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新時代的中國報告文學風生潮起，應承了新時期這一文體曾經掀起的聲勢浩大的“中國潮”。前者在當代中國文學史上的意義已獲得大致的確認，而新時代報告文學的活躍度和顯示度等也是有目共睹的。在新時代中國文學的總圖中，報告文學是一個自有色調、也獨具分量的重要板塊。尤其是在主題文學的創作中，更是獨樹一幟，實績卓然。這樣的情勢既得之于豐富多質的現實生活的激發，也與文學制度創造的利好直接有關。在當下，作為一種獨特的時代文體樣式，報告文學進入到了又一個屬于它的文學新時代。與此相應，關于報告文學的文體建設受到越來越多言說者的關注。無疑這是有意義的。

一

如何報告，首先需要回答報告什么的問題，同時如何報告又與怎樣文學緊密相連。報告文學是以文學的、非虛構敘事的方式書寫題材、表現主題的。由此我們就需要考察分析報告與文學之間內在的邏輯聯系及其聯系的機理。這里既要固本守道，立定報告文學文體根與本的問題；又要開新求是，尊重并總結在新的文化生態中出現的創作新探索、新樣態

在文學各門類中，報告文學與現實的關系更為密切，所以它反映時代生活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因而受到文學界內外的更多關注。但同時，報告文學又是一種相對晚生的文體。報告文學（Reportage）的命名，昭示了這是一種與新聞報道相關聯的現代文體，而“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的中國史傳文學傳統，則是它重要的精神內核。因為報告文學發生發展的歷史并不很長，所以它自身的積累尚不豐厚，相應地，報告文學的文體理論批評還沒有形成更多的有效的系統化建構。

已有的一些重要的批評術語，隨著文體的與時俱變，很難準確地評價今天的創作。比如，我們習慣于稱報告文學是“輕騎兵”。“輕騎兵”喻指那種快捷反映現實、寫作迅捷的短篇文學樣式，這正是過往報告文學作為新聞文學的重要優勢，而今“輕騎兵”式的報章體報告文學依然是這一文體的基本形制，但分量更重、影響力更大的是包含了豐富厚重信息內容的長篇作品。這是一種文學的“重器”。它的高質量寫作，需要寫作者更多地用力用心，更多地用時沉潛。慢活精工鑄“重器”，長篇寫作難以速成的。

再比如新聞性，我們曾將“新聞性”視為報告文學文體的第一特性。但隨著各種新媒體的興起，新聞“直播”等傳播方式的大眾化應用，報告文學的新聞性明顯弱化。因此，用“非虛構性”概括報告文學的特征更為合適。所謂新聞結束的地方，是報告文學寫作開始的地方，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有這樣的意指。在新的時代語境中，報告文學的寫作從更多地關注題材的新聞性，移位至更多地挖掘并呈現新聞背后深部的信息，為步履匆匆的時代存錄值得人類記憶的種種史志。

我們討論新時代報告文學的文體建設，會涉及許多具體的話題。但總體來說，還是脫不了如何報告、怎樣文學這樣的核心議題。如何報告，首先需要回答報告什么的問題，同時如何報告又與怎樣文學緊密相連。報告文學是以文學的、非虛構敘事的方式書寫題材、表現主題的。由此我們就需要考察分析報告與文學之間內在的邏輯聯系及其聯系的機理。這里既要固本守道，立定報告文學文體根與本的問題；又要開新求是，尊重并總結在新的文化生態中出現的創作新探索、新樣態。本固而道立，報告文學才可謂之報告文學，而與時取新，這一文體方能開枝散葉，葆有發展的活力，實現高質量的贏得更多讀者的發展。

二

在報告文學寫作中，開虛構的口子，即便是蟻穴，也會削弱讀者對報告文學本有的信任感，這會從根本上傷害到報告文學的文體聲譽。在這一點上，我們倡導報告文學的寫作應堅持大事務實，小事求真的原則。

在報告文學寫作中，一定程度上存在著結構性過剩的問題。在一些主題寫作中，題材選取、視角選擇等顯現出同質化、雷同化的現象。有價值的主題報告文學，是以特異性、典型性的題材及其具體內容表現時代重大主題的

報告文學的文體稱名，給予讀者多種詮釋的可能。但無論怎樣的解讀，“報告”是這一文體區別于其他寫作形式最根本的規定性。報告文學是“事實文學”（Literature of Fact）。所謂“報告”，就是事實的報告。對現實的實錄和歷史的存活，是這一文體的主要功能和核心價值。因此，在報告文學創作中，事實是第一性的。事實客觀自在，語言對于客觀自在的事實，自然無法做到絕對意義上的本真呈現；但是，報告文學的事實第一性，要求作者的寫作應該是厚道誠實的，應致力于最大程度上逼近事實本身。有一種說法較為流行：報告文學寫作可以大事不虛，小事不拘。這是一種較為曖昧的表述。且不說“大”“小”之間很難厘定把握。報告文學作為非虛構敘事文學可以也應該借鑒小說的敘事藝術，但像大段連篇地記寫帶著引號的過往人物的對話、無根漫溢的情景再現等寫法是不可取的。取法乎上，僅得其中；取法乎中，僅得其下。

報告文學的力量在于非虛構的客觀真實。在報告文學寫作中，開虛構的口子，即便是蟻穴，也會削弱讀者對報告文學本有的信任感，這會從根本上傷害到報告文學的文體聲譽。在這一點上，我們倡導報告文學的寫作應堅持大事務實、小事求真的原則。所謂“大事務實”就是關系寫作對象根本規定性（定時、定點、定量、定性）的事實須得核實，務求精準；所謂“小事求真”，就是一些必要場景的想象性再現（“修復”），要符合人物、事件和場景等的真實性邏輯，不可想當然地任意書寫。這些書寫須把握分寸，獲得自洽的邏輯。

在報告文學寫作中，事實是要件，但成為要件的事實必須具有書寫價值。報告文學作品的價值生成以題材的價值含量為前提。這并不意味著報告文學寫作具有題材決定性，而是表示這類非虛構寫作題材具有某種意義的前置性。作者猶如玉石的雕刻師，只有好的玉石才能雕刻出富有價值的藝術品。作為報告文學寫作的“好的玉石”是具有時代價值、歷史意義和人性風景的新質題材。新質題材具體體現為它所包含的具有新質的人物、事件、社會現象、自然物象等，以此為題材的作品，為讀者提供新的事實、新的知識、新的信息。因此，報告文學作家應當銳敏于時代的觀察和歷史的勘探，從中發現、選擇具有時代性、歷史性、人性價值的初始性、獨特性的題材，并由此獲得具體的、豐富的、具有某種異質性的存在，最后以富有表現力的敘事加以展呈。

報告文學的報告對象的面向十分寬廣。但有一種傾向值得寫作者重視，這就是在報告文學寫作中，一定程度上存在著結構性過剩的問題。在一些主題寫作中，題材選取、視角選擇等顯現出同質化、雷同化的現象。一方面，雷同化的創作，由于獨特性和新鮮度的流失，無法生成它應有的價值，另一方面，熱衷于跟風式寫作，自然會遮蔽對有價值的新題材發現的敏感度。我們需要正確理解把握主題創作的要義。主題創作是報告文學創作的重點和熱點，它是時代生活的一種召喚，也是報告文學作家使命之所在。有價值的主題報告文學，是以特異性、典型性的題材及其具體內容表現時代重大主題的。主題創作具有廣泛豐富的題材空間。同樣是反映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何建明的《石榴花開》、徐劍的《西藏媽媽》和楊仕芳《新聲》，不僅作品涉及的時空不同，而且取事各有對象，寫法也自有機杼。

報告文學，作為事實的文學，它所報告的其一是事實，其二是有價值的事實，其三是豐富飽滿有表現力的事實。豐富飽滿有表現力的事實，自然無法在書齋中閉門造車，它需要經由作者深入的采訪、扎實的田野調查、必要的相關知識的學習儲備等，才能積累獲得。報告文學是行走者的文學，是不圖省事偷懶、舍得下苦功夫者的文學。作品是一個靈敏度高的顯示器，它可以清晰地照見作者勞動的量與質。讀者閱讀報告文學，期待讀而有得，得而受益。但有一些作者給讀者提供的“硬菜”較少，“注水”太多，作品的信息（事實）載量不足。正如有評論家所指出的那樣：“我認為，報告文學的說服力和根本倫理首先在于‘報告’，要準確有力地呈現事物和事件的肌理。”“現在很多報告文學抒情太多，甚至主要靠抒情，材料反正就是這么多，然后醬油醋蔥姜蒜全倒上”。（李敬澤《結構與事實的力量——評長篇報告文學〈神山星火〉》）無物虛空的報告文學缺少非虛構的力量，自然也無法召喚起讀者的閱讀熱情。

近期，我讀到的兩部作品倒是感覺良好。一部是老作家陳冠柏的新作《領潮：魯冠球傳》。作者與傳主相識已久，知心也多。作品將傳主置于時代大潮中觀照，既細寫他個人的生命軌道，也描畫他作為杰出的企業家創業創新的路線圖，而其巨大的背景是當代中國波瀾壯闊的歷史大幕。這是一座別樣的歷史博物館，也是一部真切的人生啟示錄。另一部是劉大先的《去北川》。寫作這部作品，作者的身份有一些復雜，既是北川縣掛職的常委、副縣長，又是一個喜歡“在世界行走”的田野調查者，還是一個研究少數民族文學文化卓有成就的學者。多重身份的疊加，寫出了一個不一樣的新北川。其中有大地震后北川重生的新模樣，有對神秘的羌文化的敘寫和解讀，還有寫作者行路的自畫、心路的私語，可謂是一桌多味豐盛的“北川宴”。

三

不少報告文學作家患上了“文學性焦慮癥”。這使得一些作者不是致力于有效事實的獲取，而是求助于文學性“佐料”的加持，走向了問題的另外一面。

在非虛構類作品的創作中，題材事實與文學性具有直接的關聯。事實本身所包含的文學性元素構成了作品文學性的重要基礎。這種文學性的前置或內置，正是報告文學文學性生成的一種特異性。因此，報告不只是報告，報告也是文學的前提

言說報告文學文學性的問題日久。其實這是文學大類都可以討論的議題。所謂文學性，是文學之為文學的質的屬性，是文學的規定性。何謂文學這是一個復雜的話題，其中有古今之變，有大文學、小文學之異，有純文學、俗文學等區分，在現代文學文體中，又有小說、詩歌、散文、戲劇等的分類。基于此，我們既需要提取文學性的“公約數”，又要看到不同寫作樣式文學性的差異性和獨特性，不可一概而論。作為“公約”的文學性，它訴諸于接受者形象、具體、感人（移情、共情）等感知，作為文學的報告文學它應當滿足這樣一些公約的要求。所以茅盾先生在80多年前發表的《關于“報告文學”》中就明確指出：“好的‘報告’具備小說所有的藝術上的條件——人物的刻畫，環境的描寫，氣氛的渲染等等。”但報告文學又是基于事實的文學寫作，它不可虛構，不能恣意想象，它的文學性生成有著自在的獨特性。報告文學的文學性之所以為人關注，是因為它“出身”于新聞，早先的一些“速寫”、“報告”，新聞性有余而文學性偏弱，似乎給人留下先天不足的印象。此外，有一段時間的確有不少作品粗制濫造，文學品相低下，為人詬病。其實，這些年來報告文學的文學性品質有了整體上的改觀，作者的文學性意識和文學性敘事能力也有了顯見的強化提升。但是，一些苛刻的評論家總是拿文學性說事，以至于不少報告文學作家患上了“文學性焦慮癥”。這使得一些作者不是致力于有效事實的獲取，而是求助于文學性“佐料”的加持，走向了問題的另外一面。

文學來源于生活。在報告文學這里，不僅如此，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它的文學性也來源于生活，來源于作品所書寫的非虛構的人物、事物、事件等。我們不要以為只有虛構才能生成文學性。這既不符合文學史的全部存在，也忽視了文學性生成的多種可能。現實和歷史本身釀造著文學性的元素。生活是無法彩排的舞臺，其中的不確定性演繹出的種種出人意料又客觀自在的故事性、戲劇性和傳奇性等，其文學性效果決不亞于通常的虛構想象所得。在非虛構類作品的創作中，題材事實與文學性具有直接的關聯。事實本身所包含的文學性元素構成了作品文學性的重要基礎。這種文學性的前置或內置，正是報告文學文學性生成的一種特異性。因此，報告不只是報告，報告也是文學的前提。

那種走馬觀花的采訪或是主要依賴于現成材料的邀約寫作，無法抵達文學性的富礦。正因為這樣，富有經驗的報告文學作家更舍得在題材事實的深度獲取上花更多更切實的功夫。徐劍有“三不寫”的倡言：走不到的地方不寫，看不見的真實不寫，聽不到的故事不寫。他的《西藏媽媽》是這位“老西藏”新行走之作。艱難而遙遠的行走，采訪百位在福利院像媽媽一樣照護孤兒的人物。采寫進入作品的重點人物，她們的故事感人至深，閃耀著時代性與母性、人性的光芒。杰出科學家袁隆平的人物傳記有近百種，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陳啟文的《袁隆平全傳》可能是其中最好的一種。其“全”，是因為作者通過精心獨特的采訪，對傳主有更新更全面的發現和了解；也因為是作者通過不一樣的深入采訪和資料研讀，走進了袁隆平更豐富的世界：人生的世界、科技的世界和精神的世界。尤其是在對人物真切豐富的精神世界的透視中，流溢著我們所期待的文學性。

報告文學雖為非虛構寫作方式，但并不意味著在寫作過程中需要放棄作者的主體性。恰恰相反，“報告文學的最大力點，是在事實的報告。但是，這決不是和照相機攝取物象一樣地，機械地將現實用文字來表現。這，必然地具有一定的目的，和一定的傾向。”（日本川口浩《報告文學論》，沈端先（夏衍）譯）這里所說的“一定的目的，和一定的傾向”，其中也包括非虛構的審美目的和審美傾向。報告文學的文學性既內置于書寫的對象之中，需要作者深挖細掘，同時在文本建構中又需要作者對提取到的事實質料作合審美性的呈現。基于敘事設計的全局，對材料進行有機的具有表現力的調度。所謂調度就是將原生的散在的材料，作有序列的情節性、場景式的細化，并且根據敘事的需要進行結構性的重置。這種調度和重置，是報告文學文學性生成的重要路徑和有效方式。紀紅建的《彩瓷帆影》是其創作中最具文學性和文學性增值意義的一部作品。作品以長沙銅官窯題材書寫“一帶一路”主題。作者并沒有平鋪直敘題材的種種信息，而是從中國唐代彩瓷沉船在印尼被發現切入敘事，構建了千年前彩瓷制造、商貿的歷史敘事和作者尋找“彩瓷帆影”的當代敘事的雙敘事。敘事交融又錯落，具有很強的閱讀牽引力。

四

報告文學寫作的去模式化，需要我們更加注重敘事的對象化建構和主體的個人性，以豐富報告文學的文體形態，更有效地反映社會生活的存在。所謂敘事的對象化建構，就是能從書寫的題材內容中，發現其中可能存在的結構肌理，從中獲得契合此一題材的及物達意的述事結構和表意結構

文學是要有結構的，無結構便無文學。這里的結構既指具體的起承轉合，又是總體性的規劃布局。體悟報告文學的結構意義，精心于作品結構的優化，對于提升創作質量頗為重要。“結構看似是很基本的要求，實際上是一部作品的主心骨，作品如果是一場戰役，結構就是戰略，是大局。”“在當下的報告文學創作中，結構有力的作品不多見，不少作品其實是沒結構的，散步而已，走到哪兒算哪兒。或者說，一些作品只有自然的時間結構，沒有體現藝術和思想眼光的戰略結構。”（李敬澤《結構與事實的力量——評長篇報告文學〈神山星火〉》）這里所說的結構涉及到述事結構（時間與空間）和表意結構（思想與藝術）等，兼顧這些要素并兼而優之，這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但結構意識淡薄，敘事“無為而治”，這是值得報告文學作家，尤其是長篇寫作者重視的問題。

報告文學的結構問題涉及很多方面。這里我想到的一點就是關于對它模式化的批評。報告文學的同質化是指其內容方面同類題材的堆砌，而模式化主要是形式方面的癥候，寫作架勢高掛，套路很深。這顯然與作品的結構建制和敘事調性的不當設置有關。報告文學寫作題材豐富多樣，書寫的空間也很廣闊，寫作者本身也各有不同的情況。文學創作是一種求取獨創性的精神活動。報告文學寫作的去模式化，需要我們更加注重敘事的對象化建構和主體的個人性，以豐富報告文學的文體形態，更有效地反映社會生活的存在。所謂敘事的對象化建構，就是能從書寫的題材內容中，發現其中可能存在的結構肌理，從中獲得契合此一題材的及物達意的述事結構和表意結構。報告文學是一種基于作家主體的社會性寫作方式。所謂主體的個人性，這里更強調的是主體個人性的優長與題材類型的適配，揚長避短，寫作適合自己的題材。

題材類型和主題取向不同，相應的，作品敘事的組織方式也需調適。最近讀到的《遠方的山水》（陳崎嶸）、《浙里風》（張國云）、《群山回響》（李英）等作品，題材具有浙江特色，主題具有中國價值。這些作品反映的東西部協作、共同富裕和“千萬工程”的浙江實踐，基于題材的內在邏輯，建置由相關的若干事項為中心的“板塊結構”。這些作品沒有主線事件，也沒有主要人物。以事立篇，人在事中。對這樣的作品，我們不能以通常的人物形象塑造來論作品。

何建明是報告文學“國家敘事”的代表性作家，敘事中又多主體性的介入。他的《浦東史詩》從家族史和個人經驗切入文本，關聯起宏大與小微的聯系。對于“上海”一詞的全新解讀，既體現作者的主體性風格，又彰顯了浦東開發開放的“上海精神”，其實正是中國精神的形象化表征。任林舉的《江如練》，詩意的題目，散文的筆調，反映漓江流域的生態文明建設。這部獨特的“風景談”，恰是作者與題材的雙向奔赴、“天作之合”。徐劍、李玉梅新作《強國記》，首次以報告文學的方式書寫中國專利金獎成果和發明人的故事。作品整體上采用了科技敘事和文化闡釋相結合的結構。文化闡釋以散文的形制，嵌入在與黃河、湘江和珠江時空有關的主體敘事之中，作者試圖解讀中華江河文明與當代高新科技創造之間的邏輯密碼。這是有意義的“戰略結構”。

（作者系中國報告文學學會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