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第七個問題》英文版

理查德·弗蘭納根

2023年年底，澳大利亞作家理查德·弗蘭納根出版新書《第七個問題》。這是作者出版《深入北方的小路》（獲2014年布克文學獎）之后，創作的一部極佳作品。這本小說里有文學巨匠H.G.威爾斯和麗貝卡·韋斯特之間的愛情糾纏，涉及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關系錯綜復雜的核物理研究的世界，還有弗蘭納根被困在危險的塔斯馬尼亞河急流中的真實經歷回溯，以及他父親的二戰經歷。這本書像是歷史小說，也是自傳、隨筆和哲學思考，它體現了作者作為小說家善于講故事的本領，也展現了作者對于世界未來和人類生存狀態的思考。用作者自己的話說，這本書是為了表達對過世父母的愛與思念。

《第七個問題》到底是什么？

小說的名字來自于契訶夫的一篇短篇小說《癲狂數學家的問題》。該小說創作于契訶夫的青年時代，小說中一共有八個問題，其中第七個問題如下：“1881年6月17日星期三，一列火車必須在早上3點離開A站，才可以在晚上11點到達B站；然而，就在火車即將出發時，接到命令要求火車必須在晚上7點前到達B站。男人和女人誰更長情？” 這不是一個腦筋急轉彎的問題。如果我們按照正常的邏輯思維看，這是一個無厘頭的問題。如果是關于火車的問題，根據已知條件，火車根本無法按時到達B站，所以這個命令是一個無法執行的荒唐命令；那么如果是關于男女誰更長情的問題，是不是也同樣瘋癲且無解？

關于癲狂或者瘋狂，在無數的文學作品中，被浪漫化的癲狂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比如堂吉訶德，再比如麥克白。在福柯看來，瘋癲作為一種精神疾病，隨著醫學的進步，也許它會像麻風病和肺結核一樣最終可以醫治。但是瘋癲的異化性一直具有神秘的吸引力，“眾人皆醉我獨醒”，癲狂者可能掌握著普通人無法感知的真理。所以，瘋癲的歷史實際是理性的歷史被隱藏的另一面。不論是契訶夫，還是福柯，他們都看到，癲狂的關鍵問題或者隱喻并不在于癲狂本身，而在于它凸顯了人們最不愿去正視和承認的有關人存在的真相。《第七個問題》實際上是關于一系列問題的思考，時刻提醒我們注意那些被壓抑在黑暗之處的弗洛伊德式的無意識。

一部影響歷史走向的小說

讀者一般都熟悉這樣的歷史：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即將開始，美國核物理學家利奧·西拉德起草了一封致羅斯福總統的信，敦促他資助一個開發原子彈的曼哈頓計劃項目。西拉德知道要想增加他建議被采納的機會，應該說服愛因斯坦在這封信上共同簽名。而愛因斯坦的赫赫名聲確實發揮了作用，羅斯福同意實施曼哈頓計劃，然后就有了廣島、長崎和冷戰這一系列歷史事件的發生。但是，是什么啟發西拉德想到原子彈計劃？答案是西拉德讀了H.G.威爾斯的小說《獲得自由的世界》。西拉德曾這樣回憶他所受到的啟發，“1932年，當時我還在柏林，讀了威爾斯的一本書，書名是《獲得自由的世界》。這本書寫于1913年，即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一年。書中描寫了發現人工放射能的情形，并把這一發現的時間放在1933年——后來事實上也確實是在這一年發現的原子能。接著，他描寫了大量釋放原子能用于工業用途、原子彈的方面，以及另一場世界大戰”。就是因為從這本科幻小說中獲得的靈感，西拉德找到了使鏈式反應持續進行的方法，給愛因斯坦寫了一封信，托他轉交給美國總統羅斯福，警告總統“一種威力極大的新型炸彈”有可能被制造出來。為了制衡德國，美國的“曼哈頓計劃”誕生，然后才有廣島與長崎的原子彈投放。我們都知道羅斯福或者美國等諸多因素在歷史中的重要性，但是弗蘭納根這部小說溯源到了一部小說所發生的作用。

在《第七個問題》中，弗蘭納根結合自身作為小說家的豐富的想象力和作為歷史專業畢業生的史料查找能力，給大家講述了一個由錯綜復雜的愛戀故事所引發的歷史走向的改變。這個愛戀故事的主人公就是英國科幻作家赫伯特·喬治·威爾斯（H.G.Wells，1866-1946）和英國作家兼女權主義者麗貝卡·韋斯特（Rebecca West，1892-1983）。中國讀者多熟悉H.G.威爾斯的《時間機器》和《隱身人》等小說；相對而言，麗貝卡·韋斯特并不是那么被中國讀者所熟知。她是一位在英國非常活躍的婦女參政權論者和社會改革家，不僅為英美很多報紙和雜志撰稿，也寫了大量經典小說。關于他們愛情的描述，特別是女方的心理，麗貝卡·韋斯特的小說《世紀傳奇三部曲》和《太陽花》等都可以說是一種真實寫照。一個愛戀著有婦之夫的女子，盡管外表上是一個強勢的公眾女性，她在心中還是渴望結婚生子，擁有自己的家庭和安全感。對于這位女作家，連蕭伯納都贊嘆，“她的文字智慧而犀利，這是我所不能及的”。麗貝卡·韋斯特的觀點應該也影響著H.G.威爾斯，比如她在《黑羊與灰隼》中曾說過的：“如果在接下來的幾百萬代人中，每一代人中只有一個人不斷地探究自己命運的本質，即使命運剝奪了他的生命并毆打他，總有一天我們將解開宇宙之謎。”

1913年，感覺到自己已經被麗貝卡·韋斯特吸引之后，為了抗拒，也是恐懼自己被這種愛所控制，H.G.威爾斯收拾行李去了瑞士，并在那里創作了小說《獲得自由的世界》。他將自己的恐懼轉移到對世界毀滅的恐懼。這部小說題獻給索迪（Frederick Soddy，1877-1956），1921年的諾貝爾化學獎獲得者，英國物理學家和化學家。索迪于1910年提出了同位素假說，1913年發現了放射性元素的位移規律。他為放射化學、核物理學這兩門新學科的建立奠定了重要基礎。H.G.威爾斯閱讀了索迪所寫的一本關于鐳元素介紹的書籍。他敏銳地看到了這種元素的應用可能產生的潛在威力，所以才創作了這部小說。嚴格地說，這部小說的意義并不是預測原子彈的制造技術，而是預言了核戰爭的可怕后果。在喬治·奧威爾看來，直到1914年，威爾斯都是“一位真正的先知”，“出生于本世紀初的有思想的人在某種意義上是威爾斯所締造的”，這其中也包括從威爾斯小說中找到靈感，而想到給總統寫信的利奧·西拉德。

對戰爭殘暴的反思

對于二戰期間對日本使用原子彈的這個歷史事件，不同的群體有不同的反思。每年的8月6號和8月9號，日本政府會努力將世界的目光聚在廣島、長崎兩個地方。讓人們聽到幸存者、生還者對于死去家人的緬懷。日本政府的領導人會充滿深情地去相關的紀念碑處吊唁，哀悼在原子彈爆炸時傷亡的民眾。但是，如果根據弗蘭納根父親的真實經歷，在廣島、長崎被轟炸的時候，他就被關在一個戰俘營中。這個戰俘營是當時日本軍隊設置的無數戰俘營之一，他要參與修建一條死亡鐵路，每一根鐵軌下都有無數戰俘和平民的亡魂。這些死去的，或瀕臨死亡的戰俘，他們所經歷的苦難，與廣島、長崎原子彈爆炸給日本人所帶來的痛苦相比，誰更加痛苦？這個問題與契訶夫的那“第七個問題”性質相同。

對于弗蘭納根而言，他自己家人的真實經歷例證一個觀點，二戰中使用原子彈確實加速了戰爭結束，避免更大規模的傷亡和破壞。二戰后期，日本政府表現出極強的抵抗意志，拒絕接受盟國的無條件投降要求。傳統的戰略轟炸未能迫使日本就范，在戰俘營中的弗蘭納根的父親已經到了自己承受的極限，以為生命即將完結，永遠無望回到自己的故鄉——澳大利亞的塔斯馬尼亞。恰恰是原子彈的巨大威力給日本政府和民眾以深刻的警示，迫使他們接受了現實，承認戰敗，所以戰俘才得以被釋放。否則弗蘭納根的父親、戰俘營中的軍醫鄧祿普上校，以及成千上萬的盟軍士兵就不可能返回祖國。關于戰俘的凄慘經歷和死亡的慘狀，弗蘭納根2014年獲得布克獎的小說《深入北方的小路》有豐富的描寫。但是有一點需要明確，弗蘭納根的小說不是鼓勵仇恨日本士兵。他的創作主旨是反思戰爭的起源，從中吸取教訓，并理解——對于戰爭苦難歷史，我們不能忘記，但是我們不能讓自己的內心充滿仇恨，因為仇恨不能解決問題，反而會吞噬人類。

在《第七個問題》結尾處，作者的一段話非常有寓意，他說：“我們要先有夢想，才有方向。有時我們發現自己生活在別人的夢境和噩夢中，于是我們重新做夢。你現在正在讀的這本書，只不過是我寫給我父母和我的故鄉島嶼的情書。那是一個已經消失的世界，就是因為一個多世紀前，另一位作家寫了一本書，幾十年后，那本書如此強大的力量抓住了另一個人的思想，以至于被重塑為世界的現實。那是一個恐怖的故事，源于他對愛的恐懼，完整的、沒有尺度或界限之愛，于是他就創造了一種無限制的毀滅觀念來取而代之。這樣，世界就生成了一本書，而這書又生成了一個世界。”對于作家弗蘭納根而言，對父母和家鄉的愛讓他不斷地寫作，同時他推崇文字和小說核鏈式反應的力量。因此，在這部小說中，他結合歷史，家族史與想象，深描作家H.G.威爾斯的個人經歷如何影響了一部小說的創作，而這部小說又如何影響了二戰的走向和弗蘭納根一家人的命運。這再次印證了一句話，歷史中存在著無數的偶然，但無論偶然的細節如何，保持善意與愛都是至關重要的。

（作者系清華大學外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