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收入散文集《玉米味的月光》中的多半作品，可謂作者對個人生活經歷的實錄：她怎樣由不喜歡所學專業而調整心態努力學習，又如何外出打工而流落于都市街頭，仿佛一個素樸、實在的人，吃過了普通人都難免的種種苦頭，目下暫得空閑，坐下來對著你講述她的平凡故事。語氣那樣平實、懇切，自能生出一種吸引力；而筆調的真實，又使種種經歷顯出不平凡來。從艱難中走過來，本即是一種不平凡行為。這時候才讓人注意到作者原來是一個寫作僅數年的90后年輕人，因著真實，講述便有了聲色，作品便有了魅力。文學創作，其方法、路途千條萬徑，然而起點似唯有一條，即真實。丹納在其著名的《藝術哲學》一書中寫道，觀察歷史上文學家、藝術家生平，就會發覺他們的創作通常可分為兩個部分，其中第一部分即是青年期。這個階段，年輕的藝術家們都會注意于事物，很仔細、熱心地予以觀察，并花費心血表現出來，其用心、用力甚至到了過分的地步。丹納說，這是一個表現“真實情感的時期”。《玉米味的月光》的作者胡靜，也正處于傾訴真實情感的階段，其傾訴也是到了少有保留的地步。她更多訴說自己，只有描寫自己所見所歷所感所思，才真實，也才予人以真實之感。因為自己、自我是不能虛構的，倘虛構，則為文學大忌。張賢亮說過一句很好的話：你可以虛構故事，但不能虛構自我。她更多訴說自己，卻并不小，因為在一己之我身上，疊印著許多同命之人的經歷以及他們共受的苦楚，《人在旅途》一文寫到的那個自我形象，可以看作是一個共同的例子或影像：夜深時分，于打工的那家飯館出來，清冷星光映照著一條疲憊不堪的身影，孤零零走向臨時住處，這幅畫面連同畫面本身所輻射出的況味，輕輕地撞擊人的心靈。

真實是文學的一條原則，吐露本心的真實則是寫作的原點，可它不是唯一的。身經了曲折生活或落魄不得其所的人，有時或者郁積了太多的話想要訴說，壓儲了太多的情感需要宣泄，可一旦開始寫作，形諸筆墨，反而索然無味，更有甚者，一如李贄所說“真事說作假者”，蓋其原因在于缺乏必要的文學訓練。胡靜不是這樣。據《我與羅山文藝》一文自述，她很早即喜愛上文學，閱讀了不少中外經典名著，尤其打工階段，備嘗酸辛，與文學結緣，從中尋得了慰藉。于一次文學活動中，她竟然“泣不成聲”地向眾多與會者說：“與文學相遇，我像遇見一個心儀的戀人，讓我珍惜著他，深愛著他，相伴一生。”一直關注其成長的寧夏已故知名作家李進祥后來聽說了這件事，為一個年輕作者如此定位自己與文學關系，而深感震驚，他對胡靜說：“喜歡了就堅持，文學養不了家，卻養心。”

文學的訓練、準備是必要的，它是一項綜合的要求，而落到實處的則只有一個：語言。胡靜的文字，質地是較好的，干凈，卻并不枯干；質樸，卻并不拙笨。她寫北方夏收景象，白天的熱蒸與夜晚的涼爽：“割好的麥子已經打捆，抱起來很容易。麥場也不遠，就在地頭。白天的麥場，被陽光曬得發燙；夜晚的麥場，又被月光映得發亮，很容易讓人產生錯覺，遠看就像汪著一層清亮亮的水。”（《歸去來兮》）寫南方的濕潤和綠意，似乎滲透人的心間，有身臨其境之感：“兩邊綠樹的枝葉，一不小心就打落到我們的面前，晶瑩的小水珠，從葉片上滑落，很快滲入我的衣服和肌膚。鼓嶺中飛出的鳥音，清亮、婉轉、悠長，讓綠色顯得更加幽深。……在鼓嶺只有一種底色，綠得沒有半點雜質，綠是故鄉的顏色，是生命的本色。”（《有福之行》）而羅山深草叢中的一只小兔子，那靈性的形象，與自然融為一體：“一只野兔靜臥在石頭旁的草叢中。一塊奇形怪狀的石頭，是風擦出的樣子，也或許是水磨成那樣的，看著它能想到風聲和水聲。……它在地上不停地奔跑，需要一雙明亮的眼睛。再說還有風和草叢會把它的眼睛擦亮。”（《親近羅山》）這些文字富于質感。描繪是生動的，于其中可見出作者的想象力，將視、聽、觸諸種感覺納為一體，產生一種較開闊境界。這種想象力以及描摹的能力，在本書所收錄同名作品《玉米味的月光》一文里，表現得頗為充分：“娘突然哭開了，在銀色的月光下，在空闊的院子里，她的哭聲是那么細小、那么微弱。秋風乍起，淹沒了娘的哭聲。恰在此時，我聞到了一股玉米的味兒，樸素、清爽、香甜。再看灑遍院子的月光，似乎也被玉米的味道浸潤了。”銀色的月光、空闊的院落、娘的哭聲、乍起的秋風，諸種意象最終被統攝進清爽香甜的“玉米的味道”，這境界竟至于空明、純凈，然而又隱約透露著縷縷憂郁。這是在寫艱辛，甚至也可說是寫苦難，然而它又有超越，其中童年階段那種對生活的渴望和那種向上的生命力，才是作品的底色。

除了散文，胡靜還寫小說，寫詩，寫報告文學。從她的文字中，顯示了她有一點悟性、一點靈氣。文學需要一些笨功夫。悟性和靈氣，則需要樸笨功夫來涵養、掘發。陸游詩“掘井及泉那用巧”，即是此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