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麗舊世界
劉日是小說創作的新人，三十歲才開始寫。但她為數不多的作品，足以瓦解“出名要趁早”這種一度流行的說法，給任何時候想開始寫作的人鼓舞。或者說，她讓人意識到，成熟的筆力，并非一定要借助長期的訓練，生活、閱讀、領悟，也可以幫助一個寫作者成熟，在她認為恰當的時候，把礦藏變成語言的火焰。因為文學日益成為這樣一項事業，首先是寫作者自身，而不是不可預知的讀者需要它；首先是一種對于講述、塑造，對于再現生命的豐富和痛苦，世界的繽紛和詭譎的深刻召喚，要求一個人成為作家。一個嚴肅的作家，既要面對文學傳統的成就和壓力，又要面對視覺化、媒介化、娛樂化的未來開始工作。耕耘如此困難，收獲卻茫然不可求，如果不是召喚，不是天職，寫作的新人如何面向空白電腦界面的窄路，而不失去信念呢？
那么，小說家的天職是什么？可以說是講故事，是虛構，是探索一切文本形式的可能性。但我想說的是：追憶。
因為除了記憶，人一無所傍。追憶是這樣的藝術，它讓我們領悟失去和衰朽，把不可復得之人、之物、之景，變成群雕和戲劇；它讓我們獲得平衡術，此時此地的遺憾與慶幸，都在一種具有時空縱深的結構中顯影。追憶，既是我們賦予現在意義的方式，又讓我們感到，意義存在著斷裂，意義的賦予往往很難輕易地完成。
或許可以把追憶的對象稱為“美麗舊世界”，它或是一個人流光溢彩的童年、青春，或是超出了個人尺度的集體經驗和想象，它作為一個對應物，解釋也撫慰著今天的某種不完美。
與近代以來進步主義占據主導的世界觀不同，古代中國人便是通過不斷追述一個消逝的黃金時代，如堯舜禹三代之治、周禮，表達對當時的不滿，形成一種懷舊的批判性。這種歷史尺度的懷舊，有些空中樓閣的味道，但親身經歷過巨大變亂和人生際遇轉折的文人，他們的懷舊更加動人。如杜甫所寫：“岐王宅里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如經歷明清易代的張岱所寫：“少為紈绔子弟，極愛繁華……好鮮衣，好美食，好駿馬，好華燈，好煙火，好梨園，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鳥，兼以茶淫橘虐，書蠹詩魔，勞碌半生，皆成夢幻。年至五十，國破家亡，避跡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幾，折鼎病琴，與殘書數帙，缺硯一方而已。布衣蔬食，常至斷炊。回首二十年前，真如隔世。”
美國漢學家宇文所安便用《追憶》來命名他對中國古典文學的觀察：“當我們讀到根據回憶寫成的作品時，我們很容易忘記我們所讀的不是回憶的正身，而是它的由寫作而呈現的轉型。寫作是由回憶產生的許多復現模式中的一種，但是寫作竭力想把回憶帶出它自身，使它擺脫重復。寫作使回憶轉變為藝術，把回憶演化進一定的形式內。”
在希伯來傳統中，美麗舊世界不是個人的童年，而是人類的童年，純真、美好，一切都恰如其分的伊甸。亞當、夏娃為了追求自由意志而犯罪，“罪的工價便是死”，他們不僅失去了永恒的生命，也被逐出了家園，去迎接漂泊的命運。樂園和失樂園，從此成為世界文學最重要的母題之一。“我們曾在巴比倫的河邊坐下，一追想錫安就哭了。”當神話中的永罰疊加現實的流浪，失樂園的主題便更加深刻。有的小說家一生只寫一部書，如普魯斯特的追憶：“出現在我周圍的最細微的跡象（蓋爾芒特家族、阿爾貝蒂娜、希爾貝特、圣盧、巴爾貝克，等等），我必須把習慣使我忽略了的含義還給它們。而在我們達到現實之后，為了表述現實，保住現實，我們將撇開與現實相異的東西，撇開習慣所獲得的速度不斷地給我們帶來的東西……貢布雷花園的鈴聲，那么遙遠然而又在我的心里，我諦聽這鈴聲的日子在我并不知曉為我所有的那個廣闊領地里是一個基準點。看到在我腳下，其實即在我身上有那么多年年歲歲，我感到天旋地轉，好像我是在成千上萬米的高空中。”
劉日是東北人，家鄉在黑龍江大慶，隨著求學和工作，曾輾轉于北京、上海、成都、廣州等不同的“關內”大城市，如今來到了特區香港，與家鄉相距三千公里。與一些仍然在東北，至少是北方的東北作家不同，劉日如今生活的地方，氣候、風物、語言、景觀，都與家鄉有著巨大的差異。而東北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的衰落，小城市的空心化，又為她提供了一個不論在空間還是經驗的斷裂性上，都足夠遙遠的美麗舊世界。她需要在雙重的時空中穿梭、游走，消化自身經歷的戲劇性帶來的張力。頻繁流動和告別家鄉，是許多“80后”“90后”作家共同的經歷，劉日只是用一種更敏感、更具有悲悼色彩的方式，來安放這種鄉愁。
正如樂園和失樂園，既是神話也是現實，鄉愁，既指向具體的家鄉或記憶，也指向哲學意義上當代人普遍無根的精神景況。這種無根，只是以一種具象的方式，體現在了旺角與大慶之間。劉日小說中的人物，常常有她自己的影子，無論在香港還是家鄉，都是異鄉人。在這里，你屬于那里。在內部，你屬于外面。毋寧說她想通過小說，來創造一個中間地帶，于是小說的世界，便成為了“家”。
曹雪芹曾在小說中把大觀園變成這樣的一個“家”，一方面展示樂園的華彩，一方面卻揭示了與污穢、復雜的榮國府雖然隔絕，卻不可能完全獨立的樂園的脆弱、短暫。《廢蛋》也描繪了一個類似大觀園的巨型時間裝置，這個“巨蛋中心”，曾號稱亞洲第一大商業綜合體。“我”初三時，放學經常和同學去巨蛋閑逛，吃喝玩一條龍，一次提前四十分鐘去看電影，竟然因為迷路，沒趕上電影開頭。尤其是巨蛋里的“假日天堂”，體現了內陸地區對大海近乎狂熱的崇拜，把印尼的白沙灘空運過來，制造人造海浪。
巨蛋很快衰落了，商家為了招徠顧客，在商場里養殖各種動物，把它變成一個開放的動物園，就像庫斯圖里卡或貝拉·塔爾的電影里魔幻的場景。當中年卻一事無成的“我”從香港回到家鄉，巨蛋已變成一個大門緊鎖、垃圾遍地、鬼影幢幢的廢墟。“我”發現，就像從前，巨蛋作為一個樂園會令“我”迷路，如今作為記憶的冗余物，同樣會讓人容易迷路。于是“我”似夢似真地留在了迷宮深處，仿佛自己也成了曾經孕育中的失敗夢想的一部分。
《田某的煩惱》里，主人公同樣是一個失意的中年人，在商場做保安，曾經的戀人蘇紅不知去向。田某以一種惡作劇的方式，悄悄用硫酸破壞昂貴的貂皮大衣。田某的指甲患上了一種增生的病，瘙癢難耐，“憤怒和愛是相似的，都是一種靈魂的疤痕增生”。而他奇怪的病必須要用完美的激光手術才能停止瘙癢，因為“增生是最頑強的生命”，“它會盡可能地尋找嶄新的空洞，在那塊本該生長新肉的地方肆意繁衍。重復切除，重復增生，再重復切除，最后自己把自己全部切除干凈，什么都沒有了”。
與雙雪濤、班宇等東北作家所寫的罪案故事中，犯罪是一種社會性創傷帶來的極端事件不同，劉日的《田某的煩惱》，更具有哲學或寓言的意味，那是面對美麗舊世界崩壞的失敗者，在完美的貂皮上，故意呈現創口。
劉日的語言鮮活、密致，敘事的推進掌控在一種富于巧思的核心意象的塑造和情緒的鋪排中，引人回味。她把短篇小說變成一件玄機密布的織物，像一張殘缺的地圖，像一張既是花園又是囚籠的畫片。正如她在自述中引用克爾凱郭爾“信心的一躍”所暗示的，作家需要對不可見之物的信心。美麗舊世界，作為一種文學向現實索引的范式，也提供了這樣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