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魯達誕辰120周年：“我來這里是為了唱歌”
聶魯達（1904年7月12日—1973年9月23日）是詩人中最純真的野心家。生就一腔天風海浪般的詩興，他恨不得將世間萬事萬物都囊括在筆下。他像一個高明而任性的風琴手，詩歌的抒情尺度在他的胸懷和指掌間開合自如。他可以凝望戀人的眼，欣賞黃昏的火焰在秋波里搏斗；也可以環顧眾生的國，為罪行、苦難和壯舉作見證。他的頌歌常常獻給高山和英雄，有時卻也獻給一雙襪子，一塊手表。他給二十世紀的西語詩歌史留下了一座豐碑，當他的太陽落下，更年輕的智利詩人便徘徊在長長的影子里。他們不得不思考：聶魯達之后怎樣寫詩？
但聶魯達不只是詩人。在作家從政頗為普遍的拉丁美洲，他和前輩加夫列拉·米斯特拉爾一樣當過外交官，和巴爾加斯·略薩一樣競選過總統——當然，也和他們一樣得過諾貝爾文學獎。聶魯達的政治參與有一種昂揚的自覺，他把生命連同詩歌一起放在時代的浪潮里，放在勞苦大眾中間。他要讓自己的足跡和聲音遍及礦山、鐵路、面包房、機械廠，他說“人民群眾是大地的精粹，是世界之鹽”。
一百二十年前，男孩內夫塔利出生在智利中部的小城帕拉爾，后來，“詩歌來找我”，他便給自己取名巴勃羅·聶魯達，這一時刻不免讓人想起自我發明的堂吉訶德。他的詩筆同后者刺向風車的長矛何其相似！但聶魯達的雄心不是騎士的雄心，而是屬于詩人。在《伐木者醒來》的結尾，他這樣寫道：“我來這里是為了唱歌/為了你和我一起唱歌。”
聶魯達詩文集｜譯林出版社，2024年7月
一、 少年聶魯達：遠在他處的靈魂
1924年6月，圣地亞哥的納西門托出版社出版了一本薄薄的詩集，它是彼時未滿二十歲的年輕后生的手筆，日后卻被印成上億冊，以數十種語言在世界各地傳唱不息。電影《追捕聶魯達》中，已經名滿祖國的中年詩人出入各種聚會，眾人最喜歡聽他朗誦的，依然是“今晚我能寫下最憂傷的詩句”。都說出名要趁早，但年少時獲得的名聲就像一頂摘不掉的王冠，歲月增長，它的主人也許想換下這孩子氣的裝飾，人們卻一如既往地贊美它的金光。好在聶魯達是創造力旺盛的詩人，《二十首情詩和一支絕望的歌》之后，還有《大地上的居所》，還有《漫歌》《元素的頌歌》，此起彼伏的歌。真正被光芒掩蔽的，或許恰恰是少年聶魯達。讀他的傳記和早年的散文作品，會發現曼妙的詩句背后是不無寂寥的往事；他生命中的社會承諾之翼，也并非成熟后才展開，而是與愛情的羽翮一起漸漸豐滿。
聶魯達出生一個多月后，母親便離開了人世；兩歲時，他跟隨鐵道工人父親搬到了多雨的南方城市特木科。在并不富裕的家里，繼母照顧著三個孩子，她的姓氏是馬爾貝德（Marverde），可以拆成“大海”（mar）和“綠色”（verde）兩個詞。聶魯達不是在海邊長大的，但他和大海的緣分似乎在此已經埋下伏筆。大海隱喻著永恒的女性，他終其一生依戀、熱愛、歌頌的對象。無怪乎他用瑪麗索爾（大海與陽光）和瑪麗松布拉（大海與陰影）指代《二十首情詩和一支絕望的歌》中兩位交替出現的女主角，還給唯一的女兒起名瑪爾瓦·瑪麗娜——前半部分（malva）意為“錦葵”，后半部分（marina）和大海有關。大海以其寧靜和壯闊讓聶魯達找到了生命意志的出口，但他的小舟也曾受困于孤獨，寄身于“漫無目的的航行”。他在自傳中遍憶兒時生活、勞作、游玩過的地方，在簡樸的村落、奇妙的森林、蜿蜒的道路，他能如數家珍地說出蟲鳥花草的名字，繪聲繪色地描述與它們相遇的細節。他也保留著關于早期閱讀經歷的鮮活記憶，讓我們可以從中窺測一位天才詩人是如何養成的。相比之下，人，尤其是身邊親近的人們，卻只留下一些模糊的身影。在一篇題為《洛倫索叔叔》的短文中，聶魯達寫道：
我從未傾聽你的故事，洛倫索叔叔，你那古老的鄉間故事。（……）你在講述時，我遠在他處的靈魂正在漫游，漂泊不定。
十七歲那年，聶魯達赴首都圣地亞哥求學，此后直到去世，他回到特木科的次數寥寥無幾。
打破孤獨需要與他人建立連結，年輕的聶魯達找到了兩條路徑：愛情與革命。他在智利大學學的是師范法語專業，三年后卻放棄參加結業考試，也因此與父親決裂。盡管如此，正是在短暫的大學生涯中，聶魯達的人生道路被勾勒成形，一方面，法語出身使他順理成章地成為駐外領事，更為他后來結交一眾法國文人以及擔任智利駐法國大使的經歷埋下伏筆；另一方面，他成為智利學生聯合會刊物《光明》的撰稿人，在進步學生團體的無政府主義思想影響下，他把目光投向城市底層的雇工、貧民，他自己也屬于其中的受難的大眾，執筆為旗，為他們呼號、戰斗。這團與愛情同樣熾熱的心火也有一顆埋在少年時期的種子，聶魯達最早公開發表的作品是見載于特木科《晨報》上的《熱忱與恒心》一文，“這是人民覺醒與壯大的兩大法寶”，寫下這樣的句子時，他只有十二三歲。后來，他很少以第三人稱談論人民，而是滿懷熱忱與恒心對“你們”說話。他甚至不允許自己保持沉默或滿足于孤芳自賞，曾在隨筆中化身他人來質問自己：
你這樣的人，懂得用內心的光照亮文字的人，難道要一遍遍地詠唱自己小小的歡欣，遺忘我們無助的心？遺忘潰爛的生命、寒冷的恐怖和饑餓的痛擊？
二、 “我是所有的人”
就像宏大的歷史本身，聶魯達的個人生命史也充滿了重復：年少時的寂寞仿佛是東方大地上更徹底的隔絕和孤獨的預演，而他早年散文中已經清晰可見的從自我到他人的轉向也在三十年代后的詩歌中得到再現和完成。
促成這一變化的關鍵事件無疑是西班牙內戰。“對我而言，一切始于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九日夜間”，聶魯達在回憶錄中如是概括，那是他的親如手足的伙伴費德里科·加西亞·洛爾卡失蹤的夜晚。一個月后，這位最受愛戴、最優秀的西班牙詩人被殺害于石榴城郊外的小樹林。殘酷的戰火洗劫著西班牙大地，卡斯蒂利亞語的提琴被摔得粉碎，發出墳墓的悲音。近距離目睹了殺戮與毀滅的聶魯達絕不能也不愿獨善其身，《西班牙在心中》第一首詩的結尾，他幾乎在憤怒地哀嚎，長歌當哭：
請你們來看看鮮血流淌在街上，
來看看
鮮血在街上流淌，
看看鮮血
在街上流淌！
聶魯達彼時擔任智利大使館駐馬德里領事，但他不再顧及智利官方對西班牙內戰的中立態度，公開譴責叛軍的法西斯罪行，很快就丟了飯碗。他逃到巴黎，繼續同拉法埃爾·阿爾貝蒂夫婦以及法國詩人路易·阿拉貢、保羅·艾呂雅等人并肩作戰，為西班牙共和國奔走求援。1937年7月，第二屆國際作家反法西斯大會在馬德里和瓦倫西亞兩地召開，聶魯達從籌備之初便參與其中，發揮了重要的組織作用。此后，他回到祖國，牽頭成立了智利知識界反法西斯聯盟，同時積極投身國內政治，為左翼政黨組合“人民陣線”競選總統出力。立場一改的智利新政府派聶魯達前往法國營救受困于集中營的西班牙移民。克服一道道難關后，聶魯達完成了這項光榮的使命，“溫尼伯”號輪船終于在1939年8月啟航，兩千名難民在智利找到了新的家園。
西班牙內戰對詩人聶魯達不啻一次血的洗禮，但新生是艱難的。他還要經歷二戰的震怖、政治斗爭的威脅以及流亡的生死考驗，才真正抵達屬于他的位置。如果說第一階段的聶魯達是智利南方的愛情詩人，而寫下《大地上的居所》的聶魯達很接近歐洲的先鋒派詩人，那么出現在《漫歌》的字里行間的則是一位深深扎根于新大陸歷史與現實的美洲詩人。正如電影《追捕聶魯達》所呈現的，這部詩集創作期間，詩人因為挺身而出控訴魏地拉上臺后對人民的背叛和對智利共產黨的迫害而成了通緝犯，不得不東躲西藏直至逃離祖國。一邊是政府的敵視和追捕，另一邊是智共組織的保護和所到之處普通民眾的接納與幫助，聶魯達的流亡之旅淬煉了他筆下的詩歌，為之注入了深紅的革命性和人民性。他的吟唱和腳步一起到達了更廣闊的世界，《葡萄和風》就是這樣一部用詩寫成的游記。其中詩作大多語言淺顯、風格豪邁、情感色彩分明，不被視為聶魯達的優秀作品，但他本人卻表示這是他最喜歡的詩集之一。
在詩學理念上，聶魯達與希梅內斯、博爾赫斯、帕斯等詩壇巨匠都不無分歧，很大程度上在于，他選擇的是一種面向多數人的、不純的、人性化的寫作方式。詩歌早已成為將他與無盡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連接在一起的血管。在一首寫給瑪蒂爾德的情詩中，他在個人與集體、小我與大我之間的取舍被堅決而鄭重地表達出來，他說即便摯愛離開了人世，他也要繼續活下去，并非貪戀生命，而是：
因為在人們沉默的地方，
要有我的聲音。
（……）
親愛的，因為你不知道我不只是一個人
而是所有的人。
三、 收藏家聶魯達
博爾赫斯曾說，天堂是圖書館的模樣。聶魯達的天堂，大概會是博物館的模樣吧——海風浩蕩的黑島上，他那巖石叢中的家不正是一座奇妙的博物館嗎？
時間退回到童年，鐵路工人的兒子內夫塔利在道砟車深入的采石場發現了樂園，他為鳥兒、甲蟲和石雞蛋深深地著迷。是機緣巧合，還是孤獨使然？聶魯達對大自然、對博物學的興趣就這樣悄然萌發，陪伴了他一生。他的自傳中有一篇小文題為《我，軟體動物學家》，戲謔中不無小小的驕傲。他在墨西哥和古巴工作期間產生了收集貝殼、海螺的愛好，從此一發而不可收，他如癡如醉地搜羅四面八方的海螺，總量竟達到一萬五千枚之多。1949年，逃亡途中的他為掩人耳目曾化名鳥類學家萊加雷塔，生死攸關的境地，這個細節仍泄露出聶魯達的頑童之心，或許那就是他愿望中的另一重身份？
聶魯達收藏成癖，對象遠不止于海螺。他的船形石屋里還有許多與大海有關的事物：五花八門的船首雕像、裝在玻璃瓶里的帆船模型、船只失事地點圖、老船上的舊家具等等。他的“博物館”也不只有黑島上那一座，無論他和第二任妻子黛麗亞一起住過的“米喬坎”，還是他為瑪蒂爾德建造的“巧思宮”都充滿了聶魯達光怪陸離的藏品。曾多次采訪過聶魯達的維吉尼亞·維達爾說，他是智利這個“破爛國”中的頭號“拾荒者”——他的收藏癖迥異于上流人士，并不以高貴風雅為務，而是從普通人生活的世界里尋找、保存有趣的碎片，以作為詩歌的啟迪或心靈的慰藉。
聶魯達的詩和人生都有一種貪婪的氣質。他在許多女人那里暢飲過愛情的美酒，他的房子里總是賓客如云，他寫下包羅萬象的詩，渴望走向最廣大的人群……但他身上還有孩子和圣徒般的慷慨，要把擁有的一切與全世界分享，所以五十歲那年，他就把自己珍藏的五千冊書籍和數千枚海螺捐贈給了智利大學。告別的時候，他說：
我有一口鐘、一團火、一塊琥珀色的木頭要送給你，送給我們，送給所有人。愿你看見、聽見、觸摸我的薄禮，我的歌。
——親愛的聶魯達，我們收到了你的禮物，聽到了你不朽的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