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古籍收藏圈流傳著很多關于韋力的傳說，見了真人才發現，大藏書家原是個幽默得出乎意料的“凡人”。

媒體冠以他“中國民間古籍收藏第一人”稱號，他連連擺手，“沒有一個部門給我頒發過這樣一個證書”；坊間傳聞他在北京有座500多平方米的藏書樓，占據了一棟居民樓的整整一層，他說那只是個書庫，以前房子便宜，選中那兒只因層高放得下他的大書架；古籍圈盛傳韋力藏書“只進不出”，他調侃自己，“地主家也有缺糧的時候”。

韋力自稱世俗中的“凡人”，只是因為愛書，被人貼上標簽，成了所謂的藏書家，時間一長，又成了別人眼中的版本目錄學大家。然而，他愈是云淡風輕，那些與古書和傳統文化相關的一切愈讓人驚嘆：他不僅藏有“萬卷書”，還戴著假肢行“萬里路”，遍訪中國歷代藏書樓，以此逐漸延展，覓詞、覓詩、覓曲。由藏而學，由訪而著，如今，幾十部著作摞起來，幾乎與他一米九的身高相當，而他的尋覓和研究仍在繼續。

為了買書做外貿掙錢

提到收藏家，多數人的印象是非富即貴，先有錢而后收藏。韋力恰恰相反，他是因為買書沒錢，才選擇了當年最掙錢的外貿行業。

韋力出生在1964年，跟著爺爺度過了放養的童年。爺爺是秀才出身，哄孩子沒別的招兒，翻來覆去都是書里那些老故事。小男孩聽得似懂非懂，如此潛移默化，愛書的種子已經悄然播下。

長大幾歲，韋力迷上了書店，偏偏那是一個“書荒的年代”。書店里沒什么書，除了政治讀物，只有寥寥幾種小說，《艷陽天》《金光大道》之類。最讓韋力耿耿于懷的是，那時的書店不像今天這樣開架售書。書架前是一排柜臺，服務員站在柜臺和書架之間，買書人只能隔著柜臺，伸長脖子，遠遠盯著沿墻而立的書架，想看哪本書得請服務員幫忙取出。“你連說三本，還沒買，人家臉色就掉下來了，然后你心里就會害怕、忐忑，再不敢說了。”回想起那時的心情，韋力用了兩個詞，既“崇敬”又“畏懼”。這是他的書籍饑渴癥的源頭。

好在改革開放了，書店里的書也對顧客開架了。仿佛一個嗷嗷待哺的孩童突然面對滿漢全席，韋力開始報復式地狂買，影印的古籍、再版的新書，凡是文史書，統統搬回家。書買得太多，不好安置，他找來木料，請人到家里打書架。兩個書架立起來，各式書籍滿滿當當擺上去，頓覺“美得不行，可了不起了”。

然而，書越買越多，韋力幡然醒悟，書海無涯，金錢有限，書店里的書是買不清的。那是上世紀80年代，“書一下子爆炸式地增長起來，這時就有了挑選好書收藏的意識，當你有了這個意識，就有了分辨版本的意識”。就這樣懵懵懂懂，韋力一頭扎進了古籍收藏的門里。

沒有人教，沒有無處不在的網絡信息，韋力對古籍版本的摸索，曲曲折折走了十多年。起初他不懂行，全憑“凡古皆好”的盲目熱情“瞎買”。第一次涉足古舊書，大約是1981年，位于北京琉璃廠的海王村公園舉辦古舊書市。書市開幕前，門口拉著線不讓進，到了開業那一刻，人們“哄”地一聲往里跑，瘋搶似地往懷里攬書，先占上一大堆，然后再慢慢挑。韋力那時還是高中生，完全不懂版本，可巧，賣書的也不分版本，不分好壞，一律五毛一本。他一口氣買了175元的書——這筆巨款，是他攢了許久的午飯錢。300多本書到手，結結實實捆了四捆，他的雙肩都被勒出了血印兒。

今天看來，那批書中沒有多少珍品，卻讓韋力第一次感受到了古舊書的溫潤之美。他回憶道：“那些拓印精良、書寫精妙、裝幀考究的古老書卷，讓我想起了一句詩‘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時光仿佛在它們身上停留。”

從此，他對古舊書的欲望一發不可收，需要大筆的金錢支撐。于是，中文系畢業的韋力，選了當年最紅火的行業——外貿。“那會兒流行一個說法，在外貿工作，除了老婆不發，什么都發。”韋力笑言，的確如此，房子、家具都是發的，工資全用來買書了。

做外貿工作，韋力每個月收入138元，當年已屬高收入。他還覺得不夠用，又跳槽到三資企業，月薪一下漲到3800美元。這個天文數字，終于可以讓他任性地“買買買”。一時之間，許多“文革”后被退還舊物的家庭，都出現了韋力的身影。在北京中國書店、天津古籍書店和上海博古齋，他更是備受歡迎的“大客戶”。

那是買書人的黃金年代。韋力回憶，當時沒有多少人喜歡古籍，古書甚至比新書還便宜，一冊平裝書大概一元上下，一冊普通古籍才五毛。彼時古籍書店實行效益工資，到了年底完不成指標，書店總經理就會來找韋力，從庫房里搬出幾大包古籍，任君選購。韋力正對古舊書狂熱，每年都照單全收，買一批古書，書店效益就完成了，員工工資提高一大截。

家里人總問他，你要買多少才算夠？他回答，我也不知道。就這么瘋狂地買了十多年，韋力慢慢摸出了些目錄版本學的門道。只是，他從未想過，純粹因喜愛而買下的古籍，竟然有一天會變成價值飆升的收藏品。

見證古籍拍賣之勃興

1994年秋天，嘉德公司組織籌辦了中國第一場正式的古籍善本拍賣會。憶起那時對拍賣的抗拒，韋力直言“鬧了不少笑話”。

拍賣預展搞得很隆重，像一場博物館展覽，進門參觀要收取門票，每人20元。巡展到天津，地點在天津藝術博物館。韋力在天津工作，頭一次聽說古書還能拍賣，好奇地買了門票，興沖沖地去看。一進門發現古籍都擺在玻璃柜里頭，被玻璃罩護得嚴嚴實實，他想請工作人員打開翻閱，竟然還要先交保證金。再扒著柜臺細看估價，“我一看數字后頭好多個零，就跟工作人員說，這上面是不是忘了點小數點了？工作人員特別蔑視地看了我一眼，說就這樣。”

多年后，韋力跟嘉德公司主持古籍善本拍賣的拓曉堂成了老熟人，私下打聽，第一場拍賣的估價是怎么定的？拓曉堂的回答讓他啼笑皆非，“我們也沒譜，就把征集的價格后頭加了倆零。”

這是后話，1994年的韋力心里想的是，這不是一幫騙子吧？那場拍賣，他沒有出手。誰知，正式拍賣的時候，一大半東西都拍出去了。他不禁納悶，“這幫人都瘋了，書店里明明擺著一模一樣的東西”，憑什么拍這么貴？

他轉身去書店找“同款”，但這樣撿漏兒的機會很快沒了。韋力講了一件有意思的事情，1998年，中國書店控股的海王村拍賣公司成立。古籍書店在二樓，海王村拍賣在四樓，“嘩一下，樓上的一件古籍拍了五六萬元，樓下的書還標著幾千塊的價格，很多人一看，趕緊沖下樓撿漏兒，結果到二樓一看，店員正在改價簽。”

市場大潮浩浩蕩蕩，韋力用了四年時間，終于接受了古籍拍賣這件事。“拍賣出現之后，市場對古籍有了一個重新的定位。以前，古籍沒有透明的價格，拍賣讓它有了價格標準。”

不僅如此，韋力還成了嘉德拍賣等數家公司的古籍顧問。隨著古籍市場升溫，他也在圈子里留下了傳說。人們都說，韋力藏書，“只進不出”。聞聽此言，韋力笑呵呵地調侃自己：“大家太高看我了，我也是個凡人。凡人意味著什么？地主家也有缺糧的時候，還是那句話，我又不是巴菲特的兒子，是吧？”

話雖如此，韋力的藏書量的確驚人。廣為流傳的說法是，韋力收藏有8000余部、70000余冊古籍善本。其中，宋元及以前刊本、寫本50余件、200余冊，宋元遞修和宋元明遞修本近20部、300余冊。實際上，他的藏書總量到底有多少，韋力自己也沒有確切的數字。“我一直在整理編目，現在還沒有整理完。”

這些書一度存放在天津的一棟別墅，那是韋力最早的藏書樓。后來，他搬到北京，到處尋找適合存書的地方，找來找去，終于找到了現在的書庫。“因為我在天津時，書架做得很高，有2米6多，當時很多房子的層高不夠，書架立不起來，只有這個小區滿足要求。”于是，他以6000元每平方米的價格，買下了一層樓，足足有500多平方米。

眾所周知，古籍善本的保存需要恒溫恒濕，為了把普通居民樓打造成古籍“專用藏書庫”，韋力只能憑經驗，一點一點琢磨保存的法子。談到此處，他娓娓道來，顯然樂在其中：

古人認為書有四厄，水火兵蟲。就拿藏書的最大天敵——蟲蛀來說，蟲子吃書，有幾個條件，第一是蟲卵，第二是有一定的溫度和濕度才能孵化，第三需要灰塵，因為蟲卵往往夾雜在灰塵中。為此，他發明了一種特殊的金屬罩，買回的舊書，用罩子一扣，再拿大功率吸塵器裝上鴨嘴吸頭，沿著網罩開吸，既能把塵土吸走，又不會傷書。吸完后用密封袋裝起來，抽真空，然后放進零下18攝氏度的冰柜，冷凍48小時，就能把蟲卵凍死。這樣處理后，保持室內的濕度和溫度，基本就沒問題了……

國內收藏活字本最多的人

拍賣市場的蓬勃發展，拉動古籍價位節節高攀，人們難免對韋力藏書的投資價值興趣盎然，有人甚至稱他為“當代富可敵國的藏書家”。不過，韋力似乎總是比多數人走得早一步，藏而優則學，他極少聊投資，反而一頭扎進故紙堆，做起了古籍版本研究。不知不覺，他已成了古籍收藏和研究領域的翹楚。

實際上，古籍善本的收藏，本就需要一雙研究的慧眼，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多年的歷練后，外行人眼中艱難晦澀的版本目錄學知識，韋力已能信手拈來。

拿到一本古籍，他一眼就能看出這本書來自南方還是北方，南方潮濕，最怕蟲子吃書，北方干燥，最怕書頁發脆。

他總結善本有“三性”——學術資料性、歷史文物性、藝術代表性。“這三性中具有一性的書，就可以把它稱之為善本，具有三性的書，就是善品中的至臻了。”

他說版本目錄學是“正本清源”的學問。打個比方，你想研究《山海經》，首先要知道《山海經》哪幾個版本是可靠的，哪幾個版本不是被篡改過的。

中國人為什么癡迷于宋版書？韋力說，不是“一頁宋版一兩黃金”那么簡單，而是因為雕版印刷術發明于唐代中期，到了宋代才成熟，宋以前，古書多以寫本流傳，那么宋刻本就最接近寫本時代，也就是書籍本來的面貌，相比明刻本、清刻本，因歷代流傳出現錯訛的機會就小。

“活字本”是韋力最重要的收藏專題。活字印刷術是中國四大發明之一，宋代沈括撰寫的《夢溪筆談》，詳細記載了畢昇發明的活字印刷術的全部工藝過程。令人遺憾的是，中國流傳下來的古書中，活字本的比例不足2%。為什么會這樣？韋力追本溯源，找到了答案，活字印刷只適合于大規模工業生產，但中國古代始終沒有走入純粹的商業社會。書籍出版沒有商業化，書籍不暢銷，活字印刷的成本就比雕版印刷高得多，存世的活字本就少。正是看重其罕見，韋力收藏了900多種活字本，是目前國內收藏活字本最多的人。

2014年，索契冬奧會閉幕式上，作為下屆東道主的韓國，播放的宣傳片中出現了金屬活字印刷術的元素，再次引發中韓“活字版之爭”。因收藏的活字本多，韋力被中國印刷博物館請去幫忙，“用事實說話”。

除了專題，韋力的藏書范圍頗為廣博，走的是傳統藏書家的路子。他解釋說，近現代的藏書家偏愛專題收藏，比如戲曲類、古典小說類，而在古代，經史子集四部中，經部才是主流，小說戲曲屬于子部和集部。韋力以“四部齊備”為追求，重點則是經部和史部。“我不自量力，總想讓別人知道什么才是文脈的正統。”

如今，藏書家的名頭之外，韋力又多了故宮博物院故宮學研究所兼職研究員、復旦大學古籍保護研究院特聘研究員等身份。2014年底，國家頒布新的中國古籍定級標準，韋力是這份國標的起草人之一。兩年前，中國國家版本館正式開館，他被聘為版本館首屆專家委員會委員。

采訪的那幾天，他正在為古籍鑒定培訓班備課。這是國家圖書館每年組織一次的培訓課，學員來自全國各地的圖書館、高校，而韋力作為講師，把他幾十年的實踐和研究傳播給古籍領域的一批又一批年輕人。

尋訪藏書樓 尋覓藏書人

熟悉韋力的人都知道，他受過傷，且傷得不輕，左腿至今戴著假肢。那是2013年，他到河南安陽尋訪藏書樓，順道拜謁靈泉寺，不料拍個照的工夫，一塊石碑突然倒塌，砸中他的左腳。因救治不當，傷口感染，他經歷了5次手術，從生死邊緣掙扎而過，最后不得不截肢。

這次受傷前，韋力已經在尋訪藏書樓的路上奔走了十幾年。大約是1998年，愛書如命的韋力意識到，人們在感嘆歷史文獻浩瀚如海時，似乎忽略了傳承文獻的人，如果不是藏書家的保護，這些書不都失傳了嗎？“他們都是中華文脈的傳薪者，對藏書樓的尋訪，是用自己的行動表達我對歷代藏書家的敬意。”

可他遠遠低估了尋訪的困難。沒有網絡，沒有導航，只能給地方志辦公室打電話，或者托人打聽：我有一個地址，能不能幫我查證一下，這個地方今天叫什么，還在不在？即便提前做了功課，到了現場還是狀況百出。

有一次尋訪浙江余姚的五桂樓，坐了一天長途車，下車時暮色已降，韋力和朋友只能住在偏遠的山溝里。一打聽，方圓十幾里只有一家旅店，是由鄉辦工廠改造的，外頭破破爛爛，門內空空蕩蕩。那天晚上，兩層的旅店只有他和朋友兩個客人。睡到半夜，突然聽到“咣咣咣”的砸門聲，韋力側耳一聽，竟似有人打劫。他聽到旅店老板說樓上沒人，但那幫人顯然不信。聲音越來越近，韋力急中生智，把沙發、床全都頂到門后。外面的人踹了幾腳，門沒開，問老板是怎么回事，老板說可能是里面堆放的雜物倒了，那些人才悻悻離開。韋力和朋友嚇得一夜未眠，第二天身心俱疲。而這一切，在他看到五桂樓的一剎那，就都拋諸腦后了。

如此斷斷續續跑了五年，2004年，《書樓尋蹤》出版，印了三印。此后，韋力開啟了半年埋頭故紙、半年尋訪遺跡的生活。受傷之后，很多人以為他會一蹶不振，誰知，裝上假肢康復了半年，韋力又出發了。“如果不跑了，這個腿不是白折了？事兒沒弄完，腿還沒了。”

以藏書樓為起點，他的尋尋覓覓逐漸延展，文學家、書法家、畫家等留下的歷史文化遺跡，都被他的腳步逐一丈量。韋力總結自己的幾十部著作：“我寫東西就兩大體系，一個叫‘書系列’，另一個叫‘文系列’。”

對文學家、書法家、畫家遺跡的尋訪屬于“文系列”，而去年國家圖書館出版社推出的《脈望：書魂尋蹤2》，則屬于“書系列”。為了這本書，他行程數千公里，尋訪了大江南北的29位古代著名藏書家之墓，包括毛晉、張元濟、吳湖帆等。

《脈望》剛剛付梓，另一套四冊的《館窺：我的圖書館之旅》今年又將面世。韋力開玩笑說，這是一套替讀者“窺視”各大圖書館善本部的圖書。“大家都覺得善本部很神秘，因為一般人進不去，而每家圖書館的鎮館之寶，幾乎都在善本書庫。”

恰好，韋力因古籍與各大圖書館善本部緣分頗深。以國家圖書館為例，韋力藏有一卷“遼代刻經”，國家圖書館沒有，所以國圖每次搞出版通史展覽，都會將這一卷刻經借去。后來韋力覺得借來借去麻煩，就把這卷刻經在國圖存了三年。為此，國圖還發給他一張獎狀。

古籍收藏，讓民間收藏家韋力與各大圖書館結緣，又帶他“探秘”了各大圖書館最珍貴的古籍善本。可是，電子書和AI越來越普及的今天，讀紙質書的人似乎越來越少，還會有讀者對一聽就有距離感的古籍善本感興趣嗎？

韋力認為這不是個問題，二者其實是源和流的關系。他坦承電子資源更便利，但是，“沒有古籍傳承的文脈，我們怎么會知道自己的民族如何偉大，中華文明史悠久如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