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上海“神行太保”奧運行
歐文斯與周余愚在柏林奧運會上的合影
周余愚(左一)在柏林奧運會開幕式上照片由周明輝提供
2024年巴黎奧運會,于7月26日開幕。
早在88年前,有一位中國運動員,在他的首次奧運之旅中,得到了奧運會組委會頒發的“姿勢優美獎”,這是中國選手獲得的第一塊奧運獎牌。他,就是被譽為“神行太保”的周余愚。
從“神行太保”到奧運選手
銀幕上跳出一個醒目的片名:《零的突破》。觀眾是即將出征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的中國體育代表團。
銀幕上出現一位老人,他手持“112”白底黑字號碼布回憶道:“當時得不到好成績,作為一個運動員覺得終身遺憾。我們舊中國政府非常腐敗,對體育并不重視,也不支持。所以,我們在這屆奧運會全部失敗,吃了一個大鴨蛋。”說著,他兩手拇指與食指環繞,做出鴨蛋狀。他叫周余愚,是參加1936年柏林奧運會的上海著名競走選手,人稱“神行太保”。
《水滸傳》中“神行太保”戴宗,被民間視為走得最快的人。周余愚之子周明輝說:“當時,媒體用‘神行太保’評價我父親,認為中國選手出這樣的成績不容易。”
周余愚原名周欽良,他改名在1927年萬國競走賽青年組奪冠后。有媒體說他改名是要像愚公移山那樣達到好成績,周明輝卻是這樣理解的:“他認為‘我是余下的愚蠢,我是余下的愚人’,比較謙虛的。我想是這樣的。”
1890年(清光緒十六年)5月,中國最早的田徑比賽在圣約翰書院(今華東政法大學)舉行。
萬國競走賽起于1904年(清光緒三十年),全程27.9公里,須在3小時20分內走完。比賽從靜安寺路(南京西路)、卡德路(石門二路)口的王家厙出發,經靜安寺路(南京西路)—極司菲爾路(萬航渡路)—白利南路(長寧路)—兆豐公園(中山公園)—別羅根路(哈密路)—虹橋路,到交通大學折回,沿姚主教路(天平路)—貝當路(衡山路)—辣斐德路(復興中路)—亞爾培路(陜西南路)—福煦路(延安中路)—同孚路(石門一路)至威海衛路(威海路)、馬霍路(黃陂北路)跑馬廳大看臺前的終點。“沿途觀眾,常在萬人以上。”(《上海體育志》)參賽者清一色外僑,按國籍分隊。1912年至1921年因“一戰”停辦。在重啟的1922年,華人開始參賽。周余愚第一次參加萬國競走賽在1927年,獲青年組第一名。此前的1926年,18歲的他參加第一屆萬國運動會就獲5公里競走第一名,收獲人生第一個競走冠軍。
萬國競走賽設個人和團體冠軍,歷史在1928年改寫。這年,周余愚以2小時37分24秒破紀錄奪冠,并與張造寸、石金生、吳淼康組成中華隊獲團體冠軍。中國人奪得個人和團體雙冠,前所未有,萬眾歡騰,人們聚集在終點頒獎處。
“我父親得第一名,市民自發放炮仗,在跑馬廳拼命放炮仗。炮仗一放,驚得跑馬廳的馬跑出來了。”說起往事,周明輝興奮起來。
1930年,周余愚第三次參加萬國競走賽。有個人賽前就看好他,他就是上海灘大名鼎鼎的盛宣懷第四子盛恩頤。周余愚與盛恩頤的兒子盛毓度是要好的發小。盛恩頤特為他定制了獎品:一套精致銀器茶具,有銀茶壺、銀咖啡壺、銀糖缸和銀茶杯等,連紅木雕花托盤把手也是銀的。周余愚果然不負眾望,再次奪魁。
1908年(清光緒三十四年),周余愚生于上海。他讀書的和安小學(今上海市靜安區第三中心小學)為租界規模最大的名校,學校提倡“強國必先強種,強種必先強身”,激勵學生鍛煉身體。“該校學生參加市演講會和運動會多次名列前茅。”(《靜安區志》)在這片土壤上,哺育了中國競走的“和安三劍客”:張造寸、周余愚、石金生。
周明輝說:“我父親從小歡喜體育,小辰光團體操什么都積極參加。與中國競走創始人張造寸是同學。他帶我爸爸參加競走。練競走從周余愚進圣約翰附中開始。十五六歲以中長跑為主,一直到恢復萬國競走比賽,我父親積極訓練、參賽。”
1927年9月,陳虛舟、周余愚、張造寸等組建虹口田徑隊,隊長陳虛舟,副隊長周余愚。他們訓練所在地虹口公園為公共租界最主要的綜合性體育場(今西部為虹口足球場,東部為魯迅公園)。三年后,田徑隊改名為“白虹”。
周明輝解釋道:“這個隊名是‘白虹貫日’的意思,就是要打敗日本人,中國體育必須要超過日本。”
在田徑隊改名那年,周余愚與張造寸還創辦了上海中華競走協會。
白虹田徑隊吸引了全國的田徑高手,有不久后打破劉長春百米全國紀錄的程金冠,后來四破鉛球全國紀錄的陳寶球,多次創造撐竿跳高全國紀錄的符保盧,也包括名將劉長春。那時運動員都是業余的,只能在星期日訓練。大家愛國熱情高漲,訓練刻苦。白虹田徑隊成為上海田徑的主力,參加1936年柏林奧運會的大部分田徑選手都出自該隊,周余愚是其中一員。周明輝說:“外面講他(周余愚)被保送奧運會,其實不是保送,是免選拔進入奧運會大名單。”
艱難的奧運之旅
1936年6月26日,上海匯山碼頭停泊著的意大利郵船“康提凡蒂”號,迎來了行李貼著“中華 第11屆奧運會柏林 1936五環”圓形白底標記的中國體育代表團,69名運動員參加田徑、游泳、舉重、拳擊、自行車、籃球和足球6個大項比賽。其中上海選手24人。周明輝說:“田徑運動員大概二三十人。總教練馬約翰。劉長春任隊長,我父親是副隊長。”
從上海乘船到意大利,要在海上走近一個月。有心的周余愚準備了一本奧運簽名冊,在船上找人簽名。打開他制作的簽名冊,看到里面有簽名,有題詞,還貼著簽名人照片。其中,劉長春寫下:“余愚兄準備著一九四〇年名振三島。”“亞洲球王”李惠堂題詞:“前進不懈,大智若愚。”一起奮斗過的陳寶球寫道:“我們在運動圈里一齊努力了十年了,你還回想嗎?在十年前的虹口隊,十年中的白虹隊,現在呢!中華隊。同志啊!努力罷!將來還有更雄偉的隊一同去參加哩!”題詞不僅有奧運選手,還有隨行的特派記者、后為《光明日報》總編的儲安平,他寫的是“為國爭光”。沉甸甸的簽名冊承載著理想和目標,也是鞭策和動力。
郵船7月20日抵威尼斯,代表團轉火車于7月23日至柏林。8月1日,第11屆夏季奧運會開幕。周明輝說:“參加奧運會時,我父親28歲,整個運動狀態處在低谷期,成績也不像最高峰時那么好了。出發前,在西僑青年會(今體育大廈)健身房做力量訓練。”
柏林奧運會50公里競走賽,周余愚名列第23。周明輝認為:“與他以往的紀錄都不能相匹配的。我父親的成績,曾打破萬國競走賽大會紀錄,當時是世界前六名的成績。不單單是我父親,所有中國田徑運動員在這屆奧運比賽中都沒達到以前應有的成績。”中國隊除符保盧在撐竿跳高預賽中以3.85米獲復賽權外,其余選手均在預賽中淘汰。符保盧這位中國第一個進入奧運復賽的運動員,在抗戰中加入空軍,不幸于1943年7月8日因駕機訓練失事而犧牲。
中國體育代表團全軍覆沒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路途疲勞,暈船反應大,船上缺練;二是到賽地后水土不服,體力消耗大。此外是對比賽情況不熟,周余愚他們不知競走的賽道是有坡度的山路,集訓時無針對性訓練,比賽時完全不適應。雖成績不如人意,但中國體育代表團還是讓人眼睛一亮。上一屆1932年洛杉磯奧運會,只有劉長春一人參賽,這屆不是他一個人在戰斗,而是一支69人的隊伍。它展現了中國在世界的新形象,不再是“東亞病夫”。
中國奧運首獎:“姿勢優美獎”
周余愚首次奧運之旅雖沒獲競技獎牌,卻得到組委會頒發的“姿勢優美獎”——這是中國選手獲得的第一塊奧運獎牌。周明輝回憶道:“這個獎牌,我是親眼看到過的。比A4紙大一點,紫銅的,顏色近似巧克力。這些東西在動亂中都沒了。”
姿勢何以優美?周明輝做了講解:“一般競走是前后擺臂,我父親是自己創造一套,在沖刺的時候是左右擺臂。他自己認為,左右擺臂能加快他的速度。認定我父親姿勢優美,是基于沖刺這一點。”如陸翔千在《競走訓練法》(勤奮書局,1949年)中所述:“君能具有優美之競走姿勢,為國際上最具聲譽之中國少年競走家。”
有張周余愚馬路競走、后跟豪車的照片廣為流傳。這是為《競走訓練法》而拍的一組照片中一幅,其競走姿勢優美可見一斑。開車的,正是盛毓度。其兄盛毓郵也是周余愚好友,柏林奧運會時,在英國曼徹斯特大學讀商科的他,專程從英國趕到柏林看周余愚比賽。周余愚平時訓練不在馬路,而在當時上海西區最大的體育活動場所膠州公園(今靜安區工人體育場)。
除獲“姿勢優美獎”,周余愚在柏林奧運會另一收獲是結識了20世紀最佳田徑運動員杰西·歐文斯,他在這屆奧運奪得100米、200米、跳遠和4×100米接力等4枚金牌,并3平9破奧運紀錄、4破世界紀錄。周明輝告訴我們:“歐文斯對我父親蠻好的。這要取決于幾個因素,一個是我父親英文好,能溝通,這是主要的。二是歐文斯講,我們都是希特勒說的‘有色種族’。另外,‘我是跑最短,你是跑最長’。除了馬拉松,競走是路途很長的運動。回國后他們還有書信來往。”
去參加奧運會,周余愚帶了臺徠卡照相機拍了許多照片,從訓練到比賽,從開幕式到奧運村餐廳。有意思的是,周明輝在百度詞條“程金冠”里,見到程金冠和歐文斯合影感到眼熟,回家一找,當年父親給他們拍的這張合影就在家中。
奧運休會時,太古洋行邀周余愚訪問在英國的太古總部,車站有樂隊迎接,因這位雇員為公司帶來了榮耀。1816年成立的太古洋行,在1861年就與中國開展貿易,五年后在上海開設遠東總部。周余愚因經商的父親的關系,在滬江大學讀三年級時就去太古洋行工作了。
終生與奧運結緣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上海市體育會籌委會副總干事沈家麟,從中山東二路22號的太古洋行借來老朋友周余愚參與籌備,聘他為田徑委員會委員,干了兩三年。
1954年12月15日,太古洋行結束了在滬88年的經營,將財產及職工424人轉讓給上海外輪代理分公司,后移交上海區港務管理局管理。1958年11月29日,該局改名為上海市港務管理局。
周余愚最后一次競走是在1956年的虹口體育場。48歲的他參加競走表演賽,現場解說是愛好體育的電影演員陳述。
1991年12月4日,中國向國際奧委會遞交承辦2000年奧運會申請書。1992年,中國奧委會主席何振梁邀體育界老前輩為申奧助力,周余愚不顧84歲高齡從東京回國參與籌劃。周明輝說:“后來沒有成功,這對我父親來講,也是一個非常大的遺憾。一直與我說起此事。”
1992年4月,周余愚被中國體育博物館聘為調研員。他將自己參加1936年奧運會的護照、胸卡、照片等,分別捐贈給中國體育博物館和上海體育博物館。他于1994年5月16日去世,享年86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