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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鄉敘事之變格與鄉土中國之再現——賈平凹《河山傳》論
      來源:《當代作家評論》 | 王順天  2024年07月19日09:19

      《河山傳》作為賈平凹城鄉題材小說譜系中的最新力作,對同類型小說中城鄉二元對立、相互隔膜的敘事進行了修復,呈現出一種敘事模式的變格,即對城鄉之間生活的差距、情感的割裂、精神的斷代、農村人進入城市后的無根感,通過帶有傳奇性的敘事和日常化的敘事重新進行了鏈接與縫合,使城鄉間的差異和矛盾,不再那么赤裸和尖銳,在敘事中流露出溫情。這一敘事變格集中體現在由農村打工人轉變為城里人的主人公洗河身上。在小說中作為進城農民的成功代表,洗河充滿傳奇色彩的成長史和獨具魅力的人物形象,作為紐帶聯通了城鄉敘事中斷裂的情感,對以往單一、刻板,帶有劣根性的“農民工”形象進行了修正,塑造了現代化轉型過程中新的“農民工”形象。洗河的成長也與小說中作為城市人代表的另一主人公羅山的敘事脈絡和情感經歷相輔相成,最終兩者匯聚于山林別墅“花房子”之中,在這里城鄉之間達成了某種和解,洗河也在這里完成了身份的轉換。由此,《河山傳》既是為以洗河為代表的“農民工”立傳,更是為城鄉變遷中的時代立傳。在這種變格的敘事基調中,小說以現代版的大觀園“花房子”為主體敘事空間,在主人公們不斷地進城出城與進山出山之間,一方面彌合了城鄉之間人與人的情感差異,特別是對“農民工”情感狀態的關注和人物形象的重塑;另一方面在世情小說的筆調中再現了立足鄉土的那種情義與溫暖,是對改革開放40年來鄉土中國的深情回望與描摹。本文將從對“農民工”形象的重塑、敘事空間的建構、世情筆調的運用三個方面,對《河山傳》中展現的城鄉敘事的變格與鄉土中國的再現進行論述,從而為研究城鄉題材小說提供新的視角。

      “過渡的人”:“農民工”形象的重塑

      在現當代文學中,城鄉敘事一直是一個重要主題。傳統城鄉敘事往往以二元對立的方式呈現城鄉之間的差異和矛盾,城市往往代表著現代、文明和機遇,而鄉村則代表著落后、保守和貧困。城市與鄉村之間的差距被放大,逐漸形成一種刻板印象。然而,《河山傳》對傳統的城鄉敘事模式進行了突破和拓展,展現了一種新的城鄉關系。小說通過對主人公洗河的成長經歷的敘述,打破了這種二元對立的敘事模式。洗河作為一個進城務者,通過自己的努力和機遇,成功地轉變為城市人。他的成長史充滿了傳奇色彩,展現了一個普通人在現代化轉型過程中的成長與奮斗經歷。洗河并非傳統意義上的“農民工”,他具有積極向上的精神面貌和追求進步的動力。他通過努力,擺脫了貧困和無根狀態,實現了從農村到城市的跨越。洗河的成功不僅僅是個人的努力,更是時代發展的結果。他的成長經歷展現了“農民工”在現代化轉型過程中所面臨的機遇和挑戰,以及他們積極適應和融入城市生活的能力和勇氣。

      小說中,崖底村村民洗河在經歷父母雙亡的家庭變故之后,開啟了“出走”式人生之路。他先是拜做爆米花生意的樓生茂為師,過了一段走街串巷以做爆米花為營生的流浪生活。后來“稀里糊涂的,洗河來到了西安,身上除了三十二元七角錢,再就是一個簍子,簍子里裝著爆米花機子”(1),并在此結識了他一生的貴人,也是小說的另一主人公羅山,開啟了他的人生“逆襲”之路。在當代鄉土文學的譜系中,農民進城的故事一直是個經久不衰的敘事母題。從陳奐生上城到劉高興進城,這一系列作品都為我們呈現了農民在城市化進程中所經歷的挑戰與困境?!逗由絺鳌吩谶@一傳統敘事母題基礎上,進一步拓展,講述了了新一代農民進城的故事。傳統的農民進城敘事往往關注農民在城市中的生存狀態,而《河山傳》則更進一步,通過洗河這一形象,深入挖掘了新一代農民在城市化進程中的心靈成長與價值觀的轉變。洗河的經歷反映的是一個時代的縮影。此外,傳統的城鄉敘事中,城市與鄉村之間的隔膜和矛盾常常被強調,在《河山傳》中城鄉關系不再是簡單的對立,而是趨向于和諧統一。洗河與羅山之間的互動和關聯,展現了城鄉可以超越差異達成和解。這種和諧統一不僅僅體現在人與人的關系上,更體現在人與土地、人與自然的關系上?!逗由絺鳌氛故玖艘粋€不同于以往的新時代農民形象——河山,他不再是被動的被安排者,而是主動融入城市生活,追求自己的理想與價值的進入者。這種變格不僅體現在人物塑造上,更體現在作品主題的深度與廣度上。從陳奐生到劉高興,再到洗河,這些形象展現了中國農民在城市化進程中的發展軌跡?!逗由絺鳌纷鳛檫@一譜系上的一環,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審視當代農民的身份認同與價值追求。

      在《河山傳》中,主人公洗河的形象在城鄉敘事的序列中呈現出一種“過渡的人”的狀態。小說中的洗河不再是被城市排斥和忽視的農民,也不再是對農村留戀和懷念的進城者。洗河這一形象所代表的進城農民,無論在身份上,還是在精神上都處于一種過渡狀態,這種過渡彌合了城鄉之間情感的裂隙,緩解了現代化進程中城鄉間的矛盾和張力。洗河的形象是對傳統“農民工”形象的一種重塑。傳統的城鄉敘事中,“農民工”往往被描繪為邊緣化、被忽視的群體,缺乏身份認同和歸屬感。他們被視為城市的過客,既不被城市接納,也不再屬于原來的鄉村?!逗由絺鳌分械南春硬辉偈沁@種邊緣化的形象,而是一個積極融入城市、追求自身價值的現代人。他通過自己的努力奮斗,在城市中贏得了一席之地,并實現了從“農民工”到城里人的身份轉換。此外,洗河的精神狀態也呈現出過渡的特點。他對城市與鄉村的情感不再是簡單的排斥或留戀,而是能理性地看待和面對。盡管在城市中生活總是面臨種種挑戰,洗河仍然保持著對生活的積極態度。他對農村的情感依然存在,但已經不再是簡單的鄉愁或懷舊,而是對鄉土中國所蘊含的那種情義的向往和珍視,這也是他能一直留在老板羅山身邊,并在最后完成身份轉換的重要原因。

      洗河這一形象所代表的進城農民,在身份和精神上的過渡狀態為鄉土小說貢獻了一個具有代表性的新人形象。這種過渡狀態展現了現代社會中城鄉間的緊密聯系和相互影響,也揭示了人與人之間的情感關系。通過洗河的形象,讀者能夠更加深入地理解進城農民的生活狀態和精神世界,從而對城鄉關系有更加全面深刻的認識?!逗由絺鳌分械南春幼鳛椤斑^渡的人”,在城鄉敘事中呈現出獨特的意義和價值,這是一個具有代表性的新人形象,是對傳統“農民工”形象的重塑。這一形象是對具有現代意識和鄉土情懷的個體的呈現,這些個體不再被簡單地定義,而是具有自己獨特的價值和意義。他們通過自己的努力融入城市生活,實現自身的發展和“變革”。洗河的人生經歷就是一個時代的縮影,他既是鄉村的出走者,又是城市的進入者,其所承載的是賈平凹對現代性和傳統價值的思考。

      小說中除了洗河這一主要人物外,羅山也是不可忽視的重要角色。作為城市成功人士的代表,羅山與農村背景的洗河形成了鮮明對比。兩個人相互交織的人生,共同構成了小說敘事的兩條主線。這兩條主線不僅展示了城鄉之間的差異與融合,還深入挖掘了當代社會中兩個不同群體的內心世界。首先,從身份和背景上看,羅山是典型的城市人,而洗河則是從農村走出來的。這種身份的差異,使得他們在面對生活和事業時有著截然不同的視角和態度。羅山作為一個成功人士,擁有豐富的資源和人脈,能夠輕易地占據城市生活的中心位置;洗河則需要不斷努力才能在城市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其次,從人生經歷上看,羅山和洗河都經歷了種種磨難,但他們的成長軌跡卻大相徑庭。羅山從一個小老板成長為成功的民營企業家得益于改革開放的政策和其自身的努力;洗河則是在經歷了家庭變故后被迫離開農村,因為機遇和努力,才得以在城市中站穩腳跟。

      此外,羅山與洗河的交往也是小說的重要看點。兩個人雖然成長背景不同,卻因為種種機緣結成了深厚的友誼,這種友誼也為我們提供了深入了解城鄉交流與融合的視角。此外,小學教師文丑良以評議人的視角,時不時用帶有總結性質的言說來深化小說的主題。他作為作者的化身參與事件的討論,并以一種更高的維度來審視“農民工”這一群體,為他們發聲,也為他們立傳。文丑良在小說開始時便參與進來,他的話奠定了整部作品的敘事基調,突顯了小說的主題意蘊。文丑良對洗河等人說道:“長期以來,我就是從全國的大局上觀察和認識崖底村,又立足于崖底村來關注和思考中國?!保?)《河山傳》正是站在崖底村的視角上,對整個鄉土中國進行考察。接著他又說:“我們的時代已經天翻地覆。其中最大的變化,是城市和農村的堡壘打開,農民可以進城。雖然崖底村還不明顯,進西安城打工的人不多,可在外地,大量的民工如潮水一般涌向了城市。農民進城,離開了土地,背井離鄉,為的是討好日子,城市由此擴張,擴張了又如一張血盆大口,一個城市在方圓數百里的大鍋里,把資源、人才、資金、技術的一層油珠珠全盡吸去。城市不是了以前的城市,農村、農業、農民也已不是過去的農村、農業、農民。社會舊的平衡破壞,新的秩序還在混亂中形成?!保?)在這段論述的最后,文丑良語重心長地說道:“兄弟們,我是教師、作家,你們是農民,我們都正面臨了困境,擺在我們面前的就是再找出路。”(4)而整部小說就是對這種困境的突圍,洗河的成長便是這種突圍的最典型的代表。文丑良的聲音貫穿小說始終,而這也是作者賦予這一人物的特殊敘事功能,使《河山傳》這部對城鄉敘事具有變格意義的小說,對于“農民工”這一特殊群體的觀察和現代化進程中城鄉關系的審視,變得更加深刻和理性。

      “花房子”:作為方法的敘事空間及其美學意蘊

      對空間的塑造和運用對于小說的敘事結構和主題表達具有重要意義。在《河山傳》中,作者通過對“花房子”這一主體敘事空間的精心構建,成功地將形形色色的人物、城鄉生活、傳統與現代的元素融合在一起,使得這一空間成為觀察整個故事發展和人物命運的舞臺。小說中“花房子”不僅是一個物理意義上的場所,更是一個象征性的符號,代表了城鄉之間的聯系與互動。

      首先,在中國古典文學中,大觀園作為《紅樓夢》的主體敘事空間,承載了豐富的文化內涵和歷史信息,成為展現人物性格、命運和社會風貌的重要載體。同樣,在《河山傳》中,“花房子”也具有類似的功能,它不僅是小說塑造人物、推動情節、呈現主題的場所,更是承載著中國傳統文化和古典韻味的空間。“花房子”從一開始修建就帶有中國元素和古典韻味,如書中所寫:“規劃是,雙鼓坳的別墅為中式院落結構。有大門,大門里是牌樓。坳東邊建一院,坳西邊建一院,門當戶對。南面瀑布前筑一亭,引潭水至坳中心,也就是東、西兩院間,蓄一池。池水溢出,以暗道從東鼓崖下排去。然后隨地形賦物,有閣臺、曲廊、隔墻。再是奇樹異花,燈柱石雕,一步一景,時移景新。”(5)這種極具古典意蘊的空間正是打開《河山傳》深層主題的密鑰。通過對“花房子”這一空間的描繪,作者成功地將中國傳統美學和文化元素融入現代小說,使其成為一個充滿詩意和象征意義的敘事空間。

      其次,從城鄉情感交流的角度來看,“花房子”作為中轉站,連接著鄉村與城市、傳統與現代。主人公洗河和其他人物在這一空間中經歷了生活的變故和命運的轉折。特別是洗河,他在這里收獲了愛情,完成了身份的轉換。這一過程中,城鄉之間的差異和沖突得到了充分的展現和反思。

      最后,從推動情節發展的角度來看,“花房子”作為轉折地,不僅是人物生活和情感交流的場所,更是推動故事發展和人物命運轉折的關鍵所在。在這一空間中,各種世俗的生活瑣事和激烈的情感糾葛交織在一起,形成了一個充滿傳奇色彩和日常生活氣息的故事世界。這種集世俗與溫情、傳奇與日常于一體的敘事空間,使得“花房子”充滿了藝術張力。在《河山傳》中,作者通過對“花房子”這一空間的塑造和運用,成功地將城鄉生活、情感和文化進行了有機融合,使得這一空間成為一個跨越城鄉界限的敘事空間。這種彌合城鄉敘事張力的方式,不僅使得小說的敘事結構更加豐富和立體,也使得這一空間成為反映時代變遷和社會風貌的場域。

      《河山傳》中,“花房子”既是城市繁華的縮影,又代表了鄉村的寧靜純真。這個獨特的空間不僅具有重要的敘事功能,更是作品美學意蘊的重要載體?!盎ǚ孔印弊鳛閿⑹驴臻g,巧妙地打破了城鄉間的界限,成為承載多重社會關系的象征。在這里,城市與鄉村、繁華與靜謐、傳統與現代交織在一起,形成了一個獨特的敘事場域。“花房子”在小說中首先是城鄉交融的象征。在“花房子”中,城市與鄉村的元素和諧共存。這種交融不僅體現在物質層面,如建筑風格、生活設施等,更體現在精神層面的對話與交流,如小說中洗河與羅山,梅青與呈紅等的對話,這種對話與交流使得城鄉之間的界限逐漸模糊,為讀者提供了一個重新審視城鄉關系的視角。這一空間的出現打破了傳統城鄉二元對立的模式,為作品中的人物提供了一個身份轉換和情緒表達的平臺。在這里,城市與鄉村的元素和諧共存,彼此交融,形成了一種新的文化景觀。其次是對身份與地位的重塑。洗河從農村人到城市人的身份轉換,是通過在“花房子”中的經歷實現的。這一轉換不僅僅是地理位置上的遷移,更是一種心靈層面的覺醒和成長。洗河在“花房子”中逐漸認識到自己與城市和鄉村之間的內在聯系,重新判定了自己的身份和位置。其他人物也在這一空間中重新審視自己,不再受限于傳統的城鄉二元對立結構。最后是互為主體性的呈現。在傳統的城鄉敘事中,城市與鄉村往往被賦予不同的價值判斷和身份標簽。但在“花房子”中,這種二元對立被打破,城鄉之間的互為主體性得以呈現。這種互為主體性不僅體現在人物身上,更延伸至整個社會結構和文化心理層面。

      此外,“花房子”作為一個獨特的空間,不僅具有敘事功能,更承載了豐富的美學意蘊。首先是自然與人文的和諧。“花房子”在設計中巧妙地融合了自然與人文元素,這里的自然元素不僅僅是裝飾性的存在,而是與人文元素相互輝映,形成了一種獨特的審美。這種和諧體現了人與自然、傳統與現代之間的交融。其次是視覺與心理的共鳴?!盎ǚ孔印钡囊曈X效果與作品的主題和情感高度契合。它通過結構、布局的精心設計,激發讀者內心的共鳴。這種共鳴不僅體現在視覺上,更深入心理層面,使讀者在感受作品的美學意蘊時產生更多的情感共鳴。最后是隱喻與象征的運用。“花房子”作為一種隱喻和象征,承載了小說豐富的內涵。它不僅僅是一個具體的空間場所,更是一種抽象的概念和意象。通過“花房子”的隱喻和象征,作品傳達了對城鄉關系、身份認同等主題的深入思考。“花房子”作為一個核心意象和敘事空間,在《河山傳》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它不僅打破了城鄉之間的界限,重新定義了人物的身份和地位,還承載了豐富的美學意蘊。通過對這一空間的深入剖析,我們可以更好地理解作品的主題、情感和美學追求,并為當代文學中的城鄉敘事提供新的啟示。

      世情筆調與鄉土中國

      《河山傳》以其豐富的社會內容和深厚的文化底蘊,展現了當代中國社會的多樣性和復雜性,在世情小說的筆調中對鄉土中國進行了深度描摹和深情回望,作家運用獨特的敘事手法和人物塑造,深入挖掘了農村與城市、傳統與現代之間的互動關系。小說以世情筆法,勾勒出了中國社會近40年的風云變幻,以及其中形形色色的人物命運。這部作品不僅是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巨大變遷的生動記錄,更是對世情人生的深刻洞察和詩意描繪。

      首先,賈平凹在《河山傳》中巧妙地運用了世情筆調,通過對社會底層人物和各色人等的生動描繪,展現了當時社會的世風人情和人物群像。這種世情筆調來源于古代小說的傳統,強調以描寫世俗人情、社會風貌為主要內容,通過細膩的筆觸展現人性的復雜和多樣。如小說中文丑良寫的《關于新一代農民工的現狀思考》一文,列舉了10位農村年輕人在城里的現狀,寥寥幾筆便把他們的生存現狀描寫得非常真實。除了對底層人物的刻畫之外,賈平凹也對商界精英、政治掮客、官員等各色人物進行了深入描寫,展現了現代化進程中社會階層的復雜性。這種世情筆調使得作品更加貼近現實生活,具有濃郁的生活氣息和人文關懷。在《河山傳》中,賈平凹將世情筆調與現代小說技巧相結合,使作品既有傳統的韻味,又不失現代感。小說通過對人物性格、命運和相互關系的深入刻畫,展現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的巨大變遷。這種變遷不僅體現在物質層面的變化,更體現在人們思想觀念、價值取向和生活方式的變化。賈平凹通過世情筆調,生動地描繪了這些變化,使作品具有強烈的時代感和歷史感。在世情筆調的敘事語法下,《河山傳》中除主要人物之外,還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人物群像。這些人物既有農村的青年和老人,也有城市的商人和官員。通過這些人物的相互關聯和日常生活,作者深入挖掘了不同階層、不同身份的人們的內心世界和思想觀念。小說通過細膩的心理描寫和情感刻畫,使這些群像具有了深刻的人性內涵和現實意義。他們在面對改革開放的大潮時,既有對傳統價值的堅守,也有對現代生活的追求,他們的選擇和行動,反映了當代中國社會的多元性和復雜性。

      此外,《河山傳》還展現了鄉土中國的文化特色。正如費孝通所說:“從基層上看去,中國社會是鄉土性的?!保?)鄉土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代表著農村和基層人民的情感和精神需求。在《河山傳》中,賈平凹通過描繪秦嶺周邊的地理環境、風土人情和人文景觀,展現了鄉土文化的獨特魅力,也使得作品更具地域特色和文化底蘊。小說通過對農村人的奮斗歷程和民營企業興起的描寫,揭示了農村社會的內在發展動力。賈平凹對鄉土文化進行了深刻反思,他既肯定了其價值和意義,也對其存在的問題和局限進行了批判。這種反思精神使得作品具有了更加深刻的思想內涵和文化價值。在《河山傳》中,洗河和羅山的生活經歷和情感經歷形成了獨特的呼應關系,這使得城鄉之間的敘事更為和諧統一。兩個人最終匯聚于“花房子”之中,這個空間成為城鄉和解的象征,更是人與人情感和解的象征。在傳統城鄉題材小說中,城市人與農村人之間往往存在著難以逾越的鴻溝,他們彼此缺乏了解和信任。而《河山傳》則通過“花房子”這個特殊的空間,彌合了這種情感差異。在這個空間里,城市人與農村人能夠平等交流、互相理解。除了情感和解,《河山傳》在世情小說的筆調中再現了立足于鄉土之中的情義與溫暖。這種情義與溫暖不僅體現在人與人的互動中,更體現在人與土地、人與自然的關系中。小說對鄉土中國的描寫充滿了詩意和美感,讓讀者感受到了鄉村的寧靜與純凈。這種鄉村情感與現代情感的交融,展現了改革開放40年以來鄉土中國的變遷與堅守。

      《河山傳》以其獨特的敘事方式,將世情筆調與鄉土中國緊密結合,講述了一個深入人心的中國故事。小說以極具現代性的網絡流言開始,又在網絡流言中結束,充滿戲謔性。正如評論家張清華所言:“文學意義上的所謂‘中國故事’不是指‘中國作家講述的故事’,也不是指‘關于中國的故事’,而是指那些用了‘中國人特有的方式講述的故事’。那么什么是中國人特有的方式呢,就是以《紅樓夢》和‘四大奇書’為代表的講述方式。”(7)《河山傳》從某種意義上來講便是這樣一部以中國人特有的方式講述的故事。在小說中,作者挖掘人物內心,展現他們的命運波折與情感糾葛,同時還描繪了豐富的社會風情,展現了鄉土中國的獨特魅力。這種世情筆調的運用,使得小說在講述中國故事時更加生動傳神,引人入勝。鄉土中國是中國文學的重要主題之一,小說中鄉土元素的運用,使得小說在講述中國故事時更加具有現實生命力和歷史厚重感。

      《河山傳》作為一部深刻反映新時代城鄉巨變的長篇小說,通過對“農民工”形象的重新塑造、對“花房子”這一敘事空間的巧妙運用、對世情筆調和鄉土中國的雙重變奏,成功地拓展了城鄉敘事的可能性。這種變格不僅豐富了文學創作的內涵,也為讀者提供了一種更加全面和深入理解中國城鄉關系的視角。

      注釋

      (1)—(5)賈平凹:《河山傳》,第21、79、267、15、15、16、90頁,北京,作家出版社,2023。

      (6)費孝通:《鄉土中國》,第1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

      (7)張清華:《關于“九十年代文學”的一些散見》,《當代文壇》202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