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皮村，位于北京朝陽區最東端的城中村，這里聚集了2萬來北漂的外來務工者，依托皮村低廉的房租和生活成本在北京打工謀生。在皮村狹窄的街道兩邊，密布著各種自建房、小商店、澡堂、飯店，飛機時常從皮村上空飛過，帶來巨大噪音，與擁擠的門店和街道相映照，營造出一種小縣城的魔幻即視感。正如我們所了解到的，皮村501個城中村當中的一個，與其他城中村不同之處在于皮村有著各種各樣的工友組織，比如工友之家、同心學校、共享廚房，有法律咨詢、維權熱線、女工小組、文學小組、舞蹈班等興趣小組，民間工人組織比較完善。其中文學小組是產生影響力最大，同時存在時間最長的興趣小組。文學小組的成員平日里從事育兒嫂、布展工、地攤小販、頂棚匠、業余演員等工作，周末則會聚集在皮村上文學課，并在張慧瑜、師力斌、袁凌、孟登迎等高校教師、文學雜志主編、文化界人士的指導下從事文學創作，以非虛構文學寫出自己的故事，范雨素《我是范雨素》、史魚琴《一個四川月嫂的江湖往事》、寒雪《高樓之下》便是皮村文學小組的代表性作品。幾年前，范雨素的爆火讓皮村文學小組得到了外界的關注，知道了住在皮村從事體力勞動但業余從事文學創作的外來務工者，使“新工人文學”得到了外界的關注。袁凌《我的皮村兄妹》寫的便是居住在皮村從事體力勞動，但又心向往文學的基層勞動者們。他們從事不同的行業，比如育兒嫂、保姆、二手服裝店主，但都對文學充滿了熱情，文學成為他們心中的精神自留地。對于他們而言，文學是表達自我的窗口，同時也是獲得尊嚴的方式。

皮村文學小組定期出版《新工人文學》，正如期刊的名字一樣，他們給自己的定義為“新工人”。皮村的工人維權組織和互助團體使這種色彩更為濃烈，諸如史魚琴、小海這樣的打工者很愿意住在皮村，雖然收入并不多，但這里離“文學”更近。同時皮村的工人組織和氛圍也使他們愿意生活在皮村，在北京這座首都皮村為提供了一個安身之地，獲得些許歸屬感。有的打工夫妻在皮村關系反而親密了，過上了和睦的“小日子”。但像育兒嫂這個行業，她們的生活圍著雇主打轉，雇主們放松的家是她們工作的場域，從這一戶人家到另一戶人家，她們像是背著殼不斷遷徙的蝸牛，其漂泊感更為強烈，有的甚至沒有固定的住所，中介所便是育兒嫂在上戶和下戶間短暫停留的容身地。選擇背井離鄉來北京打工的育兒嫂大多家庭困難，與丈夫關系不佳，老家的子女和老人指望育兒嫂還算高的收入生活。在皮村文學小組中，育兒嫂是主要群體，關于文學對她們的影響和意義，我曾與范雨素有過交流，她告訴我文學并不能給她的經濟條件帶來多大改變，但是可以使她通過讀書和寫作獲得自尊自信，在平日的工作中她能夠有平和的心態對待工作中遇到的不公平，而不會像其他育兒嫂一樣生氣抱怨，對于家政工作中的麻煩事“看得更開”。同時，她也非常感謝讀書和寫作給她帶來的改變，女性知識水平的提升有助于她擔當好母親的角色，把子女教育得好，以便他們有更好的發展，這是女性在家庭當中的獨特價值。談及工友李文麗的孩子在天津讀大學而后又到北京工作，范雨素顯露出敬佩和羨慕。

近幾年來，皮村文學小組得到外界關注漸多，在公共媒體看來，打工者與文學是兩個反差極大的事物，中國文學作品中有很多描寫城市中工人與知識分子對立，農民對高雅生活的拒斥本質上是對知識分子思想方式的拒絕，兩者的矛盾一度構成建國初期頗為尖銳的人民內部矛盾。

皮村文學小組恰好在兩種風格不同的事物間架起了橋梁，來自農村的打工者自愿拿起筆寫下自己的故事，一方面表達自我，講述自己的生活和打工經驗。另一方面向大眾真實呈現位于城市底層的打工者的生活，向公眾展示不為人知的生活面向。范雨素《我是范雨素》、王計兵《趕時間的人》、胡安焉《我在北京送快遞》、陳年喜《炸裂志》都是這樣的作品，展示出不同于白領精英階層的生活，用王計兵的話來說，他們是“生活在低處的人”。從文學層面來講，他們發出了這個群體自己的聲音，從“無聲”變為“有聲”，爭取到了自我表達的機會和能力。比起外來務工者、打工者，他們更愿意將自己稱之為“新工人”，其背后正是對自我社會地位的確證。在交談中，范雨素回憶起小學課本上學過的課文，那時候小學生未來的理想是工人、農民、科學家，而現在三者卻成為社會地位懸殊甚巨的職業，當范雨素用流暢的語言和我談起這個細節的時候，我內心頗為震動，在他們自我表達的背后或許有更深層次的追求，希望借文學給自己正名，追求作為勞動者的尊嚴和社會價值，并且讓社會聽到她們的聲音。皮村的影響和意義更多地是給來北京的外來務工者提供平等、友愛、有歸屬感的生活環境，有同心學校的學生在日記里寫道：“我時時感到被重視、被關愛，我不會因為自己的爸爸媽媽是農民工而自卑。”

在漫長的打工生活中，育兒嫂史魚琴記錄下數十年來的生活經歷，其中包括與丈夫分居兩地時寫下的性愛文字，這讓本書作者袁凌看到后心驚肉跳，感嘆文字大膽。對于她們而言，文學讓她們獲得了自尊自信，同時也通過寫作表達自我，在史魚琴看來“表達”也是非常重要的需求。她們在文學中找到另一個自我，即育兒嫂身份之外作為女性個體的自我，不被男性、社會所定義。這是她們愿意待在文學小組的非常重要的原因，她們甚至將上文學課作為神圣的活動，會在工作間隙專門留出時間來上文學課，秉持著神圣和崇拜的心情聽老師講課。每當上文學課的時，史魚琴的丈夫便用電動車載著她去上課，并耐心地在教室外等待她出來，仿佛教室里地世界是與他完全不同的世界。袁凌在《我的皮村兄妹》中描寫了許多這樣的瞬間，讓我們看到文學給她們生活帶來的希望，可能這種影響并不能在改善經濟條件上產生多么大的作用，但對于個體精神的自足意義重大，而北漂打工者最缺乏的也正是這樣一種情感和文化的認同。

但是無法忽視地是，在《我的皮村兄妹》中我發現了一個現實，那便是她們從文學中獲得的滋養和提升并不能給她們的工作環境帶來相應的改變。皮村文學小組的成員們在現實生活中不同程度地遭受著職業與志業的矛盾，他們在“工友之家”中獲得了維權知識和勞動者的尊嚴，但這種獨立和自由僅僅能夠在文學創作中實現。我們可以看到，在現實的情況下，雇主并不希望他們雇傭的育兒嫂有過多的知識和想法，更不需要她們有文學素養。文學并不會讓她們的工作更加“出彩”，反而會顯得“理想化”和“矯情”。巧珍曾經在雇主不肯增加工資的情況下提出“雙休”的要求，她自以為這樣便可拿出一天時間去皮村聽課，另一天去畫畫，但是這樣的要求在雇主看來非常難以理解，結果便是以辭退她告終。范雨素曾因為雇主踢了她一腳而與之對簿公堂，可最后還是不了了之。史魚琴在本書作者袁凌的幫助下籌得了治療乳腺癌的款項，但在后來上戶時被雇主查詢到這段經歷，于是拒絕雇傭她。這揭示出一種現實的困境：文學小組的成員在文學世界中獲得自我表達和自尊自信的同時，現實環境中卻不同程度地遭遇了職業困境，雇主并不希望她們所雇傭的育兒嫂或保姆有太多知識，可能平庸和文化水平不高更有助于她們干好這份工作。那么，基于冷漠簡單的雇傭關系之下雙方的關系并不會長久。當然，有的育兒嫂也遇到了好的雇主，這是建立在運氣和機遇的前提下，在書中我們可以看到育兒嫂們懷著十分謙卑和感恩的心情來看待這段關系，她們有很深的自卑情緒，她們在獲得雇主的青睞時仿若恩典一樣，感謝雇主的幫扶，階層差異以市場經濟體制下雇傭關系呈現出來，兩者之間的矛盾又以育兒嫂們“事多”“刺頭”“不服從安排”體現出來，這些現象都反映出了打工者在平權要求下反而受到的不公平遭遇。

在《我的皮村兄妹》中袁凌不僅寫了像范雨素、史魚琴、小海這樣的外來務工者，還有諸如王德志般經歷獨特的人。他90年代來北京闖蕩，起初想通過上春晚改變命運，并為此去學了相聲，后來靠才藝吃飯的想法在現實中遭遇失敗才促使他另謀生路，他以組織者的身份創辦了工友之家，舉辦“打工春晚”。他既是工友之家、打工博物館的創辦者，同時還是皮村工人商店的老板，是皮村的靈魂人物。在他周邊圍繞著小海、王海軍等外來工人，他的經歷促使他用同情的態度去幫扶他們。他的事業與皮村工人團體緊密結合在一起，因而打工博物館的拆除對于他的影響更大。在連續幾年的“打工春晚”上他邀請兩位相聲演員表演節目，模仿的是崔永元《昨天今天明天》小品的配置。王德志多次邀請央視著名主持人崔永元來主持“打工春晚”，但卻沒有想過加他的微信。正如王德志在皮村擔任的角色一樣，他有“理想”，但又不夠“現實”，他創辦了工友之家、打工博物館，又看著它們在北京城市改造的進程中被推倒拆除，他的北京夢也在坍塌的墻壁下悄然隱遁了。

2017年，北京推行京津冀協同發展，疏解一些非首都功能，大量外來務工者離開了北京。2023年，皮村打工博物館關閉、工友之家員工搬家、挖掘機進場拆除，同時皮村文學小組的資助停止了，定期出版期刊、房屋租金和員工薪酬頓時沒了著落，只能靠零星捐贈。文學小組的成員也各自經歷著生活中的各種陣痛和壓力往返于北京和老家之間。在以前，他們短暫地回鄉辦事后便急匆匆地返回皮村，皮村比他們的老家更有吸引力。但現在，這種往返不知道還能持續多久？2025年，原同心學校校園的租約將會到期，文學小組和工友之家的未來又將如何？在《我的皮村兄妹》最后，袁凌描寫了皮村文學小組成員們各自離散的情狀，在未來的生活中皮村文學小組的生活將會是怎樣？皮村以及文學小組是否能繼續存在下去？

以往我們習慣于閱讀由作家、文化人、知識精英書寫的文學作品，而很少關注到身處城市底層的勞動者的生活。皮村文學小組所開創的文學形式是城市打工者自我表達，是他們爭取勞動者自尊自信的重要方式，他們填補了中國文學中新工人生活缺失的方面，發出他們獨立的聲音。新世紀初，文學界曾有關于“底層文學”的討論，爭論的焦點是底層文學是否能真實書寫底層的生活，發出底層的聲音。在知識界看來，“底層”不僅在政治、經濟上處于權力的最下端，同時在文化層面也無充分的話語權，不具備完整表達自身的能力，因而需要他人代言。然而，以皮村文學小組所創立的“新工人文學”正是發出城市中外來務工者自己的聲音，表現他們的生活，呈現出城市下游外來務工者的生活面向，他們不再是通過知識者代言，而是真正發出了自己的聲音，從這個意義上而言皮村文學小組是打工者表達自我，真實地呈現他們自己的生活，不是展示苦難，而是與苦難和解，這是或許是皮村文學小組存在的價值和意義，希望有更多人能夠關注到這個獨特的群體，用文學的力量遍及更多那些“生活在低處”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