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拖雷的《破霧者》以1941年8月8日為故事講述起點，以歸綏城這一日控北部城市為發生地，展現了諜戰題材慣常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諜戰密局，在日軍、偽蒙軍、蒙政會（偽蒙疆政權）、國民黨（軍統中統）和抗救會（共產黨領導下的綏蒙各界抗日救國會）游擊隊五重力量之外，加入蘇聯控制的拉姆沙國際情報小組，六股力量相互搏殺，還穿插有土匪的騷擾，共同放置在大風呼嘯、風雪飄搖的歸綏城。

小說以第一人稱“我”為敘述人，采取限制性的內傾視角，多次展示“我”眼中的歸綏城全景——這里如同鬼蜮羅剎國，狂風始終在吹，太陽始終不得見，人跡稀少，而建筑物像極了一個個洞穴或密室，整個環境氛圍不像是人的居所城池。正是在其中，多方力量纏繞在一起，殊死搏斗。

這部小說具有一定的雙重性，一方面具備埃德加·愛倫·坡所奠定的本格推理的基本形態，如密室、意外兇手、心理盲點、暗號推理等模式，一方面也延續了麥家等人筆下諜戰小說的類型模式，把幾方諜報特工人員都囚禁于“局中局”，在密室中斗法互殺；此外，拖雷還嘗試讓深陷多重身份焦慮的間諜們走出密室，進入歷史時空，成為歷史敘事的參與者和見證人。

這樣說可能意味著我認為《破霧者》突破了諜戰類型文學的本色和設定，也許類型更多是一種智力的游戲之作，也是滿足讀者期待的造夢工廠。就中國的諜戰小說來講，揮之不去的宏大敘事仍然是重要的背景和要求，這樣的要求也許是因為中國的諜戰小說家多有純文學或嚴肅文學的身份，游戲本色的寫作，于他們而言可能大都不滿足、不甘心。為游戲而游戲的“劇本殺”，是不是太過空洞乏味？

拖雷試圖寫出一部好看的諜戰之作，以顯示自己不俗的智力、邏輯能力和推理能力；同時，他的嚴肅作家的訓練，也讓他對諜戰推理的類型特征，有意做了一種改寫的努力，比如第一人稱的使用、環境描寫的象征、夢境呈現的寓意、人物形象的用力。

《破霧者》的第一人稱“我”，跟麥家幾部作品中作為敘事者的“我”頗有不同。麥家小說中的敘事者“我”，承擔的是真相尋訪者功能，說明這些故事是他多方打探辛苦得來的，目的是試圖保證對故事真實性的承諾。而拖雷的這部作品中，“我”本身就是故事的親歷者、見證者，是作品的主人公，與五方力量都深度纏繞。更重要的是，“我”竟然還是個失憶者，因頭部中槍而造成了間歇性的失憶者，這樣一來，“我”就面對了歷史性經典性本源性的追問：“我是誰？”“我從哪里來？”“我到哪里去？”這部作品正是圍繞著這三個追問來展開。

“我”是誰？“我”也不知道“我是誰”。這正是作品開篇不久即面對的難題，故事全篇都在尋找“我是誰”之答案，所有情節都圍繞著這個問題發生。“我”需要慢慢恢復回憶，日本人配備醫護和藥品幫助“我”，特務科、蒙政會、抗救會、黨組織的同僚、戰友、舊愛、老上級等紛紛出現在需要出現的時候，他們需要“我”想起“我是誰”，因為“我”掌握了最有價值的核心秘密。“我”就是情節發展的核心動力，離開這一環，故事鏈條立馬崩潰。

這個“我”尋找“我”的過程，搶救“我”的記憶的過程，使得作品更加真實可信，因其第一人稱的使用而有了更多心理活動，因其視角的限制性而結構緊湊。“我”知道、“我”記憶、“我”書寫，“我”觀察、“我”思考、“我”推理——其實還有“我”的歌哭。整部小說成為一部自敘傳，而自敘傳正是嚴肅文學作家擅長的寫法。

基于這樣的純文學特性，這部作品的其他幾個特點，也就相對好理解了。大環境方面，小說寫到了蒙政會、抗救會，故事發生地落在綏遠省歸綏城（今呼和浩特），填補了蒙地抗戰題材的空白。人物形象塑造方面，五方力量的代表人物各具不同身份的不同特征，作家賦予他們不同的個性，哪怕三筆兩筆簡單勾勒、白描塑形。比如那個僅露面一次就喪命的洋煙店小老板山羊胡子胡老先，給人留下深刻記憶。有些人物或許相對中規中矩，沒有特別明顯的個性特征，不過全篇下來，起碼有兩個人物一定程度上做到了類型人物的改寫，那就是惠子和李明義，即第一人稱的“我”。

惠子的身世一言難盡，她從歌女到間諜的轉變充滿著欺凌和暴力，她表面的順從和效忠背后，是反抗和向往，所以她對李明義的情感是真實的。這樣一個人物形象，負載了作者的某種贊賞和同情，所以他選擇不把她寫復雜，在這樣一部諜戰作品中，算是相對清淺但讓作品加分的形象。

李明義的形象，則是全書相對復雜的一個。他的復雜性來自身份的丟失，他不知道自己是誰，也不知道自己的來路與去處。他一醒來就是一個“新”人，過去的記憶消失了，直接置身于日據歸綏城偽蒙政權的特務科，為日本人賣命，也就是“漢奸”。全書就形同于一部漢奸的口述，一部漢奸的自敘傳。這樣的敘事視角應是前所未有，也冒了極大的風險。拖雷寫出了一個“漢奸”的蘇醒或覺醒史，人物慢慢尋回記憶的過程，既是歷史的接續，也是現實之“我”與歷史之“我”的搏斗，也是身份的重新確立。這樣來寫，就繼承了一種經典化（從《巨人傳》、教育小說、市民小說、武俠小說等延續下來）的新人成長或英雄出生原型。

跟其他諜戰小說相比，拖雷似乎深入到更開闊的領域，塑造了更復雜的關系網絡（從阿加莎·克里斯蒂開始，錯綜復雜的人物關系也成為衡量一部偵探小說好壞的重要標準），融入了一個更大膽的譜系。他的書寫不僅是諜戰的，還是歷史的；不僅是（推理）類型的，還是（神話）原型的；不僅是通俗的，還是嚴肅的——不得不說是拖雷推理的野心、寫史的雄心、寫人性的初心，成就了這部作品，從而使這部作品自有其形式上的美感（邏輯構成），從“我”是誰這一具有種子意義的故事原點，生長出尋找“鸚鵡是誰”“駱駝是誰”兩條主線，不論枝蔓再多、人物關系再復雜、歷史事件再漫漶，始終以“我是誰”為總統領，“鸚鵡是誰”“駱駝是誰”雙線并驅，伏脈千里并最終百川歸海。到了全書第三部分，“我”找到了“我是誰”，想起了“我從哪里來”，作者集中筆墨，濃墨重彩講述了“我到哪里去”的大結局。

外面是風、雪、冰冷與黑夜，室內（暗室）則是一場場殺戮。外在與內在的環境與氛圍，構成了全書的整體象征。正如“我”跟惠子說的，“我感覺這個歸綏城是個黑暗的地獄，各種各樣的鬼就生活在我身邊，和我一樣地生活，一樣地呼吸，一樣做著各種表演，他們每個人都帶著假面具，掛著假表情，可我心里知道他們全是鬼，有惡鬼、有奸鬼、有無頭鬼、有冤死鬼……反正全是鬼，我每天就是和這些鬼相處在一起，怎么說呢？我感覺自己也是鬼?！薄叭绻艺媸枪淼脑?，那樣我也安心了，可我還不全是，一半是人，一半是鬼……”

在這個鬼蜮世界里發生的這一切，今天看來都已如同夢幻。故事中的主人公，也許有原型，也許不必有原型；也許可以發生在真實的歸綏城之地，也可以發生在任何地方。從結構主義和原型批評的角度看，這個歸綏城，可以整體性地作為一個符號而存在。是的，是整體性的，而不是局部的和特例的，是一個惡托邦或異托邦式的存在——貌似秩序井然，實則殺機四伏。在這一城一地，上演著一個個人的生和死，上演著侵略與反侵略的家國故事，上演著愛恨情仇、人心險惡（整個推理史所講述的何嘗不是同樣一件事？即反復上演的人性和不斷被謀殺的感情）。而無論怎樣山呼海嘯、地動山搖、人心險惡，無論這個世界是怎樣的弱肉強食、爾虞我詐，但終歸有人性之光的護持和照耀。

至此，筆者也終于敢說，這部作品值得讀三遍，也需要讀三遍：第一遍，作為推理小說（本格派）來讀，只需感受作品的邏輯；第二遍，作為歷史小說來讀，小說背后的歷史事件和線索，我們曾經如此陌生；第三遍，作為象征小說來讀，小說在諜戰的外殼和哥特小說的氛圍的保護之下，未嘗不可看作一部作家用心經營的、關于人心人性和人類之困的象征主義小說。

（作者系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理事、廣東省作協文學評論委員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