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伯庸《大醫》：“大歷史”與“小人物”的辯證法
當敲下“華山醫院，第一章”這幾個字的時候，馬伯庸或許已然預想到，這部小說將與以往的作品大不相同。
在近年來影視改編的浪潮中，馬伯庸取材漢唐歷史的多部作品都深受關注，在觀眾群體中似乎形成了一種“歷史+懸疑”的固定印象。實際上，從《風起隴西》開始，一段暗潮洶涌的歷史背景加上一位不折不撓的平凡偵探的敘事模式，就成了馬伯庸歷史小說中一條重要的獨門文脈。“小人物”會在層層解謎的過程中與“大歷史”不斷碰撞，最后在驚天反轉中絕地求生，為我們帶來智力與審美上的激烈享受。然而《大醫》推陳出新，小說講的是晚清時期東北山村青年方三響、歸國外科才俊孫希和上海富家小姐姚英子相聚中國紅十字會總醫院，攜手經歷了皖北水災、上海鼠疫、救援日本等一系列事件。三人在辛亥革命、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時代大潮下，成長為治病救國的“大醫”。
這部以中國近代醫療史為素材的長篇小說，穿越了一段全民關心公共衛生的艱難歲月，最終抵達讀者面前。《大醫》所呈現的對于“大歷史”與“小人物”的處理在既成的類型文學模式上更進一步，從作為背景板的史實表面下沉到縱貫歷史的時代精神，展現出了“歷史可能性小說”書寫的又一面相。
“大歷史”的想象力
想象力無疑是歷史小說寫作的一大法寶。在開始創作一部歷史小說之前，馬伯庸往往會將大量時間投入到相關史料的搜集與整理中。以《大醫》為例，據作者自述，對于故事背景的前期調研就耗費一年半之久，而在后續兩年的寫作過程中，馬伯庸也多次走訪查閱以豐富小說的歷史細節。但無論有多么詳盡，史料終究是對連貫歷史時間的采樣，連接這些節點就需要作家發揮文學虛構的想象力。而馬伯庸給出的想象力方案就是“現代化”，《長安十二時辰》中的唐代大數據“大案牘術”以及《長安的荔枝》里可視化工作表“腳程格眼”等都是其體現。建立在數理基礎上的現代化邏輯串聯起了星星點點的歷史真相，作者借此在遙遠時空之外的舞臺上演出一折現代故事，也對接到當代讀者的情感結構。由是，馬伯庸化用了克羅齊的那句著名歷史命題，提出“一切歷史小說，都是當代題材小說”。
然而在《大醫》中，這類超前的現代化技術似乎隱匿了身形。柯師太福醫生改良的新型注射器與方三響提出的酷似“赤腳醫生”的公共衛生設想，看起來都像是超越時代的產物，但前者是史料所載，后者實則取材于陳志潛試點模范衛生區的真實事件。這種超越過往作品的真實性絕非近代題材所致，考慮到《古董局中局》和《草原動物園》珠玉在前，《大醫》其實并不是馬伯庸第一次聚焦晚清民國的莫測風云。他在后記中寫道，《大醫》是自己寫過的“最驚心動魄的小說”，因為歷史天然去雕飾的“真實”本身就超越了一切藝術上的虛構。戰玉冰認為馬伯庸的歷史小說通過描繪大量細節來營造出遮蓋虛構痕跡的“擬真感”，對于“小歷史”的關注取代了“大歷史”的邏輯立于讀者的認知焦點。《大醫》的寫法顯然與此不同，無需“模擬”而是直接觸碰真實性，還原出“大歷史”的樣貌。
但是，這并不意味著馬伯庸在《大醫》中放棄了歷史小說的想象力，恰恰相反的是文學的想象力在此脫離了技術的物質束縛，以抽象而非具體的形式得以體現。啟發主角團三人思考國族與個人命運的記者農躍鱗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你不去關心時局，時局也會來關心你”。這句格言在全書中共計出現了七次，或是農躍鱗本人口述或是方三響的回憶，貫穿小說全文。這里體現出的“大歷史”的想象力顯然不是某種幫助人物解圍紓難的現代技術，但確確實實地成為主角團精神上的明燈，也推動著“小人物”們在“大歷史”之下艱難前行。起到同樣效果的還有點題的“蒼生大醫”精神，那段取自《千金要方》的拗口古文被紅十字會元老王培元背誦、被外國醫生峨利生背誦也被年輕的主角們背誦，在眾聲差互中勾勒出“大歷史”的輪廓。
“小人物”的修辭術
織補“大歷史”的想象力并不是孤立的，需要依靠“小人物”的言行和命運來實現。在小說開篇，馬伯庸精心設計了一場巧合：在駐英使館跑腿的孫希和身處上海的姚英子在不知情中先后經手的紅十字會電報，拯救了卷入戰火的東北少年方三響的生命。這似乎形成了一種寓言，“小人物”的命運與“大歷史”的動向永遠交織在一起，他們能夠不經意間影響“大歷史”，也會被“大歷史”裹挾向前。三位主人公無疑都屬于“小人物”的行列，他們未來會在上海的紅十字會總醫院相遇，并且攜手度過四十六年風雨飄搖的人生，成長為澤被一隅的“大醫”——德才兼備的外科圣手、拯救婦孺無數的婦產醫生以及心懷大愛的公共衛生專家。孫、姚、方三人是“大歷史”的見證者，眼觀自身所處的時代洪流；他們也是“大歷史”的參與者，以自己的方式推動滾滾向前的車輪。
馬伯庸曾以滴水來比喻歷史中的個人，如果所有人都涌向同一個方向，那么所形成的也就是“真正的歷史潮流”。在歷史想象力的投射之下，“小人物”也可以擁有大思想大情懷，刊登在《新青年》上的“勞工神圣”與曹主任一生怯懦但最后與日寇同歸于盡的壯舉同樣熠熠生輝。馬伯庸在此一如既往地堅持了人民史觀，即使如曇花一現的角色也有其價值和貢獻，也正是無數“小人物”的合力才將中國近代史推向了他們期盼中的未來。
馬伯庸對于“小人物”的尊重也在形象塑造中體現無遺。八十萬字的《大醫》毫無疑問的是馬伯庸寫過最長的一部小說，但即使篇幅如此宏闊，也難以滿足作者希望記錄每一位近代“大醫”和仁人事跡的愿望。《日出篇》中有一處細節令人印象深刻：方三響因為追尋華工領袖王希天和百名華工深入震后，結果偶遇仇人江木精夫。對于故事橋段而言，這一段情節應當止于回收覺然和尚真實身份的伏筆以及塑造方三響個人的堅毅形象，作為小說角色的王希天已經完成了其敘事功能。但是作者仍然在章末旁逸斜出了五十二年后久保野茂次公布的一段日記，揭示了日軍殘殺中國義士王希天的真相。我們同樣可以在張竹君、項松茂、蕭鐘英等角色的身上看到作者對于取材自真實歷史的角色的赤誠之心，“小人物”在《大醫》中并不是單純服務于故事的功能單元。馬伯庸在為他們立傳、砌起豐碑的同時，通過“小人物”抵達了“大歷史”。
歷史可能性小說
“歷史可能性小說”是馬伯庸對自己作品的定位，這一概念與討論科幻、奇幻題材作品時常常會提到的“推想小說”存在一定程度上的關聯。“推想小說”往往要建構起一個完全處于我們認知之外的可能世界，然后去講述新世界中“真實”發生的故事；而“歷史可能性小說”反其道而行之，立足于真實世界中已經發生的事件，再去探索歷史間隙里的可能性空間。從這樣一種虛實之間的角度來看，《大醫》所蘊含的歷史可能性是隨著故事進程在逐漸收縮的，不妨以孫希為例。《大醫》以辛亥革命為界分為《破曉篇》和《日出篇》兩部共四冊，這名機敏少年在第一部中一心留學海外、充當著京滬兩派之間的商業間諜又處處回避政治立場，頗有幾分《風起隴西》馮膺的影子。但在《日出篇》特別是抗日戰爭時期，孫希不惜自毀右手、告別手術臺以避免被日寇利用，在建國后又奔赴抗美援朝戰場，顯然成長為心懷家國天下的典范“英雄”。
另外兩位主角也是如此，從最初的性格各異、理念沖突到最終走向相同的道路，這種可能性的縮緊伴隨著人物的成長弧光。值得注意的是，道路選擇的同一性并不代表著作品走向臉譜化或者“樣板戲”，馬伯庸賦予《大醫》的是一種區別于舊作的變速美學。無論是《古董局中局》的漫長跨度還是《長安十二時辰》的緊張節奏，馬伯庸往往都是環環相扣、或慢或快地勻速推進，而在《大醫》中歷史激變的速度卻是在逐漸加快的。我們必須承認的是，變速美學的形成與中國近代高速轉向的背景關系密切，但馬伯庸也在有意地收窄對可能性的挖掘以配合歷史的加速。而在加速的終點等待著主角們的，也就是助推他們一路前行的濟世救國夢。
2023年11月7日，馬伯庸與上海華山醫院援外醫療隊隊員一同觀看紅十字會“160年人道之旅 篤行不息”圖片展。
重回小說開篇，少年方三響不明白為什么沙俄與日本會在中國的土地上開戰、為什么自己的國家積貧積弱，這句“為什么”陪伴他一直到上海解放的前夜。《大醫》中貫穿始終頻頻出現有沈敦和深入人心的“強國保種”、陳其美常常提起的“救國如治疴”、農躍鱗以身作則的“關心時局”還有王培元心心念念的“蒼生大醫”，這些其實都是對方三響之問的回答。由此來看，“小人物”們之所以走向同一條道路、之所以放棄歷史的可能性，就是因為“大歷史”的引導和驅使，讓他們攜手匯入拯救蒼生命運、重鑄國族尊嚴的時代洪流之中，于是“大歷史”與“小人物”完成了閉環。魯迅先生在《為了忘卻的記念》的結尾寫道：“將來總會有記起他們，再說他們的時候的……”馬伯庸肩負起這份沉甸甸的責任感，以兩卷《大醫》重返“大歷史”波瀾壯闊的現場，為奉獻一生予民族復興事業的“小人物”們作不能忘卻的記念。
（作者系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