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賀淑芳的《十月》講日本女人菊子十歲被賣到山打根，愛上從基隆去的牧師。時間是孫中山革命的年代。或許因為我留意過相關歷史，小說讓我驚艷無比。在“圣與非圣”“潔與不潔”中的梭巡，絲毫不做作，那真是功力——盡管小說可能有點晦澀。賴香吟早期偶也晦澀，我也不覺得不妥——有些東西就是晦澀保得住濃郁——有天突然就敞亮了，也有敞亮的好。過去的賀淑芳也并不掉入文藝腔，但還是保有不少書面語的特質。《蛻》令人感覺是巨大轉折。以往只是內容的野性不羈，這下在語言上也放開了。活得不得了。有時甚至感覺到人物就在面前呵氣，非常血肉之軀。

強烈的生命氣息——使用這種熱燙風格處理“歷史”，頗有藝高人膽大的味道。因為原也可以走黃碧云《盧麒之死》的路，更冷眼旁觀些——結果沒有。兩者各有所擅，黃的優異比較好懂，但我感覺賀淑芳在倫理上也做足了非凡功課——因為，不經深思熟慮，很難“縱身躍入”向來噤聲，連研究也半空白的歷史事件。寫作者常問，對于真實歷史事件，小說家到底何處可寫？何處不可？我以為這沒有鐵律，但原則肯定是有的。

“‘五一三’是馬來西亞歷史的分水嶺”——我讀完《蛻》再回去看歷史書，“五一三”并非完全沒被提及，雖然有些只說“一九六九年的種族沖突”。但史書存在若干問題：有從反殖民或國家治理角度出發，只把該事件視為首相東姑·阿布都拉曼任內的污點，贊許之后“新經濟政策”安撫了馬來人。另有盡力逐日還原經過的，但作者似也感到官方資料太占比重，即使力求完備，也難“秉筆直書”。“五一三”事件后，馬來西亞出現過明令禁止討論的法律，對言論自由與學術研究，自有靳傷。二年后，都還有人因與官方觀點不同而受罰。歷史書都表示“五一三”有其嚴重性，但嚴重在哪，偶爾語焉不詳。讀過《蛻》我才懂，因為“華人移民”在這段歷史中不怎么被當成記憶主體，也幾乎不被賦予視角。國家主義或民族主義不知道怎么思考移民，移民好像歷史中的模特兒或假人——被推倒或送命了，還是不痛不癢，有部影片多年前揭發法國的丑聞，有個政策寧可付錢給北非移民后代令其“歸鄉”，也不愿接納他們。然而，這些移民當年之所以來到法國，完全是因為法國缺工而主動大量招募。《中英北京條約》的簽訂，使英國可以將中國的勞動人口運往其殖民地馬來半島。一八五一—一八七五估計有三十五萬契約華工構成“移工潮”。另外，也有前來依親者。

割膠、洗錫米等華工寫照中，賀淑芳除了帶入了“奇跡寫實”的色彩（如同“母親挖墳”一場），也深描了參與其中的女性與兒童。《我父陳亞位》里，陳亞位到吉隆坡時才六七歲，從沒上學，不會聽講馬來話，但會制鞋。“五一三”時，十歲兒子失蹤，夫妻關系也生變。多年后，在車站巧遇前往應征新職的女兒桂英，不欲拿女兒錢，謂女兒錢要養女——后接桂英想起弟弟與清明。

父女一向疏離，卻非無情——這段文字無甚奇，但除了寫出受難家屬如何一生為傷痛縈繞，在寫親情上，也是萬中選一。桂英“外婆家屋被燒了，沒有人逃出來”，老人小孩無幸免，燒死前遭劈砍。例外是出門工作的阿清阿姨與三舅，后者受馬來人保護躲過。官方公布有七百多房屋受損，流離失所的人也上萬。“外婆家”只是眾屋之一，但就家族來說，卻幾近滅族。受難的單位不只個人與家族，還有“愛人們”。楔子里就開宗明義，記憶也與求愛相關，兩者要跨越的困難都必須承認自身曾有真實“壞情欲”。賀淑芳的大宗記憶者，除了是女性，也是愛欲者。邊洗衣服邊哭喪子的桂英母親葉金英，有情夫阿良叔叔。桂英與阿斑在一起欲火高漲。然而，“五一三”那一日才“為戀愛鋪遠路”地，特去拿鞋的阿清姨，在路上失去又是密友又是情敵的友梅，還“全家死那么多人”。感覺到與死亡深連，阿清覺得“我不能再戀愛了”。死亡的威嚇能閹割多少？小說哀悼死于暴力，但并不與死亡連成一氣閹割人物，這是愛欲立場能夠帶來深刻人性的表現。

馬來西亞史很復雜，最忌以其他歷史“以此類推”。史上固然出現過歧視華人的種族政策，但要化約所有馬來人皆信此道，也很可疑。《蛻》面質也扭轉了歷史刻板印象，但先于一切的，還是“以文學技藝轉變記憶基模”的批判與實踐。血脈、族群或國別，是十九世紀遺留的長期記憶基模，親屬世系以及與族群有關的年代，至今仍是強勢基模，經常犧牲其他基模或作為其他基模的“遺忘機器”。譬喻而言，賀淑芳的記憶之屋，不是家祠，更近萬應——它補綴連補綴的“百衲被”組織，容納了更多族群二分外的感懷與見證——《宋紅歡與宋萬波》是較鮮明的例子。小說一方面近距離地擁抱了愛戀與生活的肉身痛楚，另一方面，也不忘遠眺歷史（或對或錯）給定的身份與包袱。兩者的高反差交錯，帶來極其繁復的沖擊，既形成小說家獨特的“五一三”文本，也深切地對應近年藝術文化領域，對于“后國家之必要”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