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練員”何大草：寫作可以教，而且能教好
何大草在寫作工坊上課
《三十歲以后的寫作課：從故鄉開始》
在社會摸爬滾打多年的成年人，突然上起寫作課，能成為一個作家嗎？如果成不了作家，學習寫作的意義何在？而且，寫作能教嗎？面對這一連串問題，一本叫《三十歲以后的寫作課：從故鄉開始》的小說集，給出了自己的答案。這本書里收入的12個小說作者都是素人。他們在過去幾年，在成都上了一個寫作工坊課程，跟著作家何大草學習寫作。這個寫作工坊是“屋頂上的櫻園”主理人熊燕聯合何大草，于2018年7月成立。每期六下午上課，每兩周一次。目前已經上完第一季16期課程，6年，96堂寫作課。學員年齡層很廣，從“60后”到“90后”都有。他們來自五湖四海，成都、黑龍江、烏魯木齊等地。從事的職業也很多元：有公司文員、機關職員，從事金融工作的，還有退休教師、空乘人員、國企退休人員，也有英國薩里大學創意寫作專業的研究生……
2024年7月，這個寫作工坊第二季又開班了，與此同時，第一季學員的部分學習成果，由樂府文化聯合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第一本小說合集，就是《三十歲以后的寫作課：從故鄉開始》。書里的小說都是他們各自人生第一個文學作品，都是以“故鄉”為題材。為什么一定要從故鄉開始？“故鄉是一個人的根，對一個人的影響是深入骨子里的，甚至會成一種基因。我們今天說一個人之所以成為這樣一個人，特別愛用一個詞：原生家庭，我覺得童年、故鄉就是寬泛的原生家庭。故鄉是人和人產生巨大差異的一個原點，寫童年、故鄉，其實就是寫我們的原點，寫我們之所以不一樣的差異性之所在。”何大草說。
教“實戰”寫作的文學師傅
為何要辦一個寫作班？熊燕清晰記得當時那個念頭到來的時刻，“2018年，我跟幾個朋友一起到日本旅行，到了川端康城舊居，沒能入內。但是透過門縫看到了一個據說跟川端康成有親人關系的身影。” 晚上她看了一篇川端康成的小說，半夜醒來時，有一個念頭在她腦子里出現了。她馬上給認識已久的作家朋友何大草發去一條信息：邀請他來一起做一個寫作班，他來當老師。信息得到何大草的積極回應。“其實那次旅行只是一個小小的觸發點而已。我自己一直對文學寫作有強烈興趣，而且我很早就發現，包括我們身邊多數成年人，包括學歷很高的，尤其理工科的博士碩士，缺乏清晰寫作的能力。”
在熊燕看來，找何大草來當這個寫作課老師，實在是再恰當不過，“他有興趣，也有能力。而且，他有足夠的耐心和實際寫作教學經驗，他愿意手把手教零基礎的人寫。這非常難得。不是每一個作家都適合當寫作課的老師。我們這個素人寫作課最需要的是切實能教上手寫作的人，而不是理論上。比起理論上高妙的文學大師，我們這個寫作課更需要的是一個踏踏實實地寫作師傅。”這樣的觀點跟何大草也不謀而合，“俄羅斯大文豪納博科夫著名的《文學講稿》《俄羅斯文學講稿》，里面充滿卓越的見識。但這樣的講義，可能培養不出作家來。因為它們屬于鑒賞和評論，不是實戰術。”
《三十歲以后的寫作課：從故鄉開始》發布會現場
在櫻園的寫作工坊里，何大草帶學員們進行精微閱讀，比文本細讀還要細。他帶大家接近更有高度和難度的作品，汪曾祺、蕭紅、沈從文、魯迅，以及《紅樓夢》。他帶大家討論逗號、句號、省略號，在名家名作中用放大鏡找瑕疵，譬如，汪曾祺的《陳小手》《大淖記事》的最后一小段，是否畫蛇添足，也許刪了更好點？ 同學們在精微閱讀的同時，也開始了自己的寫作。學生們要定期交寫作作業，然后師生之間相互討論，給出友善、坦率、尖銳的意見和建議，一次次修改。“歸根結底，寫作是一個動詞。所有的閱讀，都是為了寫作而用的。”何大草說。
作為工坊創辦人，熊燕自己也認真旁聽課程。除了有一節有事不在，她幾乎聽完了這幾年來的每一堂課，并做了非常詳盡的課堂筆記。如今熊燕發現自己明顯落后了。“課程剛開始的時候，比起很多學員，我的寫作水平，以及對文學的理解、見識，都是比較靠前的。但是16期課程下來，學員們都普遍超過了我。很多人在寫作方面真的是脫胎換骨。”這讓她也再次深刻感悟到，“雖然我的筆記做得確實可以，但我光聽不練。我沒有像正式學員那樣定期寫創作作業。懂1萬個道理，如何不上手寫就沒用。歸根結底還是要寫。寫作真的就是手上的活兒。”
寫作可以像河水，時時在流動，孕育著創造力
近些年來，全世界范圍內開設創意寫作坊的名校，以“文學性的寫作”為中心的創意寫作，一直很受關注。與此同時，關于文學寫作能不能教，作家能不能培育出來，在當下依然還是一個經常被討論的話題。對于寫作能不能教，很多回答都是含糊、模棱兩可。何大草的回答罕見地干脆，“能教，而且能教好。”
之所以答應熊燕的邀請，一起合作做寫作工坊，也是出于他的一個“私心”——“我還想在更小的范圍內，踐行、深耕‘寫作可以教’這個理念”。
何大草常年在四川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寫作，從基礎寫作到小說創作。他有意以作家的姿態講課，而非一個專職教師或者學者。“我要教的不是理論，就是扎扎實實地寫作技能。”
何大草曾自編過一個寫作課教材《二十個經典和一篇習作》。教材中習作的作者是他的一個學生，她在大三時創作《文純良說書》，乃萬余字虛構小說，全文發表在《紅巖》雜志上。
另外他也從文學史上“寫作可以教，作家可以培育” 找到確證，“二戰后，從創意寫作專業畢業的名作家，可以隨口說出一大串：雷蒙德·卡佛、伊恩·麥克尤恩、石黑一雄等等。王曾祺也寫過文章說自己寫作受益于沈從文開設的寫作課。”
寫作有很多種，有說明文等實用性文章的寫作，有散文寫作等。何大草教的寫作是虛構類寫作，也就是小說創作。為什么要教虛構寫作？何大草認為，“市面上流行的寫作工坊，大部分教的是非虛構，教小說創作的是少數，正因為少，有挑戰性，也更有趣味性、創造性。”
同時何大草也提醒大家，正如繪畫者的勞作可分臨摹、寫生、創作等幾個部分一樣，寫作其實也不僅僅是文學創作，只要在寫就好。寫日記，寫書信、寫微博，都是寫作。“如果只把寫作理解為創作，可能時常會卡殼。但把寫作寬泛化一點，寫作就可以像河水，時時在流動，鮮活地孕育著創造力。”
素人為什么要學習寫作？
比起文學的意義，生命意義更大
近年來，隨著“外賣詩人”王計兵、“在北京送快遞”胡安焉，“育兒嫂”范雨素等人的文學作品出書并受到關注，也讓“素人寫作”這個概念逐漸深入公眾視野。
“素人”為什么要寫作？或許因為寫作在疲憊而疾速運轉的生活中，挖掘出了被生活所忽視的不斷涌動于內心的創作欲與理解生活細節的欲望。當人們開始寫作，一個相對靜止的，可以找到的屬于自己的安寧的世界從此開辟出來。透過寫作，可以挖掘、打撈曾被忽略的經歷或者遺忘的事，讓它們在文學的書寫中重現。
有人說，上寫作課屬于成年人主動選擇的自我教育方式之一，是重新養育自己一次。《三十歲以后的寫作課：從故鄉開始》書封上寫著，“三十歲以后，寫作是自我發現的路徑，讓記憶和日常，有飛翔的姿態。人生的二次覺醒，正始于此時。”
何大草寫作工坊的學員之一柴柴在《三十歲以后的寫作課：從故鄉開始》的新書發布會上有這樣一個回答，“大家來寫作工坊，其實是把寫作看作一種生活方式”。
對于來自新疆烏魯木齊的學員烏圖禾來說，寫作與文學，給了她逃離的能力，“我覺得寫作就是一個在車里抽煙的男人，那個人就是我。我在那個時候能逃避掉很多身份，逃離開自己的家庭，我的孩子，我的父母。在那個時候，我只是我自己，所以我覺得寫作對我來說，它就是一次次的逃離，它不是一次，而是每天，反反復復地，把我從日常里帶出來。”
熊燕自己也沒有想到，自己創辦的這個寫作工坊能持續這么多年，同學們還能出版小說合集，“一開始，我也擔心過，12位同學寫出來的東西會太類似，因為何老師教授的寫作標準是一致的，比如克制、白描，且大多數人是初學者。當看到12篇作品后，我覺得很驚喜，每個人的經歷、學習深度、創作能力等都是不一樣的，最后形成的文本，也是各有特色。”不過，《三十歲以后的寫作課：從故鄉開始》的出版，固然是一個可喜的成果。但對于熊燕來說，寫作工坊的關鍵意義，并不在出書，“而在于大家通過寫作整理了自己，比起文學的意義，生命意義更大。”
雖然不是每個學習寫作的人都要成為作家，但何大草對素人寫作的文學潛力很有信心。在寫作工坊學員寫的作品里，何大草經常能看到驚喜，“寫得真好，那種我寫不出來的好。”這也讓何大草備課越來越有壓力，尤其是上一季的同學，我覺得他們都已經很厲害了，要讓他們從我的講課里面受到啟發，我會覺得更有挑戰。”
何大草提到，如果學習音樂，尤其是器樂演奏，要有較大的作為，必須有童子功，五六歲就得起步了。”但學習寫作，則不是這樣，任何年齡都是正好的時候。即便有好的童子功，一旦放下，也就放下了。而起步晚的人，一旦上手，專注于此，也能不斷提升，直到把佳作呈現給世人。”他還以自己兒子為例，“他從七歲識字起，喜歡閱讀、造句、寫觀察日記。八歲多時，寫了一篇《考級》，被老師推薦，變成鉛字發表了。但他沒有在寫作這條路上繼續走。較為清晰、準確的文字能力，使他至今受益。但從根本上說，他的職業與文學無關，屬于放下了，也就再見了。而另一個例子恰好相反。一個叫作秀英奶奶的農婦，只念過一年半小學，六十歲后，開始寫自然筆記、農事筆記等。六十八歲時出版了一本書，《胡麻的天空》。文字實在，也樸拙有趣，書是好書。”
何大草還提到英國作家佩內洛普·菲茨杰拉德。她畢業于牛津，但受丈夫所累，六十歲才開始文學創作。此后，她出版了九部長篇小說，并獲得過布克獎。“可見得，寫作的起步，不僅與年齡無關，也與學歷無關，僅僅有關于堅持，持之以恒。”
此外，素人學員們豐富的閱歷也讓何大草羨慕，覺得那實在是寫作的一筆財富。寫作工坊的同學，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傳奇。比如一位女同學，生長于川滇交界的群山深處，十八歲在攀枝花的公交車上做售票員，穿著高跟鞋，一手抓緊售票盒，一手跟逃票的小混混干仗，而車窗外就是咆哮的金沙江。聽她用家常語調講職業生涯的小插曲，何大草眼里有神往。“他們對社會的介入、認識，比我深。在上課的三小時里，我是他們的老師。下了課，他們都可以做我的‘社會學導師’。人生閱歷，是寫作者的第一素材。他們雖然起步遲了點，但在閱歷上，卻有明顯的優勢，是存儲了巨額素材的富人。”
對話何大草
“以我設想中的寫作好教練，來要求我自己”
封面新聞：從2018年開始到現在，何大草寫作工坊已經進行了第一季16期，每期6節課。到目前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何大草：我們的目標是：“一起成為寫作者。”現在看來，這個目標是達到了。同學們小說集的出版，打破了“寫作不可教”的成見。
封面新聞：你如何理解“寫作是一門技藝”這句話？
何大草：寫作的技藝，就好比藝術的術。術，即技術、技巧、技藝。這在音樂學院、美術學院中，師生根本不會覺得是一個問題，如果老師不會教技藝，學生肯定會把他趕下臺。而對文學，人們卻容易產生誤解，以為文學創作全靠天分、靈感。這個觀點，是不對的。寫好一篇小說，需要解決節奏感、結構、人物關系、人物說話的腔調，等等，這都是技藝。打個比方，觀看冰上芭蕾，運動員的身體動作自由灑脫、飄飄欲仙，可要是沒技藝，他頭一秒鐘就摔得鼻青臉腫了。
封面新聞：你是一個作家。教別人寫作，尤其是教這些成年素人寫作者，對你自己的文學寫作有哪些幫助或者啟發？
何大草：成年人的學習能力、思考能力以及質疑、反質疑能力，都比較強。在教成年人寫作的過程中，我必須保持高度的專注力，全神貫注地“對付”他們。開始的時候，我是他們的教練，之后是他們的陪練，這好比打乒乓，他們打了一個有力的、刁鉆的球過來，我必須接得住，而且要以更有力、更刁鉆的球回應他。在這個過程中，師生的技藝都得到了提升或精進。我用以要求，甚至苛求他們的標準，我也會嚴格地用在我身上。我發現，這幾年我的小說寫得又有了一點進步。這要感謝同學們。
封面新聞：在教素人寫作者的過程中，你遇到的寫作上最普遍出現的問題或者誤區是什么？
何大草：我覺得，最普遍的誤區，不僅出現在文學素人中，也出現在文學領域里比較成熟的寫作者和學者中。舉個例子，《荷塘月色》是一篇用形容詞堆砌起來的散文。它太有名了，很多人以為這就是值得學習、效仿的經典。然而，錯了。我在大學和寫作工坊的課堂上，都會帶著同學們細讀蕭紅、張愛玲、汪曾祺……以讓他們領略到細節、白描的魅力，情感克制的重要性。
封面新聞：你說“相信寫作可以教，也能教好”。這是我看到的，關于文學寫作能不能教這個問題最干脆鮮明的回答。為什么你會有這么清晰確定的回答？
何大草：作為一個作家，我算是“自學成才”的。我的天資不夠聰慧，但比較舍得下笨功夫。在漫長的寫作生涯中，我仔細閱讀一些優秀作家的佳作或劣作，分析它們的結構、人物關系、起承轉合，看它們如何成功翻越高山，或者失足跌入爛泥坑。我就想，要是在寫作初期，有一個經驗豐富的教練教導我、提示我，我應該會醒悟得早一點、成長得快一點。我沒有遇到過這樣的教練，但我愿意來做這樣的教練。我以我設想中的好教練，來要求我自己，把經驗、教訓、得和失，都分享給學生，學生肯定會有所收益。這本書的出版，也多少證明了我的想法是對的。
（圖片均由“屋頂上的櫻園”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