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編者按

《天涯》2024年第4期“散文”欄目，推出楊本芬、陳慧、王計兵、鄔霞、李方毅五人的作品，他們中有的曾被歸入“素人寫作”中廣泛討論，但當其廣為人知，“素人”之說便已失效，需要找到更貼切的概括，來為其寫作命名。細究他們的文本，可發現這些文字都有著鮮明的“自述”性質，這是對“被代言”的不滿，更源于講述自身的強烈沖動，這是一種“自述式寫作”——我寫我，我只認可自我的講述。他們是退休人員、菜市場攤販、快遞員、自由職業者、家具安裝工等，普通人的身份，提供了敘述的新可能。普通人以自述的方式參與歷史的敘述，是個人史、社會史和人類史相互印證的過程，也是個體錨定歷史坐標的嘗試。故此，該小輯名為“自述式寫作”散文小輯。

現全文推送楊本芬的《疼痛手記》。大多數讀者是通過楊本芬的“女性三部曲”，認識這位“奶奶作家”。上了年紀的楊奶奶，也不得不面對老年病痛的問題，在這篇散文中，我們可以真切地感受到老年人面對老年生活的不易。

2016年，膝蓋內有燒灼感，火燒火燎的感覺讓人煩躁不安。看著外表完好無損的膝蓋，不知里面出了什么問題，看又看不到，摸又摸不著。逐漸地，燒灼感伴隨著疼痛，日子越來越難熬，尤其是冬天。自此冬天來臨之前我都要在心中暗暗祈禱：要是這個冬天膝蓋莫痛我就好哦！

2018年過完年不久，樓上鄰居兩夫妻來我家坐坐，男的是醫學院老師，我便說起我的腳疼：“余老師，我本來身體還好，只是這兩年膝蓋的不舒服快把我打敗了。”

余老師熱情地說：“不急不急，能治得好。做過檢查嗎？”

“核磁共振前前后后做了三次，結論是半月板損傷破裂，還有少許積液。”

“我有個同學是骨科醫生，專治膝蓋，隔天你帶上片子，我帶你找他。”

第二天余老師就來找我，說已經和同學打好招呼了，他陪我去。余老師開著車，大女兒陪著我，那是2018年2月25日，天氣晴和，風中帶著暖意。

二十多分鐘后到醫院，余老師帶著我們熟門熟路地到了他同學主任醫師華醫生的辦公室，推門進去。華醫生正坐在辦公桌前，五十來歲，頭發掉光了。余老師作過介紹，我們彼此打過招呼，女兒遞上核磁共振片子。華醫生看過片子后又仔細看了膝蓋，說，應該是關節炎和半月板引起的燒灼與疼痛，先住下來，做保守治療。

所謂的保守治療，就是打點滴消炎以及熱敷和冷敷。第三天女兒來看我，問我感覺怎樣。我說，沒有半點改善。女兒說：“那就出院吧，到別的醫院去看。”

就在這時，走來一個四十多歲白白胖胖的女醫生，據說是個副主任醫師，她問清了我的病況，對我們說：“何不做個半月板清除術？微創手術，在膝蓋上打兩個小洞洞，內窺鏡探進去，膝蓋里有什么毛病便能看得清清楚楚。做完就不痛了，三天就能下地走路。”

一個病人盼望自己的病好，往往會失去理智，她的胸有成竹，急于為病人解除痛苦的言詞使你無法不相信她，我和女兒聽了，就像灌了迷魂湯，絲毫沒懷疑她的建議是否有醫療之外的因素。我根本沒多想，就讓她給我安排手術，越快越好。

手術那天，華主任和我女兒、兒子都來了，那個胖胖的的女醫生和華主任同時站在我的病床旁，我原以為是那個胖胖的女醫生給我做手術。我對她說：“兩只腳同時做。”“兩只腳都做？”女醫生有點驚訝，但臉上又有難以覺察的驚喜一閃。的確，我看到了。就在這時，余老師笑嘻嘻地對他身旁的華主任說：“老同學，這手術就要麻煩你了。”

華主任說：“放心好了。”那女醫生一愣，臉紅了一下很快消失了，這一瞬間的變化又被我捕捉到了。因為剛和她接觸，我對她是有好感的，她對我講話面帶微笑，看得出她很想給我做手術，而且是兩只腳都做，等于兩臺手術，是很難碰到的事。沒有給我做成手術她很失落，大概直接影響了她的收入。

人，只要心中有希望，很自然地會快活起來。我異想天開，滿以為就此能脫離膝蓋燒灼疼痛的困擾，萬萬沒想到后面數年的噩運正在等待我。

我躺在四個輪子的病床上，被飛快地推往手術室。手術室里穿著綠色工作服的助手，個個嚴肅，各人做著自己該做的事。麻醉師很快給我在背上打了麻藥，我的腿很快就失去了知覺，如兩根木樁一般連接著我的身體，動彈不得。

手術結束后，真的只住了三天院。這三天中身上安了鎮痛棒，還打著點滴，也許有止疼的藥水，第二天我就能下地上衛生間，不疼。那一刻我心里不知有多高興，滿以為就此能脫離膝蓋疼痛的苦惱，過上健康人的生活了。

第四天出院，那位胖胖的女醫生來了，遞給我一張表，交待我回去務必要按表上的要求做。表上說明要臥床三個月，每天做五百下抬腿。

我說：“手術前怎么沒告訴我，要臥床三個月，抬腿五百下？一只剛做了手術受了傷的膝蓋，連動都不敢動，怎么做得到抬腿五百下哦。”

事實上，不要說每天五百下，我連五十下都堅持不了。那痛，真是痛徹心腑。

去復查，那個女醫生讓護士解開紗布，摸了摸，說：“恢復得不錯，要堅持抬腿。”我問她：“你說做完就不痛了，現在這么痛怎么辦？”她答非所問，邊往外走邊問每天做了多少下抬腿。

我臥床三個月，只是抬腿做不到。因為但凡抬腿就會引發生不如死的痛苦。

那痛是無法訴諸于筆端的，任何語言也無法恰如其分地形容它。再去找女醫生，兩次都沒碰上。其實明知找她也沒用，只是想問問她當初為何講“一做手術就會好”的話。

盼啊！盼啊！滿以為三個月后會好些，可是三個月后依然沒有絲毫好轉，去找華主任，華主任說我恢復得好，至于痛他也搞不清是怎么一回事。

女婿經熟人的幫助，把手術前后的片子寄給上海某大醫院的骨科專家，得來的回復是膝蓋內沒太大問題，這手術可做可不做，建議我吃普瑞巴林和西樂葆，每天各兩顆。一開始這還能止住一些疼，到后來也不起作用了。

這一痛迄今便是六年。六年里，女兒把術前術后拍過的片子寄往各個大醫院，到處求醫問藥。這六年里，去過上海的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北京協和醫院以及香港的醫院，基本上，給出的建議都是再次做膝蓋置換手術。然而上次手術已經讓我經年承受疼痛的酷刑，我沒有勇氣再來一次。

痛的時間太長了，看不到希望，讓我有些抑郁了。二女兒提供了幾本書，要我看看書也許能分散注意力。兒子花了三千多塊錢給我買了臺蘋果平板電腦，要我在床上看看連電視連續劇，分散注意力來減輕疼痛。

可是我疼得電視劇都看不下去，更別說看書。躺著痛，坐著痛，站著痛，走也痛，這痛讓我滿腦子想的就是如何快點死去，早日解脫，不想在這人世間苦苦掙扎。我每天都想著怎樣個死法體面些，還想顧及死后的模樣，不能嚇著孩子們。

最先想到的是去象湖淹死。象湖離家兩三里路，有好幾平方千米的水面，湖水澄清，波光粼粼，兩邊垂柳如絲，野鴨子在水上嬉戲。早上和傍晚人流如織，曾經，我也和老爺子、孩子們時不時光顧那里。可是現在，我的腳根本走不了那么遠呀！

也想到了絕食餓死。那天實在疼得厲害，滿腦子都被死字縈繞著。想著父親就是餓死的。餓死應該容易點，也不會太難看。

“阿姨，來吃飯哦。”鐘點工小段喊我。一聽有人叫我吃飯，小狗毛毛跑到我床邊汪汪叫，它也是在喊我去吃飯。我苦笑一下，說：“我沒有胃口，不想吃，你們吃吧。”

桌子上的菜香飄進了房間，香氣通過鼻孔，進入肺部，在肺下面的胃里引起騷動。胃開始抽搐，腸子在蠕動，發出咕咕的響聲。

這咕咕聲是提醒我，肚子餓了，要吃飯了。

餓肚子太難受了，有人說餓肚子等于活埋。這個死法堅持不了，看樣子我不是個意志堅強的人。

各種死法都不行，那就只能活。有時我對著天說：“老天爺，我是個好人，你救救我吧。減輕一些我的疼痛吧。”有時我又說：“爸爸、媽媽、哥哥，我的腳好疼啊，你們顯顯靈，保佑我的腳不那么疼吧！”我淚眼婆娑，誰能救救我啊！

白天嫌日子太長，只想趕緊到晚上，睡著就好了。可是晚上睡不著。一天二十四小時不可能因為腳疼而減少一分鐘。大女兒說，睡不著媽媽你就不停地念阿彌陀佛，我便開始不停地念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可是我并不信佛，念著念著念不下去了。我開始念我小時候的“一二三四五六七，馬蘭開花二十一……”，通常也不管用，還是要吃安眠藥才能睡著。

實在疼得受不了，最終還是想到去象湖。一個將死的人，依然想著孩子們，想著他們如何能容易地找到自己。我看過野夫寫在長江上尋找他母親的過程，實在太慘了。我想在象湖找一處偏僻之地，用一根繩子一頭系在樹上，一頭系在自己手上，然后再下水。我是個旱鴨子，會很容易沉下去。別人碰到繩子也容易發現我。

可是問題還是，怎么去象湖呢？不能走路，爬都要爬著去，可是我連爬都不行，跪不下去呀。

還是只有活下去一條路。

家人不知我這些心理活動，但知道我痛，一直在替我想辦法。孫女和湖南的中南大學湘雅醫院取得聯系，在眾多專家中我們聯系上了一個年輕博士主任醫師，通過電話問診。我先將手術前后拍的片子寄過去，收到片子后，他聯系上我。

他告訴我看過片子，膝蓋里看不出什么大問題，只是這手術不宜做，年紀大了不易恢復。他聲音溫婉，有一種親切感。我說，我真的痛不欲生了，到了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地步。還有辦法能讓我不這么痛嗎？醫生說：“我沒親自看到病人，也無法多下診斷，就止痛效果來說，兩顆普瑞巴林和兩顆西樂葆同時吃，療效可能會好些。”他安慰我調整好心態，慢慢來，急不得。

我照著醫生說的，早飯后四顆藥一口吃下。還真管用，膝蓋沒那么痛了，我大喜過望。

可是好景不長，膝蓋又開始痛了。時間到了2019年下半年，我還在痛，當然也有稍微好一點的時候。一年里，在南京的二女兒和女婿三次回家看我，看到平時雖上了年紀依然開朗有朝氣的我，因這次手術真的廢了，像變了個人似的。看到我如此痛苦他們又無能為力，十分難過，只有百般勸慰：“手術做都做了，后悔也沒有用。只有自己好好調整心態，接受事實，等待恢復。”

回家時二女兒把片子帶去了，到南京鼓樓醫院骨科掛了號。看片子的骨科醫生說我的膝蓋里一塌糊涂，一定是從前使用得太狠，損傷甚至超過運動員的膝蓋。他說我一定是個停不下來的人，應該把我綁在床上兩個月不要下床。

女兒說，可是做手術的醫生叮囑一定要做康復運動。如果躺在床上不動，肌肉會不會萎縮？

那位醫生的觀點是，就算付出肌肉萎縮的代價，也要先讓膝蓋得到休養。各個醫生觀點不一樣，家人和我都是無所適從。

疼痛在繼續，綿綿不斷。大女兒只得把我送到南昌大學第一附屬醫院的疼痛科。先看門診，遞過片子，醫生草草地瞄了一眼，我卷起褲腿想讓他看看摁摁，并說我這膝蓋手術后三年多了還疼。他只瞄了一眼，說：“我也不曉得你的膝蓋怎么會這樣疼。你們這些人不到疼得要死就不記得疼痛科的。”他對身邊的實習醫生吩咐道：“帶到九樓陳醫生那里住院。能好不能好我也不曉得。”本想再問問，他已叫下一位病人了。我和大女兒只得跟著那實習醫生去九樓住院部。

到了疼痛科，我才發現身犯疼痛的人多了去，腰疼、背痛、腳痛、耳朵痛等各式各樣的痛都有。那天見到一個三十多歲的年輕人，在走廊里抱著大腿呼天喊地，眼淚在臉上肆意橫流，慘不忍睹。我住的病房四個床位。一個耳朵痛的，晚上睡覺鼾聲如雷，碰上這樣的人也毫無辦法；一位腰痛的便每天坐四站路回去睡。我和另一個病友只好就近到賓館開房。五天后耳朵痛的出院了，他告訴我們住了半個月的院，耳朵還是痛，不治了。

住院期間每天兩瓶點滴，給神經補充營養和消炎，還有一種叫丁丙諾啡透皮貼劑的膏藥貼在胳膊上，貼一次能管一個星期。我住了半個月，出院了。腳依然痛，但比剛開始那種痛不欲生還是好些，再沒想著去死，不想害孩子們在人前抬不起頭——他們的媽媽是自殺死的。

我把腳痛分為四等：巨痛、中痛、微痛或不痛。一起床，就來感覺今天的腳是哪一個等級狀況。如果逢到巨痛，便痛得生不如死，像一個瘋子，躺著又爬起來，爬起來又躺著，熱敷不起作用，小段輕輕幫我撫摸。痛得實在受不了又補吃兩顆普瑞巴林，兩顆西樂葆。早晨痛到下午四點才能緩解些。這一天的日子特別長。

微痛已經習慣了，根本不算疼。如果哪一天不痛，我便又會開始異想天開：我的腳會好，今天不痛，明天也會不痛。

微痛或不痛的日子我坐在桌前寫故事，一邊想著：腳不痛的話日子真好過。有人想活都活不了，我又何必急于想死呢？八十有四了，你以為你還能活多久？就算活到一百歲也只有十多年，真是彈指間。八十幾年都那么快過去了，還怕這剩下的日子？我在心里和自己對話。

這期間我哥哥因中風去世了。我和哥哥的感情很深，可以和母親相提并論。女兒一直擔心大舅舅去世，對我來說這一關會很難熬，真沒想到，聽到消息我一滴眼淚都沒流，只覺得心被掏空了。人傷心到極致反而不會哭了，我在心里不斷對自己說，哥哥走了好，哥哥走了好，總算脫離了苦海。不知自己何時才能解脫。

哥哥生得英俊儒雅，善解人意，我生活中遇到的困惑都可以向他傾訴。從前我們每天通一到兩次電話。他第一次中風留下的后遺癥是雙腳無力，走路比較困難，要拄拐杖。手沒問題，便每天堅持寫字、畫畫，寫了四個大字貼在墻上——努力活著。

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疼痛依然在進行，持續而綿長。也仍然繼續尋求治療，住過院，看過醫生，總是滿懷希望而去，最后失望而歸。挫敗感一次比一次地加重，只有接受事實。自從自己的腳壞了，走在外面，我的眼晴哪里都不看，專看別人的腳走路好不好。看到別人走路穩當且快，我內心羨慕死了，要是我還能這樣走路就好了。

我成了個老小孩，周而復始地給大女兒報告痛和不痛。

痛起來我就打電話給大女兒，帶著哭腔喊：“南南，我好痛啊！”

“媽媽，不怕，你捏一捏、摸一摸，熱敷一下，想辦法減輕痛。明天會不痛的。我等會過去幫你捏捏。”

等第二天真的不痛了，我又打電話告訴女兒，南南，今天腳沒痛。聲音是歡快的。

“媽媽，今天不痛你就開開心心過，不要想明天的事。”

“南南，明天又會痛嗎？我，我真的痛怕了。”

“明天也不會痛，你不要怕。”

人變得越發脆弱，動不動就傷感。每次打了電話后，又來反省自己，暗下決心，不能頻繁打電話，痛苦要自己承受，快樂倒是可以分享。

想歸想，但我還是給大女兒打電話，因為她每次都說，媽媽你忍耐一下，今天痛了明天就不會痛了。這句話對我是那么重要，我常在心里默念，今天痛就痛，明天不會痛了，我盼望明天。

【作者簡介：楊本芬，退休人員，現居南昌。主要著作有《秋園》《我本芬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