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城》：天涯海角，之死靡它
原標題：天涯海角，之死靡它——論《文城》“尋找”美學的意義生成及豐富蘊涵
余華2021年出版的長篇小說《文城》，延續(xù)了其以往將“尋找”作為“重要的故事內驅力”[1] 的敘事風格。小說在呈現美好人性與多舛命運之間強烈敘事張力的同時，也呈示著命運的偶然性與人生圖景的豐富性。
作為堪稱“迄今為止余華創(chuàng)作中的第四次重大轉折”[2]的《文城》，其小說結構具有重要意味。《文城》上部是以林祥福為焦點的“夢幻敘事”，夾雜著“混亂”的敘事風格，為下部《文城補》以小美為焦點的“人間敘事”造勢。[3]在《文城》的補篇與正篇所形成的敘事結構張力之下有著更多值得探索的深意。從此點切入，結合林祥福尋找“文城”的過程，也會發(fā)現“文城”的命題之下既有敘事新變與獨到美學意蘊的生成，也有著對《活著》寫作精神脈絡的延續(xù)。
一、“延宕”中的文城：漂浮不定的生命之舟
在《文城》第十二章，林祥福對小美說過這樣的兩句話：“如果你再次不辭而別，我一定會去找你。我會抱著孩子去找你，就是走遍天涯海角，也要找到你。”[4] 梳理林祥福南下尋妻的脈絡，卻會發(fā)現小說之后的情節(jié)，與這種“天涯海角，之死靡它”的誓言與尋找動機形成了一種悖反的效果。也有學者指出，《文城》正篇讓人感覺仿佛重現了當年《鮮血梅花》式的敘事中，“一切都在別人掌控之下……其人生顯得毫無意義”[5] 的故事。進一步地講，同樣演繹了“尋找”主題的《文城》中，小美早已在風雪中自悔贖罪而死，林祥福卻又苦尋“文城”十七年，與《鮮血梅花》中阮海闊尋找已死的殺父仇人似有異曲同工之妙。不同于后者的“漫游”[6] 姿態(tài)，溪鎮(zhèn)這一符合小美家鄉(xiāng)風物、方言特征之所，使林祥?！疤煅暮＝恰钡穆紊氏肆?。雖然他的尋找動機與結局均呈現出“之死靡它”的意味，但是他后來所遇見的人與事卻再也無關乎小美及“文城”本身。生活、敘事與前景的不確定性構成林祥福的生命指征，也使他的尋找陷入迷茫，生發(fā)出與具象現實乃至現實危機區(qū)隔開來的空茫之感，一如溪鎮(zhèn)彌漫的茫茫風雪。生死未卜的小美令他希望尚存，最終導致林祥福暫停追尋的，或許是其身心的疲憊和生命的有限性。小說在一種具不確定性的尋找背后，其實也展現了實實在在的現世生活。林祥福在溪鎮(zhèn)結識好友、開拓事業(yè)，比如開木器社、購置田地、抗匪等，而他追尋“文城”的生命之舟卻反向而行越漂越遠。
林祥福尋找“文城”的過程，充斥著對“名”的追問與對“名”和“實”之間的指認。他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疑惑“溪鎮(zhèn)”或是“文城”的另一個名字?！拔某恰钡拿志売诎姷碾S口一說，其存在卻是本然的、必然的，它令林祥福的“尋找”之旅得以被確證與開啟并使其帶有必然性?！拔某欠浅恰闭纭鞍遵R非馬”，而尋找特定的“名（文城）”則令林祥福找到了生命的獨特意義。比起阮海闊尋找復仇的方式及其意義，林祥福的尋找是尋回之意，頗帶“刻舟求劍”式敘事意味。
林祥福乘坐小舟南下，在前途未卜的風浪中前行，這本身就勾勒出一幅隱喻深刻的圖畫。林祥福的生命之舟在“出門就遇河，抬腳得用船”[7] 的南方擺蕩，也在時代、命運的河流中跌宕起伏。命運是船，掉落的劍是小美，他刻上的符號可謂“文城”之“名”。他先是覺得溪鎮(zhèn)像文城，爾后認為文城就是溪鎮(zhèn)。他反復地確認溪鎮(zhèn)與文城是否為同一地點，就如在確認時空河流中所遇之水，是否剛好抵達了“名”之刻度。他后來仍然認為自己只是沒有把小船劃到劍掉落的地方，并非劍早已隨著河流飄遠。這里既有著原典里的那個楚人不知遺劍并不可尋般的癡傻，也有著黃庭堅筆下“往事刻舟求墜劍，懷人揮淚著亡簪”[8] 所表達的那種執(zhí)著于舊人故事的傷感。“文城”一詞出現的次數并不多，與其相關的書寫也僅與林祥福本人的想法關聯，而非實實在在的線索。林祥福想通過“文城”來找尋小美的蹤跡，小美多年來不曾出現，即意味著尋找的失敗。此處存在“暫時的尋找對象”與“尋找的最終目標”的錯位。余華曾說：“這是有血有肉的尋找，不是哲學上的尋找?！盵9] 小美是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文城”則是一個地方。找到文城看似比找到小美更加容易，但是時代洪流與個體命運的浮沉，早已讓“文城”由作為小美家鄉(xiāng)的涵義，失落為永無人提及之地——小美和阿強似也漸被溪鎮(zhèn)遺忘。這也讓“文城”作為小美所在之處的涵義處于動態(tài)變化之中，再難尋及。“有血有肉”不僅指出了尋找對象的具體性、尋找經歷的現實性，也凸顯了普通人在擺蕩的命運面前的平凡性。它融合了余華溫情書寫中關注平凡人生、豐富人性的特點?！段某恰吩趥髌娴谋硐笙率冀K蘊含林祥福作為一個普通人對愛情、親情等人類基本情感的堅持不懈的探尋。在這場漫長的類乎“刻舟求劍”的敘事當中，也正是“尋找”的“有血有肉”使原本虛無縹緲的文城具有了更深刻的意義。
林祥福所作的漫長的尋找與等待，展現了小說文本敘事中時間焦慮的缺失。有學者指出《文城》的“敘事節(jié)奏極快……敘事時間一般用頁碼來表達”[10]。但是在尋找“文城”的情節(jié)演繹上，敘事卻又是不疾不徐的。這種若隱若現的敘事張力始終隱伏于文脈。風景描寫與細膩的感官描寫，通過審美化建構增強了歷史感與現實感，也令敘事的節(jié)奏變得舒緩，一如說書人娓娓道來。對生活畫卷的鋪展也使得文中一開始建構的“出謎—解謎”元結構愈顯虛幻。直到十三年后，林祥福才認為自己可能是找錯了地方。《文城》的開頭起碼是從第六十五章的敘事時間“十七年前”開始回溯的。在這十七年里，與其說是“尋找”被擱置了，不如說是敘述人根據隱含作者所掌控的“小美已死”的結論使尋找的立意逐漸飄遠。
《文城》表現出敘事上膨脹、“離題”和延宕的風格特點，并且在小說開篇已有暗示。小美第一次消失后，林祥福四處拜師苦學木工，余華足足用了八百多字來描寫木工工種的細化分類[11]，而林祥福如何刻苦學習木工，只是一筆帶過。余華的文風向來簡潔，可是含有二十三個“比如說”的大篇幅排比句卻幾乎占據了此章節(jié)（“九”）字數的三分之一。而這看似汪曾祺民俗書寫風格的八百多字，調節(jié)了敘述節(jié)奏，也為后文延宕風格的敘事奠定了基調。
若以林祥福尋找“文城”作為情節(jié)主線，則小說大部分篇幅顯示出“離題”的傾向。在《文城》正篇漫長的七十多章中，自第二十三章開始，當林祥福對“某個空屋里留有小美的痕跡”的期望落空后，文本表層開始逐漸偏離尋找“文城”的線索與重心，從而“使敘事膨脹、使結尾不斷地延宕，時間從而被無限制地延伸”[12]。從安居溪鎮(zhèn)到接待軍隊、抵抗土匪等環(huán)環(huán)相扣的情節(jié)，并非循著尋找“文城”的單一路徑演進，多視點描繪人物群像與時代景象的方式，使得《文城》已不再是如“福貴傳”或者“許三觀傳”般凸顯某個人物的傳奇，它在發(fā)揚了“文備眾體”的中國“傳奇”文體傳統的同時，化用了更加多元的“野史雜傳塊莖結構模式”。[13]而林祥福在十七年后認出了曾萬福的小船，暗示著敘事早已由小美在林祥福家鄉(xiāng)的一來一往，演變?yōu)榱窒楦Ｔ谙?zhèn)的一來一去。并且，“離題并非毫無章法的混亂敘事，細心的讀者可發(fā)現作品隱匿的統一特征”[14]。與補篇相關的隱匿的敘事流始終隱而不現，可最大限度地保留懸念的同時，也讓林祥福在小美死之后又多活了十七年之久。生命本能不停地“使敘事迂回、置換和重復，延宕結尾的抵達?！盵15]如果說，“小美和林祥福的死都接近自殺”[16]，那么，此寫法則延緩了林祥福的“自殺”、延宕了其生命與尋找“文城”的過程，也為不斷出現新的事物來補充林祥福的生命世界留出了空間?！按藭r的‘尋找’雖然沒有找到要找的東西（另一形式的烏托邦），但是有一種新的收獲，是一種‘錯位’的尋找……這也是對失望的一種‘補償’……敘述在不斷地錯位，故事在不斷地錯位，結構在不斷地錯位，小說最終的意義也在錯位中完成的?！盵17]《文城》中的錯位則有其滿溢溫情、彰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生命力的獨特意味。
在溪鎮(zhèn)的生活作為林祥福“文城”理想在某種維度上的部分實現，使得沉陷于回憶中的尋找的希望，被錯位地轉接到其實實在在地經歷的人間世。風雨如晦、山河飄搖的舊時代里，美好的人情人性填充了林祥福的心靈世界，就像當初他在家鄉(xiāng)和小美共度了冰雹如注的夜晚，直到第二天“才重新記起昨夜的那一聲巨響”[18]。這份溫情在書寫陳永良家把雪凍關在門外時復現了：黎明來臨，幼小的林百家終于退燒了，“這時候他們才意識到屋外已是人聲鼎沸，陳永良打開屋門，旭日的光芒像浪濤一樣迎面打來”[19]。這是對前文林祥福和小美相處時最為溫暖的細節(jié)的呼應，也暗蘊著陳永良一家對林祥福心靈缺憾的彌補。林祥福心中的“總有一天會回到溪鎮(zhèn)”[20]與阿強口中的“總會有一個地方叫文城”[21]，昭示著始終有一線細若游絲卻慨然高懸的希望，誘惑著林祥福不斷地追尋“文城”。“文城”安置林祥福內心的回憶、所遇的溫暖人情?！叭藗兺ǔ⑹乱暈槭录木€性序列”，而曲線一般的敘事方式卻也“成為構成情節(jié)、富有意義的符號”[22]。尋找“文城”的敘事慢慢變調，并且被嫁接在了這些錯位的希望當中。
早在《文城》正篇第十八章，林祥福便表露出回鄉(xiāng)的意愿?！皻v盡千辛萬苦，沒有找到小美，他心里凄涼起來，那一刻他想回家了”[23]，而年幼的女兒似乎能站住了，讓文本敘事中的他在龍卷風一劫后發(fā)出了第二次笑聲，改變了想法。李美蓮待林百家如親生女兒，也擱置了“女兒需要母親”[24]這一尋找動機。第四十九章，林祥福第二次明顯地想回家：“他覺得自己錯了，文城不是溪鎮(zhèn)，是另外一個地方……他想回家了，回到北方的家鄉(xiāng)，因為林百家尚未出嫁，尚未正式是顧家的人，他還不能回去。”[25]林百家與副官李元成相識、與陳耀武生出感情、顧同年被騙上勞工船等情節(jié)，均導致林百家在嫁給顧同年這一敘事設置延宕，使“林百家嫁給顧同年，林祥福就能安心回家”的回家前提被懸置了，也形成了理論上的閉環(huán)：林祥福不會再離開溪鎮(zhèn)。在第六十三章，林祥福最后表露出想回家的愿望。他在救顧益民之前給田大寫信，信寫完又拿起毛筆抹黑信末尾的“葉落該歸根，人故當還鄉(xiāng)”[26]一行話，似乎暗示他已做好舍生取義的準備。林祥福愛女兒勝過愛自己的生命，他在溪鎮(zhèn)養(yǎng)大女兒，溪鎮(zhèn)已成為他的家，林百家要嫁給溪鎮(zhèn)的顧同年，他也請求顧益民如約完成婚事。林祥福對“文城”追尋的明線融入了林百家成長的隱線，時代、命運的洪流雖然跌宕不已，卻未曾淹沒其追尋的生命之舟。直到小說的補篇，與這份延宕之間產生重大敘事張力的悲劇意味才慢慢浮現。
二、“隱性進程”中的“文城”：“確定”的悲劇性蘊涵
從敘事構形的角度來看，《文城補》呈現的是“沒有結局的結局”[27]，它并非直接給出懲罰以達成“惡有惡報”的效果，而有著關乎自食人生因果的更多深意。小美對林祥福的謊言出于“騙富濟貧”的自欺欺人心理，最后卻親手扼殺了自己的幸福。而“為夫騙婚”的小美的行為正是基于與“為夫賣身”的翠萍表面相反實則相通的命運形構。盡管小美也曾希望阿強不再等她，以便回到林祥福和女兒身邊，但她其實始終未跳出使自己一錯再錯的行為邏輯——由“缺愛”而不顧一切地回饋愛與親情：先是用沈家的銅錢滿足了弟弟，后又用林祥福的金條滿足了阿強，第二次“拆東墻補西墻”帶來了一生的懊悔與痛心不已，為林祥福祈愿時，也消耗了自己甚至阿強和女傭的生命。除了這份沒有結局的遺憾，補篇還“補”出了“確定”的悲劇性的事實，以及“尋找”悲劇的多重蘊味。
學者申丹指出，有的作品存在雙重敘事進程，除了顯性進程之外，還有一個“隱性進程”?！半[性進程”不同于“第二故事”“隱性情節(jié)”等概念[28]，它“是整個情節(jié)發(fā)展背后的一股敘事暗流，其與情節(jié)發(fā)展并列前行，通過同樣的人物和事件，暗暗表達出對照性或者顛覆性的主題意義，塑造出不同的人物形象”[29]?？梢哉f，《文城》存在著一條隱性的敘事進程。書中顯性進程里對“文城”的尋找及其意義的逐漸生成，掩蓋了隱性進程（敘事暗流）里尋找本身導致“文城”坍塌的事實。它關涉的是林祥福一直身處永恒尋找之中卻又抱緊當下人間現世的旅途。“文城”在林祥福的尋找當中反而越來越虛無縹緲。雖然林祥福自始至終沒有看到小美，但是他尋找“文城”的進程直接影響了補篇的情節(jié)走向。補篇除了補充正篇的敘事，還與之構成強烈的互動關系，并在小美知道林祥福來到溪鎮(zhèn)之后合流，也改變了小美可能的人生走向。自林祥福將尋找“文城”作為需要解謎的目標任務，他面臨的就是“怎么找”的問題。多年之后，他才折返到一個前置性的問題，那就是文城也許是另外一個地方，“當初確定溪鎮(zhèn)就是文城是自己一意孤行”[30]。補篇并沒有讓那個虛無縹緲的“文城”有所落實，反而籠罩了一層更深的悲劇意味，其背后也蘊含著一個更加原初性的問題：他是否應該去找“文城”？
林祥福尋找文城的敘事，存在著這樣一條“隱性進程”：對“文城”的尋找與建構，反而推動了小美的“自殺”，也推動著“文城”的毀滅。如果說，錯過與劉鳳美的姻緣是無從躲避的命運使然，那么，小美對林祥福的躲避，其實是她有意為之的選擇。從這個角度而言，林祥福抵達了“文城”在地理版圖上的實指位置，卻在某種意義上始終無法找到它。“文城”仿佛是一個越去尋找反而越無法抵達之所，哪怕林祥?？朔磺衅D難險阻，哪怕它就出現在眼前，也徒落得擦肩而過。
另一方面，也正因林祥福尋找的“順利”，反而推動著小美赴死的敘事進程。《文城補》第二十八章寫了小美將她關于林祥福和女兒的傷心往事塵封心底，她把女兒的衣服和鞋帽放進衣櫥的底層：“傷口總會痊愈，傷心也會過去……關上柜門時她有了告別的感覺，仿佛她把那個過去放了進去?！盵31]但是在下一章節(jié)，她便得知林祥福懷抱女兒千里迢迢尋找而來，于是“心痛不已，又充滿負罪之感”[32]。小美原本想不再沉淪于過去，嘗試開啟新生活。正是林祥福背著巨大包袱，攜女不遠千里來到溪鎮(zhèn)的畫面，以及對“文城”謊言首次的、突然的重視，才讓她一下子陷入巨大的悲傷和懺悔之中，推動著她在祈愿時失控般反復叩首，直到凜冽的寒風帶走了她身上全部的熱量。
當林祥福將溪鎮(zhèn)視為“文城”，阿強的謊言便被消解了。吊詭的是，在溪鎮(zhèn)他并不能找到小美，正所謂“咫尺天涯”式現實版的人生與運命。但當他再次認為溪鎮(zhèn)不是文城時，“文城”的虛幻意味便再度升起，對“文城”的尋找仿佛落入一個死結、一份令人戰(zhàn)栗的無望之中?！段某恰分械摹皩ふ摇苯洑v了由尋找具體的人，到走向“永無止盡的漂泊與找尋”的演進過程?！拔某恰痹谖谋颈韺拥囊饬x不斷發(fā)生著演變，它從一開始的“阿強和小美的家鄉(xiāng)”，到成為“小美所在之地”。而小美早早地死去了，于是“‘文城’不再是阿強的一個謊言，也超出了小美的心底之痛和林祥福與女兒沒有盡頭的找尋”[33]。
通過敘事進程上的分析，“文城”的“尋找悲劇”起碼蘊含了三重悲劇意味。其一，“文城”永遠無法被找到。小美反復問詢的“文城在哪里”[34]以及阿強口中“總會有一個地方叫文城”[35]的意義，已經從“它只是暫時沒有被找到”演變?yōu)椤八肋h無法呈現為被找到的形態(tài)”，從而透露出深刻的絕望——這是“出謎人”也不知道謎底的“謎”之難題。其二，越往“文城”的理想目標行進，似乎反而離它越遠。其三，恰恰是尋找的行為推動了“文城”的坍塌。多重蘊味生發(fā)出強大敘事的張力：《文城》正篇直到寫到林祥福的突然死亡，均呈現出謎底未解的、不確定性的茫然之感。補篇終于“解謎”，帶來的卻又是確定的、巨大的悲劇。敘述人在補篇開頭說道，“在溪鎮(zhèn)，一些上了年紀的人目擊了小美和阿強的童年”[36]，仿佛要通過“目擊證人”來揭開小美和阿強的“有罪人生”謎團。而“隱性進程”卻呈顯出一個如此悲劇性的難解之“結”。林祥福睡夢里那輕微波動的、仿佛漂浮在水上而又遠去的似是小美的清秀容顏，也仿佛早已預示了這悲涼的結局。在相互纏繞扭結的既沉重又豐富的因果關系中，也生成了小說悲涼而厚重的美學意蘊。
三、“霞光中歡欣的父親”：《活著》精神脈絡的延續(xù)
實際上，前文所列舉的“尋找”悲劇性蘊涵的幾重蘊味，僅是從《文城》取之不盡的復雜意味中發(fā)掘出的一種可能性。不同于《活著》當中采用內聚焦于福貴眼光的敘述，《文城》中帶有全知視角的、平和的敘述姿態(tài)，增強了作品的自足性，也帶來了更為多面的觀照：是選擇設置漫長的懸念，如同故事中的茫茫風雪遮人耳目？還是選擇終于可以確定無疑、卻又令人痛徹心扉的悲劇性結局？抑或是僅能得出“命定論”的單向度結論？正是那個被李美蓮用以解釋林百家只能嫁給顧同年的“命”，反而促成了林百家與顧同年的分離。對“命”的單一依附或許反而會陷入悖反的境地。比起命運的無常，《文城》所著力呈現的更多的是人生初始境遇的豐富性。在命運之舟的浮沉中，林祥福作為行舟者的執(zhí)著探求更為引人深思。這也是對《活著》中命運書寫態(tài)度的延續(xù)：“命運”并非敵人，而是朋友。命運并不定死一生，而是與人相互促成。命運看似先驗于人的存在，但是人根據具體境遇所采取的行動卻往往后滯于境遇的發(fā)生。進一步地講，在此處“命運”與其說是作為文學文本之外某種先驗性的客觀存在被強調，不妨說更是作為“與語言表現渾然一體的那種有質感的生活性狀”[37]而被體現的。小說在延續(xù)余華尤擅展現日常生活中包含極限狀態(tài)的豐贍維度敘事特色的同時，與“尋找”過程氤氳而生的令人遺憾之至的悲劇性美學蘊涵之間產生了極強的審美張力。而林祥福千里迢迢南下尋妻，乘坐著小舟在變幻莫測的水上漂浮，遭遇龍卷風卻又劫后余生，成為一位“在霞光里走來的”“歡欣的父親”[38]。這組頗有傳奇意味的圖畫所反映出的精神向度，貫穿整部《文城》的敘事，形成深刻的隱喻，也構成對《活著》在精神與美學維度的延續(xù)和呼應。
林祥福看似過于執(zhí)著的個性并未進一步地極端化，而是推動展現了人的具體行動、充滿細節(jié)的因果與命運之間強烈的張力關系，在“命運”命題之下亦呈現出“反命運”的意義維度。林祥?！皩ふ摇敝赶虻奈灰?，意味著從追尋小美擴展到了“生活在別處”般的對美好生活的不斷開墾與探索。若僅從客觀眼光來看，林祥福的“尋找”悲劇充滿悲情、近乎絕望之感，他仿佛一開始就走進了類似于菲茨杰拉德筆下“了不起的蓋茨比”式的悲劇，“文城”就像他心中盤踞已久、日夜眺望的“綠燈”，他所苦苦追尋的女人，并未擔起充分的責任來真切地回應他人與心所寄寓的偉大情感。他也同樣身陷于“執(zhí)著追尋—看似走近—無法得到—突然死亡”的敘事結構里。他雖然沒有找到小美，卻在尋找中一步步生成自己的人生意義，他在溪鎮(zhèn)自食其力，始終保持著善良的初心。正是在足夠長度的打開的時間里，才使得林祥福富有蓋茨比式悲劇性精神。這延續(xù)了余華在《活著》序言中所說的用“時間的方式”[39]完成敘述的風格。無論是蓋茨比的五年（他死時才三十歲），還是林祥福的十七年，他們都具有與時間對峙的執(zhí)念，歷經漫長歲月的淘洗，所以才顯得如此“了不起”。他們離過去的生活越來越遠，卻又“奮力向前劃，逆流而上的小舟，不停地倒退，進入過去”[40]。
以林祥福的眼光來看，“文城”并不是一種虛妄的希望，而仿佛是再繼續(xù)尋找下去便可觸手能及之物。正如伊格爾頓指出菲茨杰拉德的小說“能夠欣賞‘（蓋茨比）幻想的異常生命力’，無論其后果是死亡還是毀滅”[41]，“文城”寄寓著林祥福烏托邦式的美好幻念，也承載著實實在在的現世希望、在亂世當中依然葆有美好的念想。林祥福用“意志的樂觀主義抵消了智性的悲觀主義”，且“幻想或富有成效的謊言，至少比絕望更為可取……也許，我們唯一能達至的幸福就是對幸福能夠被達至的希望了”[42]。在驟然而至的龍卷風面前，這份幻念與現實纏斗著，也支撐著林祥福開啟了他后半段人生。它早已內化于對女兒能夠健康成長并獲得幸福生活的期盼中，所以林祥福并不像小美那樣深陷愧悔并沉淪于過去。田大重復了兩遍林百家長得像小美，使得林百家實實在在的成長與虛無縹緲的小美的身影形成強烈的張力。林祥福對女兒傾注的愛與心力，不經意間已超越并壓倒了心中那渺茫的執(zhí)念。
“尋找”推動了“文城”在現實性意義上的解構與坍塌，卻在更為本質層面的意義上建構了它，并在此層面上成全了林祥福和小美?！拔某恰笔前娦趴谡f出的謊言，卻成了小美和林祥福共同深藏于心的“家”。它使得原本以“行騙”和“受騙”為敘事主題的歲月演變成心里永遠充滿憧憬與溫情期冀的歲月。對方家鄉(xiāng)的人長得很像彼此，他們卻在那些模糊的、相似的面容之間賦予彼此獨特的意義，這也是《文城》南北差異性書寫的濃厚意味之所在。溪鎮(zhèn)也漸漸成為林祥福的家，有關堅守道義的純良之人如陳永良一家、翠萍、顧益民，以及林百家的童年和青春等的書寫，都一點點地消解了小說敘事那近乎絕望的深重悲涼的意蘊，林祥福與小美擦肩而過的遺憾、尋而不得的隱痛，均于此得到消解和隱匿。
進一步講，《文城》在表現人的韌性生存、中國文化傳統當中那些美好而堅韌的東西等方面，有著余華自己創(chuàng)作歷程的延續(xù)性、傳承性?！段某恰分鞋F實性敘事與回憶性敘事穿插交織，經由對人物心存溫情并對生活始終感恩感念等主觀能動性得以發(fā)揮的書寫中，探索了人生圖景的豐富性，比起前作更展現了多舛命運與美好人性之間的強烈張力?！痘钪分械母ＹF以“一發(fā)”肩起“千鈞”的重量，于苦難中表現出坦然與堅忍，回憶性敘事多記取他生命、人生歷程中的那些溫情物事與人。林祥福其實毋需通過他人的眼睛而成為“了不起的林祥?！?，因其心底始終懷著對劫后余生的珍惜與對命運的感恩之情。自林祥福找回被龍卷風卷走的林百家始，它便構成溫情的基調流淌在小說中，暗示著是否找到小美已不再是衡量其人生幸福程度及意義的唯一標準。它延續(xù)了余華溫情敘事中“失而復得”的經典結構：先將重要的事物從人物的生活中抽離，使其隱而不現，再通過“尋找”敘事，彰顯出那些平凡卻基本的情感的重要性。看似是循環(huán)往復的敘事主題，其實凸顯與打開的是一個個新的打動心靈的故事。林祥福尋回林百家，可與《活著》中福貴忽然決定不把鳳霞送人了、背著她走回家那幾幕的敘事形成互文，濃濃的父女之情躍然紙上。在“失而復得”的敘事母題下，卻是不同的心靈歷程與不同的藝術效果。也正如《許三觀賣血記》中許三觀起初總想把一樂送回何小勇家，而事實上卻給一樂當了一輩子父親。不同于前兩位父親皆經歷了較為激烈的心靈沖突，《文城》所描寫的父愛更加原初、純粹、濃烈并且直接：林祥福從未因為生存的困境、難以尋找到從未對女兒盡撫養(yǎng)責任的血緣關系上的母親，而使愛女之情退居其次，反而是冒著生命危險時時保護愛女，將小美辜負自己所造成的內心與人生之苦讓位于對親情的珍視。這也是寫出《活著》《許三觀賣血記》的余華，通過《文城》所呈現出的父愛的另一種可能性意義維度。林祥福雖終未找到文城和小美，卻并不意味著他停在尋找的原點。許多研究者注意到余華的重復書寫，卻很少關注此類“失而復得”事件中所隱現的較為隱性的重復，即那些在親情上“已得”的重復，與找尋未果的“未得”之重復。與其說《文城》主要寫“文城”的尋無所獲與“命定”般的疑慮，不如說它承續(xù)了余華溫情書寫的流脈，展現出人的生存境遇中現有的“得”、過程中的“尋”，如何與已有的“失”之間彼此抗衡、相處與化解。
正如馮至詩意地化用并對“飛矢不動”的概念作引申時所說的：“因為一段美的生活，不管為了愛或是為了恨，不管為了生或是為了死，都無異于這樣一個拋擲：在停留中有堅持，在隕落中有克服。”[43]林祥福的每一個停留與隕落的瞬間，也正是他堅持與克服的瞬間。若非被算計，他便不用背井離鄉(xiāng)，而他被迫承受的拋擲卻變成了他的一種主動的人生選擇。他最終沒有安于留在或者返回故鄉(xiāng)，而是選擇成為龍卷風暴后的那位“霞光中歡欣的父親”。這看似只是劫后余生之時所作的被動選擇，他卻在尋找“文城”途中短暫停留的橋上記起這段令人歡欣的往事，將被動的多舛命運融納于心化為主動的珍藏?！皼]有這種不斷將自身向前投擲的過程，沒有對難于掌控的心滿意足的攫取，就不會有具體的人類生活”，希望“的本質是一種懸置——和自身不一致的方式……而不僅僅是一種精神態(tài)度”[44]。人物主體不斷地被拋擲生成了具體的生活。他在溪鎮(zhèn)仿佛“綠芽在樹木凍裂敞開處生長出來”[45]一般落地生根，將生活過成了郁郁蔥蔥的森林。
林祥福最終也沒有找到“文城”，但是他的人生意義恰好于尋找當中生成。這頗似對《浮士德》中那“一個善人即使在他的黑暗的沖動中，也會覺悟到正確的道路”[46]的中國式改寫。個人愛情的“黑暗的沖動”，推動著黏附于鄉(xiāng)土的林祥福抵押了祖?zhèn)鞯奶锏?、出門遠行遠離家鄉(xiāng)，他將自身向漫漫未知所作的拋擲更是布滿險阻的冒險行為。這其實是對傳統愛情小說的解構，即看似愛情主題貫穿始終，小說核心敘事卻更關乎林祥福人生最終走向的更社會化的層次，如安居立業(yè)、踐守道義等。
林祥福找尋“文城”的永不止息，對“家”的不斷追尋、對土地的依戀、對木工手藝的精益求精等，堪稱以中華民族傳統的精神氣度詮釋著“太初有為”的浮士德精神。不同于《浮士德》中瓦格納所說的“到晚間人才覺得家宅可貴”[47]，林祥福終其一生的艱辛努力都是為了更好地回歸“家”。他對土地的深情“就像嬰兒對母親懷抱的依戀一樣……從這破敗的景象里看出萬畝蕩此前的富裕昌盛，如同從一位老婦的臉上辨認出她昔日的俏麗”[48]；面對時局的動蕩和匪禍損毀田地耕作的危機，他也不愿放棄，只覺“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49]。作為溪鎮(zhèn)外來者的林祥福卻成為溪鎮(zhèn)最重要的貢獻者之一?！翱v有萬貫家產在手，不如有一薄技在身”[50]，土地書寫與工匠精神，也成為聯結起整個故事中南北敘事的重要敘事資源。
《文城》中不僅講述了傳奇故事，而且講述了更加寬厚且深遠的東西。突如其來的龍卷風，就像馬爾克斯《百年孤獨》中突然飛起的床單一般將林祥福卷入溪鎮(zhèn)的生活。在軍閥混戰(zhàn)、匪禍橫行的年代，時代變幻、命運無常，隨時攪亂溪鎮(zhèn)人的生活，隨時會把林祥福“尋找”的生命小舟沖散。小美因凍死竟躲過了死于可能的戰(zhàn)亂，生者肩起生存之痛卻為努力存活所作的抗爭則更動人心弦。在雪凍中關上家門的溪鎮(zhèn)人民，卻在反抗土匪時表現出視死如歸的慨然姿態(tài)，可與劉亮程《寒風吹徹》中在寒冷的大自然面前順其自然的生命形態(tài)形成對讀。林祥福身上不僅有這樣的姿態(tài)，而且具更多繁富的意義維度，形同“自殺”的赴死冒險的表象之下深藏著守護生者的積極動機。他死后身體屹立不屈，神情恍若面有笑容，“仿佛山崖的神態(tài)”[51]昭示著生命的堅韌不拔，也與他“垂柳似的謙卑和田地般的沉默寡言”[52]、再次接納小美時所表現出的“田野般的寬厚”[53]等，共同展示出如同天地間自然風物一般的寬厚而深遠的仁厚之心和余華的文心。余華同樣以“田野般的寬厚”書寫了小美的生命歷程，并為真善美人物形象序列中一系列“小人物”傾注了生命力：土匪里的好漢“和尚”，給予陳耀武無限溫情的老母親，失去一只耳朵后重拾信心的教書先生與心理創(chuàng)傷巨大卻頑強生存的船夫曾萬?！泊朔N種，皆反映出《文城》延續(xù)《活著》的精神脈息，并將溫情善良的人物群像與中華民族的山河風物相融，由此傳遞出民族生命力頑強且生生不息的精神氣質，它們共同的合力構成了小說元結構性悲劇中的溫情敘事部分。
余華小說中人物看似都未抵達其最初渴盼和設定的“終點”?！痘钪分校缭谟洃浿v述的開始，福貴一家就只剩下他和一頭老牛；《許三觀賣血記》里，許三觀賣了大半輩子血、過上能吃飽的日子之后卻滿懷失落之情；在《兄弟》《第七天》中，小說敘事最后人物陷入無聊或走向虛無；再到《文城》，林祥福從未真正尋找到所謂的“文城”，其所經歷過的茫然就仿佛那籠罩溪鎮(zhèn)的風雪籠罩著林祥福的生命與一生。他也曾懷疑尋找的前景或許就像他那漂浮的夢境一般虛幻，然而“從未觸及”與“終未尋得”并不相同，暗蘊的悲劇性敘事與溫情敘事交匯融合并形成小說的敘事結構。當林祥福背上巨大的包袱開啟顛簸多舛的尋找之旅，他與襁褓中的女兒遇見龍卷風、遭遇漫長的雪凍，而其中的悲劇性蘊涵其實自最初的、那既殘酷又不失美好的冰雹之夜便已肇始。其實我們終其一生所追尋的似也不過是如小說中所寫的雪凍中的情景：與所伴的、真情所寄之人，一同關上那能抵御外面世界風寒雪凍的家門，短暫享有能與外面紛擾災難區(qū)隔開來的家中一隅的溫暖。唯有歷經劫難，故事中的林祥福與故事外的人們，方能逐漸領悟滲透進日常生活的那些人的基本情感的可貴，它們雖平凡，卻是生命中所必需之物。尋找的結局看似回到了“原點”，但其實超越了“原點”。因為最初的美好景象業(yè)已成為歷史，若是不出發(fā)，則永難再尋回相似的景致。所以林祥福的出發(fā)與尋找便成為對抗偶然性境遇的一種必然性選擇。
由《文城》看，余華的溫情敘事再度呈現新層面的啟示。它在賡續(xù)中國古典文學“傳奇”資源的同時，更賡續(xù)著中華民族的精神資源與內涵。小說所作林祥福那“天涯海角，之死靡它”的尋找主題與傳奇敘事，將“水（流）”這一典型的南方意象作為貫穿敘事的自然內驅力，展現人物在極為豐贍維度的偶然性境遇之下的“南方往事”。而當林祥福義無反顧地走在尋找的道路上，對“烏托邦”式文城作出孜孜不倦的追尋時，其實就業(yè)已將帶有虛無縹緲意味、看似不失悲觀虛無性意味的哲學意義上的探索，轉化為實實在在、充盈著現世堅忍與中華民族堅韌生命力的現世生活。新時代里，余華通過《文城》所作新時代文學敘事的創(chuàng)作嘗試，繼續(xù)詮釋著中華優(yōu)秀傳統文化與中華民族堅韌的、生生不息的內在生命力，使得中國書寫更多地產生享譽世界的新篇章成為可能。
注釋：
[1][9][27][33] 余華：《遠離生存記憶的歷史書寫》《我只要寫作，就是回家》，山東文藝出版社2022年版，第156頁、156頁、156頁、157頁。
[2][3][5][10][16] 參見劉旭：《雙重“文城”：余華〈文城〉的重大轉折及敘事分析》，《文學評論》2023年第4期。
[4][7][11][18][19][20][21][23][24][25][26][30][31][32][34][35][36][38][45][48][49][50][51][52][53] 余華：《文城》，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21年版，第44頁、11頁、31-32頁、16頁、70-71頁、61頁、330頁、61頁、61頁、153頁、188頁、153頁、321頁、339頁、330頁、330頁、239頁、57頁、71頁、83-84頁、84頁、29頁、197頁、4頁、304頁。
[6]王杰：《漫游與尋找：余華小說〈鮮血梅花〉的一種解讀方式》，《今古文創(chuàng)》2023年第34期。
[8]〔宋〕黃庭堅：《黃庭堅詩集注》，中華書局2003年版，第1250頁。
[12][15] 蔣怡:《論〈相狄傳〉中的時間機制》，《英國文學史論》上卷，王守仁、何寧編，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210頁、210頁。
[13] 李遇春：《“傳奇”與中國當代小說文體演變趨勢》，《文學評論》2016年第2期。
[14] 趙蕾蓮：《德國作家讓·保爾幽默詩學與幽默敘事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2年版，第207頁。
[17] 聶茂：《民族寓言的張力》，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343頁。
[22]［美］米勒：《解讀敘事》，申丹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66頁。
[28][29] 參見申丹：《雙重敘事進程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21-33頁、24-25頁。
[37] 陳曉明：《無邊的挑戰(zhàn)》，廣東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59頁。
[39] 余華：《日文版自序》，《活著》，作家出版社2010年版，第11頁。
[40]［美］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蓋茨比》，巫寧坤譯，譯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191頁。
[41][42][44]［英］特里·伊格爾頓：《無所樂觀的希望》，鐘遠征譯，上海文藝出版社2023年版，第58頁、56頁、55頁。
[43] 馮至：《伍子胥》，天津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110頁。
[46][47]［德］歌德：《浮士德》，綠原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9頁、31頁。
[作者單位：孫心怡，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劉艷，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