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遙小說中的鄉土景觀 ——以《平凡的世界》為中心
作為“土地及土地上的空間和物質所構成的地域綜合體”的景觀，是“復雜的自然過程、人文過程和人類的價值觀在大地上的投影”。鄉土景觀則是“當地人為了生活而采取的對自然過程和土地及土地上的空間及格局的適應方式，是此時此地人的生活方式在大地上的顯現”，是“包含土地及土地上的城鎮、聚落、民居、寺廟等在內的地域綜合體”，“反映了人與自然、人與人及人與神之間的關系”①。
本文對路遙小說中的鄉土景觀的理解是以此為基礎的，在細讀了路遙小說文本之后，歸納出了路遙小說中兩種常見的鄉土景觀：一是村落、民居以及寺廟等鄉土人文景觀；二是山川、河流、沙漠等鄉土自然景觀。通過對鄉土景觀的書寫，路遙小說為我們呈現了陜北獨特的自然人文風貌，為我們了解陜北鄉村提供了具有典型意義的樣本。本文以路遙小說《平凡的世界》中的鄉村景觀——“雙水村”為研究對象，一方面分析雙水村空間景觀及其變化，另一方面對雙水村這一空間中人們的生活狀態以及日常生活中的節慶儀式等進行解讀。
一、變化中的雙水村景觀
在長篇小說《平凡的世界》中，路遙對雙水村的描寫比《人生》中的高家村更加具體形象。路遙首先以原西縣城為參照物，從空間上明確了雙水村的地理位置——原西縣城向西七十華里的一個小山村。路遙在小說文本中還詳盡的描述了雙水村中的廟坪、廟坪山、東拉河、哭咽河等地方的自然地理風貌，田家圪嶗和金家灣這兩處居住集聚地以及孫少平家、金光亮弟兄家、金俊武弟兄家等人家以及雙水村小學在雙水村所處的位置以及雙水村在漫長歷史延續中的神話傳說和主要事件。
雙水村由田家圪嶗與金家灣兩部分組成，田家圪嶗以田姓為主，同時還有一些雜姓，他們大都是雙水村比較貧窮的人家，金家灣則是金姓人家的居住地，也是雙水村較富裕的地方。可以說，雙水村在地理環境上呈現出鮮明的貧富差距。這種村莊內部空間上呈現出的貧富差距并非路遙獨創，趙樹理的小說《李有才板話》中，李有才生活的村莊閻家山也在地理空間上呈現出鮮明的貧富差異。雙水村里田家圪嶗和金家灣這種自然村落中按姓氏居住的自然地理分布不僅呈現出鮮明的貧富差異還暗含著特殊的時代變遷。
以 1949 年為分界線，在民國與新中國這兩個不同的歷史時期，生活在雙水村的田家、金家有著不同的社會政治地位。新中國成立后，金家人與田家、孫家之間地主與貧農間的階級身份差異使得其在地理上的界線更加清晰，并且在人際交往上形成了相對的封閉性。路遙在小說中對雙水村領導人田福堂、金俊山的分析也從側面暗示了雙水村田姓與金姓這兩個宗族間在不同歷史時期的復雜關系：舊時期，金家因為經濟上的富裕而在村中主事；新中國成立后，田家人在政治身份上高金家一等，明顯在村里占了上風。
在對雙水村這個自然村落的地理景觀的分析中，我們不難看出傳統的以地緣和血緣為基礎的宗族關系與現代社會中的政治身份相結合后，如何加深了地理空間上的界線，使得鄉村地理景觀凝固化。雙水村這種凝固化的景觀并不意味著其村容村貌的一成不變，與之相反的是，雙水村的景觀一直處于變動之中，且每次的景觀變化都與特定歷史時期的時代氛圍相關聯，顯得意味深長。
在人民公社時期的農田基建運動中，雙水村的廟坪山其空間形態就發生了不小的變化：“這山高出村周圍其他的山，因此金雞獨立，給人一種特別顯眼的感覺。這幾年農業學大寨，村里全力以赴首先在這山上修梯田。現在那梯田已經一層層盤到山頂，遠看起來，就像一個巨大無比的花卷饃。” 不僅如此，雙水村領導人田福堂還對雙水村的神仙山、廟坪山進行了改造：神仙山和廟坪山分別被炸下來半個，兩山合攏后在哭咽河上攔成了一個大壩，其目的是把足有五華里長的哭咽河改造成一條米糧川。從攔壩后的實際效果來看，這一計劃是以失敗告終的。
二是雙水村村居格局的變化。為了炸山攔壩的需要，居住在神仙山山嘴的金光亮兄弟三家和金俊武兄弟三家搬離了祖傳的老宅住進了金家灣北頭為他們搬遷戶新建的窯洞。在農村經濟改革后，雙水村周邊的山野景觀以及村莊內部的生產生活景觀也有了十分明顯的變化。路遙通過由城返鄉的孫少平的視角呈現出了鄉村生產空間發生的巨大變化：東拉河兩岸的溝道和山頭，莊稼再不像往年一樣大片大片都是同一種類。現在各種作物一塊塊互相連接而又各自獨成一家。每一塊地都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了主人的個性。
雙水村村民在家庭聯產承包實施后，他們為了過上好日子，紛紛尋找門路。孫少安在村后公路邊屬于他們家承包的一塊地盤上，修建了燒磚窯并且還在離燒磚窯不遠的山崖根下修建了新居。于是在雙水村最南頭的土坪上，出現了一院頗有氣派的一線三孔大窯洞。正如路遙在小說文本中所寫；“一院好地方，再加上旁邊煙氣大冒的燒磚窯，雙水村往日荒蕪的南頭陡然間出現了一個新的格局。”田海民在雙水村北頭東拉河岸邊的三畝六分荒草地上，用租來的推土機挖出了養魚池。孫少安、孫少平兄弟二人還合力給他們的父親孫玉厚修建了一座新窯洞——新窯洞不僅接了石口、圍了院墻、蓋了門樓而且還要在門樓兩邊雕打兩只石獅子。孫少安在承包了石圪節公社的磚廠，收獲了第一桶金以后，在弟弟孫少平的建議下為雙水村修建了一所新的小學——在當年打壩震壞的校舍窯洞的舊址上，修建了一排氣勢恢宏的新窯洞，擴大了一倍的操場上栽起了一副標準的籃球架。無論是建磚窯、挖養魚池，還是建新窯洞、新學校，雙水村村民用自己的行動重塑著雙水村的空間格局。
二、從“凝固”到“解凍”的日常生活狀態
路遙在小說《平凡的世界》中為我們呈現出了 1970 年代末到 1980 年代初以雙水村這個陜北山村為代表的中國鄉村日常生活從“凝固”到“解凍”狀態的時代變化。
在農村改革前，雙水村的日常生活基本上處于一種凝固不變的狀態。村民一年到頭在自己所屬的生產隊里勞作，農忙時營務莊稼，農閑時則要搞農田基建，不僅沒有自由支配的時間，而且也沒有行動的自由。連年累月的勞作并沒有使村民過上富裕的生活，與之相反，雙水村的絕大部分村民都在溫飽線上苦苦掙扎。
路遙在小說中通過對孫玉厚一家人生活狀態的描述為我們呈現了《創業史》中轟轟烈烈開展的農業合作化運動在 1970 年代末期造成的災難性后果：貧農孫玉厚在土地上灑干了自己的血汗，仍然無法改善家里的光景。他們一大家人擠在一口土窯洞里，孫少安住在自己掏的土窩窩里，孫少平和孫蘭香常年在金波家借宿。孫少安是念書的好材料，卻因家里的貧窮連初中都沒上就輟學在家幫助父親支撐這個搖搖欲墜的家庭。上學的孫少平、孫蘭香爛衣薄裳，缺吃少喝，在學堂里遭白眼、受委屈；已經到了結婚年齡的孫少安，因為家里沒有住的地方，也沒有娶親的錢，更沒有打幾孔新窯洞的可能，只能寄希望于找一個不要彩禮錢的對象。可以說，孫玉厚這個老農民對未來的生活是完全不抱希望的。整個雙水村除了田福堂、金俊山等少數幾戶人家生活較為寬裕外，大部分人都像孫玉厚家一樣處于貧困的狀態。
不僅如此，金家灣那邊幾戶成分不好的人家，還因政治身份上的低人一等而在精神上承受著莫大的壓力。在農村經濟改革后，壓抑已久的雙水村迸發出了新的生機與活力。
首先，改革給雙水村的村民帶來了巨大的經濟上的變化。以孫少安、田海民為代表的雙水村村民突破了傳統的政治經濟的束縛，通過個人奮斗在極短的時間內就解決了困擾雙水村村民多年的溫飽問題。他們還逐漸從土地中的束縛中解放出來，開始尋找務農之外的發展之路：孫少安承包了石圪節公社的磚廠，開始發展私營的鄉鎮企業，孫少平則去黃原城做了攬工漢，成為了壯大于 1980 年代末的民工潮的先行者，田福堂到原西縣城里當起了包工頭，金俊山買了十多只奶山羊和兩頭大奶牛向石圪節的機關上賣羊奶，田海民在雙水村北頭挖塘養魚賣給城里的飯館，金光亮養了“意大利”蜜蜂，馬來花在公路邊上賣起了茶飯，金俊武也與縣林業站簽訂了培育樹苗的合同，田潤生買了一輛四輪拖拉機搞起了長途販運……
其次，國家高考制度的恢復為出身農村的青年提供了一個相對平等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鄉村文化中的精英分子不必再重復高加林們為了改變農民身份而走的充滿危機的復雜之路。出身于雙水村的孫蘭香、金秀順利通過了高考成為了省城高校的大學生，完成了身份上從農民到知識分子的躍升。
第三，改革開放意味著黨和國家工作的重心由以階級斗爭為綱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對于雙水村的村民來說，這意味著以往因階級身份而低人一等的金氏家族終于能夠擺脫掉沉重的思想包袱。雙水村地主家庭成分的子弟終于和貧下中農子弟處于了平等的地位，在入黨入團、招工招干和參軍等方面都不再受到家庭出身的影響，因此雙水村地主成分出身的金二錘才能去參加解放軍。
第四，農村改革在賦予村莊活力的同時，也使得沉寂已久的民間信仰以及封建價值觀念再次浮現在雙水村村民的日常生活中。雙水村的普通村民劉玉升成為了遠近聞名的“神漢”，開始以“悶夢”的方式給周圍村社的人治病、看手相預測人的禍福和壽數等。劉玉升還計劃把雙水村廟坪上廢棄的龍王廟重新修建起來，并且已經接到了許多村民的建廟錢。
三、鄉土文化脈絡中的節慶儀式
路遙在小說中不僅書寫了雙水村日常生活的變化而且還對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的節慶儀式等進行了書寫，呈現出了雙水村這一村社空間在民俗、文化方面的獨特蘊涵。在雙水村這一空間中上演的儀式種類繁多，既有祈福求雨的民俗儀式，又有婚喪嫁娶以及祭祀祖先的禮俗儀式，還有慶祝豐收的節慶儀式，更有特殊年代的政治儀式。通過這些五花八門的儀式，我們找到了窺探雙水村村民精神世界的窗口，也找到了亙古以來維系著雙水村不同代際村民情感的鄉土文化脈絡。在小說中，路遙對能夠表現雙水村風土人情及民間信仰的儀式進行了細致的書寫，下文將對田萬有求雨的儀式、“打棗節”這類慶祝儀式、孫少安的婚禮儀式以及金家老太太的葬禮儀式進行分析。
在《平凡的世界》（第一部）中，雙水村面臨著嚴重的干旱，東拉河和哭咽河都已經壩不住水了，莊稼面臨著絕收的可能。為了保住救命的糧食，田萬有不顧禁止封建迷信活動的禁令，私自在水井邊進行著求神祈雨的儀式。田萬有頭上戴著一頂柳條編織的帽圈跪在水井邊上，用一種近乎嗚咽的語調虔誠地唱著祈雨的歌謠，希望能夠得到龍王、水神娘娘、觀音老母、玉皇等神仙的保佑，降下救命的雨水。實際上，田萬有私下進行的求雨儀式在鄉土民間極具普遍性，在《黃土地》等眾多文藝作品中都對鄉民的祈雨儀式進行了呈現。祈雨儀式不僅是處于絕境中的鄉民向上蒼發出的絕望的呼喊，也是他們祖祖輩輩因襲的鬼神崇拜的民間信仰在鄉村日常生活中的體現。可以說夾雜著農民的悲哀與希望的求雨儀式與古代的巫術儀式在本質上是相同的，它們是人類在面對強大的自然時的本能反應，也是農民不愿意向絕望妥協的必然行為，盡管它不會為現實生活帶來真正的改善，卻也能給村民帶來精神上的慰藉。
如果說求雨儀式是有著神巫色彩的鄉村日常生活的表征，那么熱鬧、歡樂的打棗節則體現出了雙水村日常生活中村民通過節慶儀式對村社共同體的強調。雙水村最盛大的節日——打棗節在農歷的八月十四舉行，是雙水村村民們“團聚”的儀式，就連在外讀書和參加工作的人都會特意趕回村里參加這一慶祝豐收的傳統節日。村民們頭上包的雪白的毛巾、身上穿的見人衣裳以及梳得黑明發亮的頭發，都顯示出他們對于這個節日的重視。在打棗節中，雙水村所有的村民都是這個節慶儀式的參與者與受益者，香甜的紅棗不僅給雙水村的村民帶來了歡聲笑語，而且還寄托著他們對甜蜜生活的想望。這個儀式不僅增強了雙水村這個村社的凝聚力，而且村民們還通過這個一年一度的儀式傳承著傳統風俗。
與打棗節這種全體村民參與的節慶儀式相比，婚喪嫁娶的儀式更加強調宗族血緣關系，儀式的參與者大都是儀式舉辦者的親屬或好友，這類儀式體現出了鄉土社會對以血緣和地緣為基礎的人際關系網絡的重視。孫少安與賀秀蓮的婚禮就邀請了少安父母雙方的親屬以及雙水村的隊干部和與他家相好的人家。孫少安婚禮儀式上邀請的親屬與鄉鄰，是以孫家為中心按照其與孫家的遠近親疏關系延展開的，暗合了費孝通先生在《鄉土中國》一書中對國人人際關系格局上呈現出的“差序格局”的總結。此外，孫少安的婚禮還為我們呈現了陜北鄉村的婚俗，在婚禮上坐席的是孫少安的娘舅親和村里的隊干部，而孫少安的叔嬸、兄弟姐妹以及鄰里則為了婚禮的酒席忙碌。也就是說，在婚禮儀式中個人與儀式的關系呈現出了一種秩序，這種秩序規定著不同人群在婚禮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并借此來維護族群關系。婚禮儀式不僅僅是個人組建家庭的象征，還承擔著道德教化的功能。
與熱鬧、歡快的打棗節以及喜慶的婚禮儀式相比，路遙在小說中描寫的葬禮儀式無疑是嚴肅而沉重的。喪禮中涉及到的儀式包括葬禮第一天夜幕降臨后舉行了隆重的撒路燈儀式，第二天大出殯前進行的“游食上祭”儀式以及死者娘家人的“商話”等，最為重要的起喪與下葬儀式由陰陽先生主持并且全村的人都參與到了儀式之中——雙水村的所有人家都在院畔上點起了辟邪的火。此外，依照鄉俗還在停放棺材的院子里搭起了靈棚，棺木前的靈岸上擺放著長明燈以及供果，棺木上擱著一只活公雞。金老太太的直系親屬在棺木旁守靈并接受親屬的吊唁。金老太太的葬禮不僅僅是金家的事，還是整個金氏宗族的事情，金家全族人都在為金老太太的葬禮忙碌著。金家灣的許多人家都在為喪事碾米磨面，金俊海家擺滿了課幡、引魂幡、童男童女等紙火。繁冗的儀式程序以及在儀式中使用的各類儀式器具，使這場按照農村習俗的最高禮規舉辦的葬禮承載著悼念亡人與傳承文化記憶的多重意義。可以說，金老太太的這場遵循著繁瑣習俗的葬禮，不僅體現了金家對“孝道”的重視，還表現出了德高望重的金老太太在雙水村的口碑。葬禮儀式不僅僅是一種程式化的“表演”，而是對雙水村村民的一場道德教育——通過儀式使村民意識到個人對家庭和社會的責任。
簡而言之，路遙對雙水村這一鄉村景觀的構建并不僅僅是對其生產空間、生活空間及生態空間的呈現，而是書寫了社會轉型期雙水村景觀的常與變，進而折射出1980年代農村改革為鄉土社會注入的活力與生機以及維系鄉土社會的鄉土文化脈絡的穩定性。雙水村狹小的空間與其漫長的歷史共同構建了雙水村這一蘊涵著民俗、鄉俗等一系列地方性價值觀念的時空綜合體。
注釋：
①俞孔堅：《回到土地》，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 年，第 199 頁。
（作者單位：山東省作家協會山東省文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