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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性·民間性·地方性——論津子圍《大遼河》的歷史文化價值
      來源:《當代作家評論》 | 吳玉杰 王雨晴  2024年07月03日09:16

      “走一條河,就是走人的一生。”(1)津子圍的新作《大遼河》終于實現了他念茲在茲的夢想——走一條河,為故鄉的母親河寫點什么。繼2021年長篇小說《十月的土地》在歷史中探尋土地與人的關系之后,這次他要思考的是河流與人的關系。河流是文明的搖籃,也是時間的見證者和故事的講述者。《大遼河》將時間作為思考的起點和終點,深入歷史與現實的想象空間,以民間本位的敘事倫理觀察人性的褶皺與生命的肌理,以充盈的地方經驗與豐富的知識考據,發掘中華民族基因里的仁義精神。《大遼河》是津子圍寫作的一次總結與超越,顯現出時間性、民間性和地方性的特質,是21世紀東北長篇小說的重要收獲。

      時間的秘密:河流與文明的時空向度

      “寫作是抖落時間的羽毛”(2),時間一直是津子圍寫作關注的重點,在此前的《隧道》《津子圍的朋友老胡》《三生有幸》等作品中,時間可以是循環的,也可以是分裂的,體現了作家關于時間存在方式的思考。可以說,時間是進入津子圍小說世界的鑰匙。在《大遼河》里,津子圍挑戰了一種全新的結構方式——將時間具象化為一條河。河流是時間的歷史,時間是小說中的河流。整體而言,小說的主人公是遼河。遼河是遼寧的母親河,是連接中原農耕文化和北方游牧文化的紐帶。關于河流的故事,其實就是有關時間的敘事。小說借由作為歷史遺存的遼河千百年來的變與不變,以遼河流域的地方性文化管窺東北歷史與中華文明的變與不變。這是作家對時間的執著和建構,也是一種敘事方式上的挑戰與突破。如何用有限的篇幅書寫一條河流的歷史,津子圍給出的答案是——以河流的形態去表現。

      小說一開始便如實交代,這是一次“行走”的寫作。作家“走遼河”期間駐足凝思的地方,就是故事開始的地方。遼河支流眾多,小說由此生長出了八個不同時空的故事:二哥與遼代的招蘇臺河、四叔和堂弟與清初的東遼河、老舅與清末的遼河中游、堂妹與抗日戰爭前的遼河下游、二姨和二姨夫與新中國成立前后的渾河和太子河、三姐和三姐夫與20世紀六七十年代至今的遼河干流、四表哥與上古時期的西遼河……這些故事看似獨立卻又藕斷絲連,將跨越千年的歷史景觀連綴合成一個有關中華文明起源與傳承的故事。《大遼河》的意義就在于,它找到了一種結構歷史的方式——點面結合,在線性時間的歷史中不斷跳轉,其中閃現著非線性時間思維的靈光。這或許就是津子圍走過先鋒小說時代后仍然念念不忘的回響。

      小說的本質是一種由想象主體創造的文本結構,作品間的差異就在于敘述進入歷史和現實的方法。與以往作品不同,《大遼河》采用了兩種敘事文本,分別對應著兩種敘事時間:一種是作家“走遼河”經歷的現實時間,另一種是對遼河歷史故事進行虛構的文學時間。對故事的講述沿著線性的歷史時間之軸,而對遼河實地走訪的見聞書寫則沿著現實時間坐標,記憶與想象的重合使兩種時間不斷碰撞、對話,歷史敘事與文學敘事之間生成了一種古今對照的時間感,小說的彈性和張力由此產生。《大遼河》的敘事并不是存在于一個封閉的文本結構中,從燒炭工二哥和三哥伐木燒炭的故事與遼河流域森林植被遭到破壞的現實,再到三姐夫挖沙破壞河道與生態封育工程的開展,兩種時間的疊加完成了對遼河生態環境變化的敘事。四叔遭流放尚陽堡修筑柳條邊墻,堂弟越過柳條邊被抓,與作家尋訪柳條邊遺址只剩下殘破的痕跡,形成了對歷史存在辯證關系的思考。有關遼河航運的興衰,則是通過車東家一代到堂妹一代的故事予以展現,而作家以現代思維從政治、經濟、氣候等方面分析,為這段跨時空的歷史想象增添了真實性和立體感。遼河流域的變遷具象化了時間的流逝,如果我們把目光轉移到作家講述故事的時間序列上,將會發現原來時間才是小說真正的主人公。

      在時間與故事的長河里,津子圍還設置了一個象征性的符號作為連接小說各部分敘事的紐帶,頗有草蛇灰線之意。相信讀者無論如何都不會忽視那塊時常有意無意出現的“龍鳳玉佩”,它在小說中一共出現了44次,其中承擔符號功能的有16次。在敘事學家熱拉爾·熱奈特看來,“重復”是敘事與故事間的頻率關系,是敘事時間性的主要方面之一,也是一種抽象的思想的構筑(3)。當一個意象在小說中反復出現時,就會產生某種意味,成為一種隱喻甚至象征。顯然,“龍鳳玉佩”是解讀《大遼河》的重要密碼,對其解讀當從兩個維度展開:作為結構的因素和作為主題的因素。作為結構因素的“龍鳳玉佩”,首先承擔著將不同時空的人物聯系在一起的功能,自然地串聯起時代與歷史變遷所埋藏在時間縫隙的故事,讓小說表層上看起來充滿裂隙,但內在結構上卻渾然一體。而作為主題因素的“龍鳳玉佩”則有著更為深奧的內涵。符號是意義的濃縮形式,是由多種意義確定的符號的聯想,有限的符號可以表達無限的含義。“龍”與“鳳”是中國文化中重要的神話原型,凝聚著吉祥如意的美好寓意。“玉”則代表了遼河流域史前文化的高峰,其中以紅山文化的玉器文化最為聞名,這就將故事時間拉到了5000年前。用結構主義和符號人類學的方式解讀,“龍鳳玉佩”作為“生命和文明源頭的戳記”(4),它的誕生象征著時間與生命的原點,那是中華文明乃至人類文明的起源,它的傳承象征著時間的延續與輪回,頗有命運的意味與神秘的氣息。

      在時間長河中,歷史總是充滿著無數的偶然,對時間的關注也提醒我們思考小說應該如何介入歷史。作家寫歷史的職責就是深入歷史的縫隙,想象并填補其中空缺的那些細節,塑造出歷史無數張面孔的無數種可能性。《大遼河》讓我們看到,5000年來中華文明的歷史變遷是如何進入一個作家的內心世界,作家又是如何洞察和探究民間、人性與歷史的關系的。一切敘述的原點都指向了津子圍對時間孜孜不倦的思考。《大遼河》討論的究竟是什么?也許是人如何面對時間,如何處理與時間的關系這一永恒的話題。

      小人物的悲歡:民間本位的歷史想象方法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在時間的長河里,古往今來多少英雄人物尚不能幸免被遺忘的命運,那些不具名的小人物更不必追問。一個作家對題材、人物以及表現方式、情感態度的選擇,都流露出作家的世界觀和創作觀。津子圍自寫作以來,始終關注小人物的個體命運,無論是《十月的土地》等歷史題材中執守大地的農民,還是《馬凱的鑰匙》《匿名上告》等城市題材中那些仿佛生活在我們身邊的公務員、警察、老師,書寫普通人的困境始終是其小說重要的主題,這也是津子圍一直秉持的民間意識與民間立場。

      《大遼河》同樣是小人物的舞臺,這里沒有所謂的英雄人物,他們是燒炭工,是流放的犯人,是車店的伙計,是一心開辦火柴廠實業救國的時代新女性,是爭吵一生難舍難分的夫妻……這些形形色色、有血有肉的小人物,即便只是大歷史中的渺小塵埃,卻都是津子圍對歷史想象的結晶。值得注意的是,小說中的主要人物都沒有姓名,而是以“二姨”“三哥”“四叔”等親戚稱呼命名,乍一看會讓人誤認為這是一部家族小說,然而小說開篇就解釋道,這些人物之間并沒有家族血緣關系。事實上,津子圍想要強調的是,“從分子人類學的角度,我們同屬于中華民族大家庭”(5)的文化基因屬性。這是一種大歷史觀、大文明觀的體現,超越了以往家族歷史小說的范疇,以具有民間性的超越性視角,將封閉式的敘事轉化為開放式的敘事,每段故事像是河流的支流,最終匯聚為一條象征中華民族奔流不息的長河。

      在8個不同時空的故事中,小說不斷地重復著同一個深刻的文學主題:人與人的沖突。“他人即地獄”,薩特在《禁閉》中的這句經典臺詞深刻地揭示出人與人之間存在著永恒而不可調和的矛盾,借以分析《大遼河》中人物間的關系是十分恰切的。三哥教會了“芥菜疙瘩”燒炭技術,但“芥菜疙瘩”不僅破壞了三哥的炭窯,還誣告三哥謀反;無罪的四叔,在刑部判官用盡手段的哄騙下認了罪;二姨父親為了躲避日本人的抓捕連夜出逃,弟弟“大種馬”趁機以走動關系的名義不斷對二姨母親進行敲詐……除了這些帶有傳奇色彩的故事,遼河兩岸村民的世代仇恨,二姨和二姨夫婚姻中的纏斗,師傅對徒弟(四表哥)的提防和阻礙,也都不再局限于歷史或命運的偶然和想象之中,而是抵達了古往今來現實生活中人與人必然的抵牾。這些虛構卻真實的故事不斷地展示著欲望與命運的沖撞,所揭示的正是個體生存的偶然性和無力感,而這一切的來源,本質上是不可違逆的人性驅使。貪婪、嫉妒、欺騙,甚至自私、傲慢、怯懦、冷漠,這些都是人性的弱點和原罪,然而,津子圍并無意大肆渲染人性的陰暗面,在危機到來的時刻,小說呈現的是這些小人物在渺小與絕望、頑強與希望之間的糾纏掙扎,最后生發出超然的生命力。津子圍想要借此表達的,是普通人為了生存和生活,在愛與恨、善與惡的博弈與和解中,在難以捉摸的歷史變動和命運無常中,所袒露出的人類的復雜性和道德性,描繪生命的詩意與張力才是小說的內在支撐力。正如特里林所說:“對道德特征諸差別的敏感與洞悉才是對待文學所應有的最基本態度。”(6)

      在解剖了人性的桎梏與爭斗之后,津子圍又以一個作家的溫情與悲憫,寫出了人性“善”的光輝一面。“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人性的“爭”是常態,化解這一切的良藥也許就是“不爭”的“善”。《大遼河》有著時下小說并不多見的道德氣質,作家并沒有著意于諸如苦難、仇恨、悲劇等容易吸引讀者眼球的元素,而是用仁義、善良、悲憫等中國傳統人格修養的追求呈現深廣度。中國古代精神傳統的核心,可以用孔子的“仁”來概括,那是圍繞著人與人之關系而特別標示出的“愛人”的至高文化理念。小說中命運最坎坷的四叔和老舅也是最能體現“仁”的人物形象。四叔本就無罪,卻稀里糊涂地成了有罪之人被流放關外,他知道自己是被構陷的,但更多地還是反思自己過往的行為,所謂的“罪”其實是四叔按照嚴格的儒家倫理綱常自我認定的,能符合這個標準的只有至善至仁的“完人”。監獄爆發瘟病,四叔用拔毒刺血的方法救了所有曾經為難過他的人,包括使他蒙冤落獄的主審官肖蘊章,他的“仁”感化了“惡”,獲得了尊重和地位,這就是“善”的力量與價值。老舅則是“義”的化身。車家小嫂在車東家過世后就把老舅一家趕出了門,而老舅并沒有忘記車東家對他的救命之恩以及他對車東家的承諾,一直默默地守護著車家,救了車家小嫂的性命,幫助車家老大成家立業、車家老二改過自新。故事的結尾,老舅沒有貪圖車東家留下來的金銀財寶,而是選擇將它們遺忘在遼河的大水中,這正是一種“不爭”的超越性的價值取向,比起金錢帶來的欲望與原罪,民間的勤勞守正才是安居樂業的根本所在。

      “五四”以來,我們看到太多小說描寫“吃人”的現代性反思,“愛人”的文化傳統逐漸遠去。如今,文藝作品是時候重新點燃國民精神的火光了。習近平總書記說:“文藝只有向上向善才能成為時代的號角。止于至善,方能臻于至美。”(7)《大遼河》正是這樣一部書寫民間傳統道德力量,展現中華民族仁義精神的尋根之作。尋根的實質就是文化與身份認同的問題,身處文化變遷加劇的時代,在傳統與現代的沖突中確認文化價值取向是一個亟待討論的話題,《大遼河》的出現不禁讓我們反思,中華民族“從哪里來”,又要“向哪里去”?要回答這一問題,回到民間,回到地方,也許是一種途徑。

      東北的感覺經驗:紀實與虛構的地方性知識考古

      在時間性和民間性之外,地方性也是《大遼河》最顯著的特征之一。地方性是近年來文學界熱議的話題,《大遼河》的獨特之處在于,它是以非虛構的文體形式呈現出來的地方性知識,在此基礎上又形成了東北的感覺經驗。

      敘事的方式有兩種,一種是紀實,一種是虛構。前者以實錄的方式記錄真實,將時間還原;后者以想象的方式構建世界,創造時間。時下興起的“非虛構”概念介于二者之間,被賦予了文學觀念變革的內涵。“非虛構”以主體介入的方式向讀者展示、分析、評判社會現實,強調的是“真實感”和“在場感”,其精神仿佛人類學的“田野調查”,卻又無需承擔真相的“拷問”,以文學人類學的方式為這個時代的文學提供了“還原”歷史與現實的著力點。

      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寫作,津子圍對小說形式的探索一直沒有停止,《大遼河》無疑是一次小說形式上的自我突破。津子圍將這次寫作命名為“走遼河”,一個“走”字,不僅是作家創作過程中實勘精神的概括,更使小說獲得“非虛構”辨識的存在方式。小說的主線是作家“走遼河”的見聞和感受,走到哪,故事就誕生在哪,故事前后與正文字體作以區隔的筆記,以副文本的形式開拓了故事的第二重空間,也可將其看作津子圍“走遼河”的非虛構敘事,是為“遼河筆記”(8)。“遼河筆記”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一是作家走訪遼河流域的所見所聞,二是有關此地歷史、文化、地理、生態的真實資料,三是對故事講述的補充或拓展。三重內容相互交織,既呈現了對故事背景的宏觀建構,也完成了將遼河作為整體的敘事。在“虛構”與“非虛構”之間,津子圍試圖尋找和構建的是歷史和現實之間的“位移”和“重合”。其實,在小說的世界里,紀實就是一種虛構,而虛構也是紀實的一種,敘述的功能是展現而不是證明,更重要的是作家真正想要借此表達的東西。

      遼河的故事是虛構的事,但卻不是虛構的世情。《大遼河》是津子圍獻給故鄉的文學備忘,作家對故鄉風土的熟稔和眷戀,將小說凝結為一部自然、社會、生命和文明的變遷史,樹立了一座屬于東北地方的精神坐標。“遼河筆記”令《大遼河》超越一般民間敘事的限度,更像是一部史料充盈的“地方志”。這里的“地方志”指的是小說中大量的地方性知識和充滿獨特標識的地方感覺,從中可以看到作家在一個更寬闊自在的敘事空間里,試圖寫出浩瀚歷史中的自然形態。

      “地方性知識”是指具有文化特質的地域性知識。闡釋人類學的代表人物吉爾茲認為,地方性知識是一種來自當地、經過自然選擇形成的穩定的知識符號系統(9)。《大遼河》的創作有著明顯的地方性特征,來源之一就是對東北地方性知識的爬梳與開掘。“遼河筆記”是對正文本的歷史知識補充,從東西遼河的源頭及匯合點、三江口鎮與遼河航運的關系、遼河兩岸生態環境的變化,到柳條邊的歷史演變、紅山文化的重要地位,甚至膨潤土的味道、黏火勺和蒸血糕等地方美食的制作方法,津子圍憑借細致的文獻考古和充盈的文化積淀完成了對遼河流域歷史真實的深描。“遼河筆記”所涉獵的知識想必需要查閱大量的文獻資料,更難能可貴的是,這些知識與故事嚴絲合縫,知識是宏觀的大寫的歷史,故事是微觀的小寫的歷史,宏觀歷史與微觀歷史的結合,構成一部豐富且多層次的東北民間歷史。

      如果說地方性知識是小說的骨,那么地方感覺經驗就是小說的魂。津子圍不放過“行走”的每一處體驗,將“在場性”的感覺經驗展現給讀者,同時融入故事的細微深處。方言是地方特色的顯著標識,也承載著地域文化,總能夠在與讀者相遇的第一時間帶來思維層面的陌生化體驗。東北方言有著獨特的風味——“你瞅啥”“瞅你咋的”——東北話體現了“嚴寒氣候條件下人們的性格,能簡約的簡約,能直接的直接,嘁里喀喳,爽快利落”(10),東北人的性情、精神、氣質和心靈世界體現在字里行間,繪聲繪色。一種語言就是一種認知方式,很多獨特的文化觀念和信息,用其他方言是無法表述的,因而“地方志”的重要性更在于文化層面的傳達。其實,無論是東北話的使用,還是對東北風俗的描摹,本質上都是對東北感覺的傳達,這是由形而下到形而上的升華。

      就像人們常能很快地分辨“京味兒”或“海派”,“東北”也是一種極具地方特色的歷史經驗和感覺結構。如今,東北文學正在形成新的經驗,《大遼河》的價值在于帶來了另外一種想象東北的方法——以河流的名義。在東北文學的版圖上,河流遠不如土地引人關注,津子圍卻“發現”了這條養育了他的母親河,“決定創作長篇小說《遼河傳》,是因為我想通過寫作來回報養育我的母親河,為遼河留下一點文字”(11),由此我們不難發現,津子圍在《大遼河》中的真實意圖其實是為遼河立傳,或者說,是在試圖為東北地方的歷史文化興衰做文學化演繹,更在此基礎上揭示復雜的人性。可以說,津子圍這一代的東北作家,和“新東北文藝”一代作家最本質的不同,就是對歷史文化的執守和感性,他們并不只關注自己同時代的生活片段,而是將目光投向更漫長、更廣闊的歷史與未來。

      結 語

      《大遼河》是一部無法簡單歸類的作品,無論是以鄉土或城市題材劃分,還是以歷史或現實題材描述,都會把作品的意義窄化。這是一部有著大歷史觀和大文明視野格局的佳作,它沒有局限于一時一地,而是著眼于漫長的歷史時空,站在人類文明共同體的視野審視中華文明的起源和流脈,反思人性原始的脆弱和堅韌的仁愛。《大遼河》也是津子圍創作生涯中的一部總結之書和挑戰之書,無論是對時間的思考、敘事藝術的創新,還是對東北歷史文化的熟稔、對小人物生活的體察,都展示出作家不俗的才能和經驗,更重要的是作家并沒有陷入自我重復的舒適圈,依然尋求自我突破,嘗試跨時空和跨文體寫作,從中我們可以看到一位作家應有的精神氣質與責任擔當。

      注釋:

      (1)(4)(5)(10)津子圍:《大遼河》,第300、304、3、311頁,沈陽,春風文藝出版社,2023。本文所引該作品皆出自此版本,只注明頁碼。

      (2)津子圍:《寫作是抖落時間的羽毛》,《光明日報》2012年7月17日。

      (3)〔法〕熱拉爾·熱奈特:《敘事話語 新敘事話語》,第73頁,王文融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

      (6)〔美〕萊昂內爾·特里林:《誠與真》,第4頁,劉佳林譯,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

      (7)習近平:《在中國文聯十一大、中國作協十大開幕式上的講話》,引自新華網,http://www.xinhuanet.com/2021-12/14/c_1128163690.htm。

      (8)《大遼河》在出版前,大部分章節發表于《芒種》2023年第1期至第7期,標題為“遼河筆記”。

      (9)〔美〕克利福德·吉爾茲:《地方性知識:闡釋人類學論文集》,第90-92頁,王海龍、張家瑄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

      (11)津子圍:《我想用寫作來回報母親河》,《文藝報》2023年7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