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支離的敘述片斷

與人物狀態相得益彰

不知道其他人的理解如何，反正在我，長期以來形成的一種文學觀念就是，大凡是優秀的文學創作，就必須和社會現實之間保持某種對立性的緊張關系。與如此一種緊張關系緊密相關的是優秀的作品必須具有突出的冒犯精神，或者是思想內涵方面的冒犯，或者是藝術形式方面的冒犯，也或者是人性世界的冒犯。或者三者同時兼備，也或者是其中的某一個方面異常突出。具體到白琳的這部中篇小說《支離的席勒》（載《收獲》雜志2024年第2期），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恐怕就是人性世界因作家深度開掘而袒露出的詭異和深邃一面。就我個人的閱讀體驗來說，由于聚焦的對象全都是漂泊在海外的留學生活，白琳的這部中篇小說甚至可以讓我迅即聯系到一百年前郁達夫那篇曾經一度石破天驚的短篇佳作《沉淪》?！冻翜S》的巨大思想價值在于，在一個虛偽的舊道德依舊占據著上風的社會轉型時代，絲毫不加掩飾地在披露青年人性苦悶的同時也深度揭示了由性苦悶而進一步導致的性變態，寬泛地說它們都屬于人性的范疇之內。從藝術冒犯的角度來說，郁達夫《沉淪》所嚴重冒犯的，很顯然是日常生活中總是會被某種道貌岸然所偽飾著的復雜吊詭的人性世界。

在《支離的席勒》中，白琳采用的是第一人稱的敘述方式，敘述者“我”是一名曾經在意大利留學多年的留學生。作品最突出的思想藝術成就，就是借助于“我”的時空不斷交叉的片斷式回憶，以一種難能可貴的藝術勇氣發現并塑造了席勒和阮如安兩位人性構成絕對稱得上是詭異深邃的留學生形象。雖然小說的標題是“支離的席勒”，但實際上，能夠被支離一詞加以形容的，席勒之外，肯定也還有阮如安其人。更進一步來說，這里的所謂“支離”，其實也有著雙重的意味。第一重，是因為敘述者“我”的回憶處于時序雜亂的片斷狀態，所以讀者在閱讀時便需要把這些處于支離狀態的片斷拼貼在一起方才能夠整合出一個完整的人物形象來。另外一重，則是具體指席勒和阮如安他們兩位的人性世界，所呈現出的，也都是一種支離破碎的狀態。小說的開頭，是一個語義所指非常明確的陳述句：“這次回國，趕上了席勒的婚禮。”但其實，如果我們通讀過全篇，并特別注意到結尾的最后一節也即第八節的內容，就不難發現，這個語義明確的陳述句的表達，恐怕多少還是存在一點問題的。第一，因為他們當年不僅不歡而散，而且一直處于失聯狀態，所以席勒的婚禮便無論如何都不可能邀請“我”參加。第二，第八節的故事時間，已經是2023年的春天。那個時候正在日照開會的“我”，在沙灘上看到有情侶在拍婚紗照。其中那位身材高聳的男士，看上去“很像席勒”：“有一刻我覺得我與席勒都進入了另外的空間，是另外的我與另外的他的重逢，是陌生的我與陌生的他的相遇。”如果聯系小說的開頭一句，其具體的所指應該就落腳在結尾處的意外相逢上。問題在于，“我”在沙灘上所遇到的這位正在拍攝婚紗照的男士，雖然酷似席勒，但卻很難被確定就是席勒無疑。盡管肯定是這一次的沙灘偶遇觸動了“我”對留學生涯的回憶，但如果由此就毫無疑義地斷定“我”這次回國，趕上的就是席勒的婚禮，卻又真的未必。

與此同時，需要提出和白琳商榷的一點就是，小說甫一開頭，敘述交代的就是“我”和席勒五年前在意大利交惡的具體情形：“這次回國，趕上了席勒的婚禮。他當然不會邀請我，五年前我們在羅馬大打出手之后就再也沒有聯系過?！睌⑹鼋淮拔摇焙拖沾蟠虺鍪值膭幼髦螅沁@樣的一段敘述話語：“快要下車時，他看我走到門口，在背后叫住我，我回頭，他兩只手各拉一箱行李，雙腿打開，里面卡著兩只，就那樣古怪地環抱著他所有物件，跟我說：我們分手吧。然后我就到站了。我下了車才想到自己的兩只行李箱怎么辦。對他提分手倒是沒什么大的意外。其實我心里早就認定我們分手的事實了?！边@里，非常容易引起歧義的一個語詞，就是“分手”。在漢語的用法中，分手含有道別、分別、分開的意思，一般被用來指稱情人的各奔東西。正因為如此，我曾經一度以為“我”和席勒是情侶的關系，但讀完全篇后，卻又發現情況絕對不是如此。所以，在我看來，白琳這里所使用的“分手”，不如修改為“絕交”更合適于兩個男人之間因矛盾沖突而斷絕關系。

然而，以上個別語句或語詞使用上的不當卻不足以影響到《支離的席勒》整體，尤其是人性世界深度開掘上的精彩。首先進入我們分析視野的，是席勒。席勒的引人注目，除了外形上一米九的修長身高，還有就是他的出手闊綽：“他身高一米九，五官深邃，社交圈浸淫過久，一些秀場的模特工作會找來，有陣子收入很好，也更加大手大腳。羅馬多的是滿足他時尚欲望的精品店，他名牌加身，偶爾聚在一起，談的也大多是另外一個世界?！眴沃皇恰案哟笫执竽_”一句，便足以說明“大手大腳”乃是他的日常生存狀態。其次，是他學業上的不思進取或者難以進?。骸拔覀円黄鹪谂弭斮Z上了語言學校，又一起讀了大學，五年后我讀了研，他沒能畢業，轉去另一家私立學校念奢侈品管理專業。又過了兩年，仍然未能畢業?！钡谌?，席勒之所以不僅能夠被送到意大利來留學，而且日常用度總是顯得那么“大手大腳”貌似毫無節制，與他那個擁有一個金屬廢料場的家庭緊密相關?？此浦皇且粋€類似于垃圾場的金屬廢料場，但其實卻不是一個簡單的垃圾場，而是一個重要的產業：“垃圾場確實不是那么簡單的垃圾場，姐姐也不是簡單的垃圾場場主，她從波士頓大學拿到金融學位，在愛爾蘭的一家銀行工作了幾個月，然后就回了家，在金屬廢料場工作，主要負責金屬加工和與客戶打交道?！蔽ㄆ淙绱?，也才存在著產業的繼承問題：“姐姐感情淡泊，個性強悍，沒有等到席勒成年，就告訴他他只是一塊廢料，不要肖想（閩南方言，妄想）這份家產。”或許正是因為有這樣一位過度強勢的姐姐，所以，他的父母也不可能把產業留給席勒：“比起一個打小成績優異的繼承人，凡事乏善可陳的席勒身上唯一的優點恐怕只有身高了。他們對于他的期望，就是在外讀一個學位，回鄉安排穩定的工作，過庸常卻從容的一生?！钡c席勒日常用度上的“大手大腳”形成鮮明對照的一點，卻是他在和“我”交往過程中的過度摳門：“似乎和席勒在一起時，他從未付過賬，大大小小，他總會心安理得接受?！钡谒?，雖然貌似沒有什么固定的收入來源，但令人感到特別驚訝的一點是，席勒一個學期的學費居然曾經一度高達一萬七千歐元：“一萬七千歐，每個學期？聽到要花掉這么多錢之后，我有點驚訝。/嗯。/那每年就差不多四萬歐元？之前那個不是一年四千？/嗯。/你父母……/錢反正不是他們出的，我沒告訴他們換學校的事?！庇纱硕M一步牽扯出的，自然也就是經常被席勒掛在嘴邊的所謂“金主”也即出錢養他的人：“我推測席勒所說的‘金主’仍舊是他日?；燠E的圈層，不過這次顯然不是瑞姐。”但其實，也正是因為席勒一再表現出無錢可用的窘迫，面對著來自于“我”不止一次的反復追問，席勒方才被迫坦白了自己真實的經濟來源狀況：“你一直問我為什么不問我父母要生活費，現在我告訴你，我來的第二年我們家就破產了。我姐姐染上了賭癮，輸了幾千萬，資金鏈斷裂。他們叫我回去，我回去有什么用？什么都不懂。他們從小就說她怎么怎么優秀，那就這樣吧?！眳s原來，曾經的富家公子席勒，自打來到意大利不久就被斷絕了經濟來源。既然經濟來源被斷絕，那空有一副身體外觀的席勒，所最終找到的獲取經濟來源的方式，就是不斷地向自己的金主出賣肉體，他的金主，既包括瑞姐，也包括阮如安。一方面是家里出了那么大的變故，即使經濟來源被斷絕，也不愿意回去做相應的救助努力，由此可見席勒內心深處對父母和姐姐的怨恨之深。另一方面，卻是盡管已經被迫無奈出賣肉體，也還是要竭盡可能地維持那種“大手大腳”的富家子弟架子不倒。如此一位既懦弱又虛偽但卻也不無幾分堅韌的男性形象，的確非常少見。

人類生活的復雜性無法擺脫

小說中，在人性的被發掘程度上能夠與席勒相媲美的，是那位曾經和他在情感或者說性方面有所瓜葛的同為留學生的阮如安?！拔摇焙拖兆畛跸嘧R的時候，年齡全都是十九歲，而阮如安的年齡，那一年已經是二十七歲。正因為年齡比“我”和席勒他們大好多歲，所以不免要被大家稱作阮姐。正如同她曾經和席勒所坦承的那樣，阮如安其人的驚世駭俗，首先在于她的人生理想，竟然是成為一名妓女。至于理由，阮如安自己的解釋是：“我也想過，是不是為了……尋求認可？她悻悻地說，很好笑吧，可能我太想被愛太想被需要，所以我認為這是唯一可以自我實現的途徑?！彼谷粫x擇這樣的自我實現的途徑，的確會驚掉很多人的下巴。其次，或許正是緣于阮如安竟然擁有如此一種驚世駭俗的人生理想，她才會在意大利成為一名網站上的色情明星，從邏輯關系上說，阮如安之所以竟然在很長時間內能夠成為席勒的金主，毫無疑問與她的如此一種職業選擇之間肯定存在著不容忽視的內在關聯。然而，到后來，也只有通過“我”新結識的女友雨晴，“我”才得以進一步了解到阮如安在國內時的一段既往歷史：“我在去佩魯賈的路上聽了一個還算完整的阮如安前傳，只能說，方玉晴口中的阮如安，也只是時空中的一個碎片，和方玉晴附著在一起的一個碎片?！眳s原來，曾經是建筑科學院教授的阮如安，在2008年之前，一直是建筑院院長方志剛的情人。與阮如安的如此一段前史緊密相關的一個細節是，看到方玉晴要到意大利去留學，阮如安不僅如法炮制，而且還在“臨走前搞到了一些錢”。如果我們把語出于方玉晴之口的阮如安前史和此前她的各種表現疊加在一起，所見出的便只能是人性的愈加復雜和吊詭。

很可能是因為白琳已經明確意識到她對于人性世界的如此一種深度挖掘肯定會令很多讀者倍感不適，所以才會不無預防性地在文本中寫下了這樣一段帶有某種形而上意味的敘述話語：“人類生活的復雜性是無法擺脫的。我們是一個潮汐池，充滿了各種物種。在公共汽車上，在超市里，在咖啡館里，都是做出各種不同選擇的人。我想這個世界本就應該充滿各種觀念、傾向、品位、想法、信條和行為，世界上的每個人都生來就有個性，并且完全有權表達它?！币环矫?，從物質決定意識的角度來說，作為精神形態存在的人性世界，似乎的確應該被看作是所謂社會環境的產物。但在另一方面，人性的各種樣態在很多時候卻又無法從相應的社會環境那里獲得令人信服的解釋。即如白琳筆下的席勒和阮如安這兩位被作家深度開掘的留學生形象，與其說他們那種詭異、深邃的人性狀態是被社會環境所決定的，不如干脆說白琳所發現的，本就是人性的一種本然狀態。從根本上說，在一部文學作品中，作家如果能夠把自己對人性世界的別一種發現和開掘盡可能完滿地傳達給讀者，他所承擔的思想藝術使命可以說就已經如愿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