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高地的審美鑄造——《西高地行記》的解讀
一名文學接受者或文學評論家，從數以萬計的作家作品里，挑選其中的一部散文集進行細細品讀，并能夠從中讀出點兒什么，原因是特色鮮明的題材選擇和主旨凸顯，還是內蘊深沉的社會意義和文化思想，抑或是新意特出的藝術方式和審美表達？這無疑是我們必須關注的重要問題。正是帶著這樣的問題意識與深入思考，論者走進了阿來新近出版的《西高地行記》的肌理。從總體上看，作家在這部散文集里，非常專注于對西高地的自然與社會、歷史與文化的真情抒寫，這既是對散文題材選擇范圍的確立，又是對散文思想主旨表達的明示。那么作家為什么要將西高地視為一種精神高地，或者說是一種特殊的審美觀照？這無疑與作家的心理影像和思想情感有著隱秘而深刻的關聯(lián)。
一
作家余華曾這樣說道：“童年生活對一個人來說是一個根本性的選擇，沒有第二或第三種選擇的可能。因為一個人的童年，給你帶來了一種什么樣的東西，是一個人和這個世界的一生的關系的基礎。我們從母親的子宮里出來以后，面對這個世界，慢慢地看到了天空，看到了房子，看到了樹，看到了各種各樣我們的同類，然后別人會告訴我們這是天空，這是房子……這就是最早來到一個人的內心中并構成那個世界的圖畫。今后你可能會對這個世界有不同的認識，但是你的基礎是不會改變的；你對人和社會可能會有更進一步的理解，但你對人的最起碼的看法是不會改變的。所以，我認為這是一種最根本的連接，誰也沒法改變。”[1]在余華看來，每一生命個體都必然存在著這種“根本性的選擇”，無論時光流轉、社會前行，還是生命的健碩與衰弱、人生的燦爛與沉浮，都無法改寫銘記于人內心深處的這幅最初的“世界的圖畫”，以及對于社會、民族、世界的“最起碼的看法”。正是因為如此，由童年和少年記憶及其幸福或創(chuàng)傷的生命體驗所組成的情感記憶，對于作家而言顯得尤為珍貴，不僅會成為他們生命中最富有意義和價值的“不動產”，而且也是開啟他們文學之旅的原點。眾多作家不約而同地將這種情感記憶，以及從中獲得的生命體驗、生存感知、人生觸動、心靈影像等，或多或少地浸漬于各自的文學創(chuàng)作活動過程中，只是因為所擅長的文學體裁不同，存在著這樣那樣的差異。文學評論家洪治綱也同樣指出：“童年生活對一個人的一生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像馬爾克斯、福克納、卡夫卡、胡安·魯爾福等等，可以說，童年記憶對他們的創(chuàng)作都產生了極深的影響。這種影響，無論是自覺還是不自覺，都會在他們的作品中表現(xiàn)出來。……尤其是他們幼年時代生活過的那種地域文化風情，那種民間的語言和形象，都可以在他們的作品中找到影子，好像這是無法改變的。”[2]就此而論，阿來的這部散文集，既是對作家童年和少年時代情感記憶的書寫，又是對他在成熟后的人生領解和生命感悟的表達。
批評家陳劍暉在《散文的難度是思想的難度》一文里曾這樣指出：
就散文來說，思想首先必須具備心靈性。散文作為一種人類精神的實現(xiàn)方式，它比任何一種文類都更傾向于心靈的傾訴，靈魂的呢喃，因此，思想散文的特點是用“心”去思考、質疑和批判。這就要求散文作家在創(chuàng)作時要以人為中心、為主體，突出創(chuàng)作者的主體作用和潛能，而且必須具有內心世界的通透和豐盈，這樣散文才能在個人心靈的建筑、在對人類內在精神的探測上有所突進。其次，散文的思想還需要有智慧的中和。因為散文既是哲人的近鄰，也是智慧的文體，所以散文家需要用慧眼慧心去體人悟事。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由于散文的精神一般寓于個體的生命，但精神的盔甲有時難免過于沉重，生命的熱烈有時也會過于絢爛刺目，這時如果加進一些智慧和幽默，那么散文的冷峻尖銳中就有了溫潤和柔韌，厚實沉重中也會有從容、閑適和機趣相伴，這于散文無疑是不可或缺的元素。最后，也是更為重要的一點，由于散文本質的自由隨意；或者說，由于人類的精神是自由和獨立，而散文對自由精神的依賴又超過了所有的文類，所以，自由的精神應是思想散文旗幟上最為耀眼的標志。[3]
在這段論述性的話語里，陳劍暉先生明確地告訴我們，散文的思想由心靈、智慧、自由精神組構而成。批評家所謂心靈，就是以人為中心的思想理念，散文創(chuàng)作主體必須用心靈或靈魂，對現(xiàn)實人生進行深入思考，對現(xiàn)實存在進行大膽質疑，對各種丑陋現(xiàn)象進行無情批判；所謂智慧，則突出強調散文是一種關涉人智慧的文體，需要散文作家充分發(fā)揮各自的慧心和智能，去深沉體察人間和領悟世事；批評家最后指出，散文這種文體，在本質上體現(xiàn)為一種自由隨意性，因而它是對自由思想和獨立精神的深刻展示。沿著這位批評家的這種思維路徑，來審視阿來《西高地行記》這部散文集的思想蘊含，可以發(fā)現(xiàn)它正是對作家心靈、智慧和自由精神的表達。
二
倘若以文學表達的地理空間作為觀察視角，我們不難看出，這部集子里的《故鄉(xiāng)春天記》《嘉絨記》《貢嘎山記》《平武記》以對四川西部和西北部的抒寫為主，《玉樹記》《果洛記》以對青海南部的描述為主，《山南記》《武威記》《麗江記》則以對西藏南部、甘肅中部、云南西北部的表達為主。這些省份都集中在中國的西部，居民以藏族為主。從中國地形、地勢構造角度而論，這些地區(qū)皆分別處于第一級階梯、第二級階梯，堪稱地理意義的高地。從這部散文集篇章順序的安排來看，作家表現(xiàn)出清晰的思維路徑：先南后北，再北而南，三度來回往返。這給讀者一種深刻的印象：作家仿佛是在西部地區(qū)的南與北、上與下之間進行精神行走，從而架設起一座情感放達、內心坦誠、思想從容、靈魂自若的橋梁，或者說構建了一種蘊含特殊審美意義的文學地理空間。
《故鄉(xiāng)春天記》，既可以視為作家對故鄉(xiāng)春天的一種藝術描繪，也可以看成作家對西高地的特殊關愛。這篇散文由《岷江道上》《達古冰川》《突如其來的地震》《古老的開犁禮》四個短章組成，分別描繪了岷江道上的高原春景、達古冰川的自然之美、地震帶來的災難和開犁禮上的動人景象，表達了作家對故鄉(xiāng)春天別樣的深厚情意。在《岷江道上》開篇，作家首先交代了自己回鄉(xiāng)的理由：高原春天默無聲息而又深情款款的召喚。接著便以細膩的筆觸描繪了岷江道上的春景。在這樣的春景里，既有公路兩邊人工栽植正開著白色繁花的洋槐，又有河谷臺地上和圍繞著村落的叢叢翠綠的桃樹；既有枝上開滿細小黃花的堆花小檗，也有耐旱耐瘠薄的帶刺灌叢沙生槐。但令作家最為鐘情掛懷的，還是那兩種藍色鳶尾花：一種叫薄葉鳶尾，它葉片細窄、花朵清瘦，多長在土質貧瘠的干旱山坡上；另一種叫鳶尾，葉片寬大肥厚、花朵碩大，常生于肥沃腐殖土堆積的地方。在作家的印象里，這兩種藍色鳶尾花，一開一大片，花朵猶如藍色的精靈，特別是在風起時，一朵朵花搖動于起伏的綠葉子上，仿佛成群的蝴蝶在飛翔一般。看著這樣的春景，作家喜不自禁，于是便拿出隨身攜帶的照相機，用不同的鏡頭一一拍下這些精靈一般的小生命，以待回去后好好欣賞。折騰得有些累了的作家，坐在山坡上翻看相機里的那些花朵，腦海里卻突然冒出了許多不明白：他不明白大自然何以讓植物開出這么多的花朵，更不明白這些花朵是生命的恣意綻放，還是對某種神性密碼的昭示，對于這些不明白，作家自然給不出答案，但由此明白了一個深沉的道理：人們都在世界上力圖明白，但有些明白卻是更加的不明白。帶著這樣的領悟，作家心情愉悅地開著車向黑水一路進發(fā)。從上面的論述中不難看出，作家對故鄉(xiāng)的春天有一種特別的深情和眷顧，對大自然里的那些花朵，不僅表現(xiàn)出非常專注的愛憐，而且從中明白了一些深刻的道理。這無疑是作家對故鄉(xiāng)春天的真實描寫和感悟。
在《達古冰川》里，作家則為我們描繪了故鄉(xiāng)土地上的另一種春景。在這篇短章里，作家借自己三度親臨達古冰川，寫出了對其的深刻理解和認知。作家第一次光臨達古冰川，是“前年的秋天”。無論是站在山巔還是山谷，無論是俯瞰還是仰望，那由櫟樹、槭樹、櫨樹、花楸、紅樺、白樺、高山楊、落葉松組成的秋林陣容，猶如一片跌宕起伏的龐大叢林，在高原艷陽的照耀下，無一例外地呈現(xiàn)出層林盡染、五彩斑斕的色調，仿佛自然世界演奏的一曲浩然盛大的色彩交響樂。這是作家與達古冰川的初識。作家第二次光臨達古冰川，在“去年的春天”。剛剛經歷了一夜飛雪的達古冰川，碧藍的天空倒映在靜謐的湖水中，雪融時的滋潤氣息帶著松杉的芳香撲鼻而來。作家順著棧道一路向上攀爬，進入眼簾的三座晶瑩雪山在峽谷的盡頭越升越高，仿佛誘惑著人一直走到它們的跟前，把平視漸漸地變成仰望。待走到棧道的盡頭，作家索性躺在松軟潔凈的雪地上，令自己的凝視和聆聽由近及遠地展開：山上起風了，把遠遠近近山體上的雪花揚到半空中，薄云很快消散；風停之后，雪花又紛紛回落到山上，四野頓時寂靜無聲；不遠處的杉林間，傳來一兩聲脆響的鳥鳴，悠長婉轉的是畫眉，有些突兀的是粗嗓門的噪鹛。這是作家對達古冰川的重讀和再認。“今年的春天”是作家第三次光臨達古冰川，再度面對它次第呈現(xiàn)的春天之境，作家毫不吝嗇地揮灑出他情深義重的文字。作家充滿深情地這樣寫道：“達古景區(qū)的自然之美真是無處不在啊！從海拔三千多米處，積雪剛剛融化，落葉松柔軟的枝條上就綻放出了簇簇嫩綠的針葉。而剛剛從冰凍中蘇醒的高山柳、報春已經忙著開花了。……達古景區(qū)把旅游的高潮定在秋天，如果能打開游人尋美的心思與眼睛，其實初春的山野，處處生命力勃發(fā)，已是美不勝收了。”(《故鄉(xiāng)春天記》，第12-13頁)這是作家對達古冰川的深入體驗和盡情描繪。作家正是通過對兩次回憶和再度親臨的真實描寫，為我們力顯出故鄉(xiāng)春天迷人的自然風光和豐贍的思想內蘊。
《嘉絨記》通過對金川梨花之美和四姑娘山自然風情的描述，為我們展現(xiàn)出作家所具有的深層的草木情懷和大山情懷。驅車數百公里，去高原一睹梨花的芳容，的確不失為一種浪漫，作家便是具有這種浪漫心性的人，同時也從另一個角度證明，作家是一個富于濃重草木情懷的文化人。那是一個依山而立的龐大梨園，株株梨樹參天聳立，樹干蒼老而粗糲，樹枝遒勁有力、生機勃勃，特別是沒有經過人為的修剪，更是營造出一種自由生長、從容舒展的生命之境。為了更好地描寫梨花，或者說為了力顯金川這個梨花國度的大觀之象，作家先是抵近梨樹進行觀察。在作家專注而精細的眼睛里，每一個枝頭上都是簇簇繁密的花朵，少的有二三十朵，多的達七八十朵，朵朵花瓣滋潤而豐腴，有著綢緞一樣的質感；朵朵梨花，散發(fā)出一股股濃郁的香氣，層層疊疊的氣氳縈繞著人的整個身體。特別是在陽光的照耀下，梨花的白光從密集的花團中飄逸而出，形成了隱隱約約、濃淡不一的光霧，更是給人以一種意象迷離、情感漫漶的感受。接著作家又進行隔時的觀察，發(fā)現(xiàn)這些梨花在剛剛綻放時花粉一律都是紅色的，但在兩三天之后卻漸漸變成為沉著的黑色。梨花何以有著這種色彩的變化？原來是在殷殷期待蜜蜂的光臨，因為蜜蜂將把它們帶到另一些羞怯地低著身子的花房上，產生奇妙的生命遇合，這是美麗而幸福的花事。作家畢竟是一個理智之人，明了蜜蜂授粉終究是一件偶然的事情，更深知風才是花的幸福使者，當然只能是那種徐緩有致的微風。于是作家悠然地進入自我的美妙想象：“風把花粉從這一群花帶到那一群花，從這幾樹帶到另外的那幾樹。……那些高大的樹皮粗糲蒼老的樹干紋絲不動，虬曲黝黑的樹枝卻開始搖晃，枝頭的花團在這花粉霧中快樂地震顫。”(《嘉絨記》，第38頁)在作家看來，這幅情景無疑是對生命之美的有力承載和凸顯。由此可見作家對金川梨花描寫細膩深入和生動形象的程度，力呈出作家濃烈深重的草木情懷。
《一起去看山——嘉絨記之二》則為我們展現(xiàn)出作家的大山情懷。這篇散文的一開篇，作家就提出這樣兩個問題：一座生在嘉絨藏人語言里的山，何為生來就是一個漢語的名字呢？人們來到四姑娘山這座美麗雪山，只是打算到此一游，還是為了增長更多的見識和生命體驗？對第一個問題的回答，作家因為自認為不是語言學家，便無法從語言歷史文化發(fā)展角度加以詳解，但他在內心深處卻始終以為，四姑娘山理當應有一個藏族的名字；至于說第二個問題的答案，顯而易見，作家則更傾向于是為了增長見識和生命體驗。從某種意義上講，這篇散文正是對作家之于山的深入體驗和深沉情懷的審美表述。盡管蜀地多山，但在作家的感知意向里，貢嘎山和四姑娘山卻最為馳名，前者乃雄性之山，被贊譽為蜀山之王，后者是雌性之山，被稱為蜀山王后。對于聳立在川西高地上的這兩座名山，作家都曾先后領略過它們的風采，兩座山在他的情感記憶中留下深刻的印象。但相與比較，作家似乎對四姑娘山更富有深深的偏愛之情，于是作家便為我們呈奉出他的這份珍貴的情感記憶。第一次去四姑娘山，作家就感知到了它的美所具有的豐富性：綠色的草地被森林環(huán)抱，清澈的溪流蜿蜒而去；一縷一簇的苔蘚在陽光下自由舒展，枯草和落葉隨風飛舞；株株老樹點綴在巖壁之間，彎曲的山路隱沒于幽靜的林中；鳥兒在湛藍的天空自由飛翔，昆蟲在山里發(fā)出細密的聲音。在作家看來，這種融合了寂靜與喧鬧的豐富之美，能夠使我們在塵世中遲鈍的感官變得靈敏。再度走進四姑娘山，已是十年之后，作家重點為我們描寫了四姑娘山在春、夏、秋三季呈現(xiàn)出的不同美麗。在萬物萌發(fā)的春天，山野籠罩著深淺不一、如煙如霧的綠色；在烈日炎炎的夏季，所有的草木都長成一樣的浩蕩、幽深、寬廣的綠色；在涼意漸深的秋天，那么多的赤橙黃綠青藍紫，簡直就是燦爛色彩的大交響樂。可以說，作家從細節(jié)與整體兩個維度，極寫四姑娘山的生命靈動和大觀之象，力顯大山情懷。
三
如果說《故鄉(xiāng)春天記》《嘉絨記》《貢嘎山記》《玉樹記》等作品力表作家對自然景物、人文風情及其現(xiàn)實存在的至情描寫，展示了作家濃烈而深沉的自然情懷、人文情懷和現(xiàn)實關注，那么《果洛記》《山南記》《武威記》《麗江記》則偏重于表達對西高地的歷史、文化的審美關注和深層透視。其中，既有對藏族歷史上的英雄人物格薩爾王的追尋，又有對藏王墓、雍布拉康等古跡背后隱藏的真實歷史的探索；既有對河西走廊四郡歷史文化的覓蹤，又有對雪蒿村歷史遺跡的打撈；既有對大量歷史細節(jié)、歷史場景的生動描述，也有對某些歷史事實、歷史真相的客觀表達。從中不難看出，作家具有深沉的歷史意識和哲學思想，以及濃重的歷史情懷和博大的文化胸襟。
《果洛記》由《果洛的山與河——果洛記之一》和《果洛的格薩爾——果洛記之二》兩個姊妹篇組成。前者主要描寫了作家對阿尼瑪卿雪山的遙祭，頌揚了這座神山的莊重與威嚴、圣潔與神性；后者重點描述了作家對藏族歷史上的英雄人物格薩爾王的傳說故事的再度審視和重新認知，由此作者深切地感知到自己在《格薩爾王》這部小說創(chuàng)作中對人物故事進行的藝術虛構，可能導致藏族人民對這位英雄人物在認知與把握上的困惑與迷茫。兩篇文章都卓有成效地融合了藏民族悠久的歷史與文化內蘊，體現(xiàn)出作家強烈的歷史意識和哲學思想。作家的這次果洛之行，一是為領略阿尼瑪卿雪山的神圣豐儀，二是要參加當地舉辦的文化遺產與產業(yè)開發(fā)研討會。對于阿尼瑪卿雪山，作家早已神往，當他抵近這座神圣雪山時，便沉浸于對它悠長歷史和民間傳說的追索中。在藏語安多方言里，“阿尼”的本意是祖父，這位老祖父的名字叫沃戴貢杰。傳說中遠古時期的果洛一帶曾經是妖魔肆意橫行的地區(qū)，沃戴貢杰擊敗了大大小小的妖魔鬼怪，一舉成為拯救這片大地和無數生靈的英雄。隨著部族的代代繁衍，這位老祖父慢慢成為部族的集體記憶，他的故事開始代代相傳，并被后人一次又一次地改寫，最終他成了一位創(chuàng)世的神。有了這位神一樣的人物出現(xiàn)，部族更需要有一個富于象征意義的具象中心，于是阿尼瑪卿雪山就成為人物與山神的合體。正是這樣一個有著象征意義的合體，不僅體現(xiàn)出人們對于自然的深沉感受，同時也反映了部族對于卓有建樹的領袖的強烈情感。作家對自己先前創(chuàng)作的長篇小說《格薩爾王》的重新審視和再認，則緣于他與一位身形強壯、臉色黝黑的高原漢子的對話。這位漢子說：你的小說寫得很好，就是虛構成分太多，這里的人恐怕再也不會相信格薩爾的事跡是真實的。這位漢子的一席話立即引起了作家對自己創(chuàng)作的反思和內省，由此步入對格薩爾這個人物所具有的豐繁歷史的追尋。這既是對歷史傳說的重新審視，又是對歷史真相的理智再認，體現(xiàn)出深沉的歷史意識。
《山南記》由《從天上看見》《山南》《藏王墓》《雍布拉康》《雅拉香波》五個短篇組成，尤其是后四個短篇，著力體現(xiàn)出作家對藏民族歷史的深入探尋。在《山南》里，作家首先為我們描繪了雅魯藏布江渡口的漫長歷史。這是作家從英國人亨利·海登所著的《在西藏高原的狩獵與旅游》一書中讀出的歷史，作者在這部書里描寫了自己曾經兩次來到渡口的親眼所見：第一次發(fā)生在20世紀初，因為西藏地方政府拒絕英印殖民政府的通商要求，英印殖民政府便組成一支遠征軍直撲西藏腹地，迫使西藏地方政府簽訂城下之盟，身為遠征軍里一員的海登，由是目睹了渡口一派繁忙而熱鬧的景象；第二次則是在18年之后，海登以紀實的筆調具體描繪了所見到的情形，有兩艘巨大的長方形的駁船，它們的船頭均雕有粗糙的馬頭圖案，兩名船夫在船頭劃槳，另一名船夫在船尾掌舵，船上裝著15頭負重的騾馬，船在波濤洶涌的江水中駛向對岸。接著作家又細致地描繪了作為藏文化發(fā)祥地山南的歷史，指出這里曾經產生了最早的藏族人，同時開了藏民族種植青稞的先河，也因此出現(xiàn)了藏族歷史上第一個國王、第一座宮殿和寺院。最后作者生動形象地講述了藏族人產生的歷史：一群猴子生活在澤當附近的山洞里，某天來了一個魔女，引誘猴子與其交媾，他們的后代就是今天藏族人的先祖。《雍布拉康》這篇短文，則為我們講述了這座藏人史上第一座宮殿的由來。在遙遠的古代社會，有一群牧羊人在山上放羊，某天他們遇見了一個人，便問他是從哪里來又將到何處去，那人始終沉默不語，只用手指向高高的天空。信神的牧羊人便認為這個人是從天上下來，是蒼天的神靈要護佑他們這些牧羊人，于是把這個不知來自何方的人扛上肩頭、抬回村莊，擁立為雅礱河流域黑頭黎民的王。這個人被后來從雅礱部落興起的吐蕃王朝追溯為第一個國王，雍布拉康就是為此而建筑的第一座宮殿。這無疑是對歷史的深沉考量，從這篇散文的具體描寫和審美表述中，也不難看出作家富厚的歷史意識。
《武威記》也由五個短小的篇章組成，大多是對武威這座城市曾經的歷史與文化的描述。在《武威，武威》這篇短文里，作家一起筆便發(fā)抒了他豐富的內在情感：“在我意念深處，河西走廊上好些地名都曾這樣反復念叨。一個地名，在史籍中，在地理書上，在詩句間，在想象里，反復出現(xiàn)，自然就會帶上詠嘆的調子。”(第188頁)作家為何要抒發(fā)這種略顯凝重的深情？是因為武威處于荒涼之地的緣故，還是由于在半醒半夢間發(fā)生的恍惚之感，抑或源于這座城市在建筑與損毀中歷經的滄桑歷史？可能是兼而有之吧。為了使自己的心緒和情感能夠平靜下來，作家細致地翻閱譚其驤先生主編的一套《中國歷史地圖集》，于是關乎武威這座城市的一幕幕歷史便閃現(xiàn)在作家面前。河西走廊四郡是漢代的建制，而武威為四郡之首，在唐代時稱為涼州。安史之亂中，吐蕃大軍趁機從高原上呼嘯東來，兵鋒所指，河西走廊四郡皆應聲而下，都城長安也一度被吐蕃大軍攻占。自從那時起，吐蕃統(tǒng)治河西走廊近百年，即便是北宋形式上在河西地區(qū)建立涼州府，但實際上的控制者仍然是吐蕃六谷部。正是這樣一段歷史，令走在武威大街上的作家感知到：雖然黨項族群大多都已消失，但吐蕃人的后代還在，雖然吐蕃政權已然滅亡，以部落為單位東征的人們卻留在了此地，武威市下轄的天祝，便是其中的兩個藏族自治縣之一。在作家看來，這無疑是今天的中國進行民族融合的典范。《白塔寺》這篇短文，則為我們描述了藏匿于白塔寺背后的一段隱秘歷史。宋代以后的西藏，隨著吐蕃帝國的分崩離析，已陷入不同教派掌權的分裂時代，也就無法抵擋蒙古鐵騎。為了進一步鞏固對西藏的統(tǒng)治，高居汗位的窩闊臺之子闊端，決定邀請薩迦派首領薩班前來涼州會談，他們會談的地點叫幻化寺，即今天的白塔寺。正是由此開始，雄強了數百年的吐蕃余部終于式微了。對于這樣的歷史，作家顯得并不悲傷。
（《中國歷史地圖集》，中國地圖出版社1982年版）
《麗江記》也是由五篇短文組成，除了描寫作家對麗江古城、玉龍雪山、九子海等風景名勝的體驗和感知外，重點表達了作家在雪蒿村洞見的歷史煙云，以及藏族人在麗江的歷史過往。作家去離麗江不遠的雪蒿村，完全是因為約瑟夫·洛克，一個曾經享譽世界的植物學家、人類學家、文化學家和探險家。這個人在1922年至1949年期間，曾先后六度前來中國西部，足跡遍及云南、四川、甘肅、西藏、青海，不僅帶走了數以萬計的珍稀植物標本，還獲取了眾多有關納西族歷史與文化的文獻資料。雪蒿村便是洛克當年駐扎的根據地。為了凸顯這個歷史人物的人生經歷和文明貢獻，作家運用歷史敘事的方法對其進行了富于選擇性的藝術描繪，既有對洛克采集植物標本和探險經歷的概述，又有對其因失去《納西語-英語百科詞典》手稿而悲痛欲絕細節(jié)的描寫；既有對洛克為了撰寫《中國西南古納西王國》一書歷盡艱辛的敘述，也有對薩頓所著《洛克傳》內容的引用，生動再現(xiàn)了這個歷史人物形象。那么洛克這個歷史人物，同藏族地區(qū)或藏民族之間究竟具有怎樣的關聯(lián)呢？在作家看來，一是因為洛克曾涉足過西藏的昌都地區(qū)，對西藏的歷史、文化、宗教有所知曉和見解，二是因為洛克編寫的《納西語-英語百科詞典》一書對西藏苯教歷史給予了一定程度的關注，尤其是后者展現(xiàn)出一個文化學家應有的思想見地。《顧彼得和他筆下的藏族人》這篇短文，主要描寫了作家在閱讀俄國社會學家兼作家顧彼得的《被遺忘的王國》后生發(fā)出的興奮和喜悅之情。在這部書里，顧彼得描寫了眾多作為生意人的普通藏民的生存圖景，每一個人物形象都栩栩如生，充滿著濃郁的世俗生活氣息。在作家的印象里，大部分關于西藏或藏族人的書寫，要么聚焦一方的教派領袖，要么關注某些得道的高僧，很少有普普通通的藏民形象，而顧彼得的這部書，卻完全不受這種模式的影響，他別開生面地描寫普通藏民的生活與社會現(xiàn)實，不僅表現(xiàn)出新穎的藝術視角，而且顯示出豐富的審美內蘊。因而作家認為，這是一部具有嶄新歷史和文化意義的著述。
四
從上面的分析中我們不難看出，“自然”與“歷史”是《西高地行記》這部散文集里兩個重要的關鍵詞，所有的文本無不是圍繞這兩個關鍵詞展開的。從對自然的藝術表達維度看，山川河流、冰峰雪地、草木花卉、飛鳥魚蟲，這些都是大地上的自然物象，意欲將這些自然物象提升為富于審美意義的自然意象，唯有通過有效的藝術手段才能夠實現(xiàn)。因而，在這些散文文本的創(chuàng)作里，我們看到了作家為之付出的種種努力，即恰當地運用豐富多樣的藝術手段，諸如比喻、擬人、夸張、象征，或者是描寫、敘事、抒情、議論等，對所見的自然物象進行卓有成效的藝術處置。正是從這樣的藝術表達中，我們體味和感受到深隱于作家心底豐繁而又博大的自然情懷。這是作家對自然世界的深層理解，又是他對自然文化的藝術禮贊。從對歷史的審美描述視角看，作家通過對大量歷史書籍和其他文獻的閱讀，對藏匿于西高地這片土地上的歷史有深入的認知和把握，即便是對某一段歷史、某一種文化現(xiàn)象不甚了解，諸如藏王墓、雍布拉康宮殿擁有的歷史，武威鳩摩羅什塔和白塔寺中掩藏的文化含蘊，來往于麗江與拉薩之間的眾多藏民形象和歷史故事，西藏馬幫的發(fā)展史及其經歷等，作家也會想盡各種辦法盡力熟識。在對西高地的歷史文化、宗教文明、社會現(xiàn)象具有整體認知和充分把握的基礎上，再運用各種藝術手段進行富有深層意義的審美描述，展現(xiàn)出深層的歷史意識和哲學思想。就此而論，作家的這部散文集，既是對西高地自然屬性和物化特征的深度把握，又是對它的歷史內蘊和文化特質的藝術表達，有力鑄造出富有新意的精神高地。
作家何以對西高地的自然與歷史有著如此深層的情感？論者以為，這與作家的創(chuàng)作心理緊密而深沉有關聯(lián)。首先，作家具有一半的藏族血統(tǒng)，這樣的客觀事實，使作家對那片巍峨雄奇的西高地有著天然的深厚情感。其次，在作家的內心深處，西高地是自己出生的地方，無論生命的道路多么漫長、曲折、復雜，它都是自己最終回歸之處。最后，西高地已然成為作家生命與成長、生活與人生、理想與情懷、思想與靈魂的精神高地，一個人文主義作家理當應有這樣的精神高地。
從阿來文學創(chuàng)作的整體看，如果說作家在小說創(chuàng)作中，是以縱向的時間為中軸，以不同凡響的虛構藝術手段，筑造出一部氣勢波瀾壯闊、思想主旨深邃、審美意蘊豐繁的雄渾史詩，融合了藏民族的情感史與心靈史、宗教史與文化史、民族史與文明史，那么他的散文創(chuàng)作，則是以橫向的空間為序列，以真實性、思想性、藝術性高度融合的超卓筆力，建構了藏民族業(yè)已經歷的社會歷史變遷，正在經歷的與其他民族之間深層交往、友善相處的大趨勢，以及充盈著現(xiàn)代文明風尚和氣韻的社會圖景。從這個意義上講，阿來的這部散文集，既具有民族志、民族史的思想內蘊，又富于散文史意義的美學風范。
(作者單位：綿陽師范學院學報編輯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