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北故事集》：它們在掌心緩緩升溫，直到傳出悠遠的歌聲
遲子建的《東北故事集》讓我想起兒時讀過的一篇童話。牧羊人把橋下?lián)斓降囊桓凉穷^做成樂器的吹口，不想它徑自唱起歌來，歌中講述的是貪婪又兇殘的哥哥竊取了弟弟的功勞并把他推下了橋。如果沒記錯的話，這是《格林童話》里的一篇。
或許各地各民族的故事中都有類似的講法，《聊齋志異》有枯骨感恩托夢送錢財篇章，《日本靈異記》有禪僧死后三年骸骨仍在念經(jīng)的奇事，《小町物語》和《黑甜鎖語》也收錄了尸骨講述生前往事的傳說。《東北故事集》里沒有骸骨，卻有讓人難以忘懷的牙齒和穿越時空的甲片，相比那些童話和傳奇顯而易見的善惡報應，骨頭在此變得神秘而意蘊悠長。
《喝湯的聲音》中哈喇泊的故事來源于一個自稱“烏蘇里江擺渡人”的女子，她那絳紫色的麻布長袍和仿佛閃著磷火的眼睛似乎早早地預示了某種不尋常的存在。事情還要從哈喇泊祖上說起，沙俄軍隊借口義和團在東北蔓延，將孟家屯的華人驅趕至黑龍江邊。在濃煙、大火、砍殺和哭喊聲中，帶著四個月身孕的哈喇泊的祖母只身逃向對岸。這個幸存的堅強女人在刺骨的江水和刻骨的仇恨中咬碎了自己的牙齒，而她的子孫也在重溫這段往事的過程中讓一口漂亮的白牙變得粉碎，無法進食，只能喝湯度日。一百多年前被嗆人的濃煙和血腥味包裹著的“海蘭泡慘案”在遲子建的筆下變成了像風又像流水的喝湯聲，而那傳遞了幾代人的難以丈量和描摹的慘痛經(jīng)歷與刻骨仇恨在小說中具象為一口破碎的牙。遲子建并沒在有限的篇幅與講述空間里試圖詳細地呈現(xiàn)那場持續(xù)了三天的殺戮，相反，她以煙袋鍋、搟面杖、笤帚、筷子、針線、馬鞭等一連串再普通不過的名詞像楔入記憶中的釘子般記述了人們被趕出家園的瞬間，而之后漂浮于江面的鞋子、襪子、帽子、衣裳、包袱皮和算盤則承載起數(shù)以千計的亡靈。
對歷史事件的巧妙壓縮和對幸存者生存狀態(tài)的想象，讓小說由事件本身導向了一段歷史如何被記憶和講述，比如哈喇泊的父親火磨對生兒育女的恐懼；哈喇泊對國境線上航標工的崇拜和對講述那段慘痛往事的癡迷；以及他渴望家族延續(xù)而不得的失落與尷尬……于是，一段遙遠、模糊卻又讓人難以釋懷的歷史便在遲子建的敘述中變得具體、形象而又富有戲劇性。
更重要的是，哈喇泊三代人的經(jīng)歷是以口述故事的形式存在于小說中的。也許我們沒必要糾結“擺渡人”到底是誰或她是否存在，以及她如何知曉“我”與亡妻的情感暗語，甚至也不用驚訝江鮮小館坐著輪椅的老板恰好是哈喇泊前妻張雪的兒子，因為無論以什么樣的方式存在并活動于小說中，他們都將把那段久遠的歷史帶入到我們所在的當下。與其說作者讓“我”在江鮮小館的酩酊大醉中偶然獲得了一個故事，不如說那個撲朔迷離的夜晚正是一段歷史如何以故事的形式被后人記憶并講述的過程。這種意外的收獲就像哈喇泊最終也沒能等到或可繼續(xù)咬碎牙齒的骨肉傳承，但隨之而來充滿絕望的任意漂泊卻讓他的故事有了別樣的活力：“他打魚打到哪兒，就喝湯喝到哪里，他的故事也就流傳到哪里。”
《白釉黑花罐與碑橋》里，被囚禁于五國城的宋徽宗將一把牙齒交給窯工，研磨之后混入釉中燒出一只白釉黑花罐。或許這便是流落異地的徽宗最后的寄托，“這只罐子不能落入金人手里，他的骨頭難以歸鄉(xiāng)的話，有朝一日這只罐子回到汴京，也算歸鄉(xiāng)了”。當然，這是“我”雨夜行船翻入冰冷刺骨的巴蘭河后得到的故事。“我”退休之后在黑龍江各地尋古探幽，免費給人鑒寶，一方面是對收藏的熱愛，另一方面又有對家庭紛亂生活的厭倦。在掛掉妻子的電話之后，“我”已沒了尋找殺豬菜館的心情，隨便填飽肚囊，迫切地想要“出去撒撒野”。這才有了巴蘭河景區(qū)里的山莊和河上那條無人看守的木船。
或許與《喝湯的聲音》以“擺渡人”講述的故事?lián)纹鹦≌f的主體不同，《白釉黑花罐與碑橋》有著非常強的現(xiàn)實存在感和生活邏輯，這也就讓“我”走向巴蘭河翻船之后的那個世界有了十足的動力。主人公落入巴蘭河固然是小說展開白釉黑花罐和碑橋故事的重要契機，但相比“擺渡人”不愿被打斷講述所帶來的傾聽者的沉默，“我”與白釉黑花罐和刻著“佶”字的青石碑之間的距離似乎變得更近。“我”更加有力地介入到窯工和擺渡女的講述之中，這不僅僅是主人公以之掌握的史料與他們講述的故事之間的對話，還有穿梭于兩個世界的長脖老等(民間對蒼鷺的俗稱)與“我”之間那重充滿命運意味的關聯(lián)。
遲子建在此展現(xiàn)了對小說從故事主干到細枝末節(jié)的強大掌控力，那些將要被講述的歷史碎片不是穿插于故事之間，而是與一個有著當下生活世俗困擾的“我”的情感、行動經(jīng)緯交錯細致緊密地編織在一起。整部小說不像套娃那樣在有限的空間里展示著巧妙的故事容量，而像精工細作的錦緞在絲線的往復間融會出令人驚嘆的畫面。盡管遲子建把“我”落水之前的片斷與“我”在醫(yī)院中醒來之后的故事叫做“楔子”和“還是楔子”，但它們本身對“上半夜”和“下半夜”的參與程度卻不僅僅限于某種故事情節(jié)上的導引。就像因為母親常將“我”比作婚姻中的長脖老等而逃避似地掠過了那只受傷的蒼鷺，卻未曾預料這只不斷跌落的大鳥于冥冥之中引導著司機夫婦發(fā)現(xiàn)了躺在河邊的“我”，而這恰恰應和著擺渡女那句“不救生靈的人，要是生靈救了他，豈不白活一世”。
因此，在故事的引導與傳遞之外，小說還包含著更為深沉的生命與靈魂感悟，它所要處理的也不僅僅是歷史如何在時間中延續(xù)的問題，更有對人與自然萬物、與整個外部世界如何相處的思索和追問。或者這根本就是一回事，正如小說結尾那只白釉黑花罐在長脖老等(民間對)的目光中驚奇現(xiàn)身，所謂時空的間隔與善惡報應也許只在于人的內心。
“他暈厥在馬車上的最后一刻，看見的是馬鬃毛揚起后如灰云一樣飄拂，聽到的是車輪下甲骨赴湯蹈火般的吶喊聲。”這一瞬間大概就是《碾壓甲骨的車輪》故事生長的元點，它讓小說向著兩個方向分頭開去，一面是近百年前的旅順，由鹽莊馬夫李滿的離奇經(jīng)歷引出了包含著繁雜歷史細節(jié)的羅振玉和他失散的甲骨，一面是“我”執(zhí)意奔赴的旅順，“我”在這里結婚、生子、經(jīng)歷人生的起伏與親人的離散。
但不論哪個方向，故事似乎都是走向了謎團，駕車碾過甲骨的李滿連遭厄運，似又殃及后人，但命運這種事向來無道理可講；為了解開心結的李貴離家出走，卻又將妻子拉入了另一重迷霧。為了故事情節(jié)的層層推進，小說固然蒙上了一層懸疑的色彩，但無論是數(shù)十年前多重關節(jié)的詭秘聯(lián)結，還是隱于貪腐案件背后的神秘人，乃至賀磊被砸成植物人以及他保險柜里李貴的手機，種種講述、暗示與推演其實都與所謂的真相沒有太大關聯(lián)。那些遙遠的因果報應、恩怨情仇與眼下的離散、駐守、糾纏和尋找在小說的講述中兜兜轉轉最后匯聚于同一個追問：“誰是誰的罪人，誰又是誰的恩人呢？”
或許這個無解之題就像小說結尾“我”在羅振玉舊居的電線桿底部發(fā)現(xiàn)的兩片銀杏葉，“像一只張開翅膀的金蝴蝶，謎一樣地闖入這個陰冷迷蒙的冬夜”。在很多時候，追問的過程就是我們接近歷史、辨識現(xiàn)實的方式，《碾壓甲骨的車輪》自是無意給出某個清晰的答案，但它經(jīng)由破碎的甲骨在充滿玄機的歷史與同時具備確定和疑惑的現(xiàn)實之間勾連起一種追問和認知的可能。
在近些年地域書寫的熱潮中，遲子建的《東北故事集》無疑為天寒地凍飛雪漫卷的東北提供了另外一種文學的面相。她在堅硬如冰的生活里發(fā)現(xiàn)了遙遠、闊大、帶著溫度的歷史與故人，在漫天飛雪的嚴冬里看見了“山嶺間深沉的水流，青草上晶瑩的露珠，劃過長空的飛鳥，不懼燃燒的太陽，有盈有虧的月亮，踏著泥濘的野鹿，迎風斗雪的蒼松，耕田的牛，負重的馬，洄游的魚”。也許遲子建永遠不會為了某個答案或某種意志寫下咄咄逼人的故事，哪怕她手里握著冰冷的牙齒或破碎的甲骨，它們將在掌心緩緩升溫，直到傳出悠遠的歌聲。
（作者為吉林大學文學院教授，吉林省作協(xié)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