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1937年7月7日中國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以來，中華兒女紛紛舉家遷移，為了堅定抗戰決心，為了保存民族血脈，為了中華文明的延續，背井離鄉的人們在漫漫逃難之路上，不斷向西，向南。1938年10月21日，廣州淪陷；10月27日，武漢淪陷，在此之后，大批難民與流寓的知識分子向香港、重慶、桂林、延安、昆明等地匯合。“警鐘一鳴，抗戰發動，桂林立以嶄新的姿態出現，成為時代的寵兒。東南人士大量流徙的結果，無論文人墨客，官紳商賈乃至販夫走卒，多數被桂林的山水吸引住了。大家視為福地，留駐下來。”

“街道”連通著桂林城市的各個地理空間，聯通著桂林都市與山水田園，不僅接洽著知識分子街道外的私人生活與街道上的工作崗位，還成為知識分子參與政治愛國活動的通道與場域。他們把愛國救亡的政治活動搬上了原本作為公共生活空間的街道，賦予其新的屬性——“廣場”。街道的意象對應著中國現代知識分子不同的精神走向，在特定的歷史時空中不斷變動：他們是平凡的普通人，是堅持經世致用、憂世傷生傳統的文人，也是堅持在工作崗位上以文藝干預生活的知識分子，更是在廣場上振臂高呼，以熱血喚醒民眾的民族救亡之士。他們對空間的體驗、對空間的改造，為他們的意識所塑造。因為戰爭，桂林的街道改變了樣貌，被知識分子的生活、實踐與創造賦予了新意義，同時他們的精神意識也在醞釀與確立中，從山水走向抗戰之路。

一、風景的發現：桂林的“行”與“橋”

桂林城市東邊以漓江為界，另三面以四湖為護城河，四面環水。“桂城瀕漓江西岸，城中有‘王城’，是明代靖江王開府之所；王城中有大石山名獨秀峰，高約六百余公尺；山上有廟宇樓亭，不整齊的石級從山腳繞山而上；半山之間，紅墻綠瓦，在那蒼松翠柏之中襯托出來，顯得非常美麗。山頂俯瞰全城，青山綠水，盡入眼簾。桂林的城門很多……水東門臨漓江，是通對岸的惟一要道。” 漓江自古是滋養桂林市民生息的母親河，在冷兵器時代就是桂林城東側天然的護城河。在桂林市曾經流傳著一句形容桂林小城建設結構的順口溜：南北一條路，東西一座橋。“南北一條路”指的是貫穿桂林南北城區的主干要道中北路與中南路，與之垂直于桂林市中心十字街的是連接東西的桂西路與桂東路，桂東路一直向東至桂林城東門，出水東門之后，作為桂林街道的延伸，橫渡漓江數百步江面的是一座明正德四年修繕的永濟浮橋，下面排列著一艘艘木船，船下有鐵錨沉入水底，上面架著大木板，船與船憑借鐵鏈鐵索相連接。

在抗戰時期，永濟浮橋成為市民穿梭漓江去東岸七星巖等巖洞避難的生命之橋。1938年底之后，桂林的空襲日益增加，躲警報成為桂林市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每當空襲警報拉響，獨秀峰上的標桿掛了警報球，桂林城中男女老少成群結隊地從繁華的街巷登上漓江上搖晃的浮橋，從市區涌上郊區散落的天然防空洞——巖洞。1939年，童常發表在《新華日報》上的文章《在桂林的巖洞》描述了當時市民從桂林城東側水東門跑到七星巖二十多分鐘躲警報的場景：“從桂林城到桂林的東郊，架著兩座橫跨漓江的浮橋。每天的清晨，當桂林從睡夢中蘇醒過來之后，浮橋就不斷地被踐踏著，男男女女的人紛紛地奔向東郊去。他們抬著箱子行李，背著包袱，抱著孩子成群結隊地過了江，向聳立在城東的七星巖各山進發。這是到巖洞去躲警報的。”

1939年12月，桂林市政府決定修建一座現代石墩鋼筋大橋，新橋于1940年秋建成，名為“中正橋”。這座寬闊的新橋代替原來的浮橋，為桂林人民帶來了便捷，不但行人們可以搖搖擺擺，大踱方步，汽車包車人力車可以疾馳而過；便是靠在橋欄，隨意瞻眺，浮蒼滴翠的七星峰嵐宛如聳立眼前，俯視澄碧的江流，流得那么遠，那么遠，遠至水天相接，混茫一色。過了橋再向東行，經過花橋，就是七星巖風景區了。如韓愈詩中所繪，橋下是“江作青羅帶”，橋兩岸是“山如碧玉簪”，而橋上各色人馬川流不息。

桂林市貌在抗戰的浪潮中變化著，因為人口膨脹，物價飛漲，許多逃難到桂林的知識分子都選擇居住在漓江東岸風景區之中，而他們從事文學文藝文化工作的崗位大都集中在西岸中心市區。于是，這座橋不僅連接著桂林都市與田園兩個地理空間，還聯通著百姓的生計與生活，以及知識分子們的抗日活動、文化實踐與家庭日常。橋與抗戰文人的生活密不可分，中正橋不僅是他們日常交通之路徑，還連接著抗戰時期的“家”與“國”，蘊含著雙重身份與意義。桂林文人穿著長衫或西裝、灰布制服，夾雜在往來的行人之間，經過漓江上的大橋，穿過桂林整齊的大街小巷，探友聚會，參加、組織各種文化活動，實踐抗戰活動，晚上又頂著月色在山水的柔波中歸家；或是空襲警報響起時，與其他市民一起步履匆匆，走過中正橋前往七星巖防空洞避難。走過的路伴隨沿途的桂林風光，都成了生命。

“實體之橋”是知識分子進城抗戰的唯一路徑，他們以眼、以心、以文感知著自然，橋是風景發現的媒介，融于精神之中的山水通過作品表達出專屬于桂林文化空間的獨特文學意象，正是因為對桂林山水的發現，喚起了一種基于地理遷徙之經驗的民族認同，在“風景的發現”中體驗到國家的認同，堅定抗戰文化實踐崗位，最終投入抗戰的浪潮之中。面對戰爭的無常與毀滅，知識分子的精神在不同的方向中搖擺著，他們需要在內心構建出強大得足以與慘淡的現實相抗爭的精神認同，如此才能把不同面向的自己與他人連接，把被戰爭割裂的國破山河重構，把生活日常與藝術創作、抗戰實踐溝通。知識分子穿梭于桂林山水中的街道與橋梁之上，從此岸到彼岸的道路就是知識分子在抗日戰爭時期走向抗戰的旅途。

在桂林市內，除了連接漓江東西兩岸地理空間和人民生活的中正橋，還有另一座重要的橋梁——花橋，同樣凝聚著桂林人民的日常生活，說起“花橋”，所有桂林人腦海中都能浮現出故鄉山水最美麗的景象記憶。走過中正橋再往東走百米便是花橋，它位于漓江東岸的七星山前，橫跨小東江之上，同樣是進出桂林城東門的重要通道。1942年由徐祝君主編的《桂林市指南》一書中，專有一文介紹桂林的花橋，作者對于桂林山水帶著“生”之意趣的憧憬、到訪花橋后感悟時代的滄桑以及對抗戰勝利的決心，皆凝聚于花橋的審美意象之中。作者對于生命、生活、生趣的憧憬被這一張桂林花橋的照片感召出來，美麗的自然景致在國家正值抗戰危難之際越發顯得珍貴。人的價值在戰爭中被削弱了，他們只能通過其他載體來構建起生活與精神的依托，對作者而言，這個載體是桂林花橋的山水，他想象著自己撐著一葉扁舟，蕩漾在桂林的夜色中，迎接天邊絢爛的朝霞，輕柔的風、水、新柳和遠處的鐘聲，生機勃勃的景致與人的精神向往連接至一起。當四年之后他來到桂林拜訪這座橋想象中的盛景時，他感受到了時代巨變給城市帶來的衰落，在這種惆悵之中，讓橋重新生動起來的是行走其間的農人，還有戰爭中負傷的戰士，抗戰中的元素赫然浮現：

我想桂林人是幸福的!在他們的歸途中夠稍微憩息于好景滿眸的花橋上讓涼風撫慰著，看青翠的遠山，聽流水的歌唱，于是便忘懷了一個晨早的疲乏。

而當我的思意正散步于這樣愉快的羨慕中，從那有著“芙蓉萬仞”，橫匾額的橋那一端，又肩來了幾個躺在白的病床上，曾經為了祖國的自由而流過高潔的鮮血的戰士，在寬闊的橋中間停了下來。看他們的面容，似乎盡不感到個傷的痛楚，他們安靜地以明亮的眼珠子，遙望著那橋的遠方。

在歸途中，我雖然深深地惋惜于不得見到像四年前的照片那樣美好的花橋，但我并不失望，因為我堅信祖國一定勝利，而花橋，也一定會恢復它的壯麗它的年輕!

作者不再沉浸于對山水詩情的美好想象中，真實時代的殘酷把人拉回現實生活，自由與“生”的希望從戰士們的目光中流露出來，橋所隱含的生機變得更為立體深遠，讓人心中對于和平生活與戰爭勝利的向往越發強烈。

二、從“山水”走向“抗戰”

許多在抗戰中不斷遷徙的百姓，出于種種原因來到桂林，其中總會有對“桂林山水甲天下”美名的向往。人們從離散國家的四面八方會聚在桂林之后，感受著大后方這座西南小城山水的寧靜與美好，常常會心生一種在戰爭中茍安的自責與不安。著名話劇演員鳳子在散文《念桂林》中提到，抗戰時期，桂林的年輕人靜極思動，山水未能忘憂，于是就紛紛組織抗戰活動，或者投身受訓，沒有提槍勇氣的文人在抗戰的中國就會產生“累贅”“廢物”的自我懷疑，心生寂寞。

在重溫某一時代的文學作品時，多方面的精神生長是應該被關注和重視的。人類又軟弱又堅強，又自私又奉獻，他們常常不那么光彩地生活著，在時空中，成為一個個迷失者。各種各樣的人性糾纏與復雜正是人類為文學帶來的動人之處，文學的厚度也正體現在對人性與人生刻畫的厚度之上。抗日戰爭時期，對這一代人來說，個人命運總是與時代緊密相連，他們所經歷的復雜與糾結同樣折射出時代的曲折，他們在滿是傷痕的中國大地上生發的落寞，在山水靜謐中產生的迷茫，同樣是時代中知識分子留下的注腳。

作家羅洪在《夏在良豐》中也描述了她在亂世之中來到桂林，既歡欣又羞愧的復雜心緒，但是這種復雜的不安在抗戰的民風之中轉換為喜悅，大多數知識分子會通過自我調節、與外界的勾聯、崗位實踐、參加公共生活等多種方式，安撫心境：

我剛到這里，總以為自己太逃避了現實，放著外面激昂勇壯的抗戰工作不去直接參加，卻躲在這奇峰曲徑的地方來游山玩水。每在恬靜中驚覺到這點，身心便感到十分不安。但不久我就看出這僻靜的鄉村對于抗戰的情緒相當高漲，而這里同學們對宣傳工作也十分緊張的，每逢墟日，市集上賣東西的，女人有時占著多數，據說她們的丈夫和兄弟，有的都出征了。這里的民眾對于服役的事很忠心，對于公眾的責任觀念比較重；也許為了以前交通阻隔，不大見到外省人，所以對于外省人的界限，好像劃分得比較深，至于其他方面我覺得都比江南一帶的農民好。我對于四周環境這樣熟習起來，嗅到了抗戰的濃重的氣味，心里很高興。

對于另一部分知識分子而言，山水帶來的不是一蹶不振的落寞，而是得之不易的身心安棲以及藝術的萌發與精神的生長。“游山逛水不是一件易事，沒有文藝修養的人實在不容易領略山水的妙處，因為詩、畫、音樂，在欣賞山水的時候必然溶匯成為一體。”在桂林山水的發現中，文人的詩情畫意被激發而出，詩、畫、音樂等作品便從山水中流淌而出，共同促進著桂林文化蓬勃發展。熊佛西在《山水人物印象記》中描述到穿梭在桂林山水中，獲得美的體驗與心靈的安寧：“其實桂林的風景不在獨秀峰和七星巖，而在整個的桂林區!不信你站在中正橋上憑欄環顧遠眺，每個角度都有它特殊風趣；你若沿著漓江步行到穿山一帶，你會欣賞稱贊不已!倘你有一小時的清閑，到定桂門外，駕一葉輕舟，溯江而上，月夜或黃昏，雨天或晴霽，山影人面倒映在水里，微風拂鬢，水聲潺潺，真有無限的詩意……風景隨著季候時刻而轉變，桂林的風景尤其是這樣千變萬化，有時甚至一日數變。不過我認為欣賞桂林的風景最好在雨后，這時景物格外清新。其次是在月夜，月夜漫步中正橋頭或月牙山下，在夜闌人靜月到天心之際，銀色的霧籠罩著整個的桂林城，群峰披戴著一層乳白的紗縵，是桂林最美的時候。”

1942年的中秋節，熊佛西夫婦和榴園眾人：王小涵、尹瘦石、蕭鐵，應王羽儀邀請，去西門外的牯牛山賞月，茅盾夫婦與柳亞子夫婦稍后也到來。銀色的月光傾斜在崎嶇的山路上，登頂之后，桂林全景浮現在眼前，仿若一片晶瑩剔透的琉璃世界。

遠山近樹，歷歷在眼；清風明月，沁人胸懷，使我們幾乎忘卻人間愁苦!這時我們談到桂林的山水，談到堅苦而又光明的抗戰。談到蘇聯史城的巷戰雖經一星期之久，而史城屹然未動，蘇聯這種堅強抵抗的精神值得我們欽佩學習。我們又談到法幣樣式之多，也談及前線的官兵如何在戰壕里過中秋，大家東一句西一句的談著，不覺月亮已升到半空……臨行時，大家都互期明年中秋當在漢口、南京、上海、北平或東三省去賞月。

這次友人們登山泛舟賞月的記憶，是如此令人陶醉，而漢口、南京、上海、北平與東三省都在戰爭的鐵蹄之下淪陷了，憤怒、仇恨與惆悵讓動人的景色也有些苦澀，然而眼前的山水景色越美好越恬靜，心懷國家的知識分子們就越期盼抗戰早日取得勝利，他們立下的約定便是期望，明年此時在完整的國土上共享團圓便是愿景。如此美麗的月夜喚起的不僅是文人心中詩情畫意的靈感，還使他們燃起守護山河歲月安寧的愛國情懷。如同1938年11月17日，初到桂林的艾青寫下的名句：“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

桂林的山水屬于祖國大好河山的一部分，眼前的風景有多美，廣闊的國土就有多美好，中國的土地是千萬人民的愛憎、喜悲、血淚、生死開墾出來的家園。當山水的意象與國土連接在一起，對山水風景的認同便是對國家的認同，對山水的熱愛便生發出對國家的熱愛。對抗戰時期的民眾而言，抗戰愛國使命感的生發，關乎他們在生活和工作中的行為舉動，關乎對抗戰活動是否支持，進而關乎決定抗戰的勝利能否早日到來。“假如你乘坐飛機，在桂林上空兜上幾個圈子，憑窗俯瞰，看看下面碧玉般的峰嵐，翠帶般的流水，再看看騰輝耀彩的商市，星羅棋布的工廠，熙來攘往的人們，你豈不要高喊一句：‘桂林是多么可愛呀!’假如你再想想：全國境內，和桂林相伯仲的地方，有多少；比桂林更優美，更宏壯，更繁盛，更饒富的地方，有多少；你豈不更要狂呼一聲：‘中國是多么偉大呀!’并且我們還要記著：我們衣于斯，食于斯，蕃息于斯，完完全全靠了前人的篳路藍縷，慘淡經營；豈能在我們這一代人手里，讓人家來侵略我們的疆土，剝奪我們的主權?我不發憤，何以對往古之英賢!我不發憤，何以對佳麗之山川!”

顧震白面對桂林山水，和其內蘊的祖國大好河山的意象，向讀者振臂高呼，愛國與救亡的抗戰熱情昭然顯現。

1944年2月15日，西南劇展在廣西省立藝術館拉開帷幕。會演中期，大會組織來自八省三十多個演出團體的上千名戲劇工作者去漓江郊游。出發之前，大家集中在藝術館劇院的前廣場上，田漢在發言中談到在抗戰時期，無數的熱血青年堅持在自己的崗位上，在救亡宣傳工作中，獻出了自己的生命。臺下的人群怒吼著抗日的口號，廣場上群情激昂。田漢接著說道：“同志們，在長期會演中大家辛勞了!我們應該擠點時間來輕松一下，有休整才能更好地工作。‘桂林山水甲天下’。到了桂林不去觀光這里的山水，這是很大的損失。祖國江山多壯麗!而今國土淪喪，山河破碎，我們忍看自己的家鄉讓敵騎踐踏嗎?桂林這美麗的山水和祖宗的墳墓能讓它斷送嗎?不!決不!要知道愛祖國山河，才能激發起捍衛疆土的愛國激情!現在去認識一下桂林山水，這使我們更加熱愛祖國，增強捍衛國家，保衛世界和平，爭取抗戰勝利的信心和力量!高舉起我們的抗戰戲劇大旗前進!出發!”

在熱烈的歡呼聲、口號聲中，這支戲劇的大軍浩浩蕩蕩從桂西路盡頭的藝術館出發，經過十字街，走向桂東路，街頭駐足著圍觀的桂林市民，“有的跟著一起呼口號，有的和聲而唱，甚至桂林中學、漢民中學的學生們也興奮地走進隊伍，加入行列攜手并肩前進。步過東門大橋，過花橋，走月牙山、七星巖，沿著漓江涉水穿過象鼻山走向農村田野。千百人在歌唱，跳躍，歡呼”!抗戰的熱情被這群可愛的人們點燃在桂林的街道上，他們從城市的街道走向山水，又從山水歸來走向抗戰的舞臺。這些風景都交織在他們的記憶里，成為靈魂中永恒的山水。

馮至在記錄了山水故事和他在抗戰時期生活過的昆明記憶的散文集《山水》“后記”中，寫到山水為他生命帶來的意義，亦可觀照知識分子的心境：“這時我認識了自然，自然也教育了我。在抗戰期中最苦悶的歲月里，多賴那樸質的原野供給我無限的精神食糧，當社會里一般的現象一天一天地趨向腐爛時，任何一棵田埂上的小草，任何一棵山坡上的樹木，都曾給予我許多啟示，在寂寞中，在無人可與告語的境況里，它們始終維系住了我向上的心情，它們在我的生命里發生了比任何人類的名言懿行都重大的作用。我在它們那里領悟了什么是生長，明白了什么是忍耐。”

在抗日戰爭時期，桂林山水就這樣成為一大批知識分子的棲息之地，承載著精神寄托，街道作為民眾生活的公共空間和知識分子崗位實踐的文化空間，如今又成為愛國人士抗戰救亡活動的政治空間，這一獨特的文化時空便成了中國文人的精神之路。

三、游行與艾青的《火把》：知識分子的廣場意識

“當現代社會發生轉型，傳統士大夫的經國濟世的抱負無以施展、然而又不僅僅滿足于自己的民間崗位的時候，知識分子必然要在這中間開辟出一個渠道來發揮對社會對國家的責任與熱情。”知識分子在私人空間作為平凡人的自我意識，在文化空間作為知識分子的“崗位意識”，在政治空間作為愛國救亡之士的“廣場意識”，與他們對空間的體驗、對空間的改變、對空間的創造交織在一起，都源于文化傳統之中的人文自覺。面對戰爭的無常與毀滅，爭取人的解放、民族的解放，是這時期的歷史要求。于是，知識分子的精神在不同的方向中確立，他們在抗戰時期的桂林——這個獨特的空間中，把不同面向的自己與他人連接起來，把生活經驗與藝術創造、文化實踐串聯起來，把祖國山水的美好與抗戰救亡活動溝通起來，從此岸到彼岸的旅途就是知識分子在抗日戰爭時期精神成長的過程。

在抗戰背景下，這種關懷國家與人民的情緒則更為顯著了，當知識分子在桂林山水間，汲取了美的享受與飽滿的愛國熱情，他們從山水歸來，沿著漓江橋，走上桂東路，走進桂林城內，走向廣場，走向抗戰。桂林在抗戰期間曾多次組織抗戰救亡的游行活動，游行常常以桂林公共體育場為活動的起始地，桂林的主要道路便是人群流動的場域。街道曾經是市民日常生活的公共空間，但在抗戰期間被知識分子用以宣傳愛國救亡活動，盛大的抗戰宣傳游行場面開始出現在桂林的街道、廣場、公共體育館上，以其作為“廣場”啟蒙與鼓舞民眾，公共空間被知識分子賦予了“藝術文化”之外的第二層意義——愛國救亡。

根據《桂林文化大事記》記載，1938年1月8日“國防藝術社及抗戰歌詠團在體育場舉行抗戰歌詠火炬晚會，到會民眾萬余人，美國福克公司旅桂攝影記者代為攝制影片”。這次火炬公唱大會，由5路軍總司令部政訓處處長韋永成主持。參加大會的除主辦單位——廣西抗戰歌詠團外，還有桂林高中、桂林女中、國民中學、桂林初中、省立實驗基礎學校、中山紀念學校，以及數千名桂林市民。韋永成宣布大會開始，并將一把火炬傳予歌詠團團長李文釗，點燃了全場火。隨即，歌詠團訓練委員會主席滿謙子面對全場觀眾領唱《勝利的明天》《保衛祖國》等抗戰歌曲，接著，韋永成、李文釗等率隊伍在桂林街頭游行。隨后，又返回體育場，由滿謙子領唱歌曲數首。滿謙子的兒子滿近朱在《滿謙子年表》中也寫到這次活動：“在軍樂隊的伴奏下，滿以手電筒當指揮棒，并通過擴音器，領唱了《勝利的明天》，然后歌詠團員手持火炬上街游行，萬人空巷，全程沸騰。最后返回體育場，圍著篝火繼續高歌至深夜。據悉，后來美國總統羅斯福看了新聞影片的報道，為之動容。”

這場被李文釗稱為“全國最早的創舉”的火炬歌詠游行讓“幾乎整個桂林都給埋在火炬之光與救亡歌聲之中了”。根據當時的參與者熊永立回憶，“天黑了，長長的火龍不見首尾，激昂的歌聲響徹山城，這個壯觀的場面，在當時連電燈尚未普及的桂林，怕是破天荒頭一遭”。當時還未成為抗戰文化城的西南小城甚至連電燈還未普及，民眾的抗戰熱情被知識分子的講演和指揮渲染鼓舞起來，此時激蕩在愛國激情中的山水之城還未預料到，不久的將來，自己將承擔起全國文化中心的重任。歷史的選擇無論偶然還是必然，抗戰救亡使命的序幕此時已在桂林的歌聲與火光中展開。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讓中國全面抗日戰爭開啟，在此之后，每年為紀念七七事變，全國各地都會組織舉行抗戰愛國集會、游行活動，鼓舞民心。1938年底赴桂的宋云彬曾在《桂林日記》中寫到1939年7月7日，“七時，雇車赴水東門，為游行隊所阻，坐待一小時，方得通過。來桂林后，第一次見群眾執火炬游行也”。為紀念七七事變兩周年，“體育場舉行了數萬人紀念大會，晚間舉行火炬游行，演出街頭劇，并舉行戰利品展覽會”。大會上，舉行了獻旗儀式，大家向犧牲在戰場上的死難同胞默哀，許多知識分子想起1938年末音樂家張曙和其女兒在桂林的空襲轟炸中遇難去世的場面，感到痛心與悲哀。就在宋云彬因為腿疾復發，等待著游行隊伍通過的時候，正是手執火炬的數萬人群正從體育館離開會場，走上街道之時。“長達數華里的游行隊伍猶如一條光芒四射的巨大火龍，經厚福街、桂南路、榕蔭路，再繞向環湖路、中南路、中北路，一路蜿蜒游動著，把桂林全城照得透亮。圍觀的人似山如海，震天動地的口號聲，在突然射出的電光彈和播送的進行曲中響徹大街小巷。”人群的狂歡凝結起強大的感召力，知識分子手舉火把置身于人群之中，感受著前所未有的心潮涌動。隊伍中間，第一次參加火炬游行的艾青也被深深地感動了，這次燃燒著的桂林之夜，夾雜著難以明道的情緒醞釀在詩人敏感的心里，最后成就了10個月之后，5月1日至4日，他于新寧創作長篇敘事詩《火把》。

1940年4月末的一個夜晚，艾青在散步時看到新寧縣的百姓家中燃起松明照明，點點松明匯成一片火的景象，觸發了艾青心頭“火把”的記憶。艾青在回答批評者的《關于〈火把〉》一文中，詳細介紹了該詩的起因正是1939年7月的桂林火炬游行，艾青在文中還表明了這首詩的主題：

我曾遇到過一次火炬游行，僅只一次，卻夠了。

是那樣的一種場面，綿延不斷的群眾為火把感奮著，一陣口號，一陣歌唱……致使我感動得在眼眶里蘊含著淚水，很快地我的全身被“一種東西……一種完全新的東西……”所襲擊，像背負了被射中的箭的野獸，背負了這東西回到住所里。

這“東西”是什么呢?這我曾花了千行詩的篇幅寫的“東西”是什么呢?

群眾的行動所發揮出來的集體的力量，群眾本身所賦有的民主的精神，群眾的不可抗御的革命精神。

《火把》，這個千行長詩，歌頌的就是這種正在無限止地擴張著的“力量”和“精神”。

《火把》歌頌的是光明；

《火把》寫的是全民族爭取光明的熱情和意志；

《火把》寫的是“火的世界，光的世界”；

《火把》寫的是光明如何把黑暗驅趕到遙遠的荒郊的故事；

《火把》寫的是照著我們前進的“火把”。

《火把》全詩共十八章，以桂林的火把游行為背景，講述了青年女性唐尼的戀愛糾葛與精神成長。在詩的開篇，好友李茵催促著唐尼出門參加游行。唐尼是個柔弱又浪漫的女性，她出門前在匆忙中依然完整地梳妝、更衣，梳子夾在《靜靜的頓河》里，粉盒壓在《大眾哲學》上，口紅與《論新階段》躺在一起，她談論今天可能會倒霉，只因為看見河里淹死士兵腫脹的肚子。種種細節勾勒出人物的性格與生活狀態，她走出家門，承諾母親，今晚要帶火把回來。今夜，唐尼的情感破碎了，但也是在同樣的夜晚，她在火的流動、人群的沸騰中感受到一種陌生的情感，那是自我獨立精神的覺醒，愛國意識的時代感召。這種激情來自闊寬的廣場上的演講，來自似乎聚集了全中國人民的火把隊伍，來自友人誠摯的“勸”，唐尼感受到的世界與此前內心糾纏于小情愛的世界并不一樣，歌聲與火光把黑夜驅散了，從某種意義上說，唐尼獲得了群眾、革命、同志之愛的“啟蒙”。

第四章的《演講》，艾青把知識分子在廣場上的講演表現得尤為精彩，演講者站在臺上，無數的光、眼睛、耳朵聚集在一個人身上，他的每個神態、每個字都被無限放大，環繞在場內。聲音慢慢提高、感情慢慢激昂，語詞強有力地捶在群眾的心上，觀眾內心的情感不斷被激發涌動出來，像是颶風在黑夜中會激起光的風暴，煽動起喧鬧而熱烈的歡呼鼓掌的浪潮。這樣富于號召力的在廣場上的演講，如同陳思和闡釋的知識分子的廣場意識，“他們幻想站在一個空曠無比的廣場上，頭頂湛藍的天空，明朗的太陽，地下匍匐著蕓蕓眾生，仰著骯臟、愚昧的臉，驚訝地望著這些真理的偶像。他們向民眾指出，哪里是光，哪里是火，從此世界上就有了光和火”。當然，五四時期的廣場意識讓知識分子感受到了啟蒙之光可以被自己點燃的偉力，而之后的時代中，虛擬的廣場消解了，知識分子要建立起永久的廣場意識是極其困難的。于是，他們轉而通過工作崗位的實踐來寄托自己的人文理想、學術與社會責任，以及文化傳統的精血。然而，在全民抗戰的特殊年代，知識分子除文化崗位之外，還承擔起了宣傳愛國救亡文化的重任，啟蒙與救亡的主題同時進行著。他們安于自己的文化崗位，在實踐中，面對大眾，面對讀者，振臂高呼。而當特定的情勢需要，他們重新登上“廣場”，他們的語詞不再是把民眾當成愚昧者的強烈批判，而是把臺下的眾生當作每一股能促成抗戰勝利的力量，他們的責任是宣傳，是鼓舞感召人心，把小小的微光燃成大火燎原。艾青在《詩與宣傳》中這樣闡釋兩者的深層關聯：“不要把宣傳單純理解為那些感情之浮泛的刺激，或是政治概念之普遍的灌輸；藝術的宣傳作用比這些更深刻，更自然，更永久又難于消泯。如果說一種哲學精神的刺激能從理智去變更人們的世界觀，則藝術卻能更具體地改變人們對于他們所生活、所呼吸的世界一切事物之憎與愛的感情。”

無數的火把被點亮了，數不清的耀眼的光流動在街道上。眼前是火與光的世界，而每個人的心中都溢滿了一種嶄新的、前所未有的情感，血脈的奔涌提醒著“生”的渴望。巴金在《桂林的受難》中曾痛心地描繪過桂林在空襲中的受難：“我帶著一顆憎恨的心目擊了桂林的每一次受難。我看見炸彈怎樣毀壞房屋，我看見燒夷彈怎樣發火，我看見風怎樣助長火勢使兩三股濃煙合在一起。在月牙山上我看見半個天空的黑煙，火光籠覃了整個桂林城。黑煙中閃動著紅光，紅的風，紅的巨舌。”他在文末感嘆，中國的城市是不會屈服的，在受難中依然看見城市的歡笑。

在《火把》的第六章《火的出發》中，艾青傳遞著相同的情感，受難的街道被火把點亮，抗戰愛國之心也被點亮，街道成了愛國救亡等政治宣傳活動的空間，成了激發民族情感“生”的尊嚴與渴望的場域。啟蒙的火把不僅照亮了唐尼的迷茫，也照亮了艾青們，同時，光明傾瀉透徹，更照亮廣大的民眾。所有的激情、所有的關于和平與生命的向往在此流動凝聚，交相輝映。火把的烈焰趕走了黑暗，把籠罩在中國上空的黑夜搖坍下來，迎接光與火，迎接勝利的黎明，迎接新世界的誕生。

讓我們火把的光

照亮我們全體

沒有任何的障礙

可以阻攔我們前進的全體

照亮我們這城市

和它的淌流過正直人的血的街

照亮我們的街

和它的兩旁被炸彈所摧倒的房屋

照亮我們的房屋

和它的崩坍了的墻

和狼藉著的瓦礫堆

讓我們的火把

照亮我們的群眾

擠在街旁的數不清的群眾

擠在屋檐下的群眾

站滿了廣場的群眾

讓男的 女的 老的 小的

都以笑著的臉

迎接我們的火把

讓我們的火把

叫出所有的人

叫他們到街上來

讓今夜

這城市沒有一個人留在家里

讓所有的人

都來加入我們這火的隊伍

……

讓我們每個都做了帕羅美修斯

從天上取了火逃向人間

讓我們的火把的烈焰

把黑夜搖坍下來

把高高的黑夜搖坍下來

把黑夜一塊一塊地搖坍下來

把火把舉起來

把火把舉起來

把火把舉起來

每個人都舉起火把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