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烈如火的詩筆” ——浪漫派詩人拜倫的詩歌人生
“一滴墨水，可以喚起千百萬人的思想。”——拜倫的詩句幾乎概括了他一生的追求。他不但用心靈書寫想象的詩，還用生命和鮮血書寫人生的詩。
羅素在《西方哲學史》中用一個章節來敘說拜倫，稱我們需要對前一個世紀的社會結構、價值判斷、世界觀進行重新評估，有些人的重要性可能上升，有些人可能下降。“拜倫在那些重要性上升的人群中，具有很高的位置。”
拜倫畫像
奔赴希臘
喬治·戈登·拜倫（1788—1824）是世界知名的浪漫派詩人，曾經創作了《唐璜》《曼弗雷德》等傳世巨著。拜倫于1824年4月在希臘逝世，時年36歲，今年是他逝世二百周年。在去希臘之前，他曾經在詩歌《三十六歲生日》中寫道：“如果你后悔青春無為，活著為何？/光榮死去的國度就在這里：/——奔赴這里的原野，獻出/你的生命吧。”
拜倫去希臘，顯然是為了支持希臘人民抗擊外來侵略的正義斗爭。當時的希臘正處于奧斯曼帝國統治之下，它的人民已經淪為亡國奴。1821年那里爆發了反抗奧斯曼帝國占領的民族解放運動。拜倫正是作為一名戰士和勇士加入了這場斗爭。他是為了希臘的民族獨立而來，也是為了希臘的自由解放而死。在另一首詩《本國既沒有自由可爭取》中，他寫道：“本國既沒有自由可爭取，/為鄰國的自由戰斗！/去關心希臘和羅馬的榮譽，/為這番事業斷頭！”
拜倫有天生的足殘疾，根本不適合行軍打仗的戎馬生活，但是他慷慨捐贈4000英鎊，以便重振希臘海軍。他招募士兵，建立了“拜倫旅”，決心要推翻奧斯曼帝國在希臘的殖民統治。當然，他的雄心壯志沒有實現，他的事業也碰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他在《唐璜》第三章中寫道，“希臘群島啊，希臘群島！/你有過薩福歌唱愛情，/你有過隆盛的武功文教”，但是如今，“長夏的陽光還燦爛如金——/除了太陽，一切都沉淪”。拜倫認為希臘的未來和希望寄托在當代希臘人身上，只有他們揭竿而起，以祖先的勇猛和正義，推翻外來的侵略者，才能獲得自由和獨立！
這就是他著名的詩篇《哀希臘》，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以來這首詩曾經多次被譯成中文，現存的版本之眾，足可以說明它對國人所產生的巨大影響。該詩的譯者包括蘇曼殊、胡適、聞一多、馬君武、查良錚、卞之琳、楊德豫。在那個年代，希臘的命運讓眾多的國人想到了自己，想到了已經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祖國的命運。拜倫對希臘國運的哀嘆，對希臘人民的激勵，以及詩歌展現的革命性和戰斗性，正好是當時的中國所急需的。
與普通民眾站在一起
拜倫之所以大力支持希臘的民族獨立，除了他天生的叛逆性格以外，也與他的個人成長經歷有關。1788年，拜倫出生于倫敦的一間簡陋的租住房里，其父親約翰·拜倫和母親凱瑟琳·戈登都來自貴族家庭。父親揮金如土，很快耗盡了家產，母親只得帶著年幼的拜倫回到了蘇格蘭的阿伯丁。1791年，拜倫的父親在法國去世。拜倫十歲時，其伯父威廉·拜倫去世。家族的世襲爵位意外地落到拜倫身上，他成為第六世拜倫勛爵。
1805年，拜倫進入劍橋大學三一學院學習文學和歷史，他不是一個刻苦的學生，卻能廣泛涉獵歐洲和英國的文學、哲學和歷史，同時也從事射擊、飲酒、打獵、游泳、拳擊等劍橋學生喜愛的各種活動。1806年，拜倫出版了早期詩集《即興之作》，同年他認識了三一學院的同學約翰·霍布豪斯，兩人成了一生的朋友。1807年，他出版了第二部詩集《閑暇時光》，卻受到了正統的《愛丁堡評論》雜志的惡意攻擊。作為回應，他于1809年發表了諷刺詩《英國詩人與蘇格蘭評論者》，反對文學界的權威，贏得了廣泛關注。
雖然拜倫出身貴族，他常常與普通民眾站在一邊。1809年3月，拜倫作為世襲貴族進入了英國上議院，他在議院發言的次數不多，但每次都旗幟鮮明地表明了他反對獨裁和同情民眾的進步立場。他在第一次發言中就反對托利黨政府對諾丁漢抗議的織布工人采取的暴力鎮壓；他第二次發言是呼吁政府給予生活在愛爾蘭的天主教徒以信仰自由；他的第三次發言是呼吁取消將欠債等同犯罪的法律條款，關閉關押欠債人的監獄。
1809—1811年，拜倫與霍布豪斯一起開啟了他們的歐洲“大巡游”，先乘船到葡萄牙里斯本，再騎馬到西班牙南部的塞維利亞和加的斯，經撒丁島、西西里島、馬耳他島到阿爾巴尼亞，最終抵達希臘名城雅典。拜倫此次出國遠游，飽覽了各地的自然景色，觀察了各國的社會生活和政治制度，接觸了各階層的人們，以及他們為自由和獨立而進行的戰爭。他和霍布豪斯進入阿爾巴尼亞的內陸，參觀了位于土耳其的特洛伊古城，橫渡達達尼爾海峽。回國后，他完成了《恰爾德·哈羅德游記》的前兩章，并于1812年正式出版，在文壇引起了轟動。
該詩與其他浪漫派詩人的歐洲游詩歌不同，它不是游山玩水之作，不是僅描寫秀麗風景和風土人情，而是訪問了諸多有歷史意義的地點，抒發了自己的感受和政治抱負。在第一章中，拜倫歌頌西班牙人反抗拿破侖軍隊占領、爭取民族獨立的斗爭。同時他也揭露威靈頓公爵領導的英國遠征軍在西班牙的不光彩勾當——他表面上是保衛西班牙的自由，而實際上是為英帝國撈取利益。在第二章中，拜倫哀嘆希臘人受奴役的處境，并指出希臘人民必須為自己的自由而戰，而不是等待別人來賜予他們自由。“世襲的奴隸！難道你們不知/要自由的人們必須/自己去戰斗？勝利必須由他們動手去獲得。”
1812—1816年，拜倫一直生活在持續不斷的感情旋渦之中。他在倫敦的社交圈中有眾多崇拜者和追求者，但是在這段時間，他仍然創作了一系列“東方故事”，包括《異教徒》《阿比多斯新娘》《海盜》《拉拉》。1815年1月，拜倫與安娜貝拉·密爾班克結婚，他們的女兒奧古斯塔·艾達于當年底出生。拜倫夫人希望用她的正統思想來改變拜倫，但婚后一年，她便意識到這是不可能做到的。隨后，她便帶著一個多月大的女兒回到娘家，這為拜倫招來了更多的議論。
巡游與寫作
1816年，拜倫離開英國，至死都沒有再次踏上英國土地。“別了，別了！我的故土，/消失在藍色海水的遠處。”拜倫在《恰爾德·哈羅德游記》中借恰爾德·哈羅德之口寫道：“歡迎你，歡迎你，深藍的巨浪！/……歡迎你沙漠，歡迎你洞穴！”他順著萊茵河進入瑞士，在日內瓦與另一位英國流亡詩人雪萊、雪萊未來的夫人瑪麗·葛德汶，以及瑪麗繼母的女兒克萊爾·克萊爾蒙會合。在1816—1817年間，拜倫撰寫了《恰爾德·哈羅德游記》第三和第四章、敘事詩《錫雍的囚徒》、悲劇《曼弗雷德》，將他的經歷和見聞寫進了這些作品，內容包括滑鐵盧戰場、盧梭的故鄉、瑞士的湖光山色、日內瓦的錫雍城堡、伯爾尼高地。
在《恰爾德·哈羅德游記》第三章中，拜倫在日內瓦向兩位法國哲學家盧梭和伏爾泰致敬，認為是他們開啟了啟蒙運動的先河，為后來的法國大革命做了鋪墊。拜倫在法國大革命的愛國將領馬爾索的墓前流下了眼淚，因為他為保衛法蘭西共和國獻出了生命。在滑鐵盧戰場，拜倫不僅批判拿破侖的帝國擴張，更是譴責打敗拿破侖的歐洲封建君主，以及由他們構成的“神圣同盟”，因為他們是歐洲的壓迫者。在第四章中，拜倫哀嘆在奧地利統治下掙扎的威尼斯，譴責費拉拉的地方暴君，歌頌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作家但丁、彼得拉克和薄伽丘。拜倫堅信，雖然歐洲有許多國家仍然沒有獲得自由，但自由終將在歐洲獲得勝利。
《錫雍的囚徒》講述了瑞士的愛國者弗朗索瓦·伯尼瓦爾的英勇事跡。他曾經領導了日內瓦人民的起義，試圖推翻奧地利侵略者的統治，把侵略者從日內瓦這座美麗城市驅逐出去。但是他們的起義失敗了，伯尼瓦爾被捕后被囚禁在日內瓦湖畔的錫雍城堡。拜倫在日內瓦期間與雪萊一起專程訪問了這座城堡，并稱伯尼瓦爾為“永恒的靈魂”，把他視為“自由”的化身：“錫雍，你這座監牢是一個圣地，/你這個陰郁的地面是一個圣壇，/因為伯尼瓦爾印下了深深的足跡……/它們向上帝控告暴君的兇殘。”
1817年，拜倫和霍布豪斯來到了意大利的威尼斯。在《貝波》中，拜倫把意大利的熱情與英國的內斂進行對比。1818年，他變賣了紐斯泰德莊園，償還了他的債務，同時也緩解了他的經濟狀況。他開始了史詩《唐璜》的撰寫工作，并于次年出版了前兩章。在威尼斯，拜倫還認識了特麗莎·古奇奧利伯爵夫人，并通過她跟她的家人，包括她父親甘巴伯爵和兄長彼得建立了良好關系。1820年，拜倫隨特麗莎來到了她的家鄉拉文納，參加了以推翻奧地利統治為宗旨的地下組織“燒炭黨”。在拉文納，他創作了《唐璜》第三至五章、詩劇《馬里諾·法利埃洛》《薩達納帕勒斯》《福斯卡利父子》和《該隱》。
詩劇《該隱》一反圣經故事的原型：人們所知道的該隱是一個不守教規、反對上帝的叛逆者，是人間第一個殺人犯；而他的兄長亞伯是上帝的忠實仆從，也是該隱的受害者。但是在拜倫的詩劇中，該隱變成了一個反抗權威的英雄。詩劇質疑上帝對人類和萬物的仁慈，拒絕盲目地崇拜上帝。該隱是一個驕傲的叛逆者，因為他不希望成為一個卑賤的奴隸，而是寧愿獻出生命，也不愿一生生活在奴役之中。拜倫的該隱超越了彌爾頓的撒旦，因為他被塑造成了一個保衛自由的戰士。而詩中這個上帝，顯然有著英國國王和貴族的影子。
1821年，“燒炭黨”的起義失敗后，特麗莎和其父兄被驅逐出拉文納，拜倫隨他們來到了比薩。在比薩，他與雪萊等人再次會合，形成了“比薩朋友圈”。1822年，拜倫在萊格霍恩租了一套別墅，邀請英國詩人李·亨特與他們一起創辦雜志《自由人》。該雜志第一期便發表了拜倫抨擊桂冠詩人羅伯特·騷塞的《最后審判的幻影》，拜倫后期的詩作，包括《唐璜》第六至十六章，都首先發表于該雜志。
《唐璜》所講述的故事同樣基于拜倫的歐洲“大巡游”經歷，即從西班牙出發，經過希臘、土耳其、俄羅斯，再回到英國。拜倫將唐璜這個歐洲家喻戶曉的傳奇人物進行了改編，通過唐璜的漫游和他的雙眼，針砭時弊，抨擊腐敗、偽善等等。經過改編的故事已經不是一個浪漫傳奇，而是一個關于1780—1790年歐洲的諷刺史詩，反映了“滑鐵盧戰役”后歐洲的社會與人文景觀。當然，拜倫的諷刺矛頭直指獨裁者、戰爭販子、反動政客。“我將教石頭奮起，如果可能，/反抗世界的暴君。”詩人表現出“對獨裁統治的直白的、發誓的、徹頭徹尾的厭惡”。詩歌預示了一個新世界的到來，這個新世界將在革命中誕生。“‘上帝保佑國王’和國王們吧！/如果他不保佑，我懷疑人民也不會——/我聽到一只小鳥在歌唱，/人民隨時間推移將會更強大。”
“積極浪漫派”
在中國，拜倫與雪萊齊名，始終和中國的革命和解放事業聯系在一起，因為當時的中國需要他們富有反抗精神的文學，以挽救國人垂死的人心。1902年，梁啟超在《新小說》第二期上刊登了拜倫的銅版畫，親自撰寫了拜倫的生平，稱拜倫為“英國近世第一詩家也……每讀其著作，如親接其熱情，感化力最大矣。拜倫又不特文家也，實為一大豪俠者。當希臘軍獨立之起，慨然投身以助之。卒于軍，年僅三十七”。
1907年，魯迅撰寫了《摩羅詩力說》，在其中將拜倫、雪萊、普希金等歐洲詩人歸為“摩羅詩派”。在梵語中，“摩羅”的意思是“魔鬼”，意指他們的戰斗性和革命性在統治階級眼里堪比“魔鬼”。魯迅稱拜倫“立意在反抗，指歸在動作”，盛贊拜倫詩歌“如狂濤如厲風，舉一切偽飾陋習，悉于蕩滌，……不克厥敵，戰則不止”。魯迅顯然在拜倫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拜倫對那些深陷壓迫的人民深表同情，卻又怒其不能奮起抗爭。魯迅用了一句話來概括拜倫的態度：“哀其不幸，怒其不爭。”推己至人，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魯迅應該與拜倫感同身受。
在新中國的外國文學研究界，英國浪漫派詩人一般被分為兩代，甚至分為兩派。華茲華斯、柯爾律治、騷塞所代表的老一代“湖畔派”詩人之所以是“消極浪漫派”，是因為他們對法國大革命的態度，從支持轉向了反對和拒絕，因此他們常常受到來自年青一代“積極浪漫派”的奚落和批評。雪萊在《致華茲華斯》一詩中批評其在創作生涯的后期，背叛了他曾經為之獻身的真理與自由：“你拋棄了這些，我不禁哀悼/過去你如彼，而今天竟是如此。”在《彼得·貝爾三世》中，雪萊以諷刺詩的形式模仿華茲華斯的同名詩歌，再次批評他背叛革命。
在《唐璜》中，拜倫把唐璜的青春期焦慮比喻為華茲華斯式的孤獨，“在小溪邊漫步，/冥想著糾纏不清的觀念”；他把唐璜情欲躁動的胡思亂想比喻為柯爾律治式的哲學，他仿佛變成了“一個像柯爾律治那樣的玄學家”。拜倫在《最后審判的幻影》中不僅批判國王喬治三世與自由為敵的“獨裁”，而且奚落騷塞是極力吹捧喬治三世的馬屁精，想象他的詩歌像魔咒一樣嚇跑了天堂里的天使、魔鬼和幽靈，最后圣彼得忍無可忍，用天堂之門的鑰匙敲擊他的頭部，他掉到人間，掉進了湖中：“他一開始沉到了湖底，像他的作品，/但很快又浮起來了，像他自己，/因為所有腐敗東西都會像瓶塞漂浮。”
《拜倫傳》的作者莫洛亞說：“拜倫揮動著他那熱烈如火的詩筆，震撼了十九世紀初期的歐洲。……只要人類還沒有失去對自由、愛國、民族獨立和個性發揚的思慕與渴望，詩人拜倫的氣魄便會永久地闊步在大地上。”
拜倫創作的激情猶如火山噴發，他說：“它就像怒火一般時常到來，然后，如果我不創作以傾瀉心中思緒，我會發瘋。”拜倫詩歌就是在這樣的“想象力巖漿”中爆發出來，成為我們今天所見證的杰作。拜倫還將他的詩歌比喻為翻滾的海浪，永不停歇。“詩名雖然是一陣輕煙，它的芬芳卻刺激思想。那最初作為唱歌的不安的感情還是要求表現出來，和過去一樣；有如海波最終沖到岸沿才碎沒，熱情也把它的波浪沖激到紙上而成為詩歌。”
（作者：張 劍，系北京外國語大學英語學院院長、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