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茲·卡夫卡從布拉格走來
1883年7月3日，在任衛東教授翻譯的施塔赫的《卡夫卡傳·早年》中是這樣描述這一天的：“一個和煦晴朗的夏日，只有微風吹過布拉格老城區的狹窄街巷。”這一天，弗朗茨·卡夫卡來到了這個世界上，他取了一個和奧匈帝國的皇帝一樣的名字：弗朗茨。太原這座城市與布拉格有幾分相像：古老、美麗，重要的是都有山有水。正如伏爾塔瓦河在布拉格穿城而過一樣，汾河也將太原城分成河東和河西。我們選在卡夫卡生日這天，舉行卡夫卡與中外文學研究中心的成立大會，當然是有特別用意的：意味著新的生命、新的組織誕生了。在卡夫卡出生的這一天，我們的卡夫卡與中外文學研究中心終于在山西大學成立了。
施塔赫接著說：“這個日子，對許多布拉格人而言意味著不可更改的震驚，對卡夫卡一家則是驕傲和喜悅——那個日子將會獲得新的、不同的意義。”卡夫卡出生的非同尋常的意義也一定會在我們的“卡夫卡與中外文學研究中心”成立大會上體現出來。這個中心的成立對于那些喜愛卡夫卡的讀者和研究者而言意味著興奮、激動與欣喜；同時。對于山西大學，我們卡夫卡與中外文學研究中心的全體成員而言，這個日子將會獲得新的、不同的意義，深遠的意義。
1924年布羅德在《世界舞臺》周刊刊發了卡夫卡的“焚稿遺囑”，這可以算做是卡夫卡學或世界卡夫卡研究的起點。迄今已有百年歷史。中國的卡夫卡研究的真正起步應該從1979年《世界文學》刊登李文俊翻譯的《變形記》，并發表署名丁方、施文的文章《卡夫卡和他的作品》算起，迄今45年。這以后中國的卡夫卡研究發展迅猛，已經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我們這代人見證了卡夫卡研究在中國的起步，參與了它的發展，現在我們在這里成立了一個研究中心。成立卡夫卡中心，或卡夫卡學會、卡夫卡協會是我及我的同行、那些喜愛卡夫卡的朋友和讀者，還有我諸多學生多年的心愿。早在20多年前，我們就有了這個想法。當我的博士論文決定要做卡夫卡研究時，曾多次請教過葉廷芳先生，其中也商談并設想過成立卡夫卡中心一事。后因為諸多原因，成立中心一事也就擱置起來了。今天我們這個中心的成立，葉先生沒有能看到，這是我感到非常遺憾的。
我們在卡夫卡逝世100周年、誕辰141周年之際在山西大學成立卡夫卡與中外文學研究中心，可以說是“天時地利人和”的具體體現：既是順應時代發展的需求，也是我們主動創新發展的結果；既有偶然因素，更有必然原因。山西大學是百年名校，剛剛舉辦過122年校慶。山西大學校訓的第一句就是“中西會通”。山西大學是我國創設外語學科最早的高校之一，外國語學院前身為1919年開辦的山西大學校文科英文學類。時光荏苒，百年巨變。今天我們成立卡夫卡與中外文學研究中心，是山西大學的重大戰略舉措，是山西大學百年優秀文化傳統的發揚光大，是山西大學外國語學院的智慧決策，是順應時代需求、發揮自身特點、推動和促進文化創新和文化“走出去”重大決策。
習近平總書記2023年6月2日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說：“我們比以往任何一個時代都更有條件破解‘古今中西之爭’，也比以往任何一個時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鑄古今、匯通中西的文化成果。”這段話可以作為中國外國文學研究與比較文學研究的宗旨和目的。今天我們中心的建立便是積極參與研究和破解“古今中西之爭”，努力創造一批“熔鑄古今、匯通中西的文化成果。”卡夫卡是西方的經典作家，但他又是具有悠久猶太文化傳統的作家，他還是一個面向東方、崇尚中國文化的作家。在他身上集中體現了“古今中西文化之爭”，從某種意義上說，研究卡夫卡就是研究古今中西文化。以卡夫卡為中心研究中外文學和文化，應該是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迫切的一個問題。所以，我們需要一個以卡夫卡為中心的中外文學研究中心，于是，我們建立了這樣一個中心。
中心的成立任重道遠，既是榮譽，也是責任，更是使命。我們的主要任務是有以下三點：第一，打造國內一流的卡夫卡文學與中外文學研究平臺，形成一支高水平的學術研究團隊，創建中國卡夫卡學。第二，加強與國內外學術界的交流合作，推動山西大學外國文學學科建設，提升山西大學的國際影響力和國際聲譽。第三，培養一批具有高水平、國際化視野的中外文學研究人才，為中外文學研究的創新發展貢獻力量。
（作者系山西大學卡夫卡與中外文學研究中心主任，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