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夢的語言事件——重解孫甘露的小說藝術
● 摘 要
重讀孫甘露早年的小說可以重溫1980年代后期的小說語言變革。孫甘露的獨特之處在于用仿夢的手法展開敘述，讓語言進入夢境，使語言的自主行進獲得了自由，也由此越過了舊有小說的規則。因為孫甘露的語言和形式突破，當代小說獲得了更加寬廣和自主的形式表現。應該把孫甘露和他的先鋒同道一起進行的語言變革視為一次文學語言事件，它具有事件哲學的意義，也具有歷史化的本體論的意義，亦即它能重構此前的小說規范，并能影響此后小說在藝術形式上的進向。它與文學的歷史一道形成了持續發散的動能。
● 關鍵詞
孫甘露；仿夢；小說語言；事件哲學
一個偶然的機緣使我有機會重讀孫甘露早期的小說，仿佛讓我重回三十多年前的文學語境中。歷經世事變化，似乎還持存著當年文學的余韻。
孫甘露的小說有一種獨特的優雅。不要認為這種優雅很容易做到，甚至或者說是一種做作。我覺得要達成這種風格很有困難，漢語小說缺乏這種優雅，特別是百年來的中國小說，在這種美學風格上，在這種藝術品質上，對此是有所欠缺的。而當格非、蘇童和孫甘露他們出現時，他們的小說有一種優雅，讓人們深感意外。尤其是格非和孫甘露，在優雅這一點上特別鮮明。當然他們二者的風格并不一樣，后來他們都有非常鮮明的變化，但是當年，孫甘露在優雅這一路上確實是做到了極致。
怎么去理解優雅？其實中國古典文學是有一種優雅的，特別唐詩宋詞，它有一種優雅；當然，人們會說這是詩詞歌賦，是中國傳統文學的經典。《紅樓夢》有一種優雅，并非說像《金瓶梅》的那種粗野就不好，《金瓶梅》有另一種路數。我這里強調優雅并不是以此來排斥其他，我覺得另一類小說的那種磅礴大氣，那種粗蠻樸拙同樣是一種價值，文學需要的是多樣化。知白守黑，或知雄守雌，都各有特點，各有存在的理由。這才是文學世界的無限豐富。當然，我依然要說孫甘露的小說有非常獨到的地方，我是說中國小說的優雅風格非常之少。那么孫甘露的小說因此有非常獨特的存在意義。
1987年，孫甘露在《人民文學》第1、2期合刊發表《我是少年酒壇子》，當時這本刊物非常著名，孫甘露這篇小說似乎并未引起足夠重視。在當時來看，這種寫法離經叛道（那一組小說都是現代派，都屬于離經叛道），只能稱為一種“亞小說”，它是散文、詩、哲學、寓言等等的混合物，這標志著后來孫甘露一貫的風格。略早幾個月，孫甘露在《上海文學》發表了《訪問夢境》，這是一篇把夢境與現實混為一談的小說，想象奇異怪誕，結構流暢自如，語言瑰麗奇崛。孫甘露是最早用“夢境”來介入小說的，或者說把夢境挪進小說里，在這點上他與眾不同。小說當然大量涉及到夢境，經常里面人物會做夢，電影里面也會，但是孫甘露的小說仿佛是一種仿夢的結構，仿夢的一種敘述。他能做到非常流暢，他能把一種語言和夢境結合在一起。這就不容易。
《訪問夢境》的開頭所引的題詞來自所謂卡塔菲盧斯，事實上并沒有這樣一位作家或詩人哲人，這個名字在博爾赫斯的小說《不死的人》中出現，博氏這篇小說開篇寫道：“1929年6月初，在倫敦，伊茲密爾的古董收藏家約瑟夫·卡塔菲盧斯，把一部蒲柏譯的《伊利亞特》小四開六卷本（1715-1720年出版）贈送給盧辛熱公主。公主接受了，在贈書的時候，跟他交談了幾句。據說，他是一個瘦弱而臉帶土色的人，灰眼睛，灰胡子，面貌特別模糊不清。他毫不自知地交替使用好幾種語言。在短短的幾分鐘之內就從法語變成英語，又從英語變成謎一樣的薩洛尼加西班牙語和澳門葡萄牙語的混合語。”
顯然，《訪問夢境》在某種意義深受博爾赫斯的影響，或許還有弗洛伊德，顯然，弗洛伊德深藏不露。那些夢和語詞呈現的方式，主要還是博爾赫斯式的。1983年，《博爾赫斯短篇小說集》在中國大陸出版，由王央樂翻譯，先不管其版權是否正宗，但這本小說集卻是中國一代作家的圣經。相信先鋒派作家人手一冊，而且被翻爛了。后來雖然有更全的版本，翻譯可能推敲得更好一些，但那畢竟已經是1990年代末期出版，彼時先鋒派們已到成年，無須在大師的光影底下寫作。博爾赫斯的小說集以及詩，如同啟示錄，彼時啟示中國年輕一代的作家各自大顯身手，這個隊伍中有馬原，有格非，有閻連科，有蘇童，后來還有麥家。那個時期真正是出了一批有才華的作家，他們雖然所宗有本，但各自大相徑庭，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感悟和創造性。例如，馬原會把博爾赫斯抬出來，明晃晃入在那里，而孫甘露可以把博爾赫斯藏著很深，像他的那個弗洛伊德一樣。這兩個大師藏在孫甘露的文本中，被他的語言遮得嚴嚴實實的，孫甘露就可以為所欲為。
孫甘露這篇小說也可以看成是敘述回憶，小說的普遍經驗當然都可以說是敘述回憶，但孫甘露是沿著回憶的邊緣一點一點用語言滲透進去。小說開篇就寫，是誰在推開我的門？就能看到我的窗戶打開著。他似乎是一個假設，是一個虛擬，小說接著寫了“我趴在窗前”，“此刻我為晚霞所勾勒的剪影是不能以幽默的態度對待的”，孫甘露的敘述帶進入了一種情境，這種情境通常會把它說成是一種詩性的。但是我寧可把它表述為有某種優雅，就是一種氣氛，仿佛一種手勢，一種姿勢，人物的一舉一動，有一種作派（紳士派？），或者說法式浪漫主義的那樣一種情調，那種感覺，那種姿勢。顯然他還有這樣一種回憶，以及他伏在窗前，看著外面，這是他的思緒或是他的想象，所以回憶夢境想象這些他把它們都混為一談。他的敘述顯然不是原本的世界，小說寫道：“這些目光游離的人騎馬來到海邊”，怎么會寫出這樣一種句子，以及寫出這種情境，這里制造一種氛圍和一種情境，是我們的日常經驗所不能達到的。費茲杰拉爾德說，小說要去寫撕心裂肺的生活，這是一種說法。納博科夫說，小說，它除了閃閃發光的生活，什么都不是。但是孫甘露的小說并沒有撕心裂肺，甚至也不是閃閃發光的。但是非常獨特，有韻味。他的小說中的人物總是在低音部，或者說低調性的，他的人物都是逃避性質的，落落寡合，有某種孤獨感，有某種拒世的態度，他們仿佛和現存世界隔得非常遙遠，他們都像是夢中的人物。語言追蹤著他們，緩慢行進，多年后，孫甘露說起“比緩慢更緩慢”的感覺，那是他的小說語言的藝術。他似乎總是在回憶，在辨認，在接近。
孫甘露的想象、回憶、夢境被混在一起，描寫的都是些夢中的事物，夢中的情景。諾蘭的電影《盜夢空間》，英文名為Inception，其原意表示某個事物或概念的起源、開始或形成的初期階段。諾蘭的原意大概是指人的意識在最初的活動狀態，即對一個事物規劃意圖還未完全成形的最初狀態，這時被其他意識侵入進去，或者說其他意識侵入進去另一個意識在構想、回憶或造夢時刻的狀態。而孫甘露小說題名為“訪問夢境”，大約也是處于這個狀態。孫甘露在1986年就試圖接近人的意識的那個狀態，他是用文字，這個最沒有圖像能力的表意符號，借助人的想象，不如說它試圖去激發人的想象。感覺諾蘭的《盜夢空間》可以和孫甘露的《訪問夢境》對照來閱讀，會非常有意思。孫甘露的小說畢竟早了24年，這是很了不起的。
小說寫道：“當我行走著猶如我的想象行走在我前方的街道，以一種透視的方式向深處延伸，我開始進入一部打開的書……”孫甘露又把書寫引到書里面，書在孫甘露的小說中經常出現，這個書就是一個夢境，讀書就是進入一個夢境，讀書就是訪問夢境，或者說讀小說，更準確說讀孫甘露的小說，就是訪問夢境。小說接下去寫道：“在頁與頁之間，或者說在兩種建筑之間……”這里的想象力過度非常自然，盡管說內含的跳躍那么大，書頁，還有頁與頁之間，他馬上把它們變換，再變換為建筑。又像音樂，據說孫甘露會彈鋼琴，對古典音樂非常熟悉，他顯然有那種對位的結構，所以他用建筑調換了書頁。然后他說：我讀到了一條深不可測的河流……他是這么來表達的，可以看到他所閱讀夢一般的內心，以此守候他的奇異的蘇醒。孫甘露的小說敘述非常富有詩意，這一切都因為這種詩意的表述使他都能夠成立。它越過了邏輯的障礙，越過了我們日常生活的邏輯，依賴詩性的語言修辭，詩性的轉換，支撐他的是一種想象力。
顯然很難去概括《訪問夢境》的故事，孫甘露其他小說也都是這樣，像《請女人猜謎》《信使之函》《仿佛》都是這樣。他都是以這種語言、這種敘述，以這種詩性來推動小說。小說里總是有某一本書，他又在小說里讀那本書。這書多半都是他的虛構，就像《訪問夢境》里，他又在讀一本書。他寫道：“我手中的這本是記載偉人們的日常生活的小說，是一本連環畫，書名叫做《審慎入門》，那么他說他是有13位不同時代不同種姓，不同性別的偉人的事跡的片段組成。”孫甘露隨時會出現這么一種異想天開的東西，所有的事物都誕生于一夜之間，所以他把這種純粹虛構的故事，里邊經常也會有涉及一些日常性。他有時候又非常突然地把現實的經驗扯進去，小說往前推移，幾乎突然出現“我絲毫也不懷疑我的妹妹有什么不可清白的為我們家族所指責之處，他交上了你這么個丑陋的小伙子”。這種現實的態度，似乎人物又保持有一種對現實的不滿。這種不滿或許很輕微，或許很嚴重，他來自于對妹妹擇偶的這樣一種事件的不滿，這一點又有某種親情以及對這種親情的曖昧，這個妹妹可以說是泛指女性。頗為奇怪的是，讀孫甘露的小說總是包含有一種對女人的憐愛。他并沒有大量描寫那些女性，《請女人猜謎》有一些關于女性的描寫，但是也是很抽象的，寫得很詩意化。《請女人猜謎》里面寫到我的女友豐收神，這都很難想象這樣的女人能被現實化，《訪問夢境》里不止是出現妹妹，還有姐姐。你可以看到這些他的想象，這種現實經驗的介入都非常突然，依然沉醉于一種詩意的想象，始終是朦朧的夢境似的一種囈語。小說敘述仿佛是在夢中掙扎，然后想清醒過來進入現實一樣。他的敘述也一直想在這樣一種詩意的語言里突圍出來，在這種夢境般的語言中掙扎出來，想讓它現實化，想讓它突然間閃現出一種現實的真實感，他用親情“妹妹”或“姐姐”去喚起現實感和確實性。所以他在夢境虛的不確定性中尋找一種可能性。
《請女人猜謎》同樣非常令人意外，小說敘述說，男主打開了門，然后是個女人，讓她自我介紹，是因為讀了男主寫的小說來找她的，男主在暗中看不清他的臉，然后問她讀過哪些小說，女人說全部，男主問“讀過《眺望時間消逝》嗎？”女人在思考是不是在詐她，停頓了好一陣才說沒有。男主說我們沒什么可談的了，其實我還沒寫這本書。這些場景和對話，都有一種陌生性，又有一種奇怪的悄悄潛伏的欲望激情，被延擱的情欲和可能要發生的無限可能的故事被隱瞞了，它只留存下那種曖昧和優雅。這篇稱之為《請女人猜謎》的小說，文中又聲稱他在寫作一篇《眺望時間消逝》的小說，也可能是一部書，就是說有可能是一部長篇小說，也可能是一篇短篇小說。小說里寫到醫院，孫甘露的小說場景經常固定在一些非常特殊的時空里，要么是一個封閉陰暗的小屋子小房間里，他獨居的小房間；要么是醫院。醫院仿佛是另一個世界，從福柯的理論觀點來看，醫院也是一個被監禁的地方，那么醫生和護士對你有無比的權威，他可以宣告你的一切。病人其實是失去了自主性的，他的肉體其實已經交付出去了，他肉體已經交付給醫生和護士。在醫院里，我的身體的主權已經讓渡給醫生和護士，我只剩下靈魂在輕盈地飛翔。很有意思的是，人們都把醫生和護士想象成白衣天使，因為作為病人已經失去了對自己的生命主權的全能支配，只有寄望于醫生和護士來拯救。病人只能相信他們是行善的，而且他們確實有一種對善的承諾。但是醫院里也經常發生一些很恐怖的事情，中國也有很多醫患之爭。但在孫甘露的筆下，在那里，特別是男性病人愿意把女性護士想象得美妙而生命飽滿，病人幾乎是沒有保留地把身體交付給他們。面對女醫生和女護士男人會有羞澀感，心里有隱含著對他們溫情脈脈的一種想象，一種非常溫情的依戀，孫甘露樂于去捕捉這種心理和情緒。他的講述中甚至會把他們想象成某種愛人。當然，在孫甘露的筆下，這些醫生護士都是怪怪的，所以這所醫院讓人疑心這是一所精神病醫院。小說寫到的士是一個男醫生，他原來是一位醫學院的學生，因為偷吃實驗室里的蛇而遭指控。孫甘露單只寫了這么一個細節，士是怎么偷吃的我們不知道，但是這么一句話卻是使小說露出猙獰的面目。原來在夢的輕盈中，還有猙獰的一面。
蛇是非常令人恐怖的動物，它屬于陰性的恐怖的動物。在孫甘露的《請女人猜謎》中，你疑心他逐步放棄醫院/醫學轉向巫術，在孫甘露的筆下描寫的醫學，與巫術也非常接近。孫甘露的小說，可以說有巴洛克的風格，但是也可以說近乎一種巫語，其敘述的展開也像巫術一樣，當然它們更接近博爾赫斯經常采用的那些異端故事。只是孫甘露把它做得很優雅，它是優雅的巫術。你可以看到這種優雅的巫術，應該說又是優雅的詩意，這種書寫十分神奇，非常離奇。小說敘述說《眺望時間消逝》又是一部戲劇，他本來說是一部小說，現在變成戲劇，他這么設想的：“人們總是要等到太陽落山的時候跑到院子里站一會兒，他們總是隔著窗子對話，他們的嗓音喑啞，并且語言不詳，似乎在等待某種超自然的力量來戰勝某種形式的心態。他們在院子里的陰影中穿梭往返，是為了利用這一片刻時光搜尋自己的影子……”孫甘露的小說中的人物都跟影子一樣，他們在墻上在空間里在地上晃動，當然根本的他們也許是在夢境里。他們在回憶性的敘述中他們總是顯得那么不真實，但是又讓你能感覺到一種觸感，所以孫甘露的小說的描寫能力也是很強的。那么他有時候他會寫到那種經驗，就讓你痛楚的經驗，他小說里面的人物會改變敘述人。然后他又會把里面的人物突然間變成一個非常主導的牽引小說的敘述視點的人物。《請女人猜謎》原來寫到這個士本來是一個很遠距離去描寫的人物，士突然間變成一個主角，他引導了一種小說的視點，是他看見騎著腳踏車的郵差，將一封信投進花園門口的信箱，他順著思路憐憫起這個信差來，他沒去設想一個噩耗，正被塞進了信箱，塞進了行將煙消云散的好運氣。士隨后主導了小說，他的經驗來引導閱讀的目光。小說接著寫到一些場景，既美麗又令人恐懼。他寫到是當他經過一個巨大的水泥花壇，有一道刺目的陽光令他暈眩了片刻，一位豐滿而輕跳的女護士推著一具尸體，笑盈盈地打他身旁經過，士忽然產生了在空中燦爛的陽光中自如飄逸的感覺。然后他淡淡一笑，他認識到自古以來他就繞著花壇行走，他從記事起就在這里讀書。這樣一種敘述，看上去很美，里面卻夾雜著恐懼。在飽滿的生命之側就是一具死尸，生與死就是咫尺之隔。他就描寫這樣一種情境，仿佛是夢境，仿佛是現實的想象，仿佛是曾經經歷過的事物的一種夸張和變形。
作為小說，《信使之函》（1987）顯得更加激進，通篇用五十幾個“信是……”的句式作為敘述提綱，也可以看成是段落起承轉合的引導句式。這篇被稱為“小說”的東西，既沒有明確的人物，也沒有時間、地點，更談不上故事，它把毫無節制的夸夸其談與東方智者的沉思默想相結合，把一些日常行為與超越性生存的形而上闡發混為一體，把修改語言規則的行徑改變為神秘莫測的優雅理趣。如果把孫甘露的《信使之函》稱為小說的話，那么這是迄今為止當代漢語文學中最放肆的一次小說寫作。彼時孫甘露的作品并不算多，卻讓文壇大驚失色，無數批評家理屈詞窮，面對他的寫作無從下手。《信使之函》作為當代第一篇最極端的小說，表明當代小說沒有任何規范不可逾越。
《信使之函》把信看成是內心的一次“例行獨白”，小說里下了一些類似的定義：信是一次悖理的復活，也是夫婦間對等守護的秘密，信是信使的一次并不存在的任意放縱等等，這些想法都奇特奇妙而有才華。據說孫甘露早年當過郵遞員，信使即郵遞員的雅稱。大約是在文革期間或文革后幾年，孫甘露騎著綠色的自行車在城市街道里面游走，那也是很幸福很逍遙的。郵遞員的經驗激發了孫甘露很多的想象，可以想象他拿著那些信件又是如何體味著寫信人的那種心境和讀信人的那種喜悅或悲痛，希望或失望。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信所承載的內涵有多重。《信使之函》把信看成是一種耳語，信使是穿行在耳語城。信使送這些信件，仿佛聽到了信在言語，用一種耳語在說話。從經驗的角度來說，看信會讀出來聲來，有時候讀出來對方仿佛在與你說話，但那是沒有聲音的，又仿佛在耳邊喃喃響起。孫甘露引導我們一步步進入到耳語城里，那里面有著如夢一般的故事，也如同是訪問夢境。孫甘露的小說在不同程度上都是在訪問夢境。孫甘露總是涉獵這些非常另類奇異的想象，讓人感到不可思議，讓我們驚異于漢語小說怎么能夠抵達這樣的地方。
當然，說到“仿夢”，當然要提到塞爾維亞作家米洛拉德·帕維奇（1929-2009）的《哈扎爾辭典》，該書1984年出版，當年就獲南斯拉夫最佳小說獎，影響風行一時，并且1984年上海譯文出版社就出版中文版，由南山、戴驄、石枕川幾位先生合譯，可謂反應神速。孫甘露是否有讀到這本書不得而知，這本書講述一個存在于拜占庭時代的哈扎爾王國突然消失的歷史故事，實則又是記錄捕夢者采集人的夢的演繹過程。小說變化詭異莫測，玄機四伏卻又妙趣橫生。這當然是一部罕見的奇書，無疑是一部偉大的作品，在世界小說之林中也高居那些杰出作品之前列。既然是奇書，其經驗也不是可以被普遍化的，但釋放啟示則是有可能的。
在1980年代末期文學尋求藝術變革的年代，一批年輕的作家或感悟世界優秀文學作品的經驗，或無師自通膽大妄為，勇往直前越過邊界。當時《收獲》的主編程永新先生，敢于把《信使之函》標榜為中篇小說，這也是非常大膽的命名，也可以說是富有創造性的舉措，所以先鋒小說的革命也應該記上這些編輯的作為。程永新和孫甘露合謀把《信使之函》定義為中篇小說，可以說這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舉動，這是當代小說的革命。它具有文學語言事件的意義，經歷過小說語言和敘述形式的大膽變革，越過形式這一道坎，當代中國小說無所不能。小說的世界突然間被拓展得無邊無際了，甚至也可以說小說定義被完全改寫了，小說就是小說本身，任何書寫都有可能成為小說的。小說成為語言的可能性事件，這也回答了德里達提出的，文學何以是奇怪的建制。
孫甘露的小說總是描寫一些非常奇異的經驗，用他非常奇異的語言，非常規的句式，讓我們去經驗一種生活的不可能性，給我們呈現了一種不可能的世界，讓它變成語言的事件。孫甘露小說從根本上來說，或者說它的根本意義在于制造了語言的事件。海德格爾說，語言是存在的最高事件，以此推論，可以說，語言是小說存在的最高事件。在1980年代，孫甘露的小說雖然并不多，但是它具有事件性，他的一次一次“訪問夢境”的書寫，實則是釀就了類似行為藝術的小說事件。孫甘露和他的同道們一起，促使小說可以依靠語言存在，他們共同使文學的語言事件歷史化了，當代化了，使其具有事件哲學的意義，也就是促使文學一度具有了當代本體論的意義。雖然這種語言建構的本體論也并未持續多長時間，隨后依然是強大的及物要求，把實在的歷史，20世紀的受難史重新裝進這個語言本體，但二者各得其所，并且合二為一，也未嘗不可渾然一體。余華后來寫出《活著》《兄弟》《文城》等系列作品，回過頭來看，余華并未脫離他的語言，他始終得益于當年的語言事件，他從中受益，因此他比其他講故事的人高超得多。莫言更不用說，他一直對語言有一種更加自由的運用，不管他如何處理強大的歷史苦難，他都保持住了他的語言本體論。孫甘露多年后寫出《千里江山圖》，人們驚異于孫甘露原來這么說故事，但卻忽略了他三十年后講故事的方式，本質上根源于當年的語言事件，他依然念念不忘語言，他的小說有幾句關鍵的句子，能起到杠桿作用。
總之，若把1980年代先鋒小說看成是一次事件，也把它看成是一次行為藝術，它在中國現代主義的進程當中，乃是一次悄無聲息的語言突破，又是一次強行的穿越，如風穿過墻一般。風推倒了墻，推倒了那些禁忌，那些禁錮和那些樊籬，使當代小說進入無邊的曠野，也使先鋒小說自身像一道風吹過這無邊的曠野。當然他們并非無影無蹤，而是他們吹去了種子，像王德威所說的一樣的，“落地的麥子不死”（語出其他典籍），他們長出了麥子，一片又一片的稻田。當然他們落下的種子也有成為樹的，然后他們長成了一棵棵樹，長成了一片森林，所以這就是先鋒小說，也是今天中國小說在語言這個層面或多或少包含了當年先鋒小說的經驗。這個是孫甘露當年的這些作為語言事件的小說存在的一種意義，這是我們今天依然要閱讀它們，我們懷念那樣的時代——年輕的作家們曾經有過在藝術形式上創新的沖動，我們向那種事件表示敬意的一種方式。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中文系。原載《當代文壇》2024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