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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女性視角之于科幻文學的意義
      來源:《花城》 | 張莉  2024年07月31日09:11

      這是“新女性寫作專欄”的第四期,也是“科幻女作家專號”。從諸多來稿中,我們特意遴選了四位青年作家:修新羽、王侃瑜、葉端、段子期,她們都是“90后”寫作者。她們風格各異,是科幻文學創(chuàng)作領域的新力量,同時,也有著這個時代青年女作家的探索與勇氣。讀這些作品時,我甚為感慨,想到了很多年前讀到的瑪麗·雪萊——那位寫出世界文學史上第一篇科幻小說的青年女性,也想到世界文學史上,女作家們在科幻領域所做出的重要貢獻。

      那是1816年的夏天,那年夏天,陰雨連綿。十九歲的瑪麗·雪萊和丈夫一起來到瑞士,和拜倫成了鄰居。當時拜倫正在創(chuàng)作《恰爾德·哈羅爾德游記》,在瑪麗的回憶中,拜倫會把自己所寫的詩篇拿給這對夫妻看。古怪的天氣將他們困在家中。瑪麗·雪萊對當年流行的鬼故事記憶深刻,以至于很多年后回憶起來,她還記得那個《負心郎的戀愛史》:“書里的那個男人曾向自己的新娘發(fā)誓賭咒不變心,當他擁抱她時,發(fā)現(xiàn)自己摟著的卻是一個面色慘白的女鬼——原來,一個曾遭他遺棄的女人此刻變成了女鬼。”讀鬼故事到底不過癮。包括拜倫的私人醫(yī)生在內的四個人開始相約各自寫一個鬼故事。可惜,三位男士的鬼故事最終沒有完成。而那位年僅十九歲的姑娘,寫鬼故事的愿望卻越發(fā)強烈。在聽到拜倫和雪萊聊天時講到達爾文實驗室的一個傳說時,她被一個怪物死而復生的故事纏繞:

      我躺在床上無法入睡,也不能說我在思考,因為突然,突如其來的想象力攫住了我,牽引著我,使我的腦海里涌現(xiàn)出一連串的形象,這些形象之鮮明生動,遠非普通思維所及。我閉著眼睛,腦海里浮現(xiàn)出清晰醒豁的景象。我看到一個面色蒼白、專攻邪術的學生跪在一具已組合好的人體旁邊;看到一個極端丑陋可怕的幽靈般的男人四仰八叉地躺在地上。少頃,在某種強大的機械作用下,只見這具人體不自然地無精打采地動了動。他活了。這情景一定會使人毛骨悚然,因為任何嘲弄造物主偉大的造物機制的企圖,其結果都是十分可怕的。這一成功會使這位邪術專家膽寒,他驚恐萬分,扔下自己親手制作的丑八怪,撒腿而逃。他希望自己親手注入那丑八怪體內的一絲生氣會因其遭到遺棄而滅絕;尚處于半死不活狀態(tài)中的丑八怪便會因此而一命嗚呼。這樣一來,他便可以高枕無憂了。……他睡著了,卻又從睡夢中驚醒。他睜開雙眼,發(fā)現(xiàn)那可怕的東西就站在自己床前。只見他掀開窗簾,睜著水汪汪的黃眼睛,好奇地注視著他。

      這是生動的情景,今日讀來依然歷歷在目,也是當年年輕的瑪麗·雪萊無法忘記的夢中情景。于是,就有了我們今天所熟知的那個“科學怪物”的故事,有了名為《弗蘭肯斯坦》的故事,這是對世界科幻文學有著深廣影響的作品。它生成了諸多科幻類型創(chuàng)作母題:一個科學家造了一個科學怪物,接下來,創(chuàng)造者和被創(chuàng)造者之間產生了復雜的關系——當人類造出“怪物”,“怪物”開始反抗,那么,人類如何面對那個“怪物”,是成全它還是毀滅它?這是一個難題,是二百年來困擾科幻創(chuàng)作者的問題,也是困擾人類社會發(fā)展史的問題。機器人、人工智能,無論是作品還是現(xiàn)實,都是那一母題之下的變體。

      我猜,這便是今天我們將寫出《弗蘭肯斯坦》的瑪麗·雪萊視為科幻文學之母的緣由,因為一個鬼故事,十九歲的她締造了科幻寫作的基本思考路徑、寫作路徑及寫作類型:當“科學怪人”來到我們的生活中,一切將變成什么樣?“科學怪人”到來所引發(fā)的思考,一直在刷新我們對普通鬼故事的理解,直至今日。

      瑪麗·雪萊的故事讓我著迷,為什么她能寫出這個科技造人的故事?因為她有對于孕育或者生育的切膚之痛。在她的成長歷程里,生育與她的生命經(jīng)驗復雜糾纏著——科學家造人的故事與她作為女性的生育經(jīng)驗纏繞,如影隨形,形成一種陰影、一種困擾,一種與陰影與恐懼相伴隨的思考。

      《弗蘭肯斯坦》誕生的二百來年,科幻文學領域涌現(xiàn)了那么多優(yōu)秀的女性創(chuàng)作者。2023年,在我主持的“持微火者·女性文學好書榜”討論會上,無論是在季度榜單、年度榜單,美國科幻作家厄休拉·勒古恩的作品是我們的必然選擇,她引起我和團隊的年輕人的熱烈討論。還記得田園同學這樣評價厄休拉·勒古恩的代表作《尋獲與失落》:

      《尋獲與失落》是美國頗負盛名的“科幻新浪潮”代表作家厄休拉·勒古恩的中篇小說集,收錄了她寫于不同時期的十三篇科幻作品,涉及“海恩宇宙”“地海傳奇”等五種世界觀。本書中,勒古恩的筆觸時而柔軟時而堅毅,卻始終沉靜、緩慢、充滿哲思。作者以其細膩、具象的想象力,緩緩地描摹一切溫度、濕度、氣息、聲響、觸感……建立了一個個質地豐沛的全息世界。這些迥異、復雜的世界卻并非刻意吸睛的奇觀,而是作者所建構的精巧的微縮生態(tài)系統(tǒng),是其進行思想推演與人類學觀察的培養(yǎng)皿。

      大幅的動作、刺激的冒險在她的科幻作品中并不常見,取而代之的是作者放置的一個觀念、一種思維,或是一種性格、一些情緒,以情感的生長變化牽引故事的發(fā)展。書中那些陌生化的外星世界,最終成為不同的參照標尺,引我們檢視人類社會的規(guī)約,重思性別與族群、野蠻與文明、自由與存在等常識。在這位女作家的筆下,科幻最迷人之處不再是全景式的宏大史詩,抑或是新奇硬核的科學構想,而是人類腦海與心底那片易被忽視的、深邃、幽遠的秘境。

      是的,令人贊嘆之處在于,勒古恩為科幻文學植入了一種世界觀,一種情感,一種思維方式,使我們重新理解女性的意義、自由的意義、文明的意義。她的小說故事并不宏大,卻是落筆細膩,讀來動心。

      尤其是勒古恩的女性視角為我們帶來的沖擊。正如譯者、書評人暗藍在《化身太空浪蕩兒的科幻教母,用五種世界觀寫作》一文中所說:

      盡管和大多數(shù)偉大作家一樣,勒古恩非常排斥自己被貼上任何形式的標簽,但她的創(chuàng)作的確帶來了科幻乃至文學世界長期缺失的視角。豐功偉業(yè)、攻伐擄掠、“我來了我看見我征服”往往是“第一性”不假思索的幻想選擇,但勒古恩顯然看到了這種輝格歷史的可疑。集子中非系列的三篇《水牛城女孩,今晚相約吧》《赫恩家的人們》《失落的諸樂園》都在回應由此而來的危機。“水牛城”一篇是對經(jīng)典的“帝國主義”文本《叢林故事》的反寫:當男孩落入狼群,他也只會爭做萬獸之王;然而女孩卻會哀悼死于人手的郊狼,進而可能成為彌合人與自然的橋梁;《赫恩家的人們》同樣以神話中的經(jīng)典形象“冥后”珀耳塞福涅的故事為基礎,將她的命運賦予赫恩家的四代女性:她們是大地,但更是種子,春回大地的事業(yè)只能由哀悼與沉默者完成;《失落的諸樂園》則是兩種歷史觀的對抗:自名為唯一樂園的,與敢于出走、探索可能的——而為破除狂熱信仰提供技術支持的,仍是被“第一性”排除在外的女性。

      我深以為然。清晰、有力的女性意識確是勒古恩作品的迷人所在:“當女兒回到死亡世界,母親哭泣時,即是每年的秋冬。這是真實的故事,是歷史。但孩子總是會出生,孩子有她自己的故事要講,那是非官方的、未經(jīng)確認的、新的故事。”(勒古恩《赫恩家的人們》)讀著這些話,我想到,這位作家何以成為科幻新浪潮的代表作家,是因為她為科幻文學創(chuàng)作所帶來的鋒利的女性視角和女性意識。這種女性視角既在于前面所提到的對于女性形象和性別關系的重寫,也在于她的行文的美學風格,一如在《失落的諸樂園》里,她在結尾處所寫的一對出生在飛船上的男女在異星上的感受:“南風輕輕地吹起來,聞起來有種濕土和豆花的味道。”

      換言之,她以女性語言重述了女性眼中的自然與存在的意義。

      讀勒古恩,我還想到一個問題,一位優(yōu)秀女作家如何在科幻文學世界里開疆拓土,構建屬于她的文學世界?阿特伍德的《使女的故事》深具代表性。小說有著強烈的科幻風格,但是主旨不在于討論科幻而在于探討人的處境,人的歷史處境、此刻處境以及未來處境。2022年,在和張悅然、黃昱寧的對談中,我曾經(jīng)談起過我對阿特伍德的理解,我認為她思考的問題宏闊但視角刁鉆,《使女的故事》寫到生育危機、環(huán)境危機,進而生發(fā)對權力的異化、人類的生存,以及人類命運的思考。重要的是她清晰地認知到自己的女作家身份,從不刻意“去性化”也不追求“中性化”寫作。而對女性身份、女性視角與女性意識帶給她的鋒利與尖銳,選擇直接呈現(xiàn)——顯然,在書寫生育危機這樣的問題時,她的女性經(jīng)驗優(yōu)于其他作家,她要將切膚的經(jīng)驗放大、凝視,重新思考。無論是生育經(jīng)驗還是身體經(jīng)驗,雖然源自女性,但由此帶來的思考,卻延伸到全球化背景下人的生存。

      當然,阿特伍德一直在思考的生育危機或生育權的問題,80年代以來在很多作家筆下都有所涉及。她的本領在于她把現(xiàn)實包裹成未來,進而有了預言性。無論是《使女的故事》還是《證言》,她寫的都是一種荒誕的“現(xiàn)實”,使用隱喻、預言的方式進行書寫。她的表現(xiàn)手法或者是她講故事的方式,和作品內容本身共同構成了新異。想想看吧,這本《使女的故事》發(fā)表于1985年,四十年后再次重返我們時代,依然貼近我們的處境,這也恰恰說明作家的前瞻性——她用未來包裹現(xiàn)實的方式進行寫作,但又以現(xiàn)實作為呼應,最終完成了一種屬于她的推想小說。所謂推想小說,其實是從現(xiàn)在推想未來,這也是很少有人將她的作品歸之于科幻的原因,我以為,阿特伍德的小說嚴格意義上說屬于“軟科幻”,是一種思維方式,是對人類的未來要到哪里去的思考。

      從女性視角、女性立場出發(fā),看到全人類的生存和全人類的困境,她所寫下的不僅僅是女性處境,而是全人類要面臨的問題。對于《使女的故事》而言,重要的是想象力,是基于女性立場的想象。在虛構世界里所發(fā)生的事情,一切有跡可尋,但是又無跡可查,那是屬于阿特伍德的創(chuàng)造性。

      幾乎所有閱讀阿特伍德的人都能感受到女性主義視角為她帶來的犀利,這固然是她作為女作家的一面;但同時,她對加拿大人的生存、加拿大文學的生存、人類的生存等問題也有濃厚的興趣,也因此,她在寫女性處境的時候,寫出了對編寫基因等科技進步的重新理解,也同時抵達了書寫人類的處境或者人類的危機的高度。當這位女作家拿起筆,使用“科幻”/“推想”書寫時,她為我們建構了一種批判角度、一種思考維度,一種思維方式,絕不只是作為生理性別的女性去寫作,而完成了一種社會性別意識的書寫,也因此,她的作品無論是在女性文學史還是在世界文學史上,都氣質迥異,卓爾不群。

      閱讀女性科幻文學作品的這些天里,我反復思考的問題是,如果說科幻文學為每一位女性寫作者帶來開放而又自由的疆域,那么女性身份和女性意識之于科幻文學的貢獻應該是什么?

      應該是提供一種思考方式,一種世界觀甚至是理解世界的新視角,而非刻意追求一種“無性”或者“中性”的寫作。女性視角并非排他性寫作,如果今天的青年科幻女作家們有一天像阿特伍德、勒古恩那樣勇敢地寫作——通過女性視角和女性寫作,抵達對人類整體生存境遇的觀照,那么,當代女性科幻文學一定能真正煥發(fā)出光澤。這是期許,也是愿景。

      讀著這一輯的科幻小說時,我想的是,她們已然生成了自己的風格的視角,那么,我們所期許的那一天也應該很快就會到來。

      回到二百年前的那個阿爾卑斯山腳下吧。那位十九歲的女孩在試圖寫下她的鬼故事時,也對自己的寫作有過期許:“這個故事必須與前人寫的故事同樣精彩,同樣能激發(fā)我們去寫新的故事。”二百年過去了,她的故事怎樣了?歷經(jīng)了時間的淘洗,她的故事的確與前人的故事同樣精彩,不斷激發(fā)著后來的寫作者——無論是男作者還是女作者,都在借助科幻這一文學類型,構建講述著刷新人類世界觀和理解力的好故事,不僅僅是科幻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