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談陳夢家致李小緣的一封信
2008年姜慶剛先生在《溫故》（第11輯）發表《陳夢家先生的兩封信》，信中收錄了一通“1951年3月24日”陳夢家致李小緣先生的信，當時姜先生并未在文中附上原件照片。2022年12月南京大學為慶祝百廿華誕，舉辦了“百廿風華 南雍手澤——南京大學藏近現代名人書畫手跡展”，展覽上展出了陳夢家上信原件，通過對比發現姜先生在個別文字釋讀上還存在訛誤。不過，本文主要討論的是這封信的時間問題，姜先生在2008年的文章中將該信的時間斷為1951年3月24日，其依據是信上有“Apr 17 1951”字樣（原件如下圖所示，“Apr 17 1951”位于信紙天頭，已用紅色方框標出）。這一論斷也影響了后續諸多研究，如2021年中華書局出版的《陳夢家編年事輯》一書，作者就未加考證，直接引用姜慶剛先生文章，將該信時間著錄為1951年3月24日。
李小緣（1898-1959）先生是一位文獻意識非常強的學者，經常會在來信上注明收信日期，這一習慣為后人研究利用書信提供了巨大的便利。而在陳夢家先生這封來信天頭部分，確實有一個倒置的“Apr 17 1951”日期印，然而這個日期卻給后人帶來了誤導。再來看一下這封信的內容：
小緣先生賜鑒：
圓通寺一別，忽已七八年矣。頃奉手教，拜悉一一，承費神將拙作寄來，尤為感激。夢去秋十月杪返平，公私兩忙致未先期致候，至覺歉仄。弟在美曾與哈佛燕京合作，研究存美中國古銅，常得與葉理綏君暢談，彼對貴所工作頗加贊賞，想為先生所樂聞者也。近來清華亦于考古一門略事擴張，積年收藏古物，為學生觀摩之用。不悉貴所最近有何發展（新出版專刊否？），尚祈見告。舍下久已遷居它處，家母等現在滬上，此間工作較繁，一時未能南來。前此小石先生曾邀赴中大，亦不能如愿，甚覺悵惘耳。專此并請
撰安
陳夢家 拜上
三月廿日
外匯勞轉致謝扶雅先生。
從上信來看，陳夢家與李小緣已有七八年未見，如果真是1951年則與實際情況非常不符。1949年，陳夢家為爭取上海收藏家丁惠康將其所藏臺灣高山族文物參加清華大學舉辦的“全國少數民族文物展覽會”而于8月中旬赴滬洽商，此次南行期間，陳夢家曾應金陵大學陳裕光及李小緣先生之邀訪問金大及金大中國文化研究所。2024年3月北京澄心堂舉辦了“夢甲室存札：陳夢家及其友朋往來信札展”，展出了著名收藏家方繼孝先生收藏的陳夢家與馬衡、容庚、馮友蘭、張伯駒、袁同禮等人往來信札，其中有一通李小緣先生1949年9月23日夜間寫給陳夢家的信，內容如下：
夢家吾兄惠鑒：
此次來寧承指教一切，受益殊多，不勝感激。吾兄以廿四日離京赴滬，九月十九日接奉九月十三日手示，敬悉安抵北平，至慰。自兄離去后，弟以體力不勝、衣履不周，一再婉辭，既而布置一切。組織古物陳列館委員會及接運小組委員會先后成立并通過章則，弟在古物陳列館委員會中提出聘請吾兄為專門委員，已獲通過，校長聘函容當面陳。茲等候南京市軍管會發給證明文件，俟該件到手，即召小組會商討北上事宜。約下星期定可出發，擬請福女士代覓住所，同行者約五人。日來關浦間時遭敵偽轟炸，不免當心，恐非夜間上車不可。晤教有期，余容面敘。專此，敬復。
順頌
撰祺
弟 李小緣 再拜
卅八年九月廿三夜
李小緣在上信結尾處寫明了年月日應該不會有誤，而信中提到的“接運小組”事是指1949年李小緣先生率領金大工作組赴北京接受福開森文物事（具體可參見筆者2022年12月1日《澎湃新聞·私家歷史》所刊《一九四九年福開森寄存故宮文物南遷始末》一文），該事確實發生在1949年無誤。馬衡先生的日記也曾有1949年10月9日中午與福開森之女福梅齡（Mary Esther Ferguson）女士、陳夢家夫婦、李小緣先生同席吃飯的記載。此外，信末提到的謝扶雅（1892-1991）先生約是在1946年至1948年初在金大兼職，1949年夏由廣州輾轉至香港任教，1951年時仍在香港，李小緣先生不可能見到他。綜上，陳夢家這封信不可能寫于1951年。那么，寫于何時呢？應該是1948年。
首先，陳夢家在該信開頭述及昆明“圓通寺一別，忽已七八年矣”。李小緣先生曾于1939年8月底至9月初有昆明一行，在昆明期間與陳夢家有過會晤，此后由于戰時交通不便加上陳夢家赴美，兩位先生一直沒有晤面。由此推算該信應該是1946年以后。其次，考慮到1944年至1947年陳夢家在美國，同時結合信中“去秋十月杪返平”以及陳夢家對于在美研究情況的敘述來看，“去秋十月杪返平”應該指的是其1947年由美返國時間。第三，陳夢家信中所提的“費神將拙作寄來”指的是刊發陳夢家《周公旦父子考》一文的《金陵學報》第十卷，該卷實際出版時間是1947年（具體可參見筆者2023年4月12日《澎湃新聞·私家歷史》所刊《陳夢家致李小緣書信二通考釋》一文）。最后，結合謝扶雅在金大時間，基本斷定該信寫于1948年。
南大所藏陳夢家致李小緣先生這通信上緣何會有“Apr 17 1951”日期印，從日期印倒置的情況來推測，可能是當時李小緣先生不慎蓋錯所致。書信在學術研究中有著獨特的價值，但是對于書信的釋讀，還是需要結合其內容慎之又慎，有時“眼見不一定為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