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身母親日記（三）》：每次當她醒來
第一次讀到阿依的《單身母親日記》時，是在一個文學雜志的微信公眾號里。我坐在一個餐廳門口等著叫號，一邊等一邊讀《單身母親日記》。那是一次十分沉浸的閱讀體驗，以至于廣播里叫我進去用餐時，我仍意猶未盡。一直以來，像我們這個時代的大多數女性青年一樣，我對生育感到恐懼。但是《單身母親日記》所傳達的那種溫熱的情感質地，那種自在解放的心靈狀態，那種相互獨立卻又終身相依的生存方式，讓我突然間可以想象出母女關系的一種新的可能，也讓我終于理解，盡管生育如此艱辛，卻仍有大部分母親并不后悔的原因。
當然，這不僅是一個關于“如何做母親”的故事。阿依努爾所面對的生活難題是多重的。作為邊疆來的小鎮青年，她需要努力適應首都的快節奏生活；作為傳統哈薩克家庭中成長起來的女性，她需要在現代化和傳統生活之間找到合適的生存狀態；而作為一個單身母親，天平兩端一個是“做母親”，一個是“做自己”，兩者似乎很難取得平衡。但正是這樣的多重身份困境，讓阿依努爾的非虛構寫作具備了難以替代的獨特性，同時又在很多意義上都具有著典型性。
關于女性寫作，伍爾夫有一句很著名的論斷——一個女人應該有一間屬于自己的房間。然而每一個深陷家庭事務的女性都知道，擁有一間屬于自己的房間是在難不過的事情。很多女作家寫作的地點不是書房，而是廚房。一個著名的案例就是年逾80的楊本芬，在廚房里寫下了動人的《秋園》和《浮木》。當我們為“廚房寫作的女作家”感到動容的時候，可能沒有細想這樣一個問題——為什么直到晚年，楊本芬才開始了她真正意義上的“廚房寫作”？
阿依努爾的《單身母親日記（三）》正好回答了這個問題：“但客觀來說，正是結束了婚姻生活，才讓我擁有了在廚房寫作的權利。在婚姻生活里時，我甚至沒有時間在廚房寫作。”
真相比我們想象得更為殘忍，在傳統的婚姻家庭生活里，女性甚至連廚房寫作的權利都沒有。或許正是因為到了晚年，兒女長成，不再需要侍奉丈夫、公婆，楊本芬才能真正地沉淀下來，拿起筆，一點一點地寫下那些本該早就寫成的文字。而作為單身母親的阿依努爾，正是在走出“主婦規訓”的陰霾之后才開始了自己的“廚房寫作”。可是，這種來之不易的“廚房寫作”仍然離有著自己書房還時不時有“紅袖添香”的男性作家們的處境遇相去甚遠。這是女性寫作不得不面對的“硬傷”，也更加提示著我們，女性寫作的發展絕不僅僅是一個文學問題，它牽涉著我們這個社會的許多。
婚姻的結束不意味著所有羈絆的結束，卸掉了妻職枷鎖的阿依努爾仍然面臨著母職所帶來的壓力。因此，她雖然不用再為了丈夫帶來的滿座“高朋”忙前忙后，但她仍然要負責女兒柯慕孜的飲食起居。而很有意思的是，在婚姻里，她是被貶低、被批判的“不合格主婦”，可是在婚姻之外，她卻成長為了一個能把家務事打理得井井有條的母親。也許，并不是她真的不善打理家務，而是身邊的人對于傳統妻職的期待過于嚴苛。而可愛天真的柯慕孜卻未經那些“規訓”的侵染，對她的媽媽給予最純真的愛與鼓勵。就像一個總是收到批評的學生，在卸下包袱并獲得鼓勵以后，意外地考出了超常的好成績。所以，阿依努爾在文中所說的“奮力出逃”不僅僅指的是從事實意義上的婚姻中出逃，也是從他者的目光中出逃，而后者是一種更為深遠且更為難得的解放。
然而解放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不是只要女性勇敢地去離婚就可以獲得的。作者可以說是受到充分的女性主義教育、深具女性精神的女性。即便如此，她仍能深刻地認識到自己骨子里那股傳統力量的羈絆。
阿依努爾的文字常常會讓我想到李娟。她們一個是試圖融入游牧生活的漢族人，一個是試圖融入現代都市生活的哈薩克人。但共同的是，在她們的精神內部，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同時存在著。
在《單身母親日記（三）》中，盡管阿依努爾書寫了不少帶有切膚痛感的生活經驗，但是我們并不會覺得這是一個苦大仇深的、壓抑且不幸的母親。相反，她自在、灑脫、有先鋒的意識和獨立的品格。盡管那段婚姻給她留下了諸多陰影，但是比起控訴傷痕，阿依努爾更關心如何治愈自己。可能會有人認為這是作者多年在城市求學，受到完善現代教育的緣故。但我恰恰認為，這種自在灑脫同樣也是一種游牧精神的體現。那種樂觀、豁達、天地間任意遨游的勇氣，是純粹的現代都市人很難具備的。
阿依努爾來自一個傳統的哈薩克家庭。像《我的阿勒泰》同名電視劇里所表現的那樣，在哈薩克傳統的家庭觀念里，兒女婚姻的不穩定不僅足以使他們自己蒙羞，更會使父母面上無光。阿依努爾作為一個單身母親，所受到的來自傳統的壓力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事情的復雜之處在于，傳統的社會關系不僅給予人壓力和壓迫，也給予人溫情與力量。沒有來自遠在伊犁的原生家庭的愛與支持，阿依努爾無法迅速成長為一個獨立自主的單身母親。
在《單身母親日記（二）》中，阿依努爾說過這樣一句話：“一方面，我閱讀波伏娃和伍爾芙，多年來接受的教育讓我成為嶄新的一類人，我關注女性權益，經常表達立場而引得身邊的人不快；另一方面，我渴望傳統生活，愿望成為一個兒孫滿堂的老祖母，涂著紅色指甲和我的孫輩喝熱氣騰騰的奶茶。”
某種意義上，每一個“新”的人也同時都是“舊”的，但是大多數陷入二元對立思維的人意識不到這一點。只有意識到自己的“中間性”，才可能同時對“新”抱有熱情的同時，又對“舊”抱有同情。從阿依努爾的文字里，我們能夠感受到她對人與事物大多能抱有同情的理解。這種同情的理解首先體現在她對女兒、母親以及舞蹈班老師的態度里。
對于柯慕孜，阿依努爾的尊重與理解自不必多說。但是在《單身母親日記（三）》中，阿依努爾不僅書寫了自己對女兒的愛，還有寫到了母親對自己的愛，以及舞蹈班的老師和她的兒子之間的愛。這是一種女性視角所獨有的發現、照亮、感同身受，是女性從彼此身上照見自己的過程。這種體察和同情是柔軟的，是女性之間的姐妹情誼的所誕生的基礎。
更值得一提的是，這種同情的理解不僅體現在能夠感同身受的同性之間，甚至體現對于站在對立面的前夫的態度里。“因為是一起度過青春歲月的朋友，又出身于同樣的文化背景，我對柯慕孜的父親很難產生簡單粗暴的恨意。我覺得人生不應該是這樣的，我愿意看到每一個人言行背后的背景和邏輯并試圖理解。”我想，這種同情的理解是一個好作家所必備的思考力和感受力的體現。
非虛構不同于虛構之處在于，虛構更考驗作者的想象力，而非虛構受到現實的限制，則更考驗作者的抽象思考能力，即穿透日常的細碎表象，直達生活的本質。
我意識到，阿依努爾有自己獨特的寫作語感。當我以這樣的口吻開啟一個段落時，一些讀者可能會感到有些熟悉。實際上，“我意識到”這樣的句式正是阿依努爾所鐘愛的。我們會發現文中有很多由“我意識到”這類表述所開啟的段落。例如文章中的最后一段：“我意識到人生并不如同我們想象中那樣只需奮力一搏就會大刀闊斧地改寫。每個人都在面對著只能自己應對的難題。這些難題是那樣具體，又那樣艱難，而且年歲越長，題目越難，而我們年少時竟然對此毫無知覺。”
當阿依努爾一次又一次地說出這四個字時，一次次微小的覺醒就此發生。這覺醒之所以是微小的，是因為它們來自平凡生活的體悟，這種“覺醒”較少地關乎社會歷史的宏大框架，而關乎人的心靈內部。在阿依努爾這里，所有由“我意識到”的句式所牽發的小小覺醒，都構成了她心靈內部逐漸成熟的現代品質和女性意識。與此同時，日常生活的現象表面經由這些句式的提煉，也得以更接近生活的本質。就這樣，在命運布下的一個又一個具體而艱難的難題中，阿依努爾看見了生活的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