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仇，寬恕與和解——關于《截岔往事》
在我的感覺中，這些年，孫頻就像是一個“生活在別處”的作家。自6年前從人大創造性寫作班碩士畢業后，她不僅從熱鬧的文學中心退場，甚至直接從眾人眼前消失了。她去了哪兒？后來聽人說，她結婚并定居嶺南，過著半隱居的生活。是的，她在遠方，在文壇的別處——大大小小的公開場合都難以見到她，任多么熱鬧的盛會也鮮有她的身影，然而，翻開各大文學期刊的目錄，又總是她，還是她，一篇又一篇新作占據著顯要的位置。這些體量不小的作品我并沒有都讀，而那些讀過的又總是念念不忘——比如《騎白馬者》中“逆流上山的人”，在闃靜山林間漫游，他逆時間而上，在似真若幻的現實/夢境間，在恍兮惚兮的記憶迷宮中，追尋著歷史與人心的秘密。又如在我看來堪稱姊妹篇的《白貊夜行》和《棣棠之約》，前者寫四位女性、后者寫三位男性，在逼仄的空間環境中，各自的現實際遇、命運浮沉。他們互為鏡像，照見了彼此，也鑒照了數十年間中國經濟社會、世道人心的幾番轉折，理想高蹈與世俗羈絆之間的多重張力——有許多七彩的夢被時間怪獸悄無聲息地吃掉，連渣滓都不剩；也總有人在與時空的搏斗中，有力地塑造了自己，獨自活成了一個世界。
就文本而言，孫頻的寫作也是“在別處”的，她的小說中沒有一線大都市的繁華掠影，沒有現在進行時的火熱生活，有的是遠離中心的十八線小城，是空氣似乎都彌漫著黑色塵粒的煤城，又或是明艷而又神秘的幽謐山林，遠離內陸的孤寂海島，似乎很難從文學地理的層面去闡釋與框定之。她找尋到了一種自由，“且放白鹿青崖間，須行即騎訪名山”。我們也便跟隨她舒展的敘事一路行來，識鳥獸魚蟲，觀萬般風景。
孫頻新近又成中篇《截岔往事》。所謂截岔者，就是一個端坐在山谷中的盆地。文谷河從陽關山峰奔流而下，出了一個狹窄的谷口，就進入了截岔，河水最終將流往平川，因而截岔便處在大山與平川的中點上。截岔的七個村莊如被文谷河流穿起的珠串，順流蜿蜒而下，依次排列。人們依水而居，水是生命線，所有爭斗都因水而起，所有的恩怨都因水而生。在文本層面，小說講的是一個關于復仇的故事。1975年的一場大洪水卷走了位于截岔最上游的迷虎村，幸存的村民被分散遷往截茬的其他村落或山里，甚至背井離鄉流落外省。“我爺爺”帶著一家人就近遷到曲里村，然而，不久，“我爺爺”就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人打死在水田里。“我奶奶”一病不起也很快離世。仇恨的種子就此埋下（隨著敘事的推進，我們知道，仇恨的種子或許更早就埋下了）。“我父親”從截岔出走，獨自在截岔盆地邊緣的荒灘上開荒辟田，落成了“小虎村”。村子的其他成員僅包括“我父親”后來娶的瘸腿老婆“我母親”，兩人生下的“我”，以及一頭牛一只狗和十只雞。獨門獨戶、遺世獨立的小虎村同截岔形成了一種緊張對峙的關系，“我父親”那冊寫滿了他猜測臆想中的“殺人兇手”姓名并不時更新人名的小本子，連同墻上“我爺爺”的遺像一起，銘記著世仇。那仇恨被“我父親”喂養得日益肥大。同時，世仇也導致了一家人陷入孤絕。“我”眼饞地看著截岔的孩子們玩著喂餾米的游戲。“有那么一刻，我真想走過去，和他們成為朋友，一起來玩這種游戲，但我心里又充滿畏懼，生怕被他們拒絕。”
水為山民們澆灌農田，也為他們運輸木材。水漲船高的夏秋時節，從山上砍伐的木材被編成一個個大木筏，順流而下，運往截岔盆地的武元城中轉交易。“我父親”后來當上了筏頭，立在木筏的最前面引路。木筏從山里一路直下，“我父親”卻刻意避開截岔的村民，仇恨如鯁在喉，久而久之成了心病。在“我母親”的干預下，“我父親”上山接受牧師布道尋求解脫，他“要去愛，要去寬恕”。從此，“我父親”搖身一變，成了免費交通員，為截岔居民蹭木筏“捎足足”提供最熱情周到的出行服務，而無論何時，他臉上始終堆著一層厚厚的笑容。“這笑容太過豐盛肥厚，以至于溢得到處都是，簡直有些觸目驚心。這笑容可不是隨手安裝在臉上的，是父親對著鏡子苦練出來的”，“他更像是在扮演那老牧師，他只是一個演員，但并沒有真正理解角色”。而接受“我父親”幫助的截岔人顯然意識到了他刻意的和解姿態，這并不能使他們輕松受用。尤其是在“我父親”越來越熟練、漸入佳境的“寬恕表演”中，其實隱含著一種沉默的道德壓力。他拒絕回報地單方面付出，扮演著一個以德報怨者的角色，悄然實施了對截岔村民的道德綁架。在“我父親”堅定地拒絕一位截岔老人以莜面作為回報時，他或許已意識到，“原來，寬恕也是一種復仇的武器。”小說在仇恨/復仇/寬恕的多重辯證中，被引入人性與心靈的深處。如果說，當仇恨的主體“我父親”在“復仇”和“寬恕”這兩種行動中選擇了并真正做到了“寬恕”，那么就意味著仇恨的消除，“我父親”作為仇恨主體的地位將不復存在，那本記滿仇人姓名的本子也將失去意義。又或者，“我父親”在“復仇”和“寬恕”中選擇了“復仇”，倘若“復仇”成功了，那么，“我父親”也同樣會失去“仇恨”主體的地位；然而，當現實中“我父親”將“寬恕”當作“復仇”的武器時（作為被仇恨對象和被寬恕對象的截岔人顯然也意識到了這一點），那么，他既沒有真正寬恕，“復仇”也沒有真正實現，它只是延宕了，“我父親”就一直還占據著那個“仇恨”主體的位置。也就是說，“仇恨”與“寬恕”同時困住了他。而呈現在面上的蛛絲馬跡，卻是他臉上永遠掛著的瘆人的笑，“他臉上的那層殼越笑越深，但無論怎么笑都有一種揮之不去的陰森，簡直像個出土的青銅面具。就連后來的我都有些搞不清楚，當時的父親是真的感受到寬恕所帶來的愉悅了？還是發現寬恕也可以作為武器，從而把這個武器使用得更加如魚得水？再或者，是兩者兼而有之？”
在孫頻的小說中，有一個元氣淋漓的民間社會。木筏如一座移動的村落聚會，人來人往，各色人等皆生氣勃勃，有在筏上光腳圍坐一圈打麻將的，有忍不住嘴饞吃多了酒棗在筏上耍起酒瘋的。難得講話的山里人見面就如同話癆，談天說地活色生香。如那對養鵝老人和種瓜老人的斗嘴，妙趣橫生。種瓜老人將他朋友們的名字刻在幼瓜上，瓜熟之時，將這些定制的西瓜通過河水“寄”給他的朋友們，而這些瓜們總是能準確送達。那是民間的情義與誠信。每年的農歷八月初二河神的生日晚上，村民都會在文谷河里放河燈。那隨河燈流淌的心愿是人與人、人與神的對話。人是需要人的，被隔絕在小虎村“我”因難以承受的孤獨而將“我想交到一個朋友”心愿寫在了河燈上，偶然與“截岔王”的孫子成為互通音信的朋友。在柏王的樹洞里，兩個小朋友交換著秘密，“我父親”那本寫滿殺父仇人姓名的小本子被作為最大的秘密，也終于從暗處走到了臺前。那被懸置與延宕的復仇無可避免了。小說在如河水舒緩流淌、控制有度的敘事中，轉入后半部分，漸漸地達致高潮。
民間自有民間的解決方式——子報父仇是為孝，挺身而出是為義。在“我父親”的“生死薄”上名列前三的，除了已歿的游家明，第一名“截岔王”和第三名張有德皆主動上筏投誠，自認就是“仇人”。當年的恩怨漸次浮出水面。小說也將筆力伸入每個“仇人”的生命故事。我們發現，截岔王和張有德正是小說在前面介紹過的當年為各村子守水、搶水、打水仗的關鍵人物。小說在此處埋下了伏筆。此時兩人都已進入風燭殘年。當年為了能給曲里村分到更多的水，把自己的兩根手指都炸熟了的截岔王，此時已偏癱，且孫子罹患白血病不久于人世。他的人生陷入絕境。他對“我父親”說了這樣一段話：“俺就是你那仇人，快不要再找了，以后也不要見人就笑了，怪瘆人的，你去問問哪個截岔人不怕看見你笑？你要不笑，誰都能好受點。這不，仇人就在你對面，以后不想笑就不要硬笑了，對自己的老婆娃娃好一點，你這娃娃，自小俺就見他在截岔里一個人晃悠，連個和他耍的娃娃都沒有，也是恓惶。老人們講求仁得仁，你爹一輩子貪的是好處，俺一輩子要的是個名聲，俺死了，這名聲正好歸俺。”這段話把“我父親”被內心的仇恨控制的人生和對截岔人虛假的“寬恕”給點破了，也將他與“我爺爺”的矛盾分歧暗示出來了。所謂“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說完此話他還掏出刀不惜自殘。然而，“我父親”卻以一句“我沒有仇人”，企圖繼續占有名為“寬恕”的復仇武器。
另一位當年為了南堡村搶水而身背自制炸藥包的張有德，其實是南堡村收養的孤兒。“大約因為這幼年被遺棄的經歷，在成年之后，他對集體便有一種過于濃烈的嗜好，簡直上癮，他比任何一個人都更像南堡村的人。”仿佛成了南堡村人的“冤大頭”。此時，他牙齒都掉光了，有一種潔凈與強大的荒蕪氣質，如老僧參禪得道。他上筏后對“我父親”說：“截岔王不過是為了留名，我才是你那個仇人，把我的命抵給你爹，你就可以安生了，以后切勿再找了。”言畢拎著兩只裝滿石頭的木桶自沉河底。他為了獻祭于“集體”的概念而決意舍身赴死。小說在一個一個描述復仇行為的時候，也帶出了一個又一個截岔人的傳奇故事，共同刻畫了一種截岔的民間性格：“豪爽、慷慨，還有點好斗”。
兩位想象中的仇人的主動上門，也并未真正解救“我父親”，他像把本子上的仇人都吸進體內，越變越大，接近崩潰的邊緣，小說敘事也接近高潮。住在迷虎村廢墟里的李順老漢也自稱是“仇人”，并站在“我爺爺”的遺像前跟“我父親”展開了一場辯駁質問。在“我父親”的敘述中吃苦能干又聰明、照顧家人的“我爺爺”，卻在李順老漢的話中顯出了另一面：憑借上游迷虎村村長的權力，在澆灌農田欺壓其他村莊，在移民遷居中欺壓本村人，手上甚至還握有命案，因此殺他的兇手并不是哪一個，而是眾人。挺身除暴是為義勇，這是自在自為的民間社會以自己的方式完成的“復仇”。冤有頭債有主，仇人消失于“集體”中，“我父親”的仇恨失去了對象，他至此才徹底地寬恕，更確切地說，是放棄寬恕了。寬恕事先就占據了一種優勢地位，一種居高臨下的對權力控制的肯定。“也許，父親就是從聽到爺爺把文谷河的水當做權力的一瞬間明白了他自己，他把寬恕當成了一種權力。他們其實如此相似，不虧是父子。我想，也是從那一刻起，父親真正放過了自己。”“我父親”放棄了寬恕，而作為“寬恕”的表情，他臉上的最后一點笑容也消失了。“但漸漸地他臉上重又有了光亮，好像他已經從溺水中把自己解救出來了，然后，他朝著一個虛空的地方，再次慢慢笑了起來，他無聲地微笑著，整個人有一種如釋重負的輕盈和自由。”
那場盛大的武元席便是這場終極和解的儀式，它是諒解，亦是致歉，一切盡在不言。那場月光下的酒席，被作者以極其精細的筆墨烘托鋪陳得詩意盎然，洋溢著民間的歡樂。月光溫柔地灑下來，照亮了美味珍饈，也照亮了世道人心。
小說被作者名之為“往事”，也似有深意存焉。一切都已成往事，就連那座從唐代始有的木頭城武元城，也要因修建水庫而徹底淹沒在水底，人們依依不舍地與其告別，“而武元城周圍的那圈山峰在月光的反襯下更顯黢黑森然，像威嚴的眾神站立于四周，慈悲地俯視著這座小小的木城，大約它們也知道吧，知道這木城即將結束自己的使命，知道今晚的武元席便是最后的盛宴。”于是，這場和解的盛宴也成了“為了告別的聚會”。當一座城葬身于海底，當沿河修建的公路取代了河的運輸功能，木筏逐漸消失；當一切愛恨情仇在現代社會的發展中都成了“往事”，那山民的漢唐古風安在，那支撐著民間社會的公義與情義等美德是否還能延續呢？這似乎也是近年孫頻在小說中多有觸及的現代性命題。
恩怨已了，在《截岔往事》中，已徹底和解的父親，每年都能定期收到從上游漂下來的刻有他名字的大南瓜、大冬瓜，人們依然通過這樣的方式傳遞情誼。當汛期來臨，“我父親”依然會自制一只木筏，“從文谷河的上游往下漂，仍是在每個沿河的村口都要停留一下，把那些想去下游走親戚甚至想去水庫釣魚的人們都捎上”。
——“漂進水庫的筏子上已經只剩下了父親一個人了，他會放下長桿，靜靜立在筏頭，任由筏子隨水飄零。煙波浩渺的水面上映著翠峰的倒影和父親的一葉扁舟，遠處的蘆葦蕩里蘆花如雪，不時有幾只體態優美的水鳥從蘆葦蕩中飛出，從水面上滑翔而過的時候，總是會留下一道絲綢般的水痕。”
人是自己的宗教。那木筏也如創世紀中的諾亞方舟，帶著“我父親”以及眾人在現實的滔天洪水中抵達彼岸。它更是“我父親”心靈的涉渡之舟，心無掛礙的“我父親”，在天地之間，獨立筏頭隨水漂流，世界敞亮又自由。如德里達所言：“寬恕那些不容寬恕的行為是人類理智的升華，或至少是將理智的原則具體化，這是一種人類心胸寬廣的標志。寬恕就意味著自我超越。”（《明天會怎樣》）在這個意義上，我把《截岔往事》讀作一個人最終與自己和解的故事。
想起不久前，在bibf展廳閑逛，偶遇多年不見的孫頻，驚喜之下問候了幾句，她便被拉走去面對鏡頭采訪。我不知道她是否能夠勝任這樣的角色。只是回頭一瞥間，感覺她的整個人都明亮了起來。我確信，她也與曾經的自己和解了，她的世界將越來越寬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