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A

麥亞在廚房里洗碗。

嘉禾進了臥室彈琴，她十二歲，再有一個月小學就要畢業了，但再有兩個月她就要考鋼琴十級了。孰輕孰重她自己也搞不清楚，而麥亞說，就是天塌下來，小學畢業必須考完十級，所以，每天在做作業之前，她都要練一個小時的曲子。

麥亞的身子在玻璃門前晃來晃去，胸脯一會兒隱藏在藍色玻璃紙后面，一會兒又從上面一格的玻璃上露出來，她起起伏伏的樣子有點像做瑜伽——或許，更像洗澡，但我覺得比喻成做瑜伽會更好一點。我見過她做瑜伽，在餐桌旁邊，放一塊瑜伽墊，起初的時候，她的左腿根本無法和她的身體保持成一條線與地面平行，但練了三四天，她就嘗試倒立，“倒”沒問題，但“立”起來極有困難，我給她當過一陣子瑜伽工具，以便她借著我的肩膀立起來。她的腳曾打得我的左耳響了半個月。后來我就不知道她是否能自己立起來。因為那次之后，我們發生了一些生活中看似無意卻又極其猛烈的分歧，現在看來，那種分歧完全不具備將我們短暫分開的威力，但那時候，我們都沒有做出退讓，我沒想到，就那么一次意外，就那樣的我們都自以為是的短暫分離竟然藥效綿久，醇厚而劇烈，我們就像摔碎的瓷片，任什么樣的膠水都無法粘合。我不想，她似乎也不想。后來，我想回來，但她還是不想，而現在，我不知道她是不是改變了心意——她每周五允許我到家里來吃一頓她親手做的飯——我覺得她可能是想讓我回家，可讓我為難的是，我現在還真的不想了。但我知道，她堅持親自下廚做一頓飯，那是多么難能可貴啊，即使一周一次，那也是了不起的巨大改變。她的手藝越來越好，她說她現在喜歡上了做飯，我相信她字字珠璣，但我不相信我是否還能在她練瑜伽的時候給她當好工具。

在我們分開的最初一年里，我一直認為我們的那次分歧是一次意外，不就是我抽煙的時候不小心把她放在沙發上的一條新裙子燒了個洞嘛，大不了再買一條好了。我一點兒都不覺得那條裙子有多好看。她喜歡不斷地買衣服，唯一的好處是只買對的不買貴的，那燒就燒了吧，以我們那時候的經濟能力，十條那樣的裙子她要是愿意再買，我眉頭都不皺一下。可她不愿意，她說那是她在三十五歲之前買過的最貴的一件衣服，然后她的怒火一直蔓延到了我們都無法收拾的地步。結局不用說，是比較麻煩的一種，但也不是最壞的一種。我覺得既然是個意外，那就有修補的余地。當然，第一年里，我們都沒想著去修補，我們各過各的，只有兩次因為嘉禾的事才打過電話。或許是我的修補能力有限，也或許是她不愿意修補，第二年，我的努力白費了。那時候我才隱約覺得那次不是個意外吧，而是一次漫長的必然之下的偶然，真的是和我們學過的歷史完全一致，世界大戰不是平白無故就打起來的。

麥亞還有十二天就要過三十八歲生日了。我對我們的年齡比較敏感，我身份證上的年齡比我真實的年齡大了兩歲零一個月，而我實際才比麥亞大一歲八個月。我之所以要將年齡計算得這么精細，是因為麥亞在她的朋友面前說我是個老男人，我們有五歲的差距，著實差了一代人。

麥亞的屁股比之前大了些，但肚子上的贅肉卻少得不太明顯，但她總是在我面前，掀起衣服，讓嘉禾摸一摸肚子，還要問嘉禾是不是瘦下去了，嘉禾每次摸完都說當真減下去了哇。嘉禾古眉怪眼地看著我。我一點兒都不關心她的肚子，有一次我差點就要說大起來了也沒關系。我只是吃飯，吃完飯坐一陣子就走，有時候嘉禾讓我給她看作業，我也覺得煩，隨便糊弄兩句就借口溜了。走成了一種習慣，就像現在每周五的晚餐一樣，也慢慢成了一種習慣。

我看著麥亞的屁股，想到了螞蟻。我當然不是說我只有在看著她屁股的時候才會想到螞蟻。而是就在此刻，我原本在想麥亞練瑜伽的樣子，但莫名就想起了螞蟻。螞蟻一旦來臨，就很危險。

無數只螞蟻從寬闊的柏油大道上黑壓壓地前進，它們走得很慢，就像是特意要在那一片畫滿黃色網格線的路面上形成一個條理清晰的分界線，用以證明那最遠的一只——與它們相隔不到百米的那一只多么強大，或者是多么勇敢。而這一只才剛剛進入隧道。幽深的隧道，黑漆漆的隧道，無限寬闊而令人窒息的隧道出現在螞蟻面前，而螞蟻渾然不覺，它的六條腿快速交替，像高速運轉的輪胎，會讓人產生倒退的錯覺，螞蟻也是這樣，我看見它在倒退，可它卻在前進，它很快就進入了隧道深處，它甚至可以像獵豹一樣狂奔，隧道的墻壁紛紛后退，而隧道越來越深，越來越細，螞蟻將會陷入一個深不可測的漩渦。

危險就在這時候降臨了，我看見了我自己，我不是一只螞蟻，而是一個清晰的肉身，我從另外一個反方向，在隧道里飛奔，而隧道越來越窄，越來越細，直到成了一個針眼大小，而我執意要從這個針眼里穿過去，去解救那只即將面臨危險的螞蟻。

我想變成一只螞蟻，那樣我就能從那個針眼里鉆過去了。但我鉆不過去，我憋足了勁，屏住呼吸，我真的渴望我的呼吸就在那一刻戛然而止。

我昏了過去。

我醒來的時候，麥亞還掐著我的人中。她長舒了一口氣，極其疲累地坐在我對面的椅子上。她把一杯水推過來，我抓起杯子，又放下了。我太累了。我需要躺在椅子上休息一會兒。

嘉禾堅持著彈了一會兒“前奏曲與賦格”，她彈得磕磕碰碰，無秩無序，她肯定是記住了樂譜，但她太著急了，像風中的雨，一時一霎。她好歹彈完了一段。后來，她就彈起了她最為拿手的《夢中的婚禮》。我和麥亞都喜歡這個如泣如訴的旋律。麥亞只是喜歡這個旋律，她從來就沒關心過這個曲子背后的故事。而嘉禾只是因為我們都喜歡，她才練得熟練了，她從沒告訴過我們她是不是也喜歡這個曲子，我們也沒問過。這首曲子是我陪著嘉禾練習熟練的，那時候，麥亞說，我讓嘉禾學鋼琴，就是為了讓她彈這首曲子給我聽。所以，嘉禾一直弄不懂，她那么早就學會了這首曲子，麥亞怎么還讓她繼續練琴呢，我只能騙她其實我最想聽她彈《G大調奏鳴曲》，嘉禾不信我，也不理我，對她來說，我的話向來無足輕重。

螞蟻穿過隧道。麥亞太熟悉了，嘉禾也了如指掌，我的父親和我早就死去了的母親、還有我的姐姐，以及我的朋友們都知道我的腦袋里住著一群螞蟻，有一只很特別的正在穿越隧道。是的，我不止一次向他們所有人都講過這個故事。我七歲那年第一次出現這個感受的時候，我因為急于表達而壓根就沒有表達清楚，導致我的母親認為我在說謊話，當我第二次、第三次、第十次向他們再講述的時候，母親就以為我犯了魔怔。我根本無法向他們解釋清楚我要從針眼里鉆過去的難受，他們也無法理解我被針眼纏住的困擾。一定是看見了什么不干凈的東西，母親說著，就用從馮二爺那里討來的法兒在我身上上上下下施展了一番，她把一碗灑滿麩子的涼水倒在十字路口，將那只碗放在大門的轉角上，回來又說，我就不信治不了你。我那時候不知道母親是在恐嚇我，還是在威脅虛無縹緲的魔，當我后來再出現這種感受的時候，我就再也沒有對他們說過。

故事講得次數多了就僅僅是個故事而已，我多了一層不被人理解的苦惱。直到我遇到了麥亞，我給她講了我要從針眼里鉆過去的艱難，麥亞說，這個感覺有點像孩子從子宮里鉆出來的樣子哦。我一下子如釋重負，我當時覺得她完全理解了我的困惑。于是，我們就結婚了。

我和麥亞從認識到結婚僅用了三個月的時間。在我們的青春處于兵荒馬亂的尾聲的那個年月，我被麥亞深深吸引了，她熱烈得像一盆炭火，她高冷得像一塊藍冰，但無論是哪一種形態，我都會被一種難以名狀的炙熱的激情裹挾著。我們的交往完全由她主導，令人難以置信的是，那個時候，即使螞蟻降臨，我也能輕松應對，我覺得我找到了治療螞蟻的良藥。當我們第一次在麥亞家里完成了那種壯舉——我們赤裸著在鏡子前坦誠相見，在莊嚴的儀式感中，麥亞說我們結婚吧。彼時，螞蟻在我的腦袋中來過一次，但濃烈的多巴胺擊退了螞蟻，我再次認同了麥亞所講的螞蟻來臨就像孩子鉆出子宮的比喻。

但婚后我覺得不是這樣，不是孩子從子宮里出來的那種感覺，我說孩子出來總能看到光明，而我是要鉆進那黑暗，是反向的。麥亞就說，有能耐你再從你媽的子宮里鉆進去啊。我們在這件事上的認知就此打住了。

但我因為對麥亞的比喻產生了懷疑，就在孩子鉆出子宮的事兒上鉆了牛角，我發現我其實不太清楚孩子鉆出子宮到底是一種什么樣的體驗，我越是想弄清這一點，越是懷疑麥亞的說法，后來我就產生了更大的質疑：麥亞在未婚之前，何以能脫口而出孩子鉆出子宮的感受？這件事慢慢地像一窩螞蟻一樣鉆進了我的腦袋，盡管我告誡過自己不能把這個問題講出來，可不講出來，螞蟻就會毫無規律地洶涌而至。我們終于在這件事上發生了一次類似于礦難的爭吵，麥亞扇了我兩個耳光，而我在她的嘴上狠狠砸了一拳。風浪過后，日子平靜如水，但螞蟻的侵擾卻愈來愈烈。

嘉禾三歲的時候，在門口的花壇里玩，她全神貫注地將一群螞蟻往一段嫩綠的蔥葉里趕，我當時尖叫出聲，我說，是螞蟻，是螞蟻穿過隧道。嘉禾被我嚇哭了。她此后再也不愿提及螞蟻。而麥亞早已不覺得螞蟻穿過隧道有什么了不起。沒什么啊，那么寬闊的隧道，千萬只螞蟻并身走都沒問題啊。她輕描淡寫地就將螞蟻“揮”出了隧道。

而螞蟻的確要穿過隧道，執拗的、自信的螞蟻偏偏就要進入那死無葬身之地的隧道。它，它們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現在我眼前。我無能為力。

又是螞蟻？麥亞問。

唔。我哼了一聲，我連說話的力氣都沒有。

確實是因為螞蟻的緣故？她又問。

我知道她后半句想說什么，但我沒再回應她。我也不知道我是以螞蟻為借口，還是我真的害怕螞蟻了。我不能給她一個明確的答復。

那就去醫院看看唄。

麥亞自己也知道，她說了句廢話，醫生們要是知道螞蟻是怎么回事，早就解決了。

好吧，螞蟻。

麥亞說完這句話，進了嘉禾的房子，她沖著嘉禾吼，彈個鬼哦。

過了一會兒，《夢中的婚禮》又變成了前奏曲與賦格。鋼琴生硬了起來。

B

從麥亞那里出來，天色尚早。

棗園巷窄而深長，一輛小車進來，推著自行車的人就得緊貼著墻。我不想再回到麥亞這里，或許這條巷子也有一定的責任。當初我們買這個房子的時候，麥亞只是覺得棗園巷這個名字好聽，但現實和大家想的一樣，遍身羅綺者，都不是養蠶人，棗園巷哪里有一顆棗子呀？巷子的兩側倒是栽種了高大的杞柳，柳條垂下來能打在人的臉上。巷子是一條坡路，左邊是軸承廠的廢棄倉庫，右邊是一個小公園，每次走過這條路我都要想一想，為什么不把這面墻拆掉，讓人們更方便地走進公園呢？但這面墻偏偏就一直這樣存在著，墻面被刷白了，寫了一些有關文明的標語和圖畫。

出巷子右拐，公園的入口處就是一個小小的荷塘，有一個右腿殘疾的老人常年在那里修鞋，我叫他巴赫，他說他最大的愿望是開一間金店，我和他喝過幾回酒，老人見到我就嘰里咕嚕說兩句只有我能聽懂的行話。

螞蟻讓我十分疲累，我出門的時候，麥亞站在臥室門口，張了張嘴，我知道她想說什么，但我還是離開了。

我特別想和巴赫說說話。

我還在這里住的時候，每次螞蟻進入隧道，我都要和巴赫聊一聊。巴赫并不能理解我所說的螞蟻與隧道的關系，但他卻能感同身受——或者用善解人意可能更準確一點。唔，我太理解你的這種感覺了，就像夢魘，對吧。第一次他這么說。我說，不是夢魘，我是清醒的。他想了一會兒又說，是不是像憋在水中？或者是陷進泥沼？還或者是火罐吸在嘴上？他窮極想象，企圖用更準備的比喻來體會我的感受，他的比喻有些接近，卻又不完全對，但巴赫最大的好處是當你向他描述困擾時，他能以十分同情的口吻認同你的困擾，并用類似于“這太難受了，你真不容易”這樣的話撫摸你的傷口，讓你發現終究還是有人能體諒你的難處。

巴赫對任何人都是這樣，他的鞋攤前經常坐著向他傾訴的人。

是幻覺。有一次巴赫這樣對我說。你有沒有感受過這樣的事：當你安靜地待著，猛然抬頭的時候，會發現眼前的場景那么熟悉，你會覺得當下的事件一定在過去的某一時刻曾經發生過。

我沒有經過他說的這種情況，但巴赫說他偶爾會出現這種幻覺，他認為就是幻覺，從情理上說，應該與我所遭遇的螞蟻穿過隧道有著某種關聯。差不多就是這樣，你是清醒的，對吧？我說是。你無法控制，呃，就是說螞蟻來的時候毫無預兆，對吧？我說是。稍縱即逝，哦，不對，你也不知道這種感覺什么時候結束，對吧？我說是。看吧，就是幻覺，我出現這種情況后，我就想到了你的螞蟻，嗯，一模一樣。

我總覺得哪兒不妥，但又說不清，我幾乎要被巴赫說服了，后來我問過別的人有沒有出現過像巴赫說的那種幻覺，沒想到大多數人都有。因為這個大多數，我就對巴赫產生了懷疑，我覺得不是幻覺。當我再一次被螞蟻困住的時候，我發現那種溺水的感覺越來越明顯了。之前我總是在這樣的事發生時思考用什么樣的比喻才能把這件事講清楚，我忽略了一些細微的變化。當我關注到感受本身的時候，才發現有點像溺水，我不知道以前是不是這樣，而當我越注意這種感覺，這種感覺就越發濃烈，到現在竟然變成了這件事的主體。我只能說，螞蟻來襲，我就溺水了。

不同處在于，那種熟悉的現場感并不會讓你難受，對吧？巴赫說是。我說，我會溺水。巴赫驚訝地擰著脖子看我，像我的母親第一次聽到我的“怪話”一樣。這樣啊，那就真是有些區別，但總歸有一些相似之處，對吧？我說是。

我們努力在兩條平行線上找到了交叉點，所以我們喝過幾回酒。但我們并不是朋友，我從麥亞這里搬走后，我們就又回到了各自的平行線上。

巴赫閉目坐在他那把用舊衣服纏得很復雜的小椅子上，他臃腫的身子蓋住了靠背，從正面看他仿佛是懸空靠著。荷塘的對面是一個藤條的走廊，一個老年合唱團的人常年在那里練習曲譜，他們帶來的狗經常在他們當面交媾，很多時候，他們都要停下飽滿的歌喉為大狗小狗爭吵幾句。

巴赫的眼前坐著一個瘦小的年輕人，嚴肅地盯著巴赫。我沒有驚擾他們，默默地坐在另一把小凳子上看合唱團的老人們。我還沒有數清人數，就聽見巴赫說，太熟悉了，對，就是我們三人，就是這樣坐著，就是在這個公園里，一模一樣。我也有一種溺水的感覺了。和你一樣了吧？我說我現在會昏過去。

巴赫用他慣常的方式擰著脖子看我，他說，怎么會這樣呢，那太危險了啊。他湊近我的臉看了看，又說，臉色這么差呀。

我說，遲早我會死在那只螞蟻上。

巴赫說，幾十年都這樣過來了，不會有事的。

我苦笑了一下，不再說話。中年以后，我一點兒都不想在這件事上向任何人多說一個字。毫無意義，我們所經受的苦惱，不會有人感同身受，也從來不會有人嘗試著去理解你，在我們漫長的一生中，我們只能通過自我搏斗來換取一點生活的勇氣，而很多時候，我們總是把希望放在別人身上，希望別人能像我們自己一樣理解我們的難處，可這絕無可能，因為我們也從來沒有像我們希望的那樣去理解別人。

巴赫說，那狗日的終于找了個安穩的工作。

他說的是小魚，他過了三十歲的女兒。

我說，今年有三十三了吧？

不，不，三十二，還有兩個月才三十三，三十三歲她一定會有男朋友了。

會的，會的。

瞧，這雙鞋是她第一個月的工資買的。巴赫將腳從膝蓋上搭的一塊皮革下面騰出來，是一雙黑色的喬丹。她工資蠻好的呃。

我就說嘛，孩子啊，總有長大的一天啊。

她去了建筑設計院，干幾年說不定就能轉正呢。巴赫嘿嘿地笑著。

我望著巴赫滿是疙瘩的臉，想起她的那個戴著大耳環的女兒小魚，個子高，長得不漂亮也不算丑。巴赫的老婆在小魚初中快要畢業的那年出車禍死了。小魚上了職業高中，后來又上了一個什么專科學校，但畢業后卻花里胡哨地不務正業，半夜喝得爛醉還要巴赫拖著一條腿去背她。巴赫的幻覺就是在女兒畢業后出現的。我在巴赫的鞋攤上見過她兩回，她嚼著口香糖玩手機，沒正眼瞧過我。

這叫既視感。旁邊一直翻著手機的這個年輕人突然說。是由大腦的顳葉神經細胞不正常放電導致的。

顳葉，什么顳葉？巴赫問。

呃，顳葉是主管聽覺、語言、記憶方面的神經細胞，在人臉識別技術中很重要。年輕人讀著手機說。

管他什么顳葉，什么放電，又不是病，有什么大不了。巴赫說。

有專家說這是因為焦慮而引起的顳葉癲癇。年輕人放下手機說，有一個英國小伙子，頻繁出現既視感，心里產生恐慌，焦慮得睡不著覺，后來形成惡性循環。

簡直胡說，睡不著覺就是顳葉癲癇啊？巴赫顯然沒理解什么是顳葉癲癇。

前些年，市醫院神經科的徐大夫曾懷疑我的這種毛病就是顳葉癲癇，我也配合做了一些治療，但螞蟻還是會突然來襲。我后來查資料，就覺得專家也不太靠譜。

我現在回家，頭一挨上枕頭，就能一夜睡到天明，焦慮？焦慮個錘子。巴赫有點激動，好像年輕人給他下了診斷書一樣。走吧，走吧，我還要給女兒做飯呢。

C

往公交站走的時候，我有點猶豫，不知道是要去看一看父親還是直接回家。

從麥亞那兒搬出來，我在父親那里住過一陣子。那是一套市劇團的老房子，當年分房的時候，父親還是劇團里常被人欺負的丑角演員，按工齡他應該可以分到中間樓層，但后來不知怎么就成了頂層，當年我尚且健壯的裁縫母親揪著父親的耳朵讓他去鬧。父親被趕出門外，到了飯點兒就回家了，他一言不發，這讓母親悲痛欲絕，但母親也不是我們想象的那樣有魄力，她見了劇團的領導卻客客氣氣。她說，她去鬧了，會對父親的前途有影響，而那會兒，我們都沒覺得父親在唱戲這一行上會有什么前途。后來我分析，母親也是色厲內荏，不敢去鬧。但在家里，她向來都是一言九鼎。

我和姐姐在這所房子里一直住到各自結婚。姐姐大學畢業就去了蘇州，而我直到和麥亞談婚論嫁的時候才搬了出來。

房子和我的父親一樣老，墻皮脫落，雨天漏水，下水堵塞，拆建的風放出來了好多年，卻沒絲毫進展。我的父親脾氣越來越差，好像要把年輕時候積累的怨氣在晚年全部釋放出來。退休后他開始主攻花臉，在幾個私人劇團里串角，脾氣大得罪了不少人，他們那個圈里的人都說他耍大牌，等后來肺上出了點毛病唱不了戲，他就成了孤家寡人一個。

那會兒我們父子倆每天唱“對臺戲”。每天早上五點，父親準時起床，他沒有鬧鐘，但他的時間比鬧鐘還準確。父親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打開那個隨身攜帶的小音響，我不知道他什么時候又喜歡上了旦角——每天我都會被一個哀婉的女聲吵醒，然后在那種悲悲戚戚的旋律中睜眼熬到上班時間。父親吃飯隨心所欲，有時候自己煮面條，有時候在外面的小飯館吃，他不會給我做飯，我做飯了他也不吃。晚上每到九點，父親按時上床睡覺，不允許屋內發出任何聲響，房子隔音效果極差，我只能在父親睡覺之前，安靜地躺在床上，聽著他地動山搖的鼾聲玩手機，夜里常常失眠。

十五天內，我們父子連一次完整的交流都沒有完成。

他對我說過五次“死不了”的話。他誤解了我的意思，而我并沒有對他說實話。

我沒有在父親的房子里看見“螞蟻”。我忘了小時候我們一家四口如何在這里度日。但我終究無法再和父親朝夕相處下去了。我在草業巷租了一套一樓的一居室，周圍住的全是開關廠早已失業或者即將失業的員工。這個地方與我的父親和麥亞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勢，沒有直達麥亞那里的車，每次去麥亞那里，我都要經過父親的小區。這當然沒有任何意義，但在心理上，我覺得這樣會讓父親以為我們仍然和當初一樣，但父親肯定不知道這些無意義的事。

公交車在慢慢暗下來的天色中走得極不順暢，仿佛我一上車就造成了擁堵。匆匆忙忙的人群和車輛像極了隧道里的螞蟻，每一只都想沖破障礙，而另外的許多只偏又因著自己的急切而擋住了這一只，這一只又擋住了那一只，那一只又擋住了身后的一大片，如此熙攘，如此盲從，我們深陷隧道而又無能為力。

后來，我成了螞蟻中的一員，而不是螞蟻的拯救者。我一直不知道為什么螞蟻來襲時，我是孤獨地跑在最前面的那一只。但此刻，我突然明白，原來在這蕓蕓眾生中，我就是那最普通的一只，而在我的世界里，在父親面前、在麥亞面前、在嘉禾面前，甚至是少年時代在整個家庭面前，我都是孤獨地跑在最前面的那一只。

我突然心情十分沮喪，我第一次發現，在我離開麥亞后，嘉禾其實就成了孤獨地跑在最前面的那一只“螞蟻”了。我不知道麥亞會不會也是這樣，但嘉禾一定是這樣。要命的是，一直以來，我都陷在螞蟻的漩渦中，陷在忘乎所以的自我感受中，忽略了她們。

在造紙廠的盤旋路等待行人疏通的時候，麥亞打來了電話。接通后卻是嘉禾，嘉禾說，爸爸，你能再來一趟家嗎？我有些意外，也有些小小的驚喜。之前嘉禾也曾用麥亞的手機給我打過電話，但我知道那都是她按照麥亞的意思和我說話，向來都是她學習上需要我做的要求。當然這次也是要求，但嘉禾說，我忘了把禮物送給你。緊接著她又壓低聲音說，是媽媽。我聽見麥亞說，別胡說。

一直到我走到對面的公交站，我才想明白，應該是我快要過生日了。我懶得翻日歷，但我想除此之外，再不會有什么值得一提的事能讓我和麥亞產生這樣的意外。我其實并沒有做好返回麥亞那里的準備，也沒有想好我該怎么應對在我出門時麥亞沒有說出來的后半句話，更不知道當我面對嘉禾的時候應該對她說點兒什么。這件事太突兀了，就像螞蟻來襲令人猝不及防。

但我不能拒絕嘉禾，我不能讓她在我面前成為時時孤獨地跑在最前面的那一只“螞蟻”。

我覺得我必須處理好螞蟻的事才能在一個晚上兩次踏進我曾經的家。

反向而行，我不是在之前那群螞蟻中逆流而上，也不是想象的那樣，我可以與混沌的螞蟻們有所區分，我可以離那個針眼一樣大的無限小的深邃越來越遠。生活從來不是想象。我又混入了另外的一片螞蟻中，我仍然深陷其中，仍然在向那個無限小艱難前進，而我再次返回，我又是孤獨地跑在最前面的那一只“螞蟻”了。周而復始。

在嘉禾面前，我不能再說螞蟻了。那么，好吧，就叫它顳葉分離。我不愿意用那種專業的術語將之稱為由大腦的顳葉神經細胞不正常的放電所導致的不正常信號傳輸。神經和不正常這樣的詞語結合起來，不要說嘉禾，就是麥亞也肯定接受不了。顳葉分離既晦澀又貌似挺專業，我對這個發明暗自高興了一下，也為今天再次見到巴赫而心存感激。

是的，他們的既視感成就了我的螞蟻。

我又何必太過執拗呢，既然連我自己都無法界定我大腦中的螞蟻，那又何必讓人人都知曉螞蟻呢，既然沒人理會，那螞蟻就只能是我自己的螞蟻，隧道只能是我自己的隧道，沒人能幫得了。

D

公園里的熱鬧只剩下了極少的一部分。荷塘里活躍著蛤蟆，巴赫早就回家了。他或許這輩子都不會實現開一家金店的愿望，我也不太信他說的關于女兒的話，我知道他只是想為女兒贏得一點好聲譽，好讓她盡快嫁人。我的父親說他死不了也是自欺欺人，他不知道我在他的房間里安裝了攝像頭，他艱難的一舉一動我都了如指掌。

藤條走廊里，老年合唱團的人還在用心地唱著一個本地詞曲家的新作，昏暗的燈光讓他們看起來真像在舞臺上一樣。

棗園巷窄而深長，在入口處就能看見嘉禾的房間亮著燈。我知道嘉禾走在這條巷子的時候，喜歡輕輕摸著墻上的青磚，看著爬山虎發一陣呆，她還喜歡站在窄窄的墻腰上，看著墻外的荷葉在風中搖搖晃晃，她說她不喜歡臟兮兮的巴赫。

漫長的長坡路，也像極了隧道，這時候，我當真成了最孤獨的那一只螞蟻。慌亂的，盲目的螞蟻奮力向前奔跑著，那無窮小的針眼在隧道的深處忽近忽遠，我只能看見嘉禾房間的那盞燈，氣憋在胸口，我被擠在無窮小的空間里。

我說，還是螞蟻。

我不知道這一聲究竟是被我喊出來了，還是僅僅停留在隧道里。

楊逍，本名楊來江，生于20世紀80年代，甘肅張家川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曾獲首屆山東文學獎，第二屆林語堂散文獎，第五屆、第八屆黃河文學獎，第二屆紅豆文學獎，第二屆麥積山文藝獎，第二十六屆梁斌文學獎，第九屆華語原創文學獎等多種獎項。出版小說集《天黑請回家》等6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