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在童年記憶盡頭的回形針
一
敘述童年，幾乎可以視作我們精神成長和心智成熟的顯著標志或天然尺度。而敘述童年的不同方式、不同切入點和不同聲氣腔調，正取決于并且反過來也表現著人們千差萬別的個性稟賦。
在講述自己人生前12年故事的《走近我，走向前》這本半紀實半虛構之作中，龔彥竹努力構造了一個以今日之“我”的成年意識和成年話語，去展示和闡釋昨日之“我”的童年經驗和童年情懷的鏡像世界。全書恰如一只別在童年記憶盡頭的回形針，本已飄零散落的小學生活的聯翩畫面，更早也更模糊的幼兒園時期的婆娑碎影，憑著成年后煥發起來的一種朝花夕拾似的心態和語態，悉數粘連拼合，形成一個邏輯分明、承接有序的整體，不僅可以言說，而且可以演繹和折射出某種反思意味。
離開這種成年之“我”回向童年之“我”的對話方式或反思心路，童年之“我”是否還有可講述為一個故事、演繹為一套情理邏輯的生命質地或精神本色？
或許會有，但即便有，它呈現的形態和發散的信息，多半也只能是漂移在成年話語和成人思維的體系化板塊之外，很難避免被看作稚拙乏味的小白文。調動成年話語和成年意識，來模擬性地表現童年經驗和童年記憶，并且使這種擬態的童年經驗和童年記憶表現形式，最終能夠若合符契地歸入成年話語和成年意識，這實際上是反映兒童生活的口傳敘事和書面寫作長久以來共同依賴的一條古老而有效的情理邏輯路線。
《走近我，走向前》有意無意地擯棄了那種竭力掩飾或徹底無視敘述者的意識和聲音與被敘述的往昔故事里的人物思緒情態之間區別的兒童故事寫法。“我”的今昔體驗和今昔認知的錯位，以及“我”跟“我”周遭不分親疏遠近的其他所有人的內心感觸差異，在書中被穿插閃現的畫外音式的闡發議論和旁加密注式的獨白點評持續渲染，不斷強化。滿含自我解嘲意味的“使勁回憶也記不得了”之類的托辭，流露著“他們”大概早都忘記了，可“我”偏偏還記得很清楚的執拗姿態。
二
爸爸是自由職業的編劇兼小說家，足以憑自己的創作收益，穩穩地支撐起四口之家安逸富裕的體面生活。媽媽似乎是全職主婦，料理家務巨細靡遺，接送兩個女兒上下學，里里外外一把手。姐姐大“我”七歲，據說從幼兒園起，智商、情商各種表現就遠比“我”優秀，并且也沒像“我”這樣從小滿頭黃發叫人見怪。
《走近我，走向前》里的“我”所擁有的這一生活和成長環境，既單純又刻板。舒適的衣食住行等物質生活方式和力爭上游的精神追求，都已固化為自動程序。父母對“我”和姐姐，當然要照著同等收入家庭育兒成才的操作流程和目標套路，努力爭取創造一個更比一個強的上學條件。與此伴隨的，是媽媽給“我”報的各種課外班：千字班，珠算班，還有名額緊俏的清華橋梁建筑班（主要練習用樂高積木搭大橋），以及一對一鋼琴課。
在“我”當初和后來的感受里，曲折的轉學和一連串的課外班，都是只需接受、無需選擇的自然呈現的現實。爸爸媽媽為此想方設法的種種作為，也只是社會同溫層里的隨行就市、循規蹈矩之舉。真正給這個家庭的進退取舍拿大主意的，既不是爸爸媽媽，更不是“我”和姐妹，而是“我們家”所屬的整個群體所共享的那種決不讓下一代輸在起跑線上、必須為他們搶占更優教育資源和更多超前發展機遇的社會生存信念。
如此一來，“我”少兒時期的成長際遇，就成了印證“我們家”的地位和爸爸媽媽的育兒實力達到相當水準的一份活檔案。
不過，這段際遇已經錯過了現場實錄的時機，只能由臨近成年之際的“我”用夾敘夾議的方式，對它進行跨時空的召喚和重建。憶述中的童年和少年之“我”，承載或折射著寫作當時的“我”所具備的自我意識和社會認知，所以她的精神感悟能力和舉止表現要明顯比少兒的本然狀態更獨立、更清醒、更自主。在她看來，爸爸力扛家業，媽媽關愛備至，不再是天造地設、必然自然的先驗配置，而是各有其前提、各有其邊界的角色扮演和功能分擔。
她自以為童言無忌的一句“爸爸是個慫包”，惹惱了爸爸，卻透露出成人世界某個幽暗角落里冷冰冰的生活真相：強大到可以不受別人欺負的那個理想的爸爸，原來并不存在，真實的爸爸在社會上免不了暗氣暗憋地遭人算計。類似地，溫暖而可靠的母愛，一旦到了家門以外，似乎就像踢球出界，力道再大也會被判無效。15歲以前，和姐姐為在父母面前爭寵而沒完沒了的明爭暗斗，更使姐妹關系和姐姐的形象早早地褪去了理想的純粹色澤，露出斑駁的現實質地。甚至“我”自己，游走在爸爸、媽媽、姐姐和眾多老師、同學的多面姿態與多變神情組成的戲劇氛圍十足的往事情境中，也反復展現著心思時時疏離于環境，行為做派卻越來越混同于環境的糾結狀態。
三
全書序幕部分追述的那個重回昌平舊居與幼兒園同學相遇卻表錯情的細節，或許在不經意間暗示著“我”可能也會誤解父母、姐姐以及更多曾經熟悉的同學和老師。
正文六章，對小學六年的學習生活經歷給予逐年記敘。小學課堂內外，居然遍布層層疊疊的人際糾葛和起起落落的恩怨聚散。學業成績、班干部選舉、集體活動表現、班主任和科任老師與同學們的相處方式，在“我”從成年后的心境中回望來路的纏綿情緒中，點點滴滴都成了大事。但這畢竟只是應瞬間感慨而即時放大的記憶剪影，隨興而至，又隨興而逝。
置身同學之間，“我”的個性始終表現在對那種看似沒來由的互信互賞的質樸友情的珍惜。但殊異的家庭背景和與此相關的升學去向、人生價值抉擇，最終還是導致了小學畢業時“我”和最要好的孔伊婷同學的友情中斷。這跟幼兒園時期從昌平轉學進城帶來的失落和悵然，已有質的不同。因長達六年的同窗廝守和一次次基于情義的并肩奮斗（包括違逆班主任意志的一些行動）而鑄成的友情，已經有了遠勝幼兒園玩伴之誼的深度和強度，接近了成人話語所說的“同一條戰壕里的過命交情”。其失落之痛，也足與成人交往中的情殤相比。
《走近我，走向前》不是我們見慣了的敘述者一味扮小孩的兒童文學，更不是從居高臨下的教師爺視角和教師爺腔調生發出來的教育小說，而是介于兩者或超于二者之上的復調互文之作、一位長大成人的作者檢點自己真實成長道路的自我對話之作。細究架構形式，它可能還不盡妥帖圓融，但它顯露了鮮明的新意，也突出了值得繼續用形式的探索和主題的錘煉去認真應答的問題。它確實像一枚回形針，把童年記憶別在了成年意識的底片上，也把一次勇敢的創作探索記錄別在了青春文學的冊頁上。
（作者為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文化與傳播學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