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在弗朗茨·卡夫卡的文學生涯中，1914年《審判》的創(chuàng)作有著特殊的意義。在與菲麗絲·鮑爾長達兩年多情書往來后，兩人的關系似乎是自然而然走到了談婚論嫁的地步。這一年的6月1日，在雙方父母的見證下，訂婚儀式在女方位于柏林的家中舉行。對于渴望擺脫父母、開始一種獨立生活的卡夫卡而言，這不啻人生的重要一步，然而僅僅一個半月之后，婚約就宣告破裂。對這一事件加以回溯，不難發(fā)現(xiàn)一些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因素：女方對自身家庭狀況有意無意的隱瞞，兩人在住房、家具等瑣事上的意見分歧，女方女性友人插足導致的對忠誠度的懷疑，以及卡夫卡一直以來對寫作生活絕對私密性的堅持，等等。面對這一結局，卡夫卡感到的并非過度的悲傷，而是對自己“完全的絕望”，乃至于這種絕望映射到了《審判》中。半個多月后，卡夫卡開始以絕對的熱情投入到這部小說的創(chuàng)作中，以沉浸式的寫作生活尋找“一種內心的真實”，并拯救自己瀕臨崩潰的人生，而此時，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隆隆炮聲已然在耳畔響起。

作為卡夫卡長篇小說三部曲的第二樂章，《審判》在創(chuàng)作上有其獨特之處。8月尚未過半，已經找到題材方向的卡夫卡采取了與以往不同的寫作方式，制訂了相對明確的計劃，幾乎是同時完成了第一章和最后一章的創(chuàng)作。在第一章中，銀行高管K在有一定標志意義的三十歲生日的清晨，被以一種莫名其妙的罪名拋入人生的低谷，而在一個月前，卡夫卡剛滿三十一歲；在最后一章中，K以近乎恥辱的方式，被殺死在礦場上。無妄之災在前，絕望結局在后，作家以這種鮮明無比的書寫對自己的過往經歷做了悲觀的反映，同時也對未來的人生做了預言性的想象。隨后的半年，卡夫卡人生中第一次獨立生活于父母的視線之外，他充分利用這段時間去填充故事開始與結局之間巨大的空間，然而這一努力仍以失敗告終，正如他自己還是要離開暫時的相對獨立狀態(tài)，回到父母身邊，做一個“永遠的兒子”。

而在《審判》之前，未完成的《美國》將少年卡爾·羅斯曼拋在了通往看似光明、實則充滿變數(shù)的未來的旅途上；在《審判》之后，篇幅更大的《城堡》讓土地測量員K奔赴目的地的諸般努力戛然而止，盡管卡夫卡曾經為之設想過一個較為明確的結局。一生中總共創(chuàng)作了這三部長篇小說，但都未能真正完成。這種“半途而廢”，似乎讓我們看到了卡夫卡對自己人生的無可奈何。

對卡夫卡而言，一生中最緊的束縛或許就是復雜的父子關系。這或許也是文學史上最知名的作家父子關系之一。作為一位自幼家貧，堪稱白手起家，最終生意成功的商人，赫爾曼·卡夫卡身上自然不乏成功者的特質，自信、果斷、威嚴，但同時，這些特質又走向了極端，變成了自負、專橫、粗暴，讓他對整個家庭保持著絕對的統(tǒng)治，也讓兒子在成長過程中飽受心理折磨。他的所有行為，無論是喋喋不休地要求孩子對來之不易的富裕生活感恩，還是在孩子哭鬧時采取簡單的體罰手段，或者不考慮孩子的承受能力，對性直言不諱，都讓作為兒子的弗朗茨·卡夫卡對父親產生了濃重的心理陰影，這種陰影甚至伴隨了他的一生，影響著他的眾多人生抉擇。在寫于1919年11月的著名長信《致父親的信》中，卡夫卡懷著復雜的心情回顧了父子二人之間三十多年的糾葛，其中有感激，有失望，也有恐懼和控訴，是對自己之所以成為自己所做的精神剖析，同時也是對與父親達成和解的渴望。然而戲劇性的是，這樣一封信母親看過，妹妹看過，甚至情人也看過，卻未能被父親讀到。卡夫卡千言萬語的傾訴變?yōu)槌聊释冀K無法實現(xiàn)，正如那無法抵達的城堡。

這種復雜的父子關系在卡夫卡作品中的表露，高峰的出現(xiàn)還要前溯七年，即1912年。這一年的下半年，卡夫卡的創(chuàng)作達到了一個高潮，9月和11月底至12月初，他先后寫下了兩部重要的短篇小說，《判決》和《變形記》。9月22日，即猶太人贖罪日這一天所進行的《判決》的創(chuàng)作，對于卡夫卡來說有著至關重要的意義。從晚上十點至第二天清晨六點，八個小時里，卡夫卡從零開始完成了整篇小說的構思和寫作，而且整個過程極為順利，堪稱他理想中的創(chuàng)作體驗，一俟畫下最后一個句點，他便深信這是一篇成功的作品，后來發(fā)表時也幾乎未再加以改動。《審判》以一個外在人物引發(fā)出家庭內部的一場戰(zhàn)爭，兒子最初表現(xiàn)出的對生活的掌控力，在看似處于退隱狀態(tài)的父親的攻擊下土崩瓦解，最后他甚至遵從父親的判決赴死；作品后半段的劇烈轉折，以一種慘烈的方式展現(xiàn)了父親相對于兒子的絕對權力。到了兩個月后的《變形記》，父親與兒子的關系在本質上并未改變，盡管兒子前期承擔起養(yǎng)家的責任，看似擁有了一定的權力，但在他變形之后，權力天平很快向父親傾斜，兒子又成為父親可以任意拿捏的對象，而其最后的死亡，部分也是由于父親的直接傷害。不過，這種父子之間的對立乃至生死沖突，在卡夫卡后來的作品中卻漸漸消隱。

逃離父親如山一般籠罩的陰影，這不僅體現(xiàn)在作品中，更是卡夫卡在生活中所一直追求的。無論是說生活進入作品，成為作品探討的話題，還是認為作品影響生活，改變了現(xiàn)實的走向，兩者之間的共通性是毋庸置疑的。逃離與反抗的過程伴隨著失敗與失望，但也有意外的收獲。按照父親的安排，卡夫卡按部就班讀完中學并成功考入大學，懷著在當時猶太人獲準從事的職業(yè)范圍內尋得一份工作的樸素想法，他選擇了化學作為專業(yè)，但該專業(yè)出乎意料的難，他又轉學法律，并選修日耳曼語言和文學類的課程。這些選修課卻引發(fā)了他真正的興趣，他一度考慮再次轉專業(yè)，但在堅持實用主義并對市民階級前景抱有渴望的父親的強烈反對下，他不得不繼續(xù)法律專業(yè)的學習，最終以博士學位畢業(yè)。按照彼時法學畢業(yè)生的慣例，卡夫卡在法院實習了一年之后，進入一家保險公司，開始了其保險行業(yè)法務人員的職業(yè)生涯，很快又在朋友父親幫助下跳槽至國家勞工工傷保險公司。對于當時的猶太人而言，這家官方性質的機構是極難進入的，但卡夫卡選擇它并沒有太多復雜的考慮，僅僅是因為前一份工作過于繁忙，奪去了他個人自由支配的時間，而新工作可以讓他在下午兩點就能下班走人，然后有大把時間用于寫作。無論如何，工作之后的卡夫卡在某種程度上有了相對于父親的獨立性。

經濟上的獨立可以讓人在更多事務上擁有話語權和自我決定權。卡夫卡首先在職業(yè)上走了一條與父親不同的道路，因而得以擺脫接手家族生意、完全受控于父親的可能；而其國家機構專業(yè)人員的身份無疑也部分滿足了父親那提升家庭社會地位的渴望。把自己的生活分為兩半，一半應對外界施加的壓力，處理現(xiàn)實之事，一半聽從內心的聲音，書寫靈魂訴求——卡夫卡這種生活方式不能說不成功，因為他的職業(yè)成就可圈可點，受到同事和上司的一致贊賞，是公司業(yè)務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而其文學成就同樣說明了這一點。但是，同多數(shù)固執(zhí)的父親一樣，赫爾曼·卡夫卡始終不認可兒子從事文學創(chuàng)作，當兒子滿懷興奮地把自己出版的新書交給他，無比渴望獲得一聲贊許時，他只是淡淡一句“放那里吧”，甚至并未放下手里正在玩的牌。在自己真正重視、視為人生價值所在之事上得不到最在意的人的認可，這讓卡夫卡對自己的人生產生了深深的挫敗感，籠罩成長之路的陰影并未消退，反而因這種挫敗變得更加濃重。除了寫作，卡夫卡嘗試走的另外一條獨立之路是建立家庭——他認為，與所愛之人走入婚姻，并順利養(yǎng)育幾個孩子，是一個人所能取得的最了不起的人生成就。這種凡人多可完成的事情，在卡夫卡這里卻無比困難，自身的畏縮、對世俗的違背、父親的反對，讓他的幾段情感半途而止，只留下數(shù)以百計的情書供人感嘆。正如《城堡》中的K，卡夫卡在自己的一生中不斷嘗試，卻接連碰壁，無法抵達自己所向往的目的地。

回到1914年的《審判》，小說行將結束時，K在極具象征意義的大教堂中，聽神父講述了一個關于法律之門的故事，故事中那個在法律門前無限徘徊、用盡一切方法和一生時間都無法進入門內的鄉(xiāng)下人，無疑是小說中身陷訴訟深淵的K的寫照，但也映射出一個走在人生邊緣、不得其門而入的現(xiàn)實中的卡夫卡，以及從彼時到當下，一個多世紀里每個有著自己各式各樣的人生難題的現(xiàn)代人。1920年，悄然走向人生終點的卡夫卡偶遇了一位同事的兒子，這位名為古斯塔夫·雅諾施的少年將自己與卡夫卡兩年多的忘年交經歷記錄下來，從另外一個角度完善了卡夫卡的形象。在這部《卡夫卡談話錄》中，卡夫卡曾說：“生活就是與他者共處，是對話。人們不能逃避這種對話。”這句話的深層蘊含著一種無可奈何之感，因為人生之于卡夫卡，某種程度上更像一種得不到正面反饋的單向對話，其孤獨可想而知。他也曾說：“人只有在愛情中和臨死時才意識到自己。”盡管他在人生末年對雅諾施所表達的這些真知灼見揭示了他無比豐富的內心世界，但在愛情與死亡之外，寫作更是卡夫卡認識自己、表達自己的重要手段，并在此后歲月中，以此讓更多的人反觀自己、思索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