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陵：何建明報告文學與“國家敘述”
摘要：
中國報告文學因更具緊跟時代腳步的品質，所以更早地意識到“國家敘述”時代的到來，也更快地通過自己的創作和優秀作品，實現向“國家敘述”的轉化。其間，何建明的報告文學顯然更為突出，更為典型，才會讓評論家們把注意力集中在這個方向上。抓住了“國家敘述”就抓住了何建明報告文學的敘事特質，也能梳理出何建明報告文學創作對“國家敘述”的探索發展過程的線索。
關鍵詞：
何建明；國家敘述；問題導向
任何一個國家，都有一個怎樣表述國家的歷史、國家現實的問題；任何一個民族，也都有怎樣表述民族的歷史、民族現實的問題。把國家故事講出來了，把民族故事講出來了，大概就是國家敘事和民族敘事。如國家的“正史”，民族的“史詩”，都可稱為國家敘事，民族敘事。不同的歷史時期，不同的時代，國家敘事和民族敘事也呈現不同的樣態，不同的特質，不同的側重。有時候，國家的敘事顯得更突出；有時候，民族的敘事更為需要。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國家敘事和民族敘事，同等重要。一個描述國家發展進步的歷程，一個描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程。二者融為一體，打開了一個民族國家建設自己的現代化，融入世界文明進程的不可估量的巨大空間，創造了中華民族為人類文明進步作出自己貢獻的歷史和現實條件。把這些關系，理順了，講清楚了，就是文學的“國之大者”，就是國家敘事。
“國家敘事”這個概念變為文學思想表述中，多為“國家敘述”。一個落點在“事”，一個落點在“述”，本質上卻是一樣的，也經?；煸谝黄鹩?。近年來，文藝思想越來越重視“國家敘述”，越來越重視站在中國敘事和中華民族敘事的思想層面上去評估文藝態勢，評論文藝作品，逐漸建立起文藝國家敘述的思想意識。不過，在文學理論尤其占有理論主流位置的小說理論的描述上，還是鮮用“國家敘事”“國家敘述”這樣的概念。小說評論家們看起來更愿意，也更普遍沿用“啟蒙”的思路和相關概念。這可能是小說理論更重視的普遍的人性價值，更注重“人性”與“國家”“民族”之間的矛盾沖突鴻溝。
好在報告文學對“國家敘事”“國家敘述”抱以歡迎接受的態度，雖然還是有評論家嫌這些詞有點“大”。中國報告文學理論還沒有像小說理論那樣形成嚴密的概念體系，還沒有像小說理論那樣建立了自己的“敘事學”，所以接受新的思想新的概念也就少了許多心理負擔，少了許多門檻，多了一些空間，多了一些機會，也多了一些積極主動性。
我們注意到，幾乎所有的評論家在討論何建明作品時，都曾使用，甚至不斷使用這個概念，都非常贊同用“國家敘述”這個說法。這樣的概念表述傾向更像是讓何建明獲得一個“獨家”的理論優勢，更突出何建明報告文學作品的成就，突出和夯實了他作為中國報告文學一個先鋒者領軍者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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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評論家馬娜描述，“在2008年11月13日的《文藝報》上刊登一篇題為《30年：一個作家的成就和一個文體的成熟》的文章中，何建明在接受記者采訪時，第一次在總結自己創作經驗時，提出了‘國家敘述’這一概念”。[1]在這篇采訪錄里，何建明補充道，“這個時期作品多數是如評論家所說的具有‘國家敘述’的特點，它們題材大，結構恢弘，敘議兼長”。2009年，何建明在接受《文學報》記者的采訪時，更加明確了一個創作者心中的“國家敘述”的內容：“評論家們把我的寫作形態總結為‘國家敘述’，意思是我的多數作品通常是寫大事件，大背景，都是國家利益的高度在敘述，其影響和意義也是在國家與時代層面上的”。[2]而創作了報告文學《國家》后，何建明說：“‘國家敘述’是我的報告文學創作的主要風格。這部以《國家》為題的‘國家敘述’，可以說是我一向秉承的創作風格的一次具有新的標志性意義和堪稱‘非常痛快’的敘事過程”。[3]近年來，何建明又進一步說明：“中國‘擺脫貧困的斗爭’，看似是中國人自己的事情，實際上是中國為世界減貧事業貢獻的一個中國方案，中國經驗。這是我心中的‘國家敘事’”。[4]
何建明的看法顯然影響了評論家。評論家丁曉原有力地支持了何建明的思路：“所謂國家敘事，就是站在時代全局的高度，從現實社會和過往歷史的存在中，先取有關國是大端，具有重大社會影響和價值和題材進行敘事。國家敘事是對大題材所作的具有大氣象、大主題的一種宏大敘事。報告文學文體與國家敘事之間具有某種關聯。這是一種拒絕私人化、具有鮮明的社會特質的寫作方式”[5]我們從這段話里可以捕捉到理論家傳遞出來的信息：
一、“國家敘事”寫的是“國是大端”；
二、“國家敘事”是一種宏大敘事；
三、“國家敘事”拒絕私人化寫作；
四、“國家敘事”與中國報告文學的聯系。
這些信息雖然是評論家個人的看法，卻也真實反映了當時報告文學評論家們對“國家敘述”這個概念定義內涵外延以及范疇的基本把握。除了內涵的揭示外，丁曉原先生還特別注意到當代文化的變化對“國家敘述”的影響：“‘國家敘事’并不是一種嚴格意義上的科學定義。它只是對創作題材選擇，主題表達等現象特征的一種可以意會的描述。國家敘事關聯著文學主題的寫作，而主題寫作則源于主題出版”。[6]這看似指“國家敘事”的泛化，其實是講“國家敘事”與國家意識形態的深刻關系，讓“國家敘事”回到原義。也就是說，這是一種國家的文學表述。
評論家余三定更傾向把何建明所有的創作都看作是“國家敘述”。作為第一部何建明專著的撰寫者，他的《何建明評傳》開了何建明學術研究的先河，具有開拓性意義。這部研究專著于2014年出版，系統研究了之前何建明的報告文學創作。雖然，何建明的新時代報告文學創作更為重要，更值得研究，但我們注意到，直到今天，還沒有出現另一部何建明的專著，把何建明學術系統研究持續下去。僅這一點，我們就應該對余三定先生的工作給予高度評價。這部專著用相當篇幅討論了何建明作品的“國家敘述”，第一次較全面把“國家敘述”的內涵詳細展開，應用在何建明報告文學研究上。他認為，“何建明‘國家敘述’，大都緊扣時代熱點取材，涉及國家的經濟問題、教育問題、‘三農問題’、‘城市發展’、國家大事，國家天災、政治意識形態等宏大題材。這些題材內容如果串聯起來，可以構成我們最近30年來國家社會發展變遷的一部生動的歷史變化史詩”。[7]在余先生看來，何建明所有的報告文學創作，都應該屬于“國家敘述”，都帶有“史詩”的品格，我們更可以注意到，余先生的觀點與我們普遍認識到的“國家敘述”有所不同，或者說有所深化，那就是鮮明的問題意識。他認為何建明的“國家敘述”除了宏大題材外，其實要面對的是尖銳復雜的現實矛盾所表現出來的社會問題?？磥砜梢赃@樣解讀，從“國是大端”入手，看的是社會問題。從余先生對何建明作品主題的研究看，他對何建明作品的問題意識研究更為偏重，更有心得。他對何建明作品揭示社會問題的能力評價更高一些，也就把何建明“國家敘述”的重心向這個方向傾斜。
具有新銳意識的評論家馬娜在評論何建明的《國家》時，率先注意到了何建明的書寫給“國家敘述”注入了新的思想。她一開篇就寫道：“‘國家敘述’對今天的中國文學藝術創作者而言，是日益強大的大國崛起過程中帶給我們的一條必經之路，也是必由之路”。[8]文章提醒我們從“大國崛起”的現實中去看待何建明的創作，以此來更動態地認識“國家敘述”。在此前提下，她進而認為：“樹立‘國家敘述’的創作意識，建立‘國家敘述’的藝術追求，就當成為中國文學藝術創作者的一種使命和責任，因為中華民族復興的時代已經到來，我們的文學藝術怎能一直懷負弱國、窮國心態呢？”[9]
幾個關鍵詞放在一起，如“大國崛起”“弱國、窮國心態”“必經之路”“必由之路”等，我們馬上可以連起一個基本思路，一百年前，也就是中國現代文學的啟蒙時代，中國報告文學的發端時代，國家仍然是一個積貧積弱的國家，經過這一百年的人民奮斗，進入改革開放時代，國家總算抓住了發展的機遇，崛起的機遇，中國在世界的地位正在提高，大國自信正在強化，大國責任正在承擔，大國話語正在形成，也就是說，國家敘事、民族敘事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這樣一個時代，我們作家的站位，我們作家的心態也要和國家發展同步，進行更新。評論家在提醒我們，崛起的“國家敘述”與窮弱的“國家敘述”完全不同，我們需要的是什么樣的“國家敘述”？從動態變化的角度看何建明的“國家敘述”，會不會更有新意？
中國文學何以需要“國家敘述”？中國報告文學何以需要“國家敘述”？這是一個問題。積貧積弱的時代，“國家敘述”確實無從談起。反倒是“民間敘述”“知識分子敘述”更為活躍，反“國家敘述”更具革命意義。百年前，一批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為國家強盛，人民解放組建了先進政黨——中國共產黨，經過浴血奮戰，黨領導人民建立了新中國，改變了國家積貧積弱的命運，開始建構自己新國家的話語，有了自己的人民的“國家敘述”?！皣覕⑹觥币操x予中國文學新的氣象，產生了一大批帶有新中國“國家敘述”特質的優秀作品。如《創業史》《暴風驟雨》《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紅日》《紅旗譜》《紅巖》《艷陽天》。
可惜的是，文學“國家敘述”剛剛展開，剛剛取得成果，就因“文革”的到來而中止了?！拔母铩焙蟮闹袊膶W可以從任何方面確認成果，但從“國家敘述”的層面看，中國文學倒是在一定程度上復歸了批判現實主義，并且繼續在復歸，而這種復歸實際上遠離“國家敘述”，或者說與“國家敘述”不同軌道。批判現實主義，看上去很有道德力量，人性力量、批判力量，卻很難抹掉“啟蒙主義”長長的歷史陰影。需要“啟蒙”就是知道自己的虛弱，需要向強國學習。如果持續需要“啟蒙”，說明思想文化的“虛弱”在持續，思維方式還沒打破。所以，當國家和人民走強態勢正在到來的時候，中國當代文學顯然遲遲沒有接受到時代的信息，還沉浸在通過“啟蒙”復歸來提振自己的思想和精神。這種心態，作為真實的存在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很難接受“國家敘述”，也阻礙了文學思想的思維向“國家敘述”的有效轉化。
進入新時代，當代中國文學的“國家敘述”的轉化越來越顯示其緊迫感。一個正在崛起的大國，一個正向現代化強國邁進的大國，一個要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大國，的確需要文化的自信、文化的自覺，的確需要新的“國家敘述”。這是時代交給中國文學的理論課題、現實的任務，思維的變革，藝術的創新。
中國報告文學因更具緊跟時代腳步的品質，所以更早地意識到“國家敘述”時代的到來，也更快地通過自己的創作和優秀作品，實現向“國家敘述”的轉化。其間，何建明的報告文學顯然更為突出，更為典型，才會讓評論家們把注意力集中在這個方向。抓住了“國家敘述”就抓住了何建明報告文學的敘事特質，也能梳理出何建明報告文學創作對“國家敘述”的探索發展過程的線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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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何建明早期作品《共和國告急》，就可以找到他思想進步的軌跡。同樣是國家地礦題材，《部長與國家》首先已經換了一個視角，不再停留在一般的“告急”思想層面上，而更多看到國家的發展和進步，形成了自己的問題意識，也就是國家的意識。其實，《部長與國家》反映的問題比《共和國告急》還著急，還重大，事關國家的生死存亡。其次，作品也不光停留在一般的“人性”思考，“人性”批判的思想面上，而是更深層次地出現了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在自己前進道路上的困難。這種困難并不是“人性”問題，而是國家民族人民的生存發展問題。第三，與《共和國告急》相比，這部作品人物的焦點不再是那些要錢不要命的人們，也不是那些與商家勾結，出賣國家利益的壞官貪官，而是一個共和國的真實的英雄。他的性格沒有小說人物那種多重性，復雜性，多義性，卻寫得頂天立地，性格剛硬，有血有肉。第四，可以看出，此時的作家，雖為知識分子，卻少了許多“憤青”的意氣和火氣，更無“公知”那種自我與傲慢，而多了對國家、對民族的敬畏，對英雄的仰慕。雖然還不能說這部作品完成了“國家敘述”，但卻能看到了作家創作的“敘事”方向。也許，這部作品的創作，預示著何建明突破“問題報告文學”的格局和思想局限，向“國家敘述”的成功轉型。
創作《我們可以稱他為偉人》《江邊中國》《我的天堂》等“三農”題材作品，何建明使自己的“國家敘述”的理念得到進一步夯實和拓展。在他的筆下，農民不再是成群結隊打劫國家礦山的暴民，也不是不顧生死，一心發財的淘金者，而是通過誠實勞動致富發家的勞動者。在他筆下，鄉鎮村的干部也不再是欺上瞞下，滿腦子歪點子，不走正路的，想著成立“采金隊”，把國家財富變為己有的“錢把頭”，而是有能力帶著廣大農民走共同富裕道路的領路人。作家不再一味從批判的層面揭示“三農”問題，也不一味譴責農民群眾，而是從他們的問題里，更多地看到農民致富發財的正當性，看到他們為創造自己美好生活的正當性，看到他們思想發展的正當性。他的作品，不光帶著知識分子的情懷，更帶著對農民的濃厚感情。這種轉變并不意味著作家問題意識的弱化，而是表明作家思想的深化，表明作家更正確，更準確思考“三農”問題?！叭r”問題說到底就是農民的問題，根本上也是發展問題、民生問題。破解發展問題，還是要從發展和民生去入手，用發展推動發展自身的問題的解決。只有發展，“三農”問題才能理想解決。所以，何建明這幾部作品的“發展”主題特別鮮明，也特別突出，表明他的創作思想接收到新時代的信息，正在發生重大變化。
《國家》的創作使何建明獲得了一個歷史性的機會，能夠在新時代正在走來的時候，更加充分認識感知和體悟到一種國家的力量，國家的意志，國家的精神，也使何建明的“國家敘述”得到了一次特別的檢驗。面對突如其來的國際危機事件，國家的應急能力經受了考驗，如此之快就作出了決策，動員了國家相關部門，組成強大的營救力量，從海陸空全方位立體地接應回國僑民。作品生動的描寫了黨中央國務院領導外交部從容應對，有序安排，為前方工作提供強有力的支持的過程，第一次用報告文學的方式展現了新中國歷史上最大的撤僑這個國家行動的復雜過程，第一次生動展現國家最高決策機構的決策細節。要在一周內從幾千公里外的利比亞戰區，把幾萬中國工程人員和僑民撤出來，其復雜性艱巨性不可想象，許多國家也根本做不到，但中國的外交官們卻奇跡般地做到了。其間與處于混亂的利比亞國家機構以及周邊國家的協調工作反反復復，細如牛毛，一不小心，就會觸碰國家利益國家關系的底線，可能就會導致外交應急公關失敗。中國外交官們是怎么做到的，令人不可思議?？梢?，他們不僅和當地國家建立了良好信任的外交關系，也對當地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和人民的風土習俗有深入了解，與當地社會建立了良好的信任關系，才能在這么短時間里，順利實現外交公關。充分體現出中國外交官們的特有的執行力，圓滿地完成了艱巨的國家行動。弱國無外交，國家行動成功背后，一定是要有一個強大的國家。每一個外交官身上，都涌動著這股國家的力量，都是大國的符號；每個人都代表著國家的形象。
這部作品至少讓讀者得到如下啟示：首先是今天的中國，已經是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大國，經濟實力、政治實力、文化實力與百年前的積貧積弱的中國完全不一樣，也與中國改革開放之前完全不一樣，已經融入或正在融入世界大家庭，有了自己國家的話語權，成為一支全球化的和平發展的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力量。其次是在國家力量的強有力支持下，大國外交正在全面展開，我們的戰略伙伴不斷增加，朋友遍天下，特別是在發展中國家，中國以實實在在的支持和幫助，建立了真誠的友好關系，建立了自己的信譽。在我們有困難的時候，他們也會熱情伸出手來，鼎力相助。這種友好關系，除了國家關系之外，更重要的是人民之間的情誼。其三是中國在全世界上樹立起自己的國家民族形象，也使中國居住在海外或在海外工作的中華兒女揚眉吐氣，時時刻刻感覺到背后站著一個可以讓他們依靠的強大的祖國。在他們處于危難的時刻，國家無論付出多大的代價，都會及時伸出“國家之手”，救助自己的國民于水深火熱之中，體現了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對人民的基本責任。這樣的愛護自己人民的國家，也會得到人民的熱愛和支持。人民的支持，人民的力量，是一個國家由世界大國走向世界強國的堅實基礎。
深刻的啟示直接作用到何建明一直探索實踐的“國家敘述”，建立起一個評論家們高度評價的思想支撐，那就是：國家的意識。作家因此打開了自己的視野，也打開了自己的思想格局，能夠從國家“走向世界”的思想高度來審視自己國家現代化發展的現實，審視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審視改革開放不同階段的人民生活和社會變化。這個思想支點的穩固建立，撬動了何建明的“國家敘述”使其登上一個思想藝術的更高的臺階。從報告文學《國家》之后的何建明新時代所有的報告文學以及其他作品的創作，都與“國家敘述”氣血融通，一脈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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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實現報告文學創作的“國家敘述”，必須調整和改變早年問題報告文學的“問題意識”的思想、思想格局和思維方式，促使其向“以問題為導向”的方向轉化。這個進程，由何建明的創作開始發動。問題報告文學的“問題意識”到轉向中國報告文學創作思想的“問題導向”，確實經過相當漫長的反思和實踐過程，直到現在，仍然有不少作家的作品還更愿意固定在問題報告文學的“問題意識”里，完全屏蔽了對新時代信息的接收，而更多的作家仍然在艱苦探索之中，只有少數作家如何建明、徐劍、王宏甲、陳啟文等人意識到“問題導向”比“問題意識”更接近新時代對報告文學創作的要求，也更加符合中國報告文學跟著時代進步的實際，所以他們的創作正在明確地轉向“以問題為導向”。何建明的創作因為有著較長時間的“國家敘述”的實踐，“問題導向”轉化也就更自覺，更堅決，更順暢。
現在看來，問題報告文學的“問題意識”更傾向從知識分子的“自我”的立場出發，從社會精英的觀點出發，去面對改革時代的社會新現象，新問題，新矛盾。其間不泛見識，不泛良知，不泛尖銳，也不泛深刻。但個人化的立場，看問題的思想仍然有局限，格局仍然有局限，境界也仍然有局限。因此，問題報告文學的“問題意識”也帶著這樣的局限，或者可以說，問題報告文學的“問題意識”只停留在“問題”上，停留在光報告社會問題層面上。
而“問題導向”更加支持和鼓勵報告文學作家從現實生活中去發現“問題”，揭示問題，更加支持和鼓勵去在人民實踐斗爭中發現解決困局，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與途徑。中國改革向前發展的特點就是，越是向縱深發展，困難越大，問題越多，辦法越難找。解決一個問題，可能會產生更多的問題，激活更多的矛盾。沒有秘訣，沒有一勞永逸的解決方案，只有不斷探索，不斷發展，不斷創新的辦法。也許，這就是社會發展進步的基本規律。因此，報告文學發現“問題”并不難，難的是看到問題的本質，找到破解矛盾，解決問題的歷史力量、時代力量，社會力量，進步力量。以問題為導向的文學思想，就是要讓作品看到發展的現實，反映這樣的力量，導向更真實、更實在的現實。如同樣對待“三農”問題，問題報告文學“問題意識”就會像小說那樣，只看到農村空心化，看到土地的荒蕪，看到人性的淪喪，道德的崩塌，人道的危機。而“問題導向”則導向積極的一面，導向中國農民“擺脫貧困”的偉大實踐，讓我們接收到鄉村傳遞出來的振興信息，看到美麗的新時代正在向我們走來的現實。
何建明以問題為導向的思維方式給報告文學創作提供了經驗。他的《那山，那水》，看上去只是寫余村的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的關系，實際上這只是露出問題冰山的一角。作家肯定掌握了大量材料，反映著這種關系之間尖銳的矛盾沖突。在中國許許多多地方，這種矛盾通常無法協調，也協調不好。發展經濟，就會帶來環境惡化；治理環境，經濟發展成本加大，就業也跟著出現壓力，經濟就立刻出現滑坡。到底是就業吃飯重要，還是生態環境重要。這個矛盾，看上去根本無解。但是，我們的新時代，就是要在這種看上去無解的“死胡同”里，找出破解的方法，找到出路，創新出一條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共贏的路子來。作品從“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這句通俗易懂的話語中，明白了一個道理，吃飯和環境同樣重要，一個也不能少。由此，看到了希望，看到從根本上改變過去經濟發展的方式，調整原有的經濟模式，就能重新理順經濟發展與生態保護的關系，破解時代的難題。于是，作品從那山那水看到了新的發展方式，看到新時代到來的曙光。中國的實踐也為世界破解人類發展的難題提供了可行的中國方案，也是世界走出生態困境的希望。這樣的認識，一般作品很難達到。這就是《那山，那水》的“問題意識”，更是作品的“問題導向”。這部作品唱出新時代的主旋律，唱響時代的強音，意義就在這里。
何建明在創作《大橋》時的“問題導向”也非常鮮明。一座宏偉的建設工程，反映著我們時代經濟發展的奇跡，一般作品能把這個主題表達清楚，就是一部好作品。但何建明顯然不滿足于此。對于一個完全掌握“國家敘述”思維規律和表達方式的作家來說，他看到“港珠澳”大橋建設的更加深遠的國家戰略意圖。香港回歸祖國以后，實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方針，并不意味著所有問題都解決了。我們與西方敵對勢力在香港問題上的斗爭和較量一直就沒有停止過。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的風吹草動，都會在香港問題上反映出來?！案郦殹币庾R的蔓延，后來發展到可以“亂港”，可以公開與國家叫板，公開叫囂分裂國家，就是國際敵對勢力的圖謀，必須有憂患意識，必須有所防范，必須有所準備。早在回歸前后，有識之士就提出修建大橋的設想，主要還是從三地經濟發展來考慮，在內地經濟發展如珠海發展的重要時期，城市的決策者們有效地推動了這個項目的進程。隨著國家大灣區經濟發展構想的不斷成熟，以及世界大變局的深化，出現了無法預料的驚濤駭浪，這座世界最長的跨海大橋的建設的國家戰略意義越來越突出，越來越顯現。后來的事實證明，這座大橋對國家在香港地區行使國家主權，更有力支持“一國兩制”方式，更好實行“愛國者治港”，對徹底打擊“港獨”勢力，對大灣區經濟格局的創新發展，起到的作用不可估量。可以看出，一座大橋建設背后國家長遠的頂層設計和戰略格局。《大橋》就是在這樣的現實變化中，尋找到作品的“問題導向”，建立起自己的“國家敘述”。因此，我們讀這部作品的時候，時時都能從作家講述工程故事，塑造工程師形象的過程中，感受到國家的意圖，感受到國家的力量，使主題更具時代的內涵和現實針對性。這部作品讀來與其他寫工程的作品不一樣，就來源于“問題導向”“國家敘述”所釋放出來的思想張力。
《我心飛揚——“華虹520精神”紀事》這部報告文學寫的是流淌著“國家血脈”的我國芯片制造龍頭企業華虹集團的創業發展故事，典型的“國家敘述”的作品。中國的崛起，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令世界矚目，也令西方一些敵對勢力恐懼。他們糾集在一起，千方百計，企圖圍堵遏制中國的發展，反映在高新科技領域里，斗爭尤為復雜劇烈。特別是高端芯片制造方面，美國更是利用手中掌握的規則制定的話語權，下狠手阻擋中國發展芯片科技的道路，擺出了一種“大決戰”的態勢。可以說，把“芯片戰爭”推向“白熱化”。
然而，中國人民從來不會懼怕西方的這種威脅，堅決走自己發展的道路，一定要沖破圍堵，跟上世界現代化的步伐，實現中華民族的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中國的芯片制造，就是在這樣的國際背景下起步的，中國領導人提出“砸鍋賣鐵”也要把中國的芯片搞上去。中國的華虹集團勇敢承擔起國家民族的重任。作品正是從國際風云的變幻中，提煉出報告文學的問題導向，看到國際斗爭的尖銳激烈，看到中國芯片科技發展在夾縫中求生的困難現實，看到華虹集團的意志信念，看到了中國科學家和科技工作者們的智慧與精神，夯實了作品的主題方向。這部作品問題導向的提煉為處理國際較量題材的創作提供了重要的示范。當代國際風云的變幻，以及地緣政治結構的不斷調整，國際較量的題材會越來越多，為報告文學開辟了新的寫作領域。因此，把握好問題導向，實現“國家敘述”，將成為這類作品創作成功的基本保證。
實際上，在《復興宣言——來自新時代的上海報告》與《浦東史詩》中，何建明的“國家敘述”已經全面展現，并達到爐火純青的地步。這兩部作品的“問題導向”，更多地放在一座中國國際化現代化特大城市的發展戰略的思考上。這個具有時代思想深度和時代宏大格局的課題，對一般的報告文學作品來說，是無從下手，更無從思考。只有像何建明這樣建立起“國家敘述”思維的作家，才有能力掌控這個題材，形成自己的“問題導向”，提煉出作品的深刻主題?！镀謻|史詩》描寫著浦東的開放，潛在著一個比較“導向”即對岸的上海外灘。一百年前，帝國主義時代的殖民主義者和冒險家們，曾經在這里開辟了一座當時能夠雄踞世界東方的大都市，外灘就是那個時代的象征。而今天的中國人民，在改革開放時代，能否也能建一座現代化的國際化的人民城市，考驗著我們黨，考驗著上海建設的幾代決策者們，形成了所謂的時代之問，中國之問。上海浦東的成功開發，作出響亮的回答。
何建明《浦東史詩》“問題導向”正是直指這些歷史的時代的中國的人民的“問”，是對上海的響亮回答的正確的準確的文學表達。在和“外灘”潛在比較中寫浦東開發，自然是技高一籌，主題格局也比一般作品更開闊宏大?！稄团d宣言——來自新時代的上海報告》則是在更加波瀾壯闊的新時代背景下，描寫上海的經濟社會發展，提煉出指向“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和新發展格局的“問題導向”，更是需要作家這種“國家敘述”的大手筆才能完成大作品。這兩部作品代表著何建明新時代報告文學創作思想藝術的一個新高度，立下了一個新標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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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說何建明找到了自己新時代的寫作風格，不如說他找到了一個實現“國家敘述”的方法。何建明在《國家》的創作中，認為“國家敘述”是他的新時代報告文學寫作的風格。這句話解讀起來，更像是說，他握有一把打開“國家敘述”的鑰匙，可打開“國家敘述”寫作的秘密。對一般的報告文學作家來說，“國家敘述”確實很高大上，可望而不可即。在何建明的新時代創作里，“國家敘述”并不是什么高大上的寫作方法，而是如報告文學評論家馬娜所說，是新時代中國報告文學創作的必由之路。何建明并沒有握有一把什么金鑰匙，也沒有掌握任何寫作的秘訣，事實上，“國家敘述”并沒有什么秘訣，全靠作家探索實踐。如果有什么秘訣的話，那么秘訣就在于實踐。何建明在新時代，以多部重要作品的創作實踐，告訴我們這一點。
梳理了何建明新時代創作的題材，就順理成章地得到一個觀點，“國家敘述”并非完全是題材上的“國是大端”，并非都是大題材。《忠誠與背叛》《革命者》《雨花臺》《南京大屠殺全紀實》也許算個大題材?！赌巧侥撬贰洞髽颉贰对娫谶h方》《浦東史詩》《復興宣言》《石榴花開》也可以算是大題材。可是，像《德，清清地流》《流的金，流的情》《萬鳥歸巢》《我心飛揚——“華虹520精神”紀事》這樣的作品，卻算不上什么大題材，而《山神》這樣的優秀之作，則完全可以稱為小題材，并不起眼的小題材。如果不是作家深入采訪，根本不會被挖掘出來的小題材。而所有題材，無論大小，都能很好地表現出“國家敘述”，都很好地突出了重大的社會主題。大題材有大題材的作用，小題材有小題材的價值，只要能站在“國家敘述”層面上來表達，都有自己獨特的意義，都有創新的價值。可見，題材并不完全決定何建明的“國家敘述”。題材固然很重要，但仍然不是一部報告文學登上“國家敘述”高地的秘密。
一定要從報告文學人物塑造入手，方可找到“國家敘述”的“秘密”，發現“國家敘述”的藝術規律。以問題為導向，為報告文學揭示出時代打開講好中國故事之門的同時，也為報告文學打開了寫好中國人物之門。隨著慢慢走出問題報告文學的一些誤區，中國報告文學越來越明確自己與時代關系的定位，越來越明確自己承擔的時代寫作任務，其中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向社會傳遞我們時代的正能量，或者說，在社會文化如此復雜的今天，自覺突出我們時代的主旋律，反映我們時代的正確的道德觀、價值觀、人生觀。當然，從一部交響樂來說的話，那么除了主旋律以外，非主旋律仍然是一部樂曲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因此，“主旋律”這個詞在這里只是借用，只是比喻。社會矛盾沖突遠比交響樂復雜得多，交響樂是個人創作的，社會則是由整個社會的人組成的。一部交響樂總會有結局，而一個社會我們常常看不到結局，也不知道什么是結局。因此，那些被我們稱之為主旋律的先進思想、進步理念以及優秀傳統文化，就起著積極的引導作用，讓社會有了方向。而社會英模人物，正是一個社會進步方向的代表。他們身上凝聚著時代的創造精神，現實的道德力量和傳統文化的傳承基因，是我們當代社會最需要的正能量。寫好時代的英模人物，是中國報告文學新時代的最重要的任務，或者可以說，寫好了時代英模人物，中國報告文學才有資格邁進新時代。
過去一個時期，報告文學因反映社會的正能量，寫積極的社會生活，被小說評論家稱之為“報告文學腔”，認為這樣寫將導致報告文學“死亡”。幸運的是，中國報告文學終于沒有按小說評論家那樣改掉所謂的“報告文學腔”，充當“現實批判”的角色，否則，真的就會“死亡”了。離開了時代要求，離開社會的需要，離開了英模人物的描寫，就等于割斷了報告文學的時代生活與社會現實的聯系。小說也許還能存在，還能找到存活的機會。報告文學則一天也存在不下去了，就找不到存在的理由了，一點機會也沒有。
講好中國故事，一定要塑造好新時代的英模人物，一定要贊美現實的英雄和禮贊時代英雄精神，這也是報告文學“國家敘述”的出發點，更是“國家敘述”要達到的反映生活的藝術目標。寫好新時代的人物，塑造新時代形象，中國報告文學就能走出困境，找到思想藝術創新的突破口。何建明新時代報告文學創作起到了實實在在的示范作用。他探索實踐的“國家敘述”，不僅成就了自己，也成就了中國報告文學。某種意義上說，他打開中國報告文學邁向新時代的一扇門。
5
所有的報告文學都采取“第一人稱”進行敘述。多數作品看上去把“我”隱去，實際上只是把“我”放在讀者看不到的位置，讓讀者誤以為是第三人稱敘述。其實，仍然有一個隱蔽的“我”在起作用。報告文學屬于非虛構性文學，不需要對人稱過于講究。而為數不多的作品則把“我”擺在讀者看得見的位置，甚至把作家的創作思考過程也清晰地表達出來，以便于讀者閱讀時增加親歷感、介入感、參與感。一般說來，成名的報告文學作家更樂于使“我”出現在作品敘述較為顯著的地方，更愿意通過“我”使作品標上作家鮮明的個人印記。而對于正在學習和適應報告文學寫作的成長型作家來說，選擇把“我”隱蔽起來，使敘述看上去更加客觀，可能是更為明智的選擇。
是隱蔽的“我”，還是彰顯的“我”，取決于作家的寫作個性和敘述風格。不過，就現實情況看，只有積累豐富的報告文學寫作經驗，具有相當高超的文體控制能力，建立起自己的思想格局，藝術個性，有資格追求美學風格的作家，才可以自由地彰顯“我”，否則過度的“我”就是一種寫作的風險。
何建明的作品恰恰有意識地張揚“我”，主動強化“我”的作用。他新時代的每一部作品中的“我”的分量都給得很足，位置都很重要?！拔摇钡膹垞P，在何建明的作品里，扮演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沒有“我”的深度介入和張揚，作品的思想主題就得不到深刻體現。有評論家認為報告文學必須有“我”，不能缺席“我”，實際上并不完全指人稱敘述，而更多地指報告文學的“自我”意識，“自我價值”，并通過“我”的介入來實現具有形而上意義的“自我”。由此，“我”與“自我”之間的通道得以打開。
其實，從文學理論發展史看，這個“自我”與其說是一種文學精神，不如說是更接近小說的精神。在現實主義的小說理論里，“自我”可以看作是一種思想的覺醒，人道的精神，是現實主義文學的“宗教”。而在中國報告文學思想里，“自我”意識則表現為“自我”的轉化，“自我”的超越。由此賦予了報告文學的“我”特殊意義。
讀何建明新時代作品，不難讀出，作品敘述者的“我”，雖為個人，其實已經在產生一種自覺，正在主動意識到超越“自我”。其他文體中的“我”很講究其間“自我”的含量，強調“自我”的價值。而報告文學這個文體的“我”則更重視“自我”的轉化，由個人的生活、思想、立場向社會歷史，向大眾思想共識轉化。具體地說，也就是向“人民”的思想、情感、立場的轉化，強調時代現實生活解構“自我”的價值，而不是“自我”來解構時代現實生活。經歷這個過程，才算超越“自我”。何建明經過多年深入人民生活，不斷改造和調整作家個人的“自我”，從情感、思想到立場、觀點方法，都已逐步實現轉化，因此，他作品的“我”，有資格有能力從時代思想高度、社會現實需要和人民精神表達等方面去帶動作品的敘述。這樣一個“我”是全新的敘述人。
典型的例子數《茅臺——光榮與夢想》這部報告文學作品。無數的當代作家都寫過茅臺，但何建明這部作品問世以后，所有讀過這部作品的人都承認，不會喝酒的何建明可能最懂得茅臺，比那些愛喝茅臺的作家還知道茅臺。所有的作家都站在酒與喝酒人的立場角度贊美欣賞茅臺，而何建明除了個人立場外，更多地動用了作為報告文學作家的“我”去認識把握評價茅臺。他并不從酒寫酒，也不寫喝酒人如何愛酒，而選擇了冷靜的揭示中國第一民族品牌的歷史與成功的密碼，展現了報告文學特有的理性穿透力和思想力量。這部作品出自一個不會喝酒的報告文學作家之手，傳奇般地輕而易舉地從根本上改變了以往茅臺文學的格局與境界。
何建明作品中的“我”是報告文學“國家敘述”的具體執行人。再先進的思想，再進步的理念，都是由“敘述者”去完成和實現的。小說家可以虛構出敘述者，而報告文學無法找到其他敘述者，只有作家自己來承擔。作家本人決定敘述的選擇。何建明選擇了“國家敘述”。“國家敘述”是報告文學的一個具有創新價值的思想藝術表達，也是報告文學新時代的新思維方式，對“敘述者”的要求非常高。作者無論選擇什么題材，是大題材，還是小題材，是經濟題材，還是社會題材，是主題題材，還是非主題題材，都必須真正學習認識黨和國家的大政方針；必須真正能認識國家發展，民族振興，社會進步，人民幸福的時代要求，以及歷史進程的中國現實；必須真正能夠認識到當今世界大變局的深刻內涵，以及國家在這個大變局的戰略方位，總之，作家必須心懷“國之大者”，讀懂國家、民族、人民，讀懂時代和世界。讀懂了，讀透了，目光遠大了，思想深邃了，就自然掌握“國家敘述”，“我”與“國家敘述”之間的矛盾與障礙自然得以消除，就能互為關系，互為支撐。
由此，我們會注意到，“國家敘述”的實踐，大大夯實了“我”的幾個基本的品質：一是“勞動”的品質。作家是文學界迄今為止唯一的全國勞動模范，深知勞動的偉大，勞動精神的寶貴，勞動對我們國家民族的實力和競爭力的重要性。進入新時代，他以別人無法企及的勞動強度，完成了30多部作品的寫作，其數量接近他創作生涯前三十年的作品，其思想質量則遠遠超過他以往三十年的作品。可以看出，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是辛勤勞動，艱苦耕耘而來的結果，都是作家勞動精神的體現。勞動出作品，勞動精神出成就。作家的勞動更多體現在我們很難看到的地方，那就是“深入生活”。報告文學創作的基本規律就是“六分跑，三分想，一分寫”。因此，深入生活最重要，比別的文體更重。報告文學作家的本事常常不在寫作上，而在“深入生活”上。有了這個本事，就不愁寫不好報告文學。何建明是創作大家，更是“深入生活”的大家。他“深入生活”的本事來源于他的“勞動”和“勞動精神”——正是這種作家個人品質打造了作品里的“我”。
二是“忠誠”的品質。何建明作品中的“我”是一個有信仰有道德有擔當的“我”。作為一個共產黨員，何建明深知新時代報告文學所擔當的政治責任，那就是忠誠于黨和黨的事業，忠誠于社會主義事業，忠誠于民族和人民。這是一個報告文學作家的基本信仰，更是中國報告文學的基本“黨性”。某種意義上說，報告文學是新時代的“黨的文學”，是新時代的社會主義文學，人民的文學。因此，中國報告文學應該把“忠誠”二字鮮明地寫到新時代的自己的旗幟上。而“我”就是這樣一個旗手。前進的道路上永遠會充滿荊棘，永遠會有問題，會有矛盾沖突。也許，新時代就是新問題時代，但有“忠誠”的“我”，問題再復雜，再尖銳，再劇烈都不會迷失“導向”。
三是“厚道”的品質。這可以看作與“忠誠”有著血肉聯系的重要品質。這不光說報告文學誠懇地忠實于真實的表達，更是指報告文學所承受的現實的種種誤解與委曲。在改革開放進入深水區的相當長時期里，“三農”問題更加突出，城市化進程加劇了社會矛盾的深化，社會財富分配的嚴重落差所帶來的價值觀、道德觀、人生觀等意識形態亂象似乎愈演愈烈。這些矛盾與沖突完全超出了“理性批判”的文學所能把握和承受的范圍，使中國文學面對時代劇烈矛盾而無能為力。虛構文學很機智地找到了退路：回避現實矛盾，繞開現實矛盾，回到“自我”小圈子和避風港里，靜觀等候。但報告文學無路可退，沒有自己的小圈子，也沒有自己的避風港，只能挺在社會矛盾沖突的風口浪尖，繼續履行報告文學的社會職責?；蛘哒f，中國報告文學并沒有意識到需要退縮，需要回避，需要繞著時代走。這可以說就是一種很厚道的品質。我們通常所說的問題報告文學，就是應對風高浪急的現實的產物。雖然我們會反思問題報告文學上的思想藝術局限，實際上同樣應該高度評價的是，問題報告文學可能是當時唯一沒有離開也沒有想離開現實矛盾沖突的中國文學，必然承受著現實的風險，也必然不斷提高被誤解，受委屈的抗打擊的能力。僅這一點，就可以看出，中國報告文學的“厚道”。何建明作品里的“我”，超越了問題報告文學的局限，卻一直保持了報告文學“厚道”的品格。
注釋
[1] 馬娜：《從《國家》看“國家敘述”的意義》，《中國藝術報》，2012年11月5日。
[2] 何建明：《國家敘述和批判精神》，《文學報》，2009年11月5日。
[3] 何建明：《國家》，新世界出版社2018年版，第283頁。
[4] 何建明：《以“國家敘事”書寫百年輝煌》，《中國紀檢監察》，2021年12期。
[5] 丁曉原：《泛政治化的非虛構敘事》，《當代作家評論》，2011年第5期。
[6] 丁曉原：《新時代非虛構國家敘事的審美之維》，《當代文壇》，2022年第6期。
[7] 余三定：《何建明評傳》，重慶出版社2014年版，第181頁。
[8] 馬娜：《從《國家》看“國家敘述”的意義》，《中國藝術報》，2012年11月5日。
[9] 馬娜：《從《國家》看“國家敘述”的意義》，《中國藝術報》，2012年11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