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坡地手記：小楊老師和她的大學》：樹與傷口
一直以來，何大草的創作題材被評價分為兩類，一類書寫古人，如《春山》《盲春秋》，一類書寫青春，如《刀子和刀子》《拳》。而在他眼中，這兩類書寫都有一個共同的指向，那就是青春，“青春期的人和人類的青春期，夠我寫上一輩子”。
《坡地手記：小楊老師和她的大學》同樣是一部指向“青春”的小說。如果以年齡來看，小楊的青春期乏善可陳，普通的長相，普通的成績，普通的稟賦，寂寥無聲的成長。唯一可說的一點是關于同桌吳佩虎。倒是吳佩虎的老舅爺，他教給了小楊畫畫，小楊從此有了一支筆，她寫，畫，張望整個世界，讓平淡如水的青春有了一些不一樣的記錄。
如果一定要定義青春，那么小楊的青春應當從擁有這支筆開始。
到了坡地，普通得像要融化在人群中的小楊仍舊落落寡合地獨自行走著，有話非說不可，她就寫和畫在手記里，某個涌上心坎的念頭，記憶中浮現的片段，或是能讓她停留幾分鐘的芝麻小事。下筆時，她把所有的“我”，都寫成了“小楊”。這樣，她就和“小楊”隔了一小段距離。鄉愁和思念也失語，成為了畫在紙上的故鄉水和記憶里的紙煙味。唯有對世事真心的一點在意，讓她用筆寫下老舅爺的故事，也讓她誤打誤撞地成為了教寫作的老師，自此成為小楊老師。
小楊老師也還是那個普通的、訥言的小楊。
她學不會迎合，做不到合群，更難以作偽。第一堂課，小楊便站在講臺上說：
“優美是一個陷阱。《荷塘月色》的不好，就是它太優美了。”
語出驚人。
小楊寫作憑的是近乎直覺的“白描，細節，克制”。正如《春山》中何大草借王維之口說的“妙喻不如笨喻”，“笨喻不如不喻”。樸素，真實，寫出本來的面目，是小楊的寫作要法，也正是《坡地手記》的氣質。三五筆間，一向那么不起眼的小楊身上那層看似輕巧的薄殼就此掉落，方露出她內在堅韌倔強的底色。不迷信權威，不追名逐利，不巧言令色，并非她不懂不會，而是不肯不愿。小楊仍用一雙眼，一支筆，寫，畫，觀照世相，用老舅爺教她的方式：如實地描繪一切，不欺人欺己；沒有相同的兩片樹葉，各有各的命，有人急著仰頭想要生長得高大，有人低頭看見草上露珠，你要允許有人愿意這樣活著。
坡地的生活舒緩起伏，但也并非小楊的凈土，有人好心，想推她一把；有人自負，看不慣她的異色，排斥她或想同化她。而小楊始終有自己的姿態，任人事紛紛，她如金庸筆下的主人公長嶺遇雨，在大雨中仍緩緩行去。
小楊的溫和中是帶著如此俠氣的。
文學院教授來批評她妄論經典，她誠惶誠恐，但即使小聲也要說，“不對”；課堂上被同學質疑，她迎著目光微笑著講“我為賢者諱，比你有教養”，擲地有聲；主任勸她向學院道歉認錯，她做不到低頭，干脆找起了新工作；被人欺騙，小楊回想自己在其中并非沒有愉悅，于是一筆勾銷。
小楊的這點俠氣并非來源于無畏無懼的勇敢，相反，她遇到事常常會打退堂鼓，恨不得扭頭就跑。然而小怯而大勇，有時，順著人潮激流勇進是一種容易；洞見自己的內心，寧可退一步轉身，反而需要莫大的勇氣和力量。正如何大草寫下：“她不知道，在認真、努力地退縮時，自己其實正一步步向前。”
《坡地手記》的作者有時是何大草，有時又恰恰好像只是小楊的信筆閑書，故事和人物模糊了界限，在坡地的四季中流動了起來。寥寥幾筆除了小楊外，也勾勒出群像的模樣，王桐、吳爺、蔣賢、曾子榮……人物和人物之間一切都淡淡的，像王維詩中“隔浦望人家，遙遙不相識”一樣。看得到形色各異，世事紛雜之外，有人和小楊一樣逆著人潮緩行，一面在熙攘世界里灰頭土臉，一面懷珠抱玉。
何大草在跋中提到杜甫《贈衛八處士》中的一句：夜雨剪春韭，新炊間黃粱。是人世漂泊中難得溫情的一個停頓。這停頓是小楊墻上釘著的吳佩虎照片，是吳爺和小楊烤苞米的夜晚，是小楊和王桐在紙上告別的最后一眼，是長鏡頭之下這些愿意這樣活著的人們，在燭光映照下偶然窺見彼此傷口的一瞬，明滅之間。縱使明日隔山岳，世事兩茫茫。
《坡地手記》是為這樣的人，這樣的一瞬寫下的書。
書中一句話貫穿了始末：寫好一棵樹最好的方式，是寫出樹的傷口。
是寫作要法，也是生命哲學。樹猶如此，人何以堪。
每一棵樹，如同每一個人，枝干的形態各異，總有風霜雨劍留下的傷口。傷口并非一定是憾事，沿著傷口流淌出的汁液是清白豐沛的，是一棵樹、一個人最內核的生命力。直至結痂，樹仍生長，人仍緩行，傷口成為使之獨一無二的胎記，帶著過往的經歷，迎向源源涌來的未來。
（《坡地手記：小楊老師和她的大學》何大草/著，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