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舊與超越 ——評《收獲》2024“青年作家小說專輯”
為何青年進入社會后仍然無法脫離學生時代的思維和感受方式？為何現實中的困境往往都能在學校教育、家庭教育中找到原因或原型？這些不僅是青年群體進入社會后的普遍遭遇，也是他們對待問題常用的分析和表達方式。
《收獲》2024“青年作家小說專輯”共刊登了八篇小說，分別是《鵑漪》《吃黃昏》《夾竹桃有毒》《爆破游戲》《獵人之死》《拘鼠術》《七傷拳》和《工作狂博物館》。它們看似內容千差萬別，但實際上都反映了當代中國青年成長中的一些共同問題：為何青年進入社會后仍然無法脫離學生時代的思維和感受方式？為何現實中的困境往往都能在學校教育、家庭教育中找到原因或原型？這些不僅是青年群體進入社會后的普遍遭遇，也是他們對待問題常用的分析和表達方式。這個青年作家群正是以寫作的方式匯入了當下青年的自我言說潮流之中，無論是作品的內容還是不足都十分具有代表性。
學校教育下的“好學生心態”
如今，越來越多青年能夠有意識地分析自我的困境，他們往往將進入社會后的許多挫折歸結為學校教育培養出的“好學生心態”導致的后果。這種心態的代表特點是：討好型人格、不會拒絕、高度服從、過度反思。其中的一個核心邏輯是，重視甚至只能接受正向反饋，恐懼失誤。
而問題是，社會比起學校而言，“好”的評判標準雖然存在但更加模糊，“好學生”會因為迷茫和失衡而調動起全身的情緒和心理能量去討好一切可能的評價體系，在持續性的“失焦的討好”下心理崩潰。《吃黃昏》中美琪沒有為婚姻生活創造新的語法，選擇復制粘貼“好學生”的身份規則，精確到苛刻的“做飯”就是她長久的討好方式。一道關聯了家鄉技藝與記憶的“作業”——燉蛋造成的悲劇后果，不過是壓倒美琪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積攢“崩潰”的整個過程中，美琪從未表達過憤怒。這并非個例，縱觀這組小說所有作品的主人公，他們都在憤怒方面具有“心理殘疾”。比如，《夾竹桃有毒》中的女兒阿敏，面對母親的含淚傾訴，要么沉默要么鎮定的反應就是對情緒的回避和掩蓋。《七傷拳》結尾高潮中，“我”面對繼弟激烈且憤怒的言語控訴，選擇將大段的辯白埋沒在心聲中，而非以言語的形式訴諸于口。《獵人之死》中“我”面對曖昧對象江媛的不告而別并未憤怒，反而用獵人之死的多重可能性為江媛的行為做出合理化解釋。
心理學家崔應龍認為：“表達憤怒是擺脫‘好學生心態’的第一步。”接受讓自己不適的情緒，將它帶到可以表達的位置，再得到對方的理解和反饋，如此才算一個完整的過程，人才能習得新的模式和能力，心理才會完成一次更新。
因此，“憤怒”的無能和“好學生心態”之間就構成了雙向構建的負面性循環結構。憤怒、爭吵的缺失讓青年難以更新思維和表達能力，加固了他們對“好學生心態”心理模式的依賴，而“好學生心態”反過來又導致了他們難以跳出“好學生”的交往規則，“討好”的欲望壓制了表達和發泄憤怒的能力。因而，作品中的青年們盡管已然“成年”進入社會，但他們卻仿佛困在了“未成年”的學生時代里，用“學校”理解“社會”，用“好學生”理解自己。不再是“學校是個小社會”，而變成“社會是個大學校”。
“家庭”、“童年”的復現
在青年遭遇現實困境時，除了將原因歸結為“學校教育”的副作用，“家庭教育”和童年的相關記憶也往往被認為與當下境遇有著強 關聯。《夾竹桃有毒》《七傷拳》將“代際和解”、“童年創傷”作為主題，《爆破游戲》《獵人之死》將現實困境溯源為童年經歷，《吃黃昏》《工作狂博物館》側面處理“原生家庭”問題。總的來說，“家庭”“童年”成為了青年創作中的公約數。
不過，重點不在于羅列創作中的表現，而應該去追問，為何當代青年創作都無法繞過“家庭”“童年”這些環節？他們又是如何言說的？
事實上，自五四始，青年成長主題就與“家庭”構成了關聯。“離家出走”成為了新青年確認主體、追求自由的一個經典姿勢。但是發展到當下，“家庭”卻呈現出更加復雜的面向：它既是要被批判的對象，青年早已能夠識別和言說“原生家庭”帶給他們的“童年創傷”；但它同時還是溫馨的精神原鄉，給予青年面對當下現實的勇氣和力量。這兩個矛盾的面向共同交織在“家庭”之上。
所以，青年既無法真正“出走”也做不到完全“回歸”，這在創作中就呈現為了“懷舊”和回顧的姿態。因此，“童年”“家鄉”“家庭”這三個詞匯在青年創作中往往都可以同義互換，《夾竹桃有毒》就是這一點的典型代表。而主人公“想象性回鄉”的方式，也往往以“做夢”的形式展開，《鵑漪》中花末在夢中編織理想的“家園”來擺脫現實，《夾竹桃有毒》中阿敏在夢中重返童年。“夢”為青年跳躍于現實與過去的雙重視點提供了可能。
在這種整體的傾向下，“回顧性視角”成為了青年作者最常用的敘述視角，《吃黃昏》《夾竹桃有毒》《爆破游戲》《七傷拳》《拘鼠術》都是如此。這種“默契”十分值得注意，這或許代表了當代青年看待成長經歷、家庭甚至是社會的一個典型視角——將目光放在回顧過去而非展望未來。《爆破游戲》中敘述者無數次試圖重返和言說“過去”，但最終卻只能說“我還是沒能帶你們回到那個普通的有夕陽的傍晚”。這些都象征了當下青年對“家庭”“童年”的經典心理——“回顧”的欲望與“抵達”的困難矛盾交織，青年們只能在無數次“回顧”中無限逼近那個夢之場所，但是最終卻難以真正“抵達”。
作為參照物的“過去”
那么，青年為何要頻頻回望過去？未來對與他們而言為何失去了感召力？這些或許和“原因論”的思維習慣有關。
面對當下的困難或挫折，青年習慣于調出“過去"這個參照物：要么將當下的某些困境指認為歷史問題的遺留（《爆破游戲》《拘鼠術》《夾竹桃有毒》《七傷拳》），要么希望從歷史中獲得解決當下問題的力量（《吃黃昏》《獵人之死》）。這兩種處理方式背后，其實都是“原因論”的邏輯——從過去尋找造就當下的“因”。
因此，童年、記憶變得尤為重要，它們成為塑造“主體”的“初始代碼”，之后的人生觀或重大抉擇都會有它們的影子。“童年創傷”、“原生家庭”都是這一思維方式下的常用概念，并且已經成為了當代青年分析自我、言說自我的常用抓手，這組小說中的集體“復古”正是這一現象的典型代表。
這組小說也匯入了當下青年創作的復古潮流中，即使是作為科幻 的《鵑漪》和《工作狂 博物館》，也都展現出“過去”的痕跡。羅雅琳在《“復魅90年代”：從歷史荒原到審美空間》中提出，當下對上世紀90年代的“復魅”潮流，“是在明白各種現成觀念的不可靠之后對于全球化初期和現代性早期各種美好允諾的回憶，但在歷史的荒原中尋找新路或許應是更為重要的工作。”
這次專輯中的青年作家們，他們的記憶大多同樣根植于上世紀90年代的土壤。青年群體共同分享的時代“考題”或許也就在這里，他們似乎面臨著一種思維挑戰。如果過快地接受了原因論的思維方式，習慣于在歷史與現實之間尋找線性的聯系，而沒有對現實和自身進行審慎的、嚴肅的思考和辨析，那么作為“成年人”的青年主體就會始終難以繞過童年、歷史的框架，去思考和賦形當下，這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他們建構未來、“尋找新路”的力量。
如果沉溺于追憶過去，未來將會無限推遲。在完成對歷史的整理后，青年亟需尋找更加恰切的言說方式，更新看待自我和社會的視角，重新激發現實與未來的活力。這不僅是對現實的一次深刻激活，更是對未來可能性的一種探索。
【上海文藝評論專項基金特約刊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