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金蓮《親愛的人們》：在永恒大地上矗立心靈的雕塑
閱讀《親愛的人們》，震驚于馬金蓮愈寫愈勇的藝術創造力和“后發制人”式的敘事策略。她不動聲色地下筆，不經意地書寫，一切仿佛是早已為讀者所熟悉的帶有馬金蓮獨特審美氣質的標志性文學物件。它們是：西海固時空、西海固鄉村風物、回族的日常生活情態、鄉村勞動、信仰功課、男人與女人、少男少女、老人、孩童……當這一切不疾不徐、靜水深流般地融匯入文本，讀者是很容易激發起共情、共鳴的。隨著閱讀和思考的深入，所激出的心靈震撼和情感激蕩堪稱巨量，作家藝術蝶變的野心、魄力也便慢慢從文字內里浮現于文字之表。
從敘事時空架構和人物譜系設計看，《親愛的人們》帶有中國鄉土小說現代性書寫的鮮明特質，這兩方面的精心營構顯現了作家藝術厚積的功力。敘事時空上小說采用時代變遷與個體成長相依相襯的現代小說敘事架構，也即大歷史與小歷史相輔相成的雙重時空架構，從時代變遷和社會發展的歷史脈絡中為小說人物的成長尋找依據和最后的落腳點。作品以新時期到新世紀40多年的當代史作為敘事時間，牢牢錨定西海固羊圈門這個既偏遠又貧窮的小村莊作為微觀地理空間。由此，作品獲得了鮮明的在地性、時代性。人物譜系上則采用中國鄉土小說現代性書寫常見的“血緣+倫理”式的家族譜系營構，主要設計了羊圈門馬家、李家、牛家三個大姓家族的祖、父、孫三代人物，具體的人物關系和人物角色功能也緊緊依托這樣的家族譜系進行細化安排。寫人物要“寫三代”的小說密碼成為作品人物譜系獲得成功的制勝法寶。羊圈門土生土長的三代人的命運故事以及三代人的心靈世界、話語世界既交織映襯又沖突碰撞，故事情節的展開旋即有了方向感和助推力。
一部虛構敘事作品若能讓真實性與想象性相融，必然得益于作家的生活積累和藝術厚積。讀馬金蓮的小說作品，常常使人發出“這就是生活本身”“這也是人性使然”的嗟嘆，產生身臨其境、如見其人的現場感和力量感。她擅長描寫鮮活豐滿的小說細部，字里行間飽蘸著生活經驗、生命體驗的汁液，《親愛的人們》以細膩生動的文筆敘寫西海固鄉村生活中的種種蕪雜困頓和生機盎然，深刻觀照羊圈門爺孫祖輩、男男女女的“難腸事”“好日子”，描摹農人們的一張張臉、一雙雙手、一個個腳印……馬金蓮熟諳鄉土，樂于書寫鄉土生活的溫柔與堅硬、饋贈與創傷、豐富與單調。生活積累和藝術積淀使她在反映、揭示鄉村生活的本來面目與本質內涵的時候，做到了底氣十足、運籌帷幄。
圍繞扎實、復雜的鄉土人物譜系，作品深刻地反映出現代性進程中鄉村倫理文化重建的困境與希望。有意味的是，作品中織入的三處最重要的情節沖突：搶水、修路、選小隊長接班人，其肇始和癥結皆與鄉村倫理文化的蛻變脫不了干系。作品情節鏈條環環相扣，一個個大大小小的沖突，折射了人性人情乃至道德倫理的沖突，彰顯了作家對鄉村倫理滑坡、鄉村倫理文化潰散的及時發現與重要預警。怎樣結合現代社會的種種制度、文化、道德因素重建鄉村倫理文化、重估鄉村倫理價值，是農人們不可回避的新問題。
難能可貴的是，《親愛的人們》用豐富扎實的人物、故事積極探討了鄉村倫理文化重建的諸多可能與未來希望。沿著這一路徑，作品在人物和敘事上大膽創新。德高望重的馬德福老漢在小說中充當類似榮格提出的“智慧老人”的人物原型，他具有超凡的能力和人格魅力，一次次及時阻止鄉親們的沖突紛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換一角度看，這位“智慧老人”也是帶有濃郁鄉村倫理文化特征的鄉賢形象，這樣的形象在當代鄉土文學作品中并不鮮見。相比之下，小說中著力塑造的另外一位為羊圈門的發展貢獻智慧、付出心力的主人公馬一山，算得上作家馬金蓮深挖現實、深研鄉土的藝術成果。馬一山這一形象的成功塑造，無疑豐富了中國當代鄉土文學的人物畫廊。馬一山是羊圈門的中生代，介于馬德福老漢這樣的祖輩和成長中的鄉村青年祖祖、舍娃、碎女之間，也恰是處在傳統向現代轉型的一代人。實際上，馬一山這樣承前啟后的中生代，是鄉村人物譜系中作家們樂于集中筆力塑造的一類形象。中生代既背負著鄉村歷史的沉重負累，又不得不面對日新月異的鄉村現實。選擇中生代人物做小說的主人公可以舒展筆墨，勾連起歷史與現實、老人與青年，不經意間將會打開較多敘事空間，同時也有助于增大敘事幅寬，獲得許多細小而微的敘事褶皺，盡顯藝術張力。這大概也是作家馬金蓮的用意所在。
那么，馬一山形象塑造的創新何在？大約有兩方面。其一，人物形象的價值內涵跳出了狹窄的道德框架，走向深遠寬廣的審美評判。馬一山文化水平比一般農人高，可惜錯過了當鄉村教師的機會，小說開篇出場的他是能輔助馬德福老漢協調群毆亂局的鄉村能人，后來因多次積極幫助小隊長李有勞解決村里大事小事，成了鄉鄰們嘴里的“狗頭軍師”。但這位自視甚高、喜歡獨處的鄉村知識分子卻逐漸被現實挫敗了斗志，開始裝病賣傻。作品的藝術想象力大開大合、張弛有度。本來要和生活開玩笑的馬一山，反過來被生活開了個殘酷的玩笑，裝病的他竟然真得了腦瘤，曾經超強的記憶力喪失了，成了失憶者、失語者。這一人物形象所蘊含的現實間離感、荒誕感、悲劇性、矛盾性等都無不說明藝術邏輯應該自然而然地依循人物自身的生長性，而不是按照某種主觀意圖強行改變人物。
其二，人物形象被強化的心靈屬性聯結著不斷提出的生存哲學命題，賦予作品形而上的、超越性的精神力量。小說不僅觀照馬一山的肉身苦痛與歡愉，更著力拓寫人物無限豐富的心靈世界：寫他風雨無阻地蹲在村邊路上觀察各式各樣的腳印——人的腳印、動物的腳印、甚至螞蟻的腳印，寫他的浮想聯翩和心靈穎悟；寫他在鄉村日常生活中遭遇了如此多的“難腸事”后，反復持續地追問、思考著生活的意義和真諦究竟是什么；寫他失憶失語后，和世界交流的唯一通道是每天去懸崖底下深溝里挖臺窩，常人眼里如此“瓜透了”的做法是他內心世界的最后的自我印證。不可否認，馬一山的獨特性是與人性的普遍性結合在一起的。
《親愛的人們》傾心觀照復數的人，溫柔審視個體的人，在永恒大地上矗立起人類心靈的雕塑。小說渲染刻畫了馬一山和親人們之間的倫理親情、羊圈門鄉鄰們之間的美好友情，也真實書寫了這份深情帶來的生活羈絆和生命負累。馬一山妻子作為忍辱負重的鄉土女性，被作者賦予可貴的精神成長性，他們的孩子祖祖、舍娃、碎女也分別代表了鄉村青年的三種成長路徑和三種成長方式。
（作者系山東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