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可《胸有丘壑》：建構獨特的文化闡釋空間
散文通常被視為抒情的藝術，但好的散文絕不僅是為了抒情，而是在情感抒發(fā)過程中蘊藏著作者對于歷史時代、社會現實、人生命運等問題的思考，或將這種思考融于豐富的情感結構之中，達到情感抒發(fā)與自我沉思的和諧統一。徐可的散文集《胸有丘壑》在表達豐富情感的同時，呈現出對歷史傳統文化的執(zhí)著沉思。該書由“千里懷人”“山水有情”“秉燭夜話”“夜讀漫筆”“豆棚閑話”五輯構成，通過深刻的歷史化書寫與堅實的民族化表達，建構了獨特的文化闡釋空間。
《胸有丘壑》中的很多篇章都以歷史作為書寫對象，作者通過剖析真實的歷史人物及歷史事件，呈現出對中華民族五千年優(yōu)秀傳統文化的自覺認同。這使得他的散文形成一種歷史化的書寫空間，這里的歷史既包括一些鮮活的、經典的歷史人物，又包含一些真實發(fā)生過的歷史事件。正是在對歷史人物與事件的品評之中，徐可的散文塑造了深刻的歷史意識。這種歷史意識不再是簡單地懷古，而是通過與古人言行品德的對話，生發(fā)對現實人生的反思。
徐可散文中的歷史人物為大眾所熟知，蘊藏著與“大眾化歷史”之間的深刻對話。在眾多歷史人物中，徐可尤其喜歡蘇軾、陶淵明、嵇康、阮籍等閑適人士，散文集《胸有丘壑》也有著對于閑適的精神品格與文化魅力的深入呈現。如《閑敲棋子落燈花》一文意在通過描摹古人閑適的生活狀態(tài)，表達對現代人快節(jié)奏生活的思考。遠離世俗、走進田園的陶淵明，屢遭貶謫卻多閑適之樂的蘇軾，自然進入徐可的歷史視野之中。在他看來，閑適并不是游手好閑、無所事事、虛度光陰，而是“內心的祥和與安寧”與“精神上的自由不羈”，這種品格在當下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不恨古人吾不見，恨古人不見吾狂耳！》一文把目光聚焦于歷代狂狷之士，魏晉“竹林七賢”中的嵇康、阮籍等人自然成為徐可重點書寫的對象。他之所以喜愛狂狷，主要是基于“狂狷之氣”所包含的“真性情，不虛偽，不矯飾”，這是值得我們追逐的真實生活態(tài)度和生活方式。《此間有甚么歇不得處》則借助蘇軾的《記游松風亭》一文來表達曠達與開朗的胸襟，這是蘇軾歷盡曲折與磨礪之后的真實感悟，也為現代人的處世姿態(tài)提供了深刻的思考。
徐可在與古代文人進行對話時所表現的歷史視野十分開闊，比如在表達自身對于古典詩詞的閱讀感觸時，上至周朝的《詩經》，下至清代的《紅樓夢》，均進入他的視野，這不僅表明其閱讀視野十分廣闊，而且還體現出他豐富多元的文化沉思。散文集《胸有丘壑》第三輯“秉燭夜話”集中展示的是徐可對于古代文人思想及行為的思考，通過與古人之間的對話表達自身的情懷。這些篇目涉及的古代詩文頗多，乃至直接由古文的解讀引發(fā)豐富的情思，如張岱的《湖心亭看雪》包含的“癡人”之論，趙師秀的《約客》蘊含的閑適之感，《紅樓夢》第三十七回引起的雅俗之辯，蘇軾的《江城子》激發(fā)的愛情之思等。第四輯“夜讀漫讀”更是以古人之文作為引子，表達著徐可對于言行、交友、利益、生存姿態(tài)、仁德品性等問題的思考，尤其借助蘇軾在面對人生起伏與現實困境時表現出的反抗精神，告誡我們要保持“得之不喜，失之不悲，笑看得失榮辱”的平常心態(tài)，現實價值十分突出。
除了深刻的歷史化表達空間外，作者還通過堅實的民族化表達，融入了多元的現實之思，在真情實感的傳遞中塑構出對優(yōu)秀傳統文化的認同。《敦煌守護神》一文在梳理敦煌莫高窟之保護歷程的基礎上，塑造了常書鴻、段文杰、樊錦詩等一代代敦煌人的群體雕像，徐可將他們視為中華文明的守護者與傳承者，這既抒發(fā)了維系中華民族偉大精神的崇高情懷，又站在新時代背景下，提出了文化保護與傳承之思。
《馬里冷舊的霧》《訪茶記》《云上雪峰》等文章意在展現徐可對于民族團結、民族文化品格、紅色文化等內容的思考。《馬里冷舊的霧》講述的是他在拜訪四川彝族自治縣峨邊的黑竹溝景區(qū)之馬里冷舊時，因看到被雷擊燒黑卻寄生著八種不同植物的大樹，對其頑強的生命力發(fā)出感嘆，同時也因當地人所起的“民族團結樹”的名字，在贊頌峨邊彝族自治縣優(yōu)美自然景觀的同時，引發(fā)他對民族團結、共同繁榮發(fā)展的美好愿望。《訪茶記》則表達徐可在2021年3月重訪雅安的過程中，對雅安產茶的前世今生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并從中生發(fā)出對中國傳統茶文化的深入思考。該文特別提到茶文化的精神內涵，把茶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內核深刻連接起來，同時還有著“做茶如做人”的現實體悟。《云上雪峰》一文描述了徐可參觀溆浦向警予紀念館的過程，生發(fā)出對革命戰(zhàn)士向警予所代表的紅色文化的敬仰，這對于當下的每一個個體來說都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
徐可散文不僅建構出歷史化書寫與民族化表達，而且還有著對現實生活與日常情感的呈現。《白菜》《蘿卜》等散文即著眼于日常所見之物，在日常化的情感表達中傳遞著深刻的現實之思。盡管書寫對象是白菜、蘿卜等平常之物，但徐可借助《吳錄》《植物名實圖考》等作，追溯了白菜與蘿卜的歷史，即這些食物雖然為日常所見，但其本身也包含著豐富悠久的歷史文化內涵，日常與歷史在此便形成一種深刻的對話空間。這種對話在《蛐蛐兒》一文中表現得更加鮮明。該文由“我”在二樓北側露臺見到的蛐蛐兒寫起，依次論及歐陽修的《秋聲賦》、杜甫的《促織》、岳飛的《小重山》、陸游的《夜聞蟋蟀》《秋興》、楊萬里的《促織》、王安石的《促織》、葉紹翁的《夜書所見》，以及當代詩人余光中的《蟋蟀吟》、流沙河的《就是那一只蟋蟀》等文學作品，在呈現蟋蟀之鏗鏘生命意識的同時，也將從古至今的蟋蟀文化和盤托出，展示出豐富的文化品格與審美趣味。
徐可的散文雖然表現了對歷史文化與民族品格的執(zhí)著書寫，但并非一味地固守于歷史時間秩序，而在大多數情形下能跳脫出其本有的理論內蘊，與當前個體的生存現實與社會發(fā)展建設實際緊密融合起來，塑造出多元的文化闡釋空間。
（作者系廣西壯族自治區(qū)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