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在傳承中永生 ——讀《傳承：〈世紀〉雜志文化專題選編》
我常常說，文化傳統是一道水流，而我們每個人都是這水底的石頭，傳統的水流浸漫我們，滋潤我們，又帶走了我們生命中的信息，傳布開去。這話是我在退休前給學生上現代文學史課時經常要強調的。我們一般用“傳承”這個詞來概括這樣一種文化傳播發展的形態，“傳”為傳遞，“承”為承接，一傳一承，文化為之發揚、傳統得以持續。但有時我更喜歡把這個詞置換成“承傳”，為什么？先傳后承，講的是客體的續命形態，而先承后傳，講的是主體在文化傳播中的主動性。從上承到下傳，客體已經不是原來的客體，它被融入傳承者的主體因素。文化傳統在漫長的形成過程中，自身就是在一代代傳承者生命精血的積累中外形豐滿起來，內蘊厚實起來，唯有發展，才會鑄成傳統的形態，才能成為現代民族文明的福祉。
所以說，傳統的，也是現代的。每一代人所面對的文化傳統，都是處在傳統與當下的結合點上，既是文化的客體傳播，也是文化傳承者主體的滲透，主體的生命意義，在文化傳承發展的過程中被吸收融入，被發揚光大。孔子述而不作，但是他承傳了上古文化的精髓，通過他的主體介入，熔鑄為一種學說，再有曾參、子思、孟軻等人的承傳介入，逐漸完善了儒學體系。又歷經西漢、東漢、兩宋、明清，一代代傳承者的滲透與傳播，融匯雜糅了每一時代的信息和傳承者主體的作用，使得傳統不再是古老的一成不變的舊物，而是當下時代所需要的、充滿生命活力的新的標志。這才是文化傳承的意義所在，也是文化的薪火承傳者的使命所在。我讀上海市文史館主編的《傳承》一書所得到的最大心得，就是在這本書里看到了一個個鮮活的文化承傳者的面貌身影，他們分布于各行各業，心有絕學，身有絕技，都是埋頭苦干、拼命硬干的中國之脊梁、大寫之人物。他們不僅是文化的守護者，也是文化傳統的弘揚者和創造者。
這本書的全稱為《傳承：〈世紀〉雜志文化專題選編》。《世紀》雜志是我喜歡閱讀的一份文史紀實類刊物。它以發表歷史當事人“親歷、親見、親聞”重要歷史事件的文章為敘事特色，也是文史館諸老云集、名家薈萃的因緣際會。為紀念創刊30周年，《世紀》雜志社選編了30年來曾經刊登過的專題文章，相繼出版《星火》《同心》《傳承》三本文選集。《傳承》一書集中反映了前輩學者、藝術家為守護、弘揚民族文化所做出的貢獻，有些事例令人讀之思之，確能生出驚天地泣鬼神的感覺。聊舉一例，我在復旦大學當過八年圖書館館長，深知古籍圖書珍品保護之重要、時代文獻信息搜集之迫切，但要真的圓滿這些功德何談容易。《文淵閣庫書抗日大轉移》記載了當年浙江圖書館館長陳訓慈先生在日寇登陸金山衛、杭州已成危城之際，如何緊急舉債籌款，安排水陸運輸，從容指揮文淵閣庫書轉運內地的千辛萬苦之經歷。計228箱古籍，其中88箱善本，跋山涉水，從杭州轉移到福建武夷山區，又折回江山，再赴貴州，深藏到貴陽地母洞，為防潮濕霉蝕，年年曝曬兩次，直到抗戰結束完璧歸趙。文章還記載了當年浙大校長竺可楨與陳訓慈攜手力挽狂瀾的故事。文淵閣庫書危在旦夕時，竺可楨伸出援助之手，讓古籍搭上浙大西遷的運輸工具，及時運出危城。后來在日寇侵犯黔境時，國民黨政府下令就地解散浙大，是陳訓慈利用其兄陳布雷的關系，直陳利害，陳布雷以辭職要挾，才迫使蔣介石收回成命，保住了戰火中的浙江大學。竺可楨先生、陳訓慈先生，一個浙大校長，一個浙江圖書館館長，護書護校，奮不顧身，真正的大先生也，不廢江河萬古流。
相似的故事一再重復。外相不一，內在精神卻一以貫之。《“太老伯”鄭振鐸先生》記載鄭振鐸先生在上海淪陷后蟄伏民間，搶救古籍，也牽出了鄭振鐸與張元濟相濡以沫、互相支持的故事。張元濟為大藏書家，又是大出版家，鄭振鐸搶救散失在民間書坊的大量古籍善本，張元濟為之鑒定宋元版本，數千種古籍珍品得以保存。當也是園所藏孤本元明雜劇流散書市，正在從事《古劇鉤沉》整理輯錄工作的鄭振鐸如獲至寶，通過重慶國民政府請款，以9000元購下，為中國文學史增補了100多種從來未見的元明名劇。此事發生在戰事倥傯之間隙，也算是一件善舉。張元濟獲知后，得到鄭振鐸的支持配合，組織專家對珍籍進行整理校勘，從246本雜劇中選取144本，其中包括久已失傳的孤本136本，編成《孤本元明雜劇》，于1941年正式出版。文化遺產得以重睹芳華。難道它僅僅是一部古籍嗎？不是的，這本書里已經熔鑄了鄭振鐸、張元濟等學者的精神勞動與心血所在，它就是一部有血有肉有生命的大書。鄭振鐸先生、張元濟先生，真正的大先生也。這樣的故事都不是孤立的，在現代中國多難的歷史上，用生命捍衛文化傳承的故事綿綿流長，《傳承》所展示的，只是風口浪尖的幾個小故事，而在浩瀚江河波瀾壯闊的流淌中，還有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被人傳頌，或者湮沒不聞。令人欣慰的是，這組故事的殿后之作是王鶴鳴的《翁氏藏書入藏上海圖書館的前前后后》，終以喜劇的結尾，完成了這組關于古籍命運的交響曲。
還有一組關于古建筑的故事。從《湮沒不聞的梁思成重慶文廟修復計劃》到《“刀下”留平遙古城》，講述了兩個時代的建筑學家為保護歷史文物所作出的貢獻。梁思成在抗戰年代千辛萬苦制作了重慶文廟的修復計劃，也曾獲得過當時政府要人們的支持，但最終還是毫無作為，重慶文廟早已蕩然無存，唯剩下一份梁思成手寫的《重慶文廟修葺計劃》，12頁文字、兩幅藍圖，清清楚楚記錄了當時文廟建筑的所有文獻數據。在另一個時代，建筑學家阮儀三搶救平遙古城的過程同樣驚險，不過要比梁思成幸運，平遙古城保留下來，也成為一種經濟發展的旅游資源。
與此主題有點相似的，還有樊錦詩先生的《心歸敦煌》。先生守護莫高窟一輩子，傳承常書鴻先生開創的幾代人守護敦煌的神圣事業，最打動我的，恰恰是在她擔任敦煌研究院院長以后的歲月，如她所說：“我剛任院長不久，面對的卻是旅游開發的熱潮和游客參觀數量迅速攀升的熱潮。所謂的旅游開發，就是把價值無與倫比的世界文化遺產莫高窟當作‘搖錢樹’‘唐僧肉’，有關部門要將莫高窟‘捆綁’上市。當時我堅決不同意，硬是把壓力給頂了回去。現在回想起來，我還是堅持當時的立場。”可以想象樊先生是以多大的勇氣抵制了這股時代罡風。好在有了高科技，樊先生一方面及時參與制定頒布《甘肅敦煌莫高窟保護條例》專項法規，為莫高窟的保護提供了法律保障；另一方面又積極建議把莫高窟敦煌壁畫數字化，終于獲得政府的支持，完成了莫高窟數字展示中心的建設，以及相關配套的保護工程，從根本上保護了敦煌壁畫。
兩組故事，六篇文章，八位人物，僅僅是《傳承》所載的49篇文章的八分之一，還有更多的故事需要讀者自己閱讀和領會。我由此生發出來的一個念頭，是文化傳承需要有堅定的崗位意識。這也是我最近在思考的問題。文化可分有形和無形、物質與非物質，傳承也是有各種形態和方式，不可強求一律，但是文化傳統的傳承者，主要是站立在與文化傳承相關工作崗位上的知識分子和藝術家。竺可楨是校長，陳訓慈是圖書館館長，鄭振鐸是學者，張元濟是出版家，梁思成、阮儀三都是建筑學家，樊錦詩是敦煌石窟的守護者，主持收購翁氏藏書工作的王鶴鳴是上海圖書館的領導者。還有許多我來不及做介紹的表演藝術家、教授學者和書畫家，如梅蘭芳、周信芳、啟功、吳湖帆、王冶秋、葉嘉瑩、程千帆等等，都是學有專攻的大家。他們每個人都承擔著文化傳承的神圣工作，不需要心有旁騖，也不需要志在天下生當如此，只要求做好自己本職的工作，校長對學校負責，圖書館長對書籍負責，出版家對出版物負責，學者對學術負責，教師對學生負責，演員對舞臺負責……只要做到盡心盡力、鞠躬盡瘁，這就夠了。事功成就就在自己的崗位之上。為了捍衛這一點，有時候也需要極大的勇氣膽識和犧牲精神。
做一個崗位上的知識分子，以自己的生命能量全然投注于自己的工作，堅定地守住自己的崗位，一方面是守護、傳承文化精血，一方面是發展、延續屬于你的那份文化事業，再以更多的熱情培養青年接班人，使傳承事業代代相傳。這才是文化傳承、文明普及的最大保障。所以我說，崗位，才是文化傳承的基石。2024年6月30日于魚焦了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