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3-4月《鐘山》《江南》《山花》《湖南文學》《福建文學》： “重建”的憧憬與希望
全球化進程中地區、團體及個體間發展的不均衡，持續加劇著人群的分化，不斷制造著話語權缺失的邊緣者、底層人，并形塑著他們對“弱群體”的歸屬感和認同感。與此同時，一種消除地方性內涵的普遍化、標準化的時空模式，在建構均質、單一的社會評價體系過程中，又不斷形成對個體的擠壓。因而，如何表述全球化時代中個體與群體的復雜關系，已成為當下文學創作的重要問題之一。五大刊物近期（2024年3月、4月）發表的小說，仿佛不約而同地，在對那些渴求獲得話語權的小人物的書寫中，探尋“弱群體”認同的可能路徑。
言語交往的可能性與限度
全球化時代，基于地域、血緣的社會聯系最大程度地被剝離，孤獨的個體不得不直面世界的無限性，并因而總是表現出某種不滿和焦慮。在此背景下，言語交往通常被看作個體間進行思想與情感交流的橋梁，能夠促使他們達成一定程度的理解與認同。王秀梅《奔月記》（《江南》2024年第2期）探討人力資本流動持續加速的時代中，個體的困境和走出困境的可能性。來自不同地方、有著不同經歷的人，在主人公俞樹這里相遇。他們雖是城市的陌路者，卻在言語交往中發現彼此經歷的相似性和生存方式的同一性，從而結為有著微弱聯結的“弱群體”。小說在對他們異于常人的生活態度的描繪中，著力凸顯他們與均質的社會觀念之間的距離和裂隙，并對他們的未來寄以一定的希望。
對“弱群體”來說，全球化的推進，意味著他們生存空間的持續縮小。因而不斷地言說，便也是他們應對困境的一種方式。王文《小說如何療愈》（《湖南文學》2024年第4期）中的兩個人物，通過共同完成一篇小說的方式，逐漸在對自身的言說中，達成彼此間的同情和認可。小說中劉禹希從國外歸來接受“小說敘事療法”的情節，一方面隱喻著全球化時代個體無可逃脫的精神創傷，另一方面則試圖傳達出言語交往在療愈個體心靈方面的重要意義。在此，個體的言說成為他們建構一種“弱群體”認同，從而逃離深淵處境的前提。
然而言說自身的另一種結果，或許是使個體迷失于無限的話語之中。如何在瑣碎的敘述中尋覓真實性和真誠性，是小說中這些小人物所面臨的另一個難題。秦汝璧在《五十九度灰》（《鐘山》2024年第2期）中將幾位來自各地的中年男女置于“封鎖”的空間，使他們在絕望的無聊中不斷袒露內心。隨著故事的推進，那些龐雜的細節不斷被剝離，我們看到，在他們不同的心理創傷經歷中，掩藏著相似的追求純粹之愛的渴望。那些缺乏意義與價值的言語，將每個人心中的真實牢牢遮蔽，使他們回到孤獨無依的精神處境。“弱群體”認同的建構，在此陷入困境。
復歸傳統的期待與難度
面對現實生活的多元、豐富和無限，于有限時空中存在的個體難免感到困惑和彷徨，并因而迫切尋求精神和情感的安定。為此，不少小說選擇“向后看”，將目光投向以情感為聯結的傳統生活。盛可以《建筑倫理學》（《湖南文學》2024年第4期）中，在大都市漂泊多年的主人公萬紫，因與鄉村社會觀念的長期脫節，在返鄉處理親朋關系時感到焦頭爛額。如果說在均質化的社會評價體系中，萬紫因占有更多的財富而相比村民更為成功，那么在情感方面，她近乎一敗涂地。就此而言，小說書寫她的“回歸”和向家人的妥協，便既有對全球化時代人們情感缺失的反思，又體現出將人們走出困境的希望寄托于傳統社會觀念下的“弱群體”的意味。
當然，傳統的根系并不總是直接呈現，對另一些人來說，復歸傳統，且與其他個體達成情感上的共識，并不那么簡單。傅友?！洱堁蹣湎隆罚ā陡＝ㄎ膶W》2024年第4期）中，盡管母親的突然離世帶來“我”身世的謎題，但常年在外打工的“我”，早已于繁雜的工作和標準化的工廠氛圍下身心俱疲，無力再去探尋自身的根系。對此，小說只能在對主人公生活方式的批判和反思的層面上，頗具意味地傳達出這樣的觀念：只有選擇去追尋關于身世的真相，“我”才能在與親朋、鄰里的和諧互動中，獲得某種歸屬感。
不過，在陳小手《遙夜之聚》（《鐘山》2024年第2期）中，真實本身已被看作全球化時代的幻象。在此，個體間的情感聯結，只能于一定程度上抵御現代媒介所不斷生產的無意義信息的侵蝕。小說中“我”做的母親將轉生為手機的夢，便隱喻著人們對全球化的恐懼與抗拒。因此，于“我”而言，不斷閃回的關于父母的夢，模糊了現在與過去的界限，將他們和那個記憶中的鄉村一同從往昔復活——至少在某些瞬間，迥異于現代世界的那種基于傳統社會聯系的生活，于想象中再次降臨。但小說關于夢和想象的表述，實則也內蘊著經由傳統情感聯結來建構“弱群體”認同這一方式的不可能性。
“現代社區”的想象與建構
隨著城市化、工業化和全球化的持續推進，從熟人社會到非熟人社會的發展趨勢愈加明顯地呈現。在此背景下，尋求一種基于匿名社會的情感交互模式，便有著重要意義。這些刊物新作中，不少作者試圖將“現代社區”作為“弱群體”認同建構的場域，并以此開拓人們日漸被擠壓的生存空間。傅鈺棋《帕格尼尼的大幻想曲》（《山花》2024年第3期）講述的是小區女物業經理和獨居女業主互相救贖的故事，并在女性視角的觀照下，探查現代個體走出孤獨處境的可能性。小說在對不同身份、代際、地域的女性及其困境的書寫中，試圖通過小區居民間的社會交往活動，來找到頗具差異的個體間進行對話的契機，從而達成“弱群體”認同。
盡管全球化經由人員的流動性削弱了傳統社區的地方內涵，但同時它也不斷形塑著新的社區空間。許玲《月亮在清晨升起》（《湖南文學》2024年第3期）在大都市的醫院和夜市間，展開敘述那些來自不同地方的普通人的生活瑣事和他們間的聚散離合。這些話語權缺失的底層人物，基于共同的利益關系，在心理上呈現出相似的觀念和認知，從而一致地表現出對“弱群體”的認同。
但恰恰是商業性的凸顯，使“現代社區”的建構內蘊著一種隱憂。即人們在共同利益之下構建的脆弱聯系，仍然難以緩解他們心中的焦慮、彷徨和孤獨無依之感。肖小娜《岔街》（《福建文學》2024年第4期）講述一條商業街上的小商販們辛苦生存的故事。盡管這里的人們如同前現代社會的居民般“親密無間”，然而正如主人公阿木于破產后遠遁而來的經歷所表征的，這些人的生命體驗既大不相同，又難以向人訴說。因而他們始終孤獨。在此意義上，“岔街”這一地理名稱，既表述著“現代社區”中居民生命體驗和情感需求的差異，又象征性地指向“弱群體”內部難以彌合的裂縫。
《鐘山》《江南》《山花》《湖南文學》《福建文學》近期的作品既聚焦于現代生活中被忽視或凝視的群體，關注他們的困境與掙扎，又在敘述模式上探尋新的突破，進而融有深度的內容與有意味的形式于一體，為讀者帶來精神上的啟發和感官上的享受。同時，它們對“弱群體”認同的想象與建構，實則指向全球化時代個體對當下生活的深入反思，以及對“重建”的憧憬與希望?；蛟S可以說，反思一日不止，對這一命題的探討，便遠非完成時，而是仍然召喚著新的回答。
（作者系廈門大學中文系博士生）
