背著三千多塊的房貸，一說錢就心慌心疼，且人脈單薄，社會資源稀缺，遇事只得求助姨媽家的表弟——“他最貼心的朋友”黃世哲。不管他多么焦慮，多么努力，根本擔不起一家之長的責任。他是千萬個處于如此境遇中情感勝過理智的善良父親的寫照。
母親曾慧，比起父親，是“真有智慧”。她在“糧食部門”工作過的風光歲月，鞏固了她的家庭地位。她說話“毒辣”，“凡事認死理”，一開始就反對楊勝祥把兒子交給黃世哲“免費”培訓，寧愿交錢也要把兒子送到培訓機構。結果正如她所擔心的，兒子又一次名落孫山。曾慧對黃世哲的看法與楊勝祥完全相反，對他“鐫刻著發自骨子里的輕蔑”。楊勝祥認為黃世哲大學畢業就在機關混，現在又是群眾工作局副局長，日常處理信訪工作，“天天和各種人打交道，看人看事很有一套，腦袋不是一般的靈光”，把兒子的事情交給他放心。而在曾慧眼里，黃世哲就是一個裝腔作勢，“吹牛拍馬”，皮里陽秋，口是心非，“小算盤撥得比誰都響”的勢利小人，把兒子“空缺遞補”的事寄托在黃世哲身上，無異寄希望于一只“沒有良心的白眼狼”，豈止是“打水漂”。何況世道變了，“后門”走不通，曾慧曾有過這方面的教訓。楊小凡筆試也是第二名，“和第一名只相差0.27分”。面試前，曾慧轉彎抹角找關系，但對方“一口就回絕了”，“這些都是過去的老皇歷了，現在紀律要求這么嚴”，誰敢去碰？曾慧內柔外剛，目光銳利，性格潑辣，疾惡如仇，遇事清醒，與楊勝祥形成鮮明對照，相反相成。
黃世哲的確“成熟老道”。當楊勝祥把那個神秘的電話告訴他時，作為公務員，他根本未及考慮這件事是否合法、正當，能不能干，開口就進入“市場法則”，要跟對方“討價還價”，一副地地道道的商人嘴臉。如何“處理”黃世哲，是寫好這篇小說的一個重要“關節”。作家再一次“拒絕把大拇指伸進小說的秤盤”，在敘述中不做任何“評論干預”，只擺出各方的態度，只描述其自身的言行。楊勝祥對他友好、信賴、依靠；曾慧對他反感、討厭、敵視；楊小凡“覺得黃叔叔身上更多的是農村人的淳樸善良，并沒有什么出格的地方”；而他的“舊相好”林嵐，依然對他一往情深，不惜借助情感利用他一次。黃世哲比起那些每天從我們身邊擦肩而過的公務員們并沒有什么特殊之處。
不得不說，引入黃世哲是小說最為成功之處。引入黃世哲就把本來只屬于一個“家庭”的故事引向了“社會”；引入黃世哲也把本來只屬于一個階層的故事引向了另一個階層；引入黃世哲更是把一個“例外”的情形引向了“普遍”的生活世界。這給《祝你好運》帶來了奇妙的藝術效果。
故事正是在黃世哲那里發生了“轉折”。楊小凡放棄“空缺遞補”，機會就落到了第三名——黃世哲大學時的“情人”林嵐的兒子小強的身上。林嵐在“市級部門工作，剛評上了正處，退了二線”。她曾經嫁給“一個大老板”，家境殷實，現在單身，前不久才在省城的同學會上，與黃世哲重續舊情，甚至有了肌膚之親。兒子考公務員，拜托黃世哲培訓。即使是投桃報李，黃世哲也要把這個難得的機會順手送給小強，何況價格已經降到十萬，離招考公示結束也“只剩下半個小時”。林嵐當然感激不盡，很快把錢打到對方銀行卡上。于是就有了本文開始時說到的那個“爛尾”：黃世哲打“那小子”的電話無人接聽，只有綿綿不絕《祝你好運》的悅耳音樂。這顯然是小說的另一個結尾，因為它是另一個家庭故事的結束。
有趣的是，當兩個不同家庭相同故事的不同結局在文本內部形成對比的時候，“祝你好運”不僅有了確切的喻意，而且具有了強烈的反諷；兩個不同階層之間的高下尊卑也逐漸顯露“崢嶸”，小說的敘述倫理亦自動“呈現”。而小說也由此錨定在更為深廣的人文關懷上，無論哪一個階層，青年的就業和出路，都值得全社會關心，而不能成為社會的普遍焦慮。小說也因此彰顯出這樣的“詩性正義”：不要試圖用“金錢”去挑戰“規則”，不要試圖將“市場法則”帶入“政治生活”，否則，即便“祝你好運”，等待你的卻極有可能是“厄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