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作家阿卜杜勒法塔赫·基利托（Abdelfattah Kilito）1945年出生于摩洛哥的拉巴特。他精通阿拉伯語和法語，并用這兩種語言進行寫作。基利托是摩洛哥著名作家，也是穆罕默德五世大學的文學教授，雙重身份使得他的文字在散文、小說、評論文章和論著之間自由切換。基利托也是一位游走于世界各地的作家，他曾在新索邦大學、哈佛大學、普林斯頓大學、芝加哥大學、牛津大學和法蘭西學院擔任客座教授和講師。

今年，基利托的小說《告訴我這個夢》和文集《我說所有語言，但以阿拉伯語》首次翻譯成中文出版。《告訴我這個夢》是一種跨文體的實驗，其中有四個彼此獨立、又相互聯系的故事。《我說所有語言，但以阿拉伯語》的書名借自卡夫卡的名言“我會說所有的語言，但以意第緒語”，文集內容主要涉及基利托對日常生活和文學作品中阿拉伯文字、阿拉伯口語和外語之間關系的思考等。

近日，澎湃新聞就文學創作、阿拉伯語文學和寫作等問題采訪了基利托，以下為訪談內容。

阿卜杜勒法塔赫·基利托

澎湃新聞：您是什么時候開始寫作的，是什么事件或者契機將您領上了寫作之路？

基利托：這是從學生時代開始的。起先，老師只讓我們抄寫，字母、單詞、句子，然后是文章。后來，我們根據法語或是阿拉伯語老師指定的題目進行寫作練習，大概是一周一次。下發作文是件很重大的事。老師會用紅色批改，標出作文中錯誤以及他贊賞的地方，當他認為某篇作文寫得比其他都好時，便會鄭重其事地在全班面前朗讀，這是被選中的幸運兒的高光時刻。優勝者可能會無緣無故地被質疑剽竊，這時他就要接受審查。這個經歷讓人不舒服，所有同學都會用一種鄙視的眼光看他，還要在老師的密切監視下進行當堂測驗。這是最為驚險的時刻。這些我都親身經歷過，那時我十四歲。出成績的時候，老師下發了所有學生的答卷，除了我的。他說他要和我談話。到了課間，他一臉擔憂地問我，答卷上的文章究竟是不是我寫的。那天，我費盡口舌地解釋，洗脫了一切嫌疑。但從此以后，我總是不由自主地自我懷疑，羞于承認自己是作家——我所閱讀的那種作家。這種剽竊的嫌疑對我的文學生涯有著決定性的影響。

澎湃新聞：您創作了很多形式各異的文學作品，您更喜歡您的虛構作品還是非虛構作品呢？您認為在摩洛哥或阿拉伯文學當中，您作品的特色是什么？

基利托：我用阿拉伯語和法語寫作，因此即便是在摩洛哥，我也有兩種讀者。法語讀者主要閱讀的是我的虛構作品，阿拉伯語讀者則主要閱讀我的隨筆。但就像我剛剛說的，不論我用法語還是阿拉伯語寫作，“另一種語言”總會以這樣或那樣的形式出現。我知道有人懷疑我的隨筆有虛構的成分，這種懷疑是無意間發生的。不然為什么一些非阿拉伯世界的讀者會問我，我提到的那些古代作家是真實存在的還是我編造的。多么自大啊！編造被文學史大加頌揚的作家……但我想，當人們對一種外國文學一無所知時，這種反應是十分普遍的。

澎湃新聞：故鄉、離鄉、還鄉。您曾經受邀前往許多歐洲和美國的知名大學任教，這些經歷是否對您創作的作品產生了一定影響？您是如何看待這些經歷的？

基利托：我曾受邀到歐洲和美洲的大學進行講學。二十多年前，我也曾受北京大學阿拉伯語言文學系的邀請來到中國。當時我講座的題目是《伊本·白圖泰在中國》。對于這位十四世紀的大旅行家來說，中國是最令他向往的國家。旅居中國期間，他拜訪了一位兩百年來一直住在山洞里潛心修行的“智者”（cheikh）：“我向他致意，他拉著我的手聞了聞，對翻譯的人說，‘這個人來自世界的一端，而我們來自另一端’”。在所有到訪過的國家中，他最仰慕的就是中國。我還記得與阿拉伯語系師生交流時那種親密與熱切的氛圍，對我而言，這是一段美好的回憶。

澎湃新聞：語言是一種權力，它象征著身份，某種程度上還意味著某種身份認同。您有兩本書，《我說所有語言，但以阿拉伯語》和《你將不會講我的語言》，這兩本書之間有什么關聯和不同？似乎《我說所有語言，但以阿拉伯語》中有一篇談論的正是“你不會講我的語言”這一主題。

基利托：這里談到《波洛對諾冬》這篇文章，談論的是阿梅麗·諾冬的小說《驚愕與顫栗》。我在文章里提到了《你將不會講我的語言》中的一個假設。這個假設相當惹人不快，即我們并不喜歡外國人講我們的語言。雖然我們當然會盡己所能地幫助他們學習我們的語言，理所應當地歡迎他們，這些都沒有問題。你可能會說，那哪里有問題呢？問題就在于，當一個外國人說我們的語言說得和我們一樣好的時候，我們會隱隱感到不快。同理，贊美有時候也可能會被當成冒犯，比如一位法國人如此評價一本你用法語寫的書：“這本書里一處語言錯誤也沒有”，或是說：“為什么你用法語，而不是你的語言寫作？”（言外之意是阿拉伯語。）他們暗暗將你“遣返”回你的語言。事實上，你并不擁有語言。一位阿拉伯作家，無論他用法語、英語，或者無論哪一門語言寫作，都無法切斷他和母語的聯系，母語是作品永遠無法逾越的背景。出于這個原因，我將我的一部作品命名為《我說所有語言，但以阿拉伯語》。

《我說所有語言，但以阿拉伯語》

澎湃新聞：您在拉巴特大學教授法國文學，但您的寫作幾乎都是聚焦阿拉伯古代文學的，這兩者之間是否存在矛盾或沖突？您又是如何處理這種沖突的呢？

基利托：從十九世紀中葉開始，阿拉伯作家就對歐洲文學敞開懷抱并且逐步與阿拉伯文學傳統斷裂。阿拉伯文學從此被西方的陽光所遮蔽，成為了后者的倒影、回聲，至少初看上去如此。阿拉伯文學中的許多杰作我都喜歡，但作為讀者和研究者，我選擇的是阿拉伯古代文學。為什么？因為它們獨特，它使我能夠與處于主導地位、占領精神高地的歐洲文學保持一定距離。我知道已經無法談論一種文學而不將另一種文學考慮在內。無論是虛構還是散文的創作中，我都有一點感興趣，那就是兩種文學的往來中所建立的相互性。

澎湃新聞：您是如何看待阿拉伯文學傳統的？在您的書中您對一些阿拉伯傳統故事和敘事提出了全新的闡釋與理解，您主要受到哪些寫作手法、思想家、文學理論和作家的影響？您最喜愛的又是哪些呢？

基利托：我對一些大詩人有過研究，尤其是塔馬姆（Abu Tammam）和麥阿里（Abu-l-'Ala' al-Ma'arri）。我非常喜愛麥阿里的作品，尤其是他的《寬恕書》（ép?tre du pardon）。有人認為它可能啟發了但丁《神曲》中的某個片段（盡管意大利人并不喜歡這種對照）。我還研究過賈希茲（al-Jahiz）的《動物書》，塔瓦希迪（al-Tawhidi）的《友情與友人書》，赫邁扎尼（al-Hamadhani）和哈里里（al-Hariri）的《瑪卡梅集》，伊本·哈茲姆（Ibn Hazm）的《鴿子的項圈》，伊本·圖斐利（Ibn Tufayl）的《哈義·本·葉格贊》，當然，還有《一千零一夜》。為了正確解讀這些作品，我參考了很多人文社會科學以及新近的詩學研究所提出的新問題。在我的分析當中能看到羅蘭·巴特（《S/Z》）、米哈伊爾·巴赫金（《小說美學與理論》）、茨韋坦·托多羅夫（《我們與他人》）和馬爾特·羅伯特（《原始小說與小說起源》）、吉爾伯特·杜朗（《想象的人類學結構》）、雅克·德里達（《散播》）的影響。這些著作使我能夠以新的方式談論阿拉伯經典作品。

澎湃新聞：您是研究《一千零一夜》的專家，您能簡要介紹一下您主要是從哪些方面來研究《一千零一夜》的嗎？您是真的認為《一千零一夜》像《堂吉訶德》那樣，是阿拉伯人講述的，歐洲人寫成的嗎？

基利托：《一千零一夜》使我具有普世文學的高度。因為盡管這本書是阿拉伯民族的，它卻屬于全世界。另外，這是一本書嗎？它更是一座驚人的圖書館。我們在故事中讀到，山魯佐德有一千本書。她講的故事催生了一千零一本書，這里暗指《一千零一夜》的諸多故事版本、發行版本、譯本、注釋本、改寫以及繪畫、戲劇、電影改編……這本書每個版本的問世都是對文學和對世界的一種全新眼光。基于其無限性，這些版本不斷地增加。矛盾的是，《一千零一夜》是沒有作者的，但我們能夠想到在不同文化中，將自己的名字與《一千零一夜》聯系在一起的那些人。

澎湃新聞：我們有這樣一種印象，您的作品似乎與博爾赫斯的作品有某種類似，它們似乎并不是非常地方性或民族性的，您作品中的這些故事似乎也可以發生在其他地方，這是不是世界文學的一個特點呢？您如何看待您作品中的這個特征呢？

基利托：許多讀者通過博爾赫斯消除了對阿拉伯文學的抵觸，他閱讀的方式實在迷人。最初，我主要是對和阿拉伯有關的部分、出現了《一千零一夜》以及其他阿拉伯作品的故事和詩歌感興趣。在他的一首詩中，他自問應該在西班牙語和英語這兩種語言中的哪一種中死去。實際上，既不是西班牙語也不是英語，而是阿拉伯語。在他生命的尾聲，為了更好地深入《一千零一夜》的奧秘，他開始學習這門語言。他學得并不好，但他是在阿拉伯語中死去的。

澎湃新聞：《告訴我這個夢》中的情節和您的個人經歷有關嗎？四個故事中主要角色像是同一個人：他的過去、未來以及現在，而且伊達和艾達像是同一個女孩。這種令人迷失的文學效果是您有意追求的嗎？

基利托：我所講述的內容和我的個人經歷沒什么關系。如果我盡可能在人物的命名上保持模糊，某種程度上是為了不把他們束縛在某個地點、時間、身份上。我無法做到徹底抹去人物的名字，但我試著模糊他們的形象。

澎湃新聞：您擅長創作阿拉伯故事，《告訴我這個夢》也提到了《一千零一夜》，不過它的故事是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以及現代社會中發生的，這是不是全球化背景下的一種創新？

基利托：在我受到美國大學邀請的時候，我的講座大多是關于《一千零一夜》的。《告訴我這個夢》和《眼與針》中確實有這段經歷的痕跡。我最新的小說《以上帝起誓，這個故事是我的故事》也是如此，整個小說世界都是從一個吸引人的畫面中誕生的，那個畫面是關于一個在屋頂上的女人。

澎湃新聞：你在《告訴我這個夢》中提到了“中國方程式”，這個故事是不是受到某部具體的中國文學作品的啟發？

基利托：我沒法確定。題為《中國人的方程式》的這個故事與欲望和不安有關，它完成時會帶來這樣的感覺。要為了讓它延續下去而舍棄它嗎？我是從羅蘭·巴特的《戀人絮語》中一個幾行的片段中了解到這個“程式”的。是他編造了這個故事嗎，還是說，更有可能是他從其他地方讀到的？他沒有作任何引用，或許這樣更好。我們可以認為它凝結了所有的愛情故事。從我知道它開始，我讀任何一部小說都會不可避免地想到它，就像巴爾扎克的《歐也妮·葛朗臺》，或福樓拜的《情感教育》。

澎湃新聞：在《我說所有語言，但以阿拉伯語》中，您回應了卡夫卡所說的“我說所有語言，但以意第緒語”。卡夫卡是否影響了您的創作？您并不是一位民族主義的作家，您是否覺得自己更多受西方作家，而非阿拉伯傳統作家的影響？您如何協調這兩者帶來的影響呢？

基利托：我時常回到卡夫卡，從青少年時期開始他就陪伴著我。我總是細細地讀他，他是如此深厚、引人入勝。我有兩本書的題目源自他，您剛剛提到了其中一本，另一本是《我們在遠處尋找的人就住在隔壁》。

澎湃新聞：一般而言，即使背井離鄉，也總有一天會回歸故土。與長居巴黎的摩洛哥作者/學者不同，您的雙語主義使您具備了觀察的距離。您是否認為阿拉伯人善于反思自身？阿拉伯文化中是否有許多的自我反思？

基利托：他們不敢過多談論自己，即使這么做，通常也是迂回地進行。在《以上帝起誓，這個故事是我的故事》中，被講述的故事不止一次地遭到質疑。敘述者是困惑的，他迷失在不同的敘事路徑里：“好吧，他心想，我把兩個故事搞混了，我得注意補救一下……更別說是我自己的故事了，我得把它放到一邊，我一點都不想講它。”敘述者說他不會講他自己的故事，然而并沒有人要求他這么做。就算這是種忽略暗示法，他為什么要提到這一點呢？他為什么強調這一點，隨后又只字不提？并且這也與小說的標題相矛盾。實際閱讀中會發現，這個標題具有欺騙性，它的意思其實是：這個故事并非我的故事。

澎湃新聞：對您而言，寫作活動是一種什么樣的經驗？您的創作或者工作日常是什么樣的？

基利托：我曾令我的幾位朋友感到吃驚，因為我對他們說我并不喜歡寫作。作品完成后，我花許多時間進行修改，而一旦我的書出版，我就會避免打開、翻閱它，以免產生重寫的念頭。我通常在早上醒來，一杯咖啡過后就開始寫作，這是我給自己定下的日常任務，我寫一個小時，不會再多了。然后，這一天我都感到自由，我把時間用來閱讀，從我小時候起就是這樣，我可以毫不羞愧地說，我是一名資深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