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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從文致梁寒冰、林甘泉信

2022年，中國社科院古代史研究所籌辦研究所大師展，林甘泉先生之子林征先生提供了一封沈從文致梁寒冰、林甘泉的書信。該信未見發表，也未收入《沈從文全集》，信件內容涉及沈從文請調助手王?事宜，為我們考辨沈從文最后修訂《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相關細節提供了幫助，也有助于我們更多地了解沈從文對服飾史研究和物質文化史研究投入的大量心力。

梁、林兩先生：

今上午承好意前來相商，得知服裝史研究室改為工作小組事，當時因談話具體內容不十分聽懂，下午經院部高德先生仔細相告后，我個人意見，機構改革需將服裝室力量加以充實，特別須將考古所王序①同志調來，以便接手把此項工作開展下去，取得應當的進展。王同志為了工作，本人且已向院中寫信，提出辭去考古所工作。院所應據此做出調整或目下至少可安排王同志正式為兼職工作，這是容易辦到的，不然，改為工作小組，實際等于取消，如此改革似不大妥，謹請認真考慮！并致

敬禮。

沈從文 七月十三日

信件有信封，但并未并付郵，因收信人與沈從文在同一單位，應是直接轉交，信封只寫了兩位收信人的姓名。收信人梁寒冰、林甘泉兩位先生，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領導。信中還提到兩個人，一位是高德，一位是王?。如信中所述，7月13日上午梁、林兩位和沈從文商談機構改革事宜，擬將服裝史研究室改為工作小組，沈從文不解，后來下午由社科院院部的高德先生解釋后，當天沈從文致信梁、林兩位，希望歷史所支持服裝史研究室的工作，進一步提出將王?調入、充實服裝史研究室的請求。

王?是沈從文晚年從事服裝研究的重要助手。關于王?的工作調動問題，自從1978年沈從文從歷史博物館轉到中國社科院歷史所，他曾多次致函胡喬木，也多次和社科院領導、歷史所領導協商。一直到1984年，王?才正式調入歷史所，接替沈從文擔任服裝史研究室主任。這里回顧一下沈從文就王?調動問題不斷爭取的過程，同時把上述信件具體年份考辨清楚。

沈從文在講座中曾經講到，1970年代末他見到中國社會科學院秘書長劉仰嶠，后者把他調到社科院，來完成《中國古代服飾研究》一書②。中國社會科學院成立于1977年，前身即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胡喬木任第一任院長。沈從文從歷史博物館到社科院的調動中，胡喬木起了關鍵作用。因為歷史博物館在服飾史研究上沒有給沈從文以支持，胡喬木就采用“先請菩薩后立廟”的方式，將沈從文正式調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時間為1978年3月。

1978年5月，沈從文寫了一份長信給胡喬木，既是表達感謝，更重要的是非常深切地解說了自己在服飾研究和“從圖像出發”治文史等物質文化史研究上的方法和期待。此間，得到考古所的同意，社科院已經將王亞蓉調到歷史所，協助沈從文的工作，但沈從文更為倚重的助手王?仍然留在考古所。于是，1978年9月13日沈從文再次致信胡喬木：“王同志目前在考古所修復組工作，也希望您能為向夏鼐所長商量一下，同意暫時將王同志調過來幫助幫助我……”③他在信中重申，《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出版之后，這項包含了太多文物研究“空白點”的工作依然重要，以及自己亟須助手和接續者的問題：

如服裝研究工作，在今后需要上，一時不必繼續進行，也還希望能得到你的同意，讓我有個三四個比較合手的工作人員，爭爭這三五年有限時間，配合國家需要，來進行一些我常識吃得住，在國內又還近于文物研究中的“空白點”一些課題，逐一來進行下去。能親眼看到工作完成，固然極好，即在中途身體出了事故而報廢，某些陌生課題，為打個比較扎實的基礎，也可以讓年輕力壯的同志，繼續下去。④

1979年2月，沈從文在完成書稿送交輕工業出版社之后，又一次致信胡喬木，希望把王?調到身邊，繼續服飾史研究。這次，他用的是讓王?兼職的提議：“最好能得你為向考古所夏鼐所長特別商量一下，能得考古所同意，許可讓目下在考古所修復組工作王同志，兼來幫助我一下建立這個研究小組工作，對工作進展，十分有用。我認識他已快有三十年，凡事負責熱誠，忘我無私。是我所見到理想青年黨員之一。……我都覺得他是一個在今后我工作中最得力合作的助手，也是在我失去工作能力后，他是能把工作繼續完成下去最好的接手人。”⑤

不過，這件事沒有得到夏鼐支持。1980年2月28日，沈從文致信梅益，談到王?調動事宜：“日昨夏所長來，談及‘王序在考古所工作，十分重要。所中對我工作，隨事幫忙，歷來支持。至于要王?正式兼職，似不相宜。難得同意。’在談話中，我不易有機會開口。有的話，或由于口音不明，或因意思不明。”⑥梅益時任中國社科院黨組書記、副院長。信中，沈從文拜托梅益向夏鼐解釋，當年仍然要王?陪他到外地進行紡織問題的考察，希望得到夏鼐的同意。

1980年夏，沈從文又致信胡喬木，首先說的依然是王?的“正式兼職”問題：“經過長時期從各方面考慮，我這一份工作，最理想的接手人，還是在考古所修復組工作的王序同志。這事曾請梅益同志為向考古所夏鼐所長商量，盼得夏所長同意，許可作為兼職（不兼薪）名義，以不妨礙考古所工作為原則，來把這個小小工作組打個基礎。”⑦

然而，直到1982年，王?仍然被夏鼐留在考古所，于是有了開頭沈從文給梁寒冰、林甘泉兩位寫的信。這封信寫于1982年7月13日，最有力的證據來自夏鼐日記。夏鼐在1982年6月、7月的日記中多次提及王?調動事宜。6月26日，“赴院部，晤及梅益同志，談及王同志要去沈從文同志處”；7月16日，“今晨梅益同志又打電話來談調王同志事”；7月20日，“上午赴歷史所，與梁寒冰、林甘泉二同志談為謝國楨先生搞高干病房事，及歷史所服裝史室向我所調人事”⑧。7月20日的夏鼐日記正好和7月13日沈從文的信件對應上了。當時，梁寒冰任社科院歷史所黨委書記，林甘泉任歷史所所長。謝國楨生病卻不符合住高干病房的條件，為此歷史所商議為他解決這個問題。

從1978年到1982年，沈從文為王?調動事宜致信胡喬木三次、致信梅益一次，致信梁寒冰林甘泉一次，最少寫過五封書信。在1981年7月24日復香港《大公報》馬國權的信中，沈從文還專門指正《大公報》上介紹自己助手稱呼的錯誤：“關于協助工作二人職務稱呼弄錯處，王序，系考古所‘副研究員’；王亞蓉，系歷史所服裝研究工作室‘助理研究員’。”⑨回到王?調動問題，盡管梅益、梁寒冰、林甘泉等人都為沈從文說項，但是王?最后正式調入歷史所擔任古代服裝研究室主任，已經是1984年的事了⑩。這一年4月20日，沈從文再次發生腦溢血，左側偏癱，住院兩個月。此前，1981年9月，《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已由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1983年1月，沈從文與香港商務印書館商定在香港和內地分別出版《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增訂本。1983年10月，沈從文口述、王?記錄了《再版后記》。不過，令王?遺憾的是，當增訂本于1992年出版的時候，沈從文看不到了，他已于1988年5月10日離世。

沈從文和夏鼐為何都如此看重王?，以致展開長達數年的“搶奪拉鋸戰”？其實，沈從文和夏鼐私交不錯，他們在王?的調動問題上各有可以理解的立場，可謂均出諸“公心”，而非“私利”。這里，還要從王?的學術成績和他與沈從文的交往談起。王?其人及他與沈從文的交往、王?調入歷史所的過程，以往沈從文研究有所涉及，但具體情況和時間上仍有不夠清晰之處。

王?1930年生于山東掖縣（今萊州市），1946年加入中國人民解放軍，1952年赴朝鮮戰場，在文工團工作。1953年7月朝鮮戰爭停戰時，王?請假回國，到北京參觀。參觀歷史博物館時，王?遇到沈從文。當時，沈從文在歷史博物館陳列組工作，他的人事關系是1949年8月從北京大學轉到歷史博物館的。1950年，沈從文曾經到革命大學學習，1951年10月到1952年3月，隨北京土改團到四川參加土改。1953年3月，歷史博物館給沈從文分了宿舍，他是“文物收購組”和“出版組”成員，日常工作還是解說員。王?就在這一年遇到了影響他最大的這位學者，他這樣記錄與沈從文的第一次見面：

我就看歷史博物館，那是1953年的7月里，我先看午門內朝房，就是清代官員等待的地方，東西兩邊長廊里面的房子。那里面布置的是從猿到人的社會發展史展覽，西面布置的是歷史出土文物。

……我出去先看東朝房，看過出來以后，我進到西朝房，覺得已經是下午或者是中午時分。

我剛一進門，一個穿著白襯衫的50來歲的人就站起來，跟著我看，然后就跟我講。我記得那是銅鏡展覽，唐宋的銅鏡，幾十面，一個柜子。這一個柜子就給我講了兩三個小時，使我非常感動。兩個人約好了第二天再來看。我就這樣一個星期看完了這個西朝房。看東朝房只用了幾個小時，看西朝房就用了一個星期。?

后來，王?每年出差只要到北京，都會探望沈從文，沈從文也會帶領他參觀一些重要展覽，還曾帶他到政協禮堂聽羅爾綱講太平天國史。1955年10月9日，由敦煌文物研究所和故宮博物院聯合舉辦的“敦煌藝術展覽”在故宮奉先殿開幕。王?看過之后，沈從文又陪他專門看了一次。“里面陳列的除莫高窟全景圖、外景特寫（照片）、修建中的莫高窟（油畫）、石窟解剖圖、和各項統計數字以外，有歷代彩塑照片百余幀；菩薩、阿難、天王等原塑頭像；及仿作的塑像多尊。并有大小壁畫摹本近三百件。”?王?看到，沈從文對工農兵講解充滿熱情，對彭真這些老同志講解時“也不格外說”，但是“講解深度不一樣”。“他講到忘神的時候，聲音就非常低，美極啦，美極啦，充滿了絲絲的熱情，贊美勞動，贊美生命。”?

1958年，王?從朝鮮回國，考取了魯迅藝術學院工藝美術系。不過，8月的時候，他經沈從文參謀，選擇進入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工作，擔任技術室副主任。?當時考古所的所長是鄭振鐸，著名考古學家夏鼐任副所長，后來夏鼐成為所長（1962—1982年）。夏鼐很欣賞王?，因此后來沈從文多次要求將王?從考古所調入歷史所時，夏鼐才會一直從中“阻攔”，最后跑到甚至沈從文家“發牢騷”：“你挖走了王亞蓉，還要挖王?。”?

王?在考古所期間，和沈從文依然交往密切，沈從文在文物、工藝上的知識、見解深刻地影響了他。在紡織品和服飾研究領域，王?還深入到織機和印染工藝的研究上，實驗復制了幾乎所有的吐魯番出土唐代印染產品，完成了對早期河姆渡織機的研究，成為“將紡織考古、紡織文物保護、紡織實驗考古以及紡織技術史結合起來的唯一學者”。?

王?在考古所曾經主持河北滿城漢墓出土劉勝夫婦兩件金縷玉衣的修復，這項工作就直接獲益于沈從文的研究和指導。1953年，沈從文曾經發表過一篇名為《中國織金錦緞的歷史發展》的長文，其中第一段就提出河北劉安意墓出土的玉片應是《后漢書·輿服志》提到的“玉柙”，就是歷史上的金縷玉衣：

東漢以來，封建帝王親戚和大臣的死亡，照例必賜東園秘器，有用朱砂畫云氣的棺木、珠襦玉柙。這種玉柙照《后漢書輿服志》解釋，是把玉片如魚鱗重疊，用金銀絲縷穿綴起來裹在身上的。一般圖錄中還沒有提起過這種實物式樣。歷史博物館有份劉安意墓中出土遺物，有骨牌式玉片一堆，上下各穿二孔，穿孔部分猶可看出用金縷的方法，還是用金絲把玉片釘固到絲織物上。?

1968年，軍隊在建戰備儲油庫的過程中意外發現了河北滿城漢墓。墓中玉片發掘出來后，王?想到沈從文對1946年出土的劉安意墓中玉片的判斷，趕緊去進一步咨詢。沈從文告訴他，《漢書·霍光傳》里有相似的注解，這極大地幫助了王?復原玉衣。王?后來回憶，金縷玉衣形制繁復，當年給劉勝穿的時候都有穿錯的地方。而王?等在研究的基礎上完美地復原了漢代玉衣的真實樣貌。玉衣復原之后，郭沫若去看，“一面鼓掌一面說偉大偉大”? 。

王?在考古所期間，還主持了阿爾巴尼亞羊皮古書的復原，主持湖南長沙馬王堆一、三號墓的發掘和出土絲織品保護，湖北江陵楚墓出土絲織品保護，陜西法門寺出土絲織品保護等文物保護工作。他在復原羊皮古書時發明的桑蠶單絲網修復技術，至今還具有無可比擬的先進性，推廣至壁畫、近現代報刊加固等領域。考古所所長夏鼐在古代絲綢研究上也很有建樹，1963年發表過《新疆新發現的古代絲織品——綺、錦和刺繡》，1972年發表《我國古代的蠶、桑、絲綢的歷史》《吐魯番新發現的古代絲綢》，將田野考古學與文獻相互考證，將絲綢之路與絲綢文物結合起來研究。當然，在紡織考古和服飾研究方面，沈從文對王?的影響是更為決定性的。

回到開頭所說的沈從文為王?請調的信件一事，這一舉動最為直接的動因是為完成《中國古代服裝研究》的修訂和出版工作，而更為深層的原因則是沈從文希望王?能夠接續自己的服飾史研究，不致讓這項工作隨著自己的離去而中斷。

《中國古代服飾研究》作為沈從文晚年耗力最多的專著，撰寫與出版過程可謂屢遭磨難、波折不斷。這件工作緣起于1963年周恩來關于編印一本歷代服裝圖錄作為送外國貴賓禮物的動議。當時文化部副部長齊燕銘曾經看過歷史博物館的工作簡報，因此推薦沈從文來做這件事。歷史博物館由此調配美術組陳大章、李之檀、范曾給沈從文做助手，主要負責繪圖工作。當時書名定為《中國古代服飾資料》，前后8個月時間完成，1964年7月交付出版社文稿和圖版，本計劃冬季即可出版。但是政治動蕩，已經制版完成的出版事宜還是擱置下來。“文革”中，這本未曾出版的著作被當作“毒草”來批判，但沈從文一直堅持著這項工作，即使在下放到咸寧期間手邊沒有材料的情況下，他還打算將服飾資料文稿重新抄寫整理，將自己憑記憶想到的修改補充增補進去，但現實條件實在不允許。1970年7月，他先后給博物館革委會會員王鏡如和高嵐寫信，希望能夠返回北京完成這份工作。當然他的請求未能實現。饒是如此，沈從文還是憑著記憶寫作了《關于馬的應用歷史發展》和《獅子如何在中國落腳生根》，并且繼續通過回憶根據陳列室的專柜來一一撰寫文稿。直到1972年2月，沈從文獲準回京治病，他終于又開始了《中國古代服飾資料》的修改工作。1973年，沈從文給正副館長寫信，希望恢復工作，把服飾資料分段編寫十冊圖錄，這也是他最初的計劃，已經完成的《中國古代服飾資料》只是其中的第一冊。這件事后來也擱淺了。

既然歷史博物館方面不能支持沈從文的服飾研究，1975年沈從文接待了向自己訪求圖像資料的王亞蓉，于是請她為《中國古代服裝資料》繪圖，成為自己的助手。沈從文本計劃將王亞蓉推薦到博物館，但是博物館錄用之后，卻不能安排她跟隨沈從文工作，王亞蓉拒絕了調動。沈從文轉而請求王?，幫助王亞蓉進入了中科院考古研究所。自此，王?和王亞蓉每天下班后都“準點到達東堂子胡同沈家那間小屋，從事第二職業一樣”，協助沈從文古代服飾的研究工作。?可見，雖然王?1984年才正式調入歷史所古代服裝史研究室，但他從1953年就開始追隨沈從文的文物研究，從1975年就協助沈從文從事《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的編撰工作。因此，《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增訂本在1992年出版時，署名為“編著沈從文，助理王?，增訂編著王?”。日后王?也成為《沈從文全集》編輯委員會的兩位顧問之一，另一位是沈從文的學生汪曾祺。

1991年，王?被選為中國博物館學會古代服飾研究會名譽會長。1997年11月26日，王?病逝于北京。實際上，多年前王?就已經靠透析維持生命，但他依然堅持工作直到最后時刻。他的病或許多少和他工作中長期接觸古墓以及化學物品有關，更和他長期每日睡眠4小時的過度勞累有關。當我們看到王?女兒王丹2014年整理出版的《染纈集》，王?幾十年的紡織研究論文、手寫染纈筆記和一片片記錄染纈實驗的彩色布條一起呈現出來，正是他接續沈從文的染纈研究和物質文化研究不為人熟知的“閃光”的另一面。

1946年，王?剛剛加入中國人民解放軍，沈從文則連續發表文章，談到藝術教育、美術史研究和紡織絲綢研究。他希望用美術館的成立來“影響到民族情感的豐饒和民族自信心的加強”?，他希望能夠有懂得“考古學和美術史研究”的“建設人才”，來擔負“國家的重造，文化的復興，民族自尊心的恢復”?。七年之后，剛從朝鮮戰場回國的王?來到北京歷史博物館參觀，遇到了一位“穿著白襯衫的50來歲的”講解員，后來，他也像這位博學的先生早年那樣“棄武從文”，投入到了這項聯系著“國家的重造、文化的復興”的事業當中。

［本文作者：祝宇紅；感謝林征先生允準本文使用該信照片，感謝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所莊小霞老師提供相關信息和修改意見。］

注釋：

①沈從文書信有時將王寫作“王序”，本文引述沈從文書信時按原文直錄，正文則統一用“王”。

②????王亞蓉編著：《章服之實——從沈從文先生晚年說起》，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3年，第33頁，第41頁，第42頁，第60頁，第69、43頁。

③④⑤《沈從文全集·第25卷·書信》，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第259頁，第261頁，第297、298頁。

⑥⑦⑨《沈從文全集·第26卷·書信》，第37頁，第128頁，第238頁。

⑧《夏鼐日記》第9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第147、151、152頁。

⑩?王著、王丹整理：《染纈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14，第256頁，第255頁。

?《敦煌藝術展覽》，《美術》1955年第10期。

?趙豐、金琳：《紡織考古》，文物出版社，2007，第195頁。

?沈從文：《中國織金錦緞的歷史發展》，《新建設》1953年第9期。

?王亞蓉編著：《沈從文晚年口述》（增訂本），商務印書館，2014，第196頁。

?沈從文：《一個理想的美術館》，1946年7月21日上海《世界晨報》。

?沈從文：《一種建設人才》，1946年6月22日昆明《正義報》副刊《新論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