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南方之南”：潮汐、板塊、走廊、風土
“南方”是世界文學古老的命題，在中國文學中也源遠流長，從《楚辭》傳統到晚近的江南想象都可以作如是觀。作為方位，“南方”不僅指涉地理及環境，更投射關系與價值，介入或逃避現實的方法，久而久之，南與北形成地緣政治、感覺結構、文學隱喻的復雜關系，甚至成為想當然爾的執念。文與野、中原與邊地、羈縻與離散等二元對立命題由此而生。
“新南方”的概念經楊慶祥教授提出后，為南方論述帶來活力 。跨過眾所皆知的江南，“新南方”將我們的視野導向華南、嶺南、西南、海南，更延伸到中國南部海域的島嶼如香港、澳門到臺灣，以至南洋的半島與群島。新南方之“新”固然來自南方文學地圖的重繪，更重要的則是認識論空間的開展：“新南方”既是“南方”的不斷延伸，也是“南方”的卷曲、翻轉和疊印，因此打破既定的南北二元邏輯。南方之南，潮汐起落，山海撞擊，華夷夾雜，正統消散，撲面而來的是新世界、新發現、新風險。
文化界和學界對“新南方”寫作已有相當豐富的觀察。楊慶祥強調其“異質性”和“臨界感”；張燕玲側重其野性的創造力 ；東西指出其拒絕“根據地”般的原鄉、尋根公式 ；林森提醒其“蕩開的”“不安的”想象維度 ；朱山坡意味深長地建議新南方作家與其北望中原，不如直面世界 。曾攀新作《新南方寫作：地緣、經驗與想象》則從形式切入，觀察新南方寫作從語言、地理、心理、生活種種層面“復魅”與“賦形”的實驗。
這些評論言之有物，幾乎無需多置一詞。但我們也許可以從環境拓撲學的角度，為新南方想象再增加向度。“拓撲”指的是空間內在連續變化下維持不變的結構特質，及其形成的（幾何、象征）樣態；環境的拓撲則納入物質生態樣貌，以此凸顯拓撲作為地志學的要義。本文提議四個關鍵詞說明新南方的拓撲學：潮汐、板塊、走廊、風土。這四個關鍵詞與自然、人文環境息息相關，但付諸文學論述，可以視之為引譬連類的意象，標記新南方想象的特質。
新南方寫作引人矚目的地理特征首推海洋。相對北方土地，閩越桂瓊面向大海，自然激發出波瀾壯闊的想象；海洋的深邃與廣袤，還有航行指向的冒險與未知，在在縈繞寫作者心中。如曾攀指出，不論是陳春成的《夜晚的潛水艇》深海夢游，或林森的《海里岸上》的現實體會，都以海洋的神秘與疏離為底色。陳繼明《平安批》寫一代華人下南洋的原鄉情懷；黃錦樹《開往中國的慢船》則反其道沉思原鄉人的離散與迷惘。最近頗受矚目的林棹《潮汐圖》以19世紀的巨蛙傳奇為主軸，展開海上周游與水底奇遇，從珠江三角洲寫到大英帝國，的確讓我們見識作家無遠弗屆的奇思妙想。這與主流的寫實現實主義傳統已經不可以道里計。
我們如何將這些海洋書寫進一步論述化？巴斯威特（Barbadian Kamau Brathwaite）的“潮汐論”（Tidalectics）、葛力桑（??douard Glissant）的“群島論”（Archipelagic theory），都是較為人所知的理論 。兩人都有加勒比海島群背景，也都具有詩人身份。尤其巴斯威特的“潮汐論”以海洋潮汐韻律為靈感，想象島嶼（和島群）文化非線性的、反軸心的、跨國境的開放律動，正與源自歐洲大陸的、無限上綱的“辯證法”（dialectics）針鋒相對。葛力桑則提醒大海散布的島嶼，自成文化與社會；島與島之間的所形成的若即若離的脈絡，與時俱變的關系。出身臺灣蘭嶼的作家夏曼?藍波安以《大海之眼》《天空的眼睛》等作示范海洋書寫的浩瀚本質，總已是文字跨文類、跨物種的出游，投向“漫無邊際”宇宙。
但新南方想象的復雜性理應超過“潮汐論”“群島論”。我們對“板塊”思維（tectonics）的重新認識，此其時也。所謂的“板塊”有雙重意義，從地質史來看，新南方所在位于歐亞大陸板塊東緣，六千六百萬年前還是一個沉積盆地。一千兩百萬年前因為歐亞板塊和菲律賓海板塊的擠壓與沖撞，形成之后地貌。比起海域與陸地的千萬年運動，這一地區的原住民及之后的墾殖者所主導的多民族文化史，毋寧顯得短淺而卑微了。然而這千百年帶來前所未見的政治擾攘，文明興替。殖民、移民、遺民的勢力你來我往，以各種名目，表述想當然爾的歷史。國族的、地域的、族群的、文化的、意識形態的力量擠壓沖撞，狂野危殆之處，豈竟是像地表之下，那千百年來不得稍息的板塊運動？
新南方人文經驗的可貴，正在于夾出于潮汐起落和板塊碰撞之間。近年人類學及地理學界關注“佐米亞”（Zomia）區域——東南亞高地——研究，或可以作為借鏡。歐美學者思坎得爾（Willem van Schendel）和史考特 （James C. Scott）指出這一高地涵蓋四川、廣西、云貴、西藏的高原山脈，延伸至緬泰越寮，并遠及印度、孟加拉國東端，居民超過一億。史考特引入垂直視角觀察佐米亞地區社會結構與歷史經驗，提出有名的“不被管控的藝術”論述 ，顛覆平地政治治理史觀。中文世界如王明珂教授的羌族研究 ，或劉志偉教授的南嶺研究 ，都可視為對此理論的對話或延伸。來到文學場域，作家如李約熱的桂西北書寫，如張燕玲所述，“大石山區的奇峰林立，特有的喀斯特地貌彌漫著一種野性和神秘感”。早年阿城的《樹王》、王小波的《黃金時代》寫知青下放云南的經驗，也可以作為參考。西藏作家從扎西達娃到次仁羅布的高原紀事，同樣是這一地理角度的呈現。更重要的是，“佐米亞”跨越國家、族群或文明的界限，將南方之南的觀點延伸到東南亞的半島高地和山嶺。這應該是作家持續發掘題材的區域。
在潮汐和板塊碰撞下，人間社會的形成與變動引領我們到第三個關鍵詞：“走廊”。1980年代初，費孝通先生針對中國民族地理研究提出新見解，他指出在傳統的區塊（如中原、青藏高原等）外，有三道走廊值得重視，即西北走廊、藏彝走廊、南嶺走廊。據此，費孝通打破過去以省份、板塊、民族為單位的僵化模式，強調空間流動交往的有機性和互動性。這些走廊的形成既有客觀地理形勢的使然，也有歷史人文的傳承。新南方恰恰涵蓋了藏彝、南嶺走廊區域，呈現復雜的民情風土，與中原的以及更遙遠的邊疆的民生、政經、流徙、戰爭互動路線。在此之外，海上絲綢之路也是另外一種走廊。
但在地理和歷史定義的走廊之外，文學書寫也連接成為“走廊”。這一由文字所構成的通道，隨著世代絡繹于途的行旅者到達中原以外區域，不僅傳播知識訊息，更熔鑄了南方之南的想象。從化外禮樂之邦到巫蠱蟲蟪的淵藪，從天下輿圖的臨界點到黑暗之心的所在地，這些文字雜糅寫實與幻魅，在在引人入勝，同時也試探傳統“文學書寫”的邊界。當代作家最早致力新南方“走廊”書寫的當屬林白。從早期的《一個人的戰爭》到最近的《北流》，她以女性獨特立場記錄身體和心靈的奔波，南下北上，道阻且長。新世代的作家更將走廊抽象化、幻想化。朱山坡《蛋鎮電影院》打造的銀幕逃逸路線，或王威廉的《野未來》從平凡世界看見“微”科幻通道， 既體認“走廊”的動態地理觀，也是對“走廊”超越。
潮汐的涌動，板塊的升沉，走廊的遷徙聚落，形成地方“風土”——人與自然環境所共構的生命樣態。不論中西傳統，“風土”都是古老的觀念，也都同時納入自然生態和人文風俗的含義 。風土研究在現代復返。日本和辻哲郎的《風土:人間學的考察》（1935）深受海德格啟發 ，但相對于海德格側重人的存有與時間的關系，和辻強調人的存有與空間的關系。1960年代末，法國地理學家邊留久（Augustin Berque）繼之發揮成更具特色的風土論。邊留久認為西方的環境學、生態研究不脫啟蒙主義以后的主/客、物/我二元論述結構，相對于此，風土論提醒我們二元論之外的第三種可能。邊留久指出風土即是人立身于天地之間的“結構時刻” 。由此生發生命—技術—象征（bio-techno-sybolic）三者的聯動關系，缺一不可。
邊留久特別強調“風土的中介性”（mediance），意即在時空不斷演化的過程里，環境生態、人為技術、表意象征之間互為主客的動線，其結構與演繹形態總不斷交錯跨越（trajection)。延伸邊留久的看法，我們不妨思考風土學（mesolo-gy）的對應面，神話學（mythology）。在此，神話不僅指涉先民與不可知的自然或超越力量互動的想象結晶，也指涉當代社會約定俗成，甚至信以為真的知識系統 。風土學與神話學都牽涉每一社會面對環境可知或不可知的現象，所發展出的實踐法則和價值系統。風土學落實生命—技術—象征于日常生活，神話學則凸顯從迷信到迷因（meme）的“感覺結構”。
正是在“風土”與“神話”的交會處，新南方寫作大放異彩。銅座鎮、野馬鎮、蛋鎮、上嶺村、紅水河、鬼門關等地名其實點出作家對地方風物的印象，環境，景物與人事隱含不穩定的元素，似乎隨時有爆發可能。霍香結的《銅座全集》以上千頁的篇幅構造一個名為銅座的地方風物志，從山風海雨到物種繁衍，從草木蟲魚到習俗傳說，形成博物世界與生活百態，蔚為大觀。東西的小說《篡改的命》甚至以富有神秘主義的書名，提醒讀者生存環境中“惘惘的威脅”。什么是善惡，什么是宿命，亙古的大哉問一旦有了新的表述場域，立刻呈現特異的解答。語言是感知風土的重要形式。林棹的《潮汐圖》融入粵語的精髓而使得她的巨蛙敘事更為引人入勝；曾攀注意東西《沒有語言的生活》《我們的父親》等作對“鄉土人性及其言說形態的探索……形而上語言之思不僅塑造了人的生存和交往方式，而且構成了人的主體精神甚至倫理意義”。同樣的，鬼子的《被雨淋濕的河》處理鄉村和土地所面臨的現代化危機，終于使生存其中的人失去憑依，最后一無所有。
新南方寫作研究方興未艾，楊慶祥、曾攀等學者建立論述的努力令人矚目。盡管這一論述的架構希望放大地理視野，超越家國界限，目前所見文字尚不出閩粵桂瓊作家的點評。港澳、臺灣以及東南亞華文作家的作品除極少數點綴外，并未能進入眼簾。這毋寧是種反諷：新南方意在開拓“南方之南”的無垠場域，但對“南方之南——之南”的探勘顯然仍有其局限。或許假以時日，能有更多發現？如張貴興、李永平的南洋風景，吳明益、夏曼·藍波安的地理、海洋書寫，董啟章、黃碧云的維多利亞港風云，極有特色，可作為研究的起點。
總結對新南方寫作關鍵詞——潮汐、板塊、走廊、風土——的描述，本文以三種相互關聯的書寫和閱讀立場——跨越、逾越與穿越——作為對未來的期待。跨越指涉時空界限、知識場域和心理機制的樹立、裂變、重組。跨越既有平面板塊讓渡取舍的律動，更不無黑格爾式時間進程、由辯證到超越的渴望。如果跨越引起我們對畛域、界限的審理和辯駁，逾越則強調理法的拉鋸和違逆。相對于清規戒律，或“歷史的必然”，逾越是沖決網羅，是鋌而走險，是不按牌理出牌，也是知其不可為而為。同時我們不能忽略穿越的可能性。顧名思義，穿越打破時空邏輯，不再受制有機形體的局限。今生翻轉前世，故事衍生新編。烏托邦式身體潛能一旦有了出口，得以縱橫古今，創造異質空間，并以此和現實世界形成對峙。
這三種寫作與閱讀立場各有隱喻對應：界限、理法、幽靈。談跨越的條件、行動和結果何其不易。這是劇烈的“去畛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再畛域化”（reterritorialization）的過程。歷史的后見之明無從完滿解釋“跨越”與否的重重動機。同樣令人深思的是，時空一旦轉換，曾經視為當然的意義也發生質變。逾越的征候來自理法的壓力和反抗，我們必須檢視兩者的聯動關系。律法的有效性因為對逾越者的指認和監控得以確認。而法網最綿密處，逾越的發生和判定甚至讓當事者都始料未及。穿越則在既有的物理界限之上，提供了“復魅”和“賦形”的可能。那是幽靈的重返，也是敘事和創世的又一次開始。
新南方想象奇絕多變。在林白的女性的心路也是身路歷程里，東西的庶民命運賭局里，朱山坡幽暗的鄉土狂想曲里，林棹的靈蛙穿越洋奇里，還有其他作家形形色色的文字實驗里，我們見證界限的跨越，理法的逾越，幽靈的穿越。“新南方”的創造力如此生機蓬勃，“新南方”論述蓄勢待發，此其時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